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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人类共同价值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是人类优秀文明价值即人类共同价值的继承者、吸纳者和创新者。同时指出了人类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说是不同的。“普世价值”说存在着非历史、非实践的缺陷和价值霸权的弊端，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价值观是对立的，不利于中国正确处理和把握中西方文明的关系，不利于中国文化向现代的转型。
关键词 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人类共同价值 普世价值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4-0061-05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科学命题。这一科学命题，在当代中国发展史上第一次从核心价值体系的层面上，揭示和概括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体系和价值内容构成，并成为近年来学界研究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热点。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走向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普世价值”的关系成为一个有诸多争议的问题。本文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关系对此作一探讨。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人类共同价值有密切的内在的联系
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独有的价值体系，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完全不同和根本对立的价值体系，不能强调和主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在联系。这种观点妨碍着正确处理和把握中西方文明的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独有的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体现。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又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大道孤立发展的结果。从这一点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既有着社会主义特有属性的一面，又有着人类共同价值属性的一面。
所谓人类共同价值，就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和人的发展过程中形成和积累起来的优秀文明价值成果，这些优秀文明价值成果以各种形式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比如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人权、法治、权力制约等。这些优秀文明价值成果，是人类社会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文化价值，并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发展实践中被证明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共同价值。
说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人权、权力制约等是人类的共同价值，首先是因为这些文明价值成果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提升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明程度的提升，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人权等共同价值起到了解放思想、建构新的社会制度的作用。尽管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追求和实现这些共同价值上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道路、不同的社会体制安排，但其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结果证明了这些文明价值成果属于人类的共同价值。
其次，人类共同价值的存在和形成是由于这些文明价值成果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人类社会在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和艰辛的社会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基础上形成的文明价值智慧。
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既是物质文明价值发展的历史，又是政治文明价值和精神文明价值发展的历史。人类在改造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中不但积累着对自然界的认识，而且也积累着对人类政治活动、精神文化活动的认识，积累着对人自身发展的认识。在艰苦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自由、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价值观念逐步生成、发展、扩大、升华，成为人类社会由野蛮走向文明、由低级走向高级、由黑暗走向光明的强大推动力量。实践证明：哪些地区、国家、民族对人类共同价值认识得早、认识的系统深刻，哪些地区、国家、民族就能够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前列，就能够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而哪些地区、国家、民族对人类共同价值认识的少或拒绝人类共同价值，哪些地区、国家、民族就会发展得慢，就会落伍，甚至被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所淘汰。这原因就在于：人类共同价值反映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的客观规律，它是人类千辛万苦实践并积累形成的人类文明的精华。一个地区、国家、民族努力学习和借鉴人类共同价值，就是向人类的广阔实践学习，就是接纳人类数代历史发展形成的精华。拒绝人类的共同价值，无异于把自己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历史分割开来，无异于把自己的发展自外于人类文明的精华之外，其结果只能是导致本民族文明的退化和落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产物，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性，这是毋庸置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又是人类以往数代优秀文明价值的吸纳者、继承者和创造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人类共同价值是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不是对立、隔绝的关系。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谈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时，特别强调了要学习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文明。列宁认为，不学习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就无从谈起。
