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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20年代潘玉良裸体作画到新时代画家袁运生创作于首都机场的“裸女赞歌”成为改革的风向标，两代画家的“裸体事件”呈现出与政治和时代的微妙关系。
潘玉良：为艺术献出乳房
2010年6月，名为《人体蒋碧薇女士》的“徐悲鸿油画”被拍出7280万元，轰动全国。后经证实系伪作。不论蒋碧薇是否曾为徐悲鸿做过裸体模特，民国时期另一奇女子潘玉良则货真价实做了几十年人体模特，而且是为自己而做。
青楼雏妓出身的潘玉良17岁从良，于1919年进入上海美专。第二年，学校举办师生联合画展汇报展览会，潘玉良拿出的是一幅名叫《裸女》的作品。她刻意突出甚至夸张地表现女人的臀部、大腿和乳房，甚至还有一些大跨度人体动作，似乎是在通过对女性生育崇拜似的造型来强调女性的尊严。
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一个女学生画这样的裸体画很不容易，出自潘玉良之手就更不容易，背负着“妓妾”的身份，令人们看到《裸女》想到的就不再是艺术，而是淫秽。
有一天，她去浴室洗澡，突然眼前一亮，一大群光着身子的女人就这样成了她眼中的艺术素材。她躲在角落里，偷偷画。忽然传来一声尖叫，一个肥胖的女人发现了她。胖女人冲上去就要打，潘玉良落荒而逃。回到家，她突然想，“我自己不就是很好的模特吗？”于是赤身裸体对着镜子描绘自己的身体。
脱去深色调外衣的裸女闭着眼，无畏无惧的舒开身体在我们眼前，像脱去了束缚道德自由的外衣——其名画《舒坦》诞生。
然而，为艺术献身的乳房并不为众人理解。1936年，潘玉良举行第五次个展时，却有人用刀刃割破她的作品，认为她的女体画与她的身份太伤风化，潘玉良于是在翌年二度赴法，从此度过异乡孤寂的40年岁月。
“艺术叛徒”刘海粟与新中国“模特工”
比潘玉良稍早，刘海粟率先在上海美专使用女性裸体模特进行写生，开时代风气之先，写下了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新的一页。
1914年，刘海粟在上海美专开设人体模特写生课，那时在礼教思想极重的中国根本找不到模特。一进画室，用刘海粟当年的话说“无不咋舌而奔”，“还剩一个连哄带骗总算是留住了。”随后，女性人体模特也走进了上海美专的教室。
1917年上海美专举办成绩展览会，一个女校校长大骂：“刘海粟是艺术叛徒，是教育界的奸贼！公然陈列裸体画，太伤风化，非惩戒他不可。”刘海粟与卫道士的斗争一直持续了十余年，1926年，大军阀“五省联帅”孙传芳给刘海粟写信说，“惟中国则素重礼教，四千年前，轩辕衣裳而治”，并“望即撤去”，要求上海美专停止开设人体写生课。
但是，“艺术叛徒”刘海粟却没有给他这个面子，据理力争。孙传芳恼羞成怒，暗中通缉他，最后还是法国领事帮助调停方才作罢。这场风波是在“五四”运动大背景下发生的，得到了蔡元培鲁迅胡适的支持，刘海粟也因为这一事件名扬天下，使得人体模特在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史上首开启蒙之先河。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体艺术创作被严格控制在高校美术专业的基本功练习中，模特是从农村招来的“模特工”，属于工人编制，平时做模特之外也要劳动，晒太阳，否则肌肉会萎缩。
即使这样，1964年“四清”运动时期，文化部在康生等人的指使下，发出了《关于废除美术部门使用模特的通知》。闻一多先之子闻立鹏和李化吉等中央美院教授联名上书，后来就有了毛泽东的批示“男女老少模特，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但这条“没有被公开承认的最高指示”并没有挽救艺术的命运。
袁运生“裸女赞歌”十年：“岂止是亚当和夏娃，人人都想尝尝禁果”
1979年10月，袁运生的作品《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创作完成，画面中出现了三位裸体沐浴的傣族少女，成为当年美术界的一件大事。
海外媒体称：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一幅原本普通的壁画，被赋予了政策风向标的特殊含义，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争议。
尽管《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在创作过程中得到了当时机场建设总指挥李瑞环的支持，“自由度一直保持到最后”，邓小平也来看这幅画并提出：“为什么有人反对画人体啊，这有什么好反对的。” 但在1979年年底，仍有反对者以中国美协的名义给这幅画加了个纱帘，给裸体女子穿了件衣服，到了1982年又用三合板挡上，这一遮一挡持续了十年。
1988年，裸体艺术发展史上发生了一件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一件是《裸体艺术论》的出版，这本书第一版就印了20万册，学术著作成了热门的畅销书。
另一件事是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油画人体艺术大展”，这是中国第一次人体艺术的专门展览，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平均每天有15000人参观画展，三分之一的人有生以来第一次踏入美术馆。”
这其实从某种角度表现了经历过“文革”精神禁锢的整个民族的性饥渴。吴冠中评价说：“岂止是亚当和夏娃，人人都想尝尝禁果。”