人类共同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联系不仅表现在继承、吸纳的关系上，而且也体现在对人类文明价值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并不是一切都从头开始的，也不可能离开人类文明共同价值发展的规律。前人已认识到和发现的文明价值发展规律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财富。学习和遵循人类文明共同价值的发展规律，就能够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立于人类整个文明大厦的基础之上，就会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加丰富，基础更加牢固，建设更加顺利。反之，如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人类共同价值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就必然会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走弯路，就会大大地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的实践证明：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关系，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关系极大。比如对市场经济和法治文明的认识。当我们把市场经济和法治文明等同于资本主义，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对立起来时，我们就会偏离了人类的共同价值，从而极大地影响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再比如：当我们把权力制约的理论等同于资本主义民主、等同于资本主义价值观时，我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类社会权力走向文明的发展规律，无法消除权力高度集中的弊端，也无法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彻底消除权力腐败的消极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上的重大进步，就是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关系，不但接纳了市场经济、民主法治这些人类文明中的共同价值，而且也收纳了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共同价值，并将其载入宪法。
说人类共同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密切的内在的联系，并不是说人类共同价值在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表现和发展就没有差别，就没有历史条件和社会实际的限制，更不是说人类 共同价值在世界各国就没有社会制度的差别，没有民族文化、民族历史传统的差别。就现实发展来讲，人类共同价值在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表现形式是有着重大差别的，更是与一国的社会制度有着本质的联系。以民主法治价值为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主法治的性质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民主法治则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其性质由社会主义制度决定。
二、人类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的不同点
近年来在文化价值观的讨论中，有学者倡导“普世价值”说，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各国都应遵守的最高价值，即“普世价值”，认为中国在文化价值观上不应强调社会制度、民族历史这些差别，不应该以中国特色拒绝“普世价值”。这些学者的用心可能是好的，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上看，“普世价值”存在非历史、非实践等的缺陷，不利于中国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价值中的优秀成果，也不利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
首先，“普世价值”说具有非历史性的缺陷，它把人类文明中的共同价值看成是从来就没有的，这不符合人类共同价值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价值观和价值观念是人类在其自身发展的历史中形成的，并没有一个在人类历史之前就存在的“普世价值”。不仅如此，就像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贫乏到丰富的发展历史一样，价值观和价值体系正是在这样一个漫长而艰辛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一点一滴地形成和丰富起来的。以民主法治价值为例，在古代社会，基本上是以奴隶主专制和封建专制为主的政治统治形式，古希腊社会也只是实行了奴隶制下的民主制。在法治政治方面，古代社会虽然都颁布和制定了法律，甚至也有思想家提出了法律之治的问题，但总体上政治统治、政治文明仍然是以“人治”为主，并没有走向与民主相联系的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民主法治作为人类共同价值只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以后才成为政治统治的基本形式，才凸现了民主法治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即使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由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转向民主法治文明，仍然要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仍然会带有本民族发展的具体形式，并不是像“普世价值”说所认为的，只要发现了这个原理，这个最高价值就能够无差别地、不费力气地实现。
“普世价值”说非历史性的缺陷还表现在，它割断了人类共同价值与各国历史社会发展的联系，否认了由各国历史条件和社会制度所决定的价值观上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我们看到，近代以来由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进而转向信息文明，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是人类文明价值上一次大提升、大跨越。但是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市场经济、民主法制、人权保障等人类共同价值却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的发展形式。就民主法治的具体形式和发展道路看，没有一个国家是相同的。美国不同于英国，英国不同于法国，法国又不同于德国。在亚洲，日本不同于美国和法国，而新加坡、韩国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也不同于先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各国发展的历史不同。而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特别是有着漫长统一历史的中国，其历史传统、历史文化、历史条件决定着中国社会以自己的方式吸收和接纳人类共同价值。
“普世价值”说的非历史性把人类文明价值的形成和发展看成是一个离开本国历史发展的简单过程。“普世”二字所显示的涵义，就是说这种价值观和价值体系是不受历史条件限制的，是没有历史发展过程的，这不符合人类社会共同价值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实际，因此它必然会导致价值观上的简单化和片面化。
其次，“普世价值”说具有非实践性的缺陷，它把人类文明中的共同价值看成是单纯价值观念演变的产物，看成是某个先知、或某些知识精英发明出来而“普照”人类社会、以价值观念来塑造人类社会的过程，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价值观是对立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们的物质文明实践、政治文明实践、精神文明实践，是形成人们的价值认识、价值观念的基础，其中物质文明实践是最根本性的实践活动，是全部人类文明实践活动的基础。这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价值观念的发展水平，从根本上来说是由其物质文明实践发展水平所决定的。
我们看到，在人类的古代社会发展阶段，由于总体上物质文明实践发展的水平低，因之与其相适应建立的是奴隶主专制国家和封建主专制国家。在这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虽然也有公平、正义、自由、平等价值观念的出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仍然是神权价值观、等级价值观、君主专制的价值观。
从十七、十八世纪起，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实践活动发展到了社会化大生产时代，人类社会不但创造了更多的物质财富，同时也促使人类文明价值产生了大转型、大飞跃。市场经济、民主法制、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新生的价值观由社会化大生产的物质文明实践中产生出来，并成为建构新的社会制度的价值观念支撑。
当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世纪后，人类的物质文明实践发展到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科技革命的时代，产生了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一方面，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人类文明优秀价值观的继承，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价值观还处在发展之中。社会主义新型的价值观发展的程度是由社会主义实践水平决定的，这并不能由所谓的“普世价值”来决定。
再次，“普世价值”说有价值霸权的嫌疑，否认了人类社会价值观发展上的多样性和自主性。
当今世界依然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占优势的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民族独立国家进行干涉和围堵的一个基本战略，就是宣扬自由、民主、人权是“普世价值”，认为所有国家都应该无条件地接受西方的民主观、人权观、价值观，如果不接受西方的民主观、人权观、价值观，就是“异类”，就是非民主国家，甚至要以政治、军事等手段对其进行干涉。西方的价值霸权企图在去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授予人选上就是又一次暴露。尽管我们对“普世价值”说不同意，但并不是要拒绝人类文明价值中的优秀成果，这里的关键是要科学区分人类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的不同。
三、大胆自信地吸纳人类共同价值。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能否大胆、自信地吸纳人类共同价值，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否在人类优秀文明价值成果的广阔基础上发展，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否以开放包容的气度从人类优秀文明价值成果中获得充分的营养，使自身获得应有的发展高度。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当前，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新阶段，为了促进科学发展，建构 和谐社会，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引领作用，应进一步加大学习和吸收人类共同价值的力度。这里着重谈一谈，学习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价值上“权力制约”和“法治民主”的理论，努力形成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制约的体制和机制，切实提升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水平。
权力制约的理论是人类社会在长期的政治权力运行的实践中对权力本性的科学认识，是人类政治文明价值中形成的优秀成果。自从国家产生以后，人类社会就形成了有组织的政治权力。任何政治权力都具有支配性、扩张性和控制性。如何防止权力的滥用、专横、腐败，一直是政治学上的重点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难点问题。近代以来，随着人类社会在物质文明上的巨大进步，逐步形成了权力制约的理论，解决权力集中和不受制约的问题，这是人类在政治文明上的一次飞跃。过去我们对国家政治权力的认识偏重于从阶级性上去认识，这是必要的。但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发展的实践证明，仅从阶级性上认识政治权力的性质是不够的，还必须从权力运行的规律上去认识，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政治权力也有一个如何建立权力制约体制和机制的问题。
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看，权力高度集中的弊端是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挫折和失误的重大根源。列宁在晚年曾担心权力高度集中导致不好的后果。他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列宁这个担心被证实了。斯大林时期果然形成了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并且一直难于纠正，这给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由于缺乏经验，学习苏联的模式，建立了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是十年“文革”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幸的是，十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对权力高度集中现象的根源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强调了要通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现在已经承认政治权力必须接受制约，才能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但是在实践中如何推进却是一个难题。党的十六大以来已提出了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的设想，提出了建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制度安排。现在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有效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制约体制和机制的建立。
与权力制约理论密切联系的是法治民主的理论。要制约权力必须从法治民主制度的建立上去制约。法治民主理论指出了政治权力必须由法治来授予、由法治来规范，这就使政治文明由人治走向了法治。我国现在已明确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出党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就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权力高于法治的弊端，指明了法高于权，权出于法，把政治权力规范在了法治民主的框架之中，为根本上解决权力不受制约的问题指明了方向。