1990年9月，北京亚运会前夕，袁运生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被拿开挡板，重新进入公众视野。
潘玉良：为艺术献出乳房
2010年6月，名为《人体蒋碧薇女士》的“徐悲鸿油画”被拍出7280万元，轰动全国。后经证实系伪作。不论蒋碧薇是否曾为徐悲鸿做过裸体模特，民国时期另一奇女子潘玉良则货真价实做了几十年人体模特，而且是为自己而做。
青楼雏妓出身的潘玉良17岁从良，于1919年进入上海美专。第二年，学校举办师生联合画展汇报展览会，潘玉良拿出的是一幅名叫《裸女》的作品。她刻意突出甚至夸张地表现女人的臀部、大腿和乳房，甚至还有一些大跨度人体动作，似乎是在通过对女性生育崇拜似的造型来强调女性的尊严。
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一个女学生画这样的裸体画很不容易，出自潘玉良之手就更不容易，背负着“妓妾”的身份，令人们看到《裸女》想到的就不再是艺术，而是淫秽。
有一天，她去浴室洗澡，突然眼前一亮，一大群光着身子的女人就这样成了她眼中的艺术素材。她躲在角落里，偷偷画。忽然传来一声尖叫，一个肥胖的女人发现了她。胖女人冲上去就要打，潘玉良落荒而逃。回到家，她突然想，“我自己不就是很好的模特吗？”于是赤身裸体对着镜子描绘自己的身体。
脱去深色调外衣的裸女闭着眼，无畏无惧的舒开身体在我们眼前，像脱去了束缚道德自由的外衣——其名画《舒坦》诞生。
然而，为艺术献身的乳房并不为众人理解。1936年，潘玉良举行第五次个展时，却有人用刀刃割破她的作品，认为她的女体画与她的身份太伤风化，潘玉良于是在翌年二度赴法，从此度过异乡孤寂的40年岁月。
“艺术叛徒”刘海粟与新中国“模特工”
比潘玉良稍早，刘海粟率先在上海美专使用女性裸体模特进行写生，开时代风气之先，写下了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新的一页。
1914年，刘海粟在上海美专开设人体模特写生课，那时在礼教思想极重的中国根本找不到模特。一进画室，用刘海粟当年的话说“无不咋舌而奔”，“还剩一个连哄带骗总算是留住了。”随后，女性人体模特也走进了上海美专的教室。
1917年上海美专举办成绩展览会，一个女校校长大骂：“刘海粟是艺术叛徒，是教育界的奸贼！公然陈列裸体画，太伤风化，非惩戒他不可。”刘海粟与卫道士的斗争一直持续了十余年，1926年，大军阀“五省联帅”孙传芳给刘海粟写信说，“惟中国则素重礼教，四千年前，轩辕衣裳而治”，并“望即撤去”，要求上海美专停止开设人体写生课。
但是，“艺术叛徒”刘海粟却没有给他这个面子，据理力争。孙传芳恼羞成怒，暗中通缉他，最后还是法国领事帮助调停方才作罢。这场风波是在“五四”运动大背景下发生的，得到了蔡元培鲁迅胡适的支持，刘海粟也因为这一事件名扬天下，使得人体模特在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史上首开启蒙之先河。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体艺术创作被严格控制在高校美术专业的基本功练习中，模特是从农村招来的“模特工”，属于工人编制，平时做模特之外也要劳动，晒太阳，否则肌肉会萎缩。
即使这样，1964年“四清”运动时期，文化部在康生等人的指使下，发出了《关于废除美术部门使用模特的通知》。闻一多先之子闻立鹏和李化吉等中央美院教授联名上书，后来就有了毛泽东的批示“男女老少模特，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但这条“没有被公开承认的最高指示”并没有挽救艺术的命运。
袁运生“裸女赞歌”十年：“岂止是亚当和夏娃，人人都想尝尝禁果”
1979年10月，袁运生的作品《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创作完成，画面中出现了三位裸体沐浴的傣族少女，成为当年美术界的一件大事。
海外媒体称：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一幅原本普通的壁画，被赋予了政策风向标的特殊含义，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争议。
尽管《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在创作过程中得到了当时机场建设总指挥李瑞环的支持，“自由度一直保持到最后”，邓小平也来看这幅画并提出：“为什么有人反对画人体啊，这有什么好反对的。” 但在1979年年底，仍有反对者以中国美协的名义给这幅画加了个纱帘，给裸体女子穿了件衣服，到了1982年又用三合板挡上，这一遮一挡持续了十年。
1988年，裸体艺术发展史上发生了一件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一件是《裸体艺术论》的出版，这本书第一版就印了20万册，学术著作成了热门的畅销书。
另一件事是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油画人体艺术大展”，这是中国第一次人体艺术的专门展览，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平均每天有15000人参观画展，三分之一的人有生以来第一次踏入美术馆。”
这其实从某种角度表现了经历过“文革”精神禁锢的整个民族的性饥渴。吴冠中评价说：“岂止是亚当和夏娃，人人都想尝尝禁果。”
1990年9月，北京亚运会前夕，袁运生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被拿开挡板，重新进入公众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