总的来看，我国现在正处在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利益协调的困难期。要化解社会矛盾、协调不同阶层的利益，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单靠经济手段，经济层面的调解是难以解决的，必须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其核心是要在建立权力制约的体制机制上下功夫，以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刘之静
关键词 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人类共同价值 普世价值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4-0061-05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科学命题。这一科学命题，在当代中国发展史上第一次从核心价值体系的层面上，揭示和概括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体系和价值内容构成，并成为近年来学界研究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热点。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走向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普世价值”的关系成为一个有诸多争议的问题。本文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关系对此作一探讨。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人类共同价值有密切的内在的联系
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独有的价值体系，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完全不同和根本对立的价值体系，不能强调和主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在联系。这种观点妨碍着正确处理和把握中西方文明的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独有的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体现。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又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大道孤立发展的结果。从这一点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既有着社会主义特有属性的一面，又有着人类共同价值属性的一面。
所谓人类共同价值，就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和人的发展过程中形成和积累起来的优秀文明价值成果，这些优秀文明价值成果以各种形式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比如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人权、法治、权力制约等。这些优秀文明价值成果，是人类社会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文化价值，并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发展实践中被证明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共同价值。
说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人权、权力制约等是人类的共同价值，首先是因为这些文明价值成果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提升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明程度的提升，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人权等共同价值起到了解放思想、建构新的社会制度的作用。尽管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追求和实现这些共同价值上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道路、不同的社会体制安排，但其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结果证明了这些文明价值成果属于人类的共同价值。
其次，人类共同价值的存在和形成是由于这些文明价值成果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人类社会在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和艰辛的社会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基础上形成的文明价值智慧。
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既是物质文明价值发展的历史，又是政治文明价值和精神文明价值发展的历史。人类在改造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中不但积累着对自然界的认识，而且也积累着对人类政治活动、精神文化活动的认识，积累着对人自身发展的认识。在艰苦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自由、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价值观念逐步生成、发展、扩大、升华，成为人类社会由野蛮走向文明、由低级走向高级、由黑暗走向光明的强大推动力量。实践证明：哪些地区、国家、民族对人类共同价值认识得早、认识的系统深刻，哪些地区、国家、民族就能够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前列，就能够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而哪些地区、国家、民族对人类共同价值认识的少或拒绝人类共同价值，哪些地区、国家、民族就会发展得慢，就会落伍，甚至被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所淘汰。这原因就在于：人类共同价值反映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的客观规律，它是人类千辛万苦实践并积累形成的人类文明的精华。一个地区、国家、民族努力学习和借鉴人类共同价值，就是向人类的广阔实践学习，就是接纳人类数代历史发展形成的精华。拒绝人类的共同价值，无异于把自己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历史分割开来，无异于把自己的发展自外于人类文明的精华之外，其结果只能是导致本民族文明的退化和落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产物，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性，这是毋庸置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又是人类以往数代优秀文明价值的吸纳者、继承者和创造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人类共同价值是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不是对立、隔绝的关系。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谈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时，特别强调了要学习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文明。列宁认为，不学习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就无从谈起。
人类共同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联系不仅表现在继承、吸纳的关系上，而且也体现在对人类文明价值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并不是一切都从头开始的，也不可能离开人类文明共同价值发展的规律。前人已认识到和发现的文明价值发展规律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财富。学习和遵循人类文明共同价值的发展规律，就能够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立于人类整个文明大厦的基础之上，就会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加丰富，基础更加牢固，建设更加顺利。反之，如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人类共同价值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就必然会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走弯路，就会大大地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的实践证明：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关系，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关系极大。比如对市场经济和法治文明的认识。当我们把市场经济和法治文明等同于资本主义，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对立起来时，我们就会偏离了人类的共同价值，从而极大地影响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再比如：当我们把权力制约的理论等同于资本主义民主、等同于资本主义价值观时，我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类社会权力走向文明的发展规律，无法消除权力高度集中的弊端，也无法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彻底消除权力腐败的消极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上的重大进步，就是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关系，不但接纳了市场经济、民主法治这些人类文明中的共同价值，而且也收纳了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共同价值，并将其载入宪法。
说人类共同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密切的内在的联系，并不是说人类共同价值在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表现和发展就没有差别，就没有历史条件和社会实际的限制，更不是说人类 共同价值在世界各国就没有社会制度的差别，没有民族文化、民族历史传统的差别。就现实发展来讲，人类共同价值在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表现形式是有着重大差别的，更是与一国的社会制度有着本质的联系。以民主法治价值为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主法治的性质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民主法治则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其性质由社会主义制度决定。
二、人类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的不同点
近年来在文化价值观的讨论中，有学者倡导“普世价值”说，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各国都应遵守的最高价值，即“普世价值”，认为中国在文化价值观上不应强调社会制度、民族历史这些差别，不应该以中国特色拒绝“普世价值”。这些学者的用心可能是好的，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上看，“普世价值”存在非历史、非实践等的缺陷，不利于中国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价值中的优秀成果，也不利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
首先，“普世价值”说具有非历史性的缺陷，它把人类文明中的共同价值看成是从来就没有的，这不符合人类共同价值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价值观和价值观念是人类在其自身发展的历史中形成的，并没有一个在人类历史之前就存在的“普世价值”。不仅如此，就像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贫乏到丰富的发展历史一样，价值观和价值体系正是在这样一个漫长而艰辛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一点一滴地形成和丰富起来的。以民主法治价值为例，在古代社会，基本上是以奴隶主专制和封建专制为主的政治统治形式，古希腊社会也只是实行了奴隶制下的民主制。在法治政治方面，古代社会虽然都颁布和制定了法律，甚至也有思想家提出了法律之治的问题，但总体上政治统治、政治文明仍然是以“人治”为主，并没有走向与民主相联系的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民主法治作为人类共同价值只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以后才成为政治统治的基本形式，才凸现了民主法治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即使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由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转向民主法治文明，仍然要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仍然会带有本民族发展的具体形式，并不是像“普世价值”说所认为的，只要发现了这个原理，这个最高价值就能够无差别地、不费力气地实现。
“普世价值”说非历史性的缺陷还表现在，它割断了人类共同价值与各国历史社会发展的联系，否认了由各国历史条件和社会制度所决定的价值观上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我们看到，近代以来由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进而转向信息文明，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是人类文明价值上一次大提升、大跨越。但是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市场经济、民主法制、人权保障等人类共同价值却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的发展形式。就民主法治的具体形式和发展道路看，没有一个国家是相同的。美国不同于英国，英国不同于法国，法国又不同于德国。在亚洲，日本不同于美国和法国，而新加坡、韩国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也不同于先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各国发展的历史不同。而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特别是有着漫长统一历史的中国，其历史传统、历史文化、历史条件决定着中国社会以自己的方式吸收和接纳人类共同价值。
“普世价值”说的非历史性把人类文明价值的形成和发展看成是一个离开本国历史发展的简单过程。“普世”二字所显示的涵义，就是说这种价值观和价值体系是不受历史条件限制的，是没有历史发展过程的，这不符合人类社会共同价值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实际，因此它必然会导致价值观上的简单化和片面化。
其次，“普世价值”说具有非实践性的缺陷，它把人类文明中的共同价值看成是单纯价值观念演变的产物，看成是某个先知、或某些知识精英发明出来而“普照”人类社会、以价值观念来塑造人类社会的过程，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价值观是对立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们的物质文明实践、政治文明实践、精神文明实践，是形成人们的价值认识、价值观念的基础，其中物质文明实践是最根本性的实践活动，是全部人类文明实践活动的基础。这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价值观念的发展水平，从根本上来说是由其物质文明实践发展水平所决定的。
我们看到，在人类的古代社会发展阶段，由于总体上物质文明实践发展的水平低，因之与其相适应建立的是奴隶主专制国家和封建主专制国家。在这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虽然也有公平、正义、自由、平等价值观念的出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仍然是神权价值观、等级价值观、君主专制的价值观。
从十七、十八世纪起，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实践活动发展到了社会化大生产时代，人类社会不但创造了更多的物质财富，同时也促使人类文明价值产生了大转型、大飞跃。市场经济、民主法制、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新生的价值观由社会化大生产的物质文明实践中产生出来，并成为建构新的社会制度的价值观念支撑。
当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世纪后，人类的物质文明实践发展到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科技革命的时代，产生了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一方面，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人类文明优秀价值观的继承，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价值观还处在发展之中。社会主义新型的价值观发展的程度是由社会主义实践水平决定的，这并不能由所谓的“普世价值”来决定。
再次，“普世价值”说有价值霸权的嫌疑，否认了人类社会价值观发展上的多样性和自主性。
当今世界依然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占优势的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民族独立国家进行干涉和围堵的一个基本战略，就是宣扬自由、民主、人权是“普世价值”，认为所有国家都应该无条件地接受西方的民主观、人权观、价值观，如果不接受西方的民主观、人权观、价值观，就是“异类”，就是非民主国家，甚至要以政治、军事等手段对其进行干涉。西方的价值霸权企图在去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授予人选上就是又一次暴露。尽管我们对“普世价值”说不同意，但并不是要拒绝人类文明价值中的优秀成果，这里的关键是要科学区分人类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的不同。
三、大胆自信地吸纳人类共同价值。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能否大胆、自信地吸纳人类共同价值，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否在人类优秀文明价值成果的广阔基础上发展，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否以开放包容的气度从人类优秀文明价值成果中获得充分的营养，使自身获得应有的发展高度。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当前，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新阶段，为了促进科学发展，建构 和谐社会，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引领作用，应进一步加大学习和吸收人类共同价值的力度。这里着重谈一谈，学习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价值上“权力制约”和“法治民主”的理论，努力形成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制约的体制和机制，切实提升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水平。
权力制约的理论是人类社会在长期的政治权力运行的实践中对权力本性的科学认识，是人类政治文明价值中形成的优秀成果。自从国家产生以后，人类社会就形成了有组织的政治权力。任何政治权力都具有支配性、扩张性和控制性。如何防止权力的滥用、专横、腐败，一直是政治学上的重点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难点问题。近代以来，随着人类社会在物质文明上的巨大进步，逐步形成了权力制约的理论，解决权力集中和不受制约的问题，这是人类在政治文明上的一次飞跃。过去我们对国家政治权力的认识偏重于从阶级性上去认识，这是必要的。但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发展的实践证明，仅从阶级性上认识政治权力的性质是不够的，还必须从权力运行的规律上去认识，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政治权力也有一个如何建立权力制约体制和机制的问题。
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看，权力高度集中的弊端是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挫折和失误的重大根源。列宁在晚年曾担心权力高度集中导致不好的后果。他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列宁这个担心被证实了。斯大林时期果然形成了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并且一直难于纠正，这给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由于缺乏经验，学习苏联的模式，建立了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是十年“文革”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幸的是，十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对权力高度集中现象的根源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强调了要通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现在已经承认政治权力必须接受制约，才能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但是在实践中如何推进却是一个难题。党的十六大以来已提出了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的设想，提出了建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制度安排。现在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有效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制约体制和机制的建立。
与权力制约理论密切联系的是法治民主的理论。要制约权力必须从法治民主制度的建立上去制约。法治民主理论指出了政治权力必须由法治来授予、由法治来规范，这就使政治文明由人治走向了法治。我国现在已明确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出党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就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权力高于法治的弊端，指明了法高于权，权出于法，把政治权力规范在了法治民主的框架之中，为根本上解决权力不受制约的问题指明了方向。
总的来看，我国现在正处在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利益协调的困难期。要化解社会矛盾、协调不同阶层的利益，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单靠经济手段，经济层面的调解是难以解决的，必须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其核心是要在建立权力制约的体制机制上下功夫，以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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