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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随着日军战俘的日益增多，八路军总部在延安创办了一所日军战俘学校，校长由1940年春从共产国际来到延安的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人野坂参三（化名冈野进，中国名字叫林哲）担任。教员由从延安各界调来的精通日语的人员和较早转变思想的日军战俘如吉积清、川田好长、杉本一夫等担任。校址就在延安宝塔山上。1941年5月，在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亲笔题词祝贺：“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根据毛泽东的这个倡导，学校制定了“和平、正义、友爱、劳动、实践”的十字校训。
这所学校，先后有四百多名日军战俘在这里洗心革面，正如野坂参三所说：学校办起，就“开始了艰难的改造工作，即要把过去形形色色的军国主义信徒，改造成未来的、为民主和平而奋斗的革命家的工作”。
“换脑”行动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99%来自晋冀鲁豫各个战场，他们被俘后大都经过在前线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的初步教育及生活的体验，大多数人的思想已有所觉悟。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后，更是受到特别的关照。有个俘虏叫渡道俊夫，他在回忆被俘后的情况时写道：
1940年8月，百团大战时，我们中队在晋西北大部被歼。剩下我们受伤的当了俘虏。我当时认为，当俘虏是日本军人的最大耻辱。我日夜担心，八路军一定会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来处死我们。当时，精神上极其苦闷。在医院里，和我住在一个病室的是八路军一二○师的一位战士。他不管自己的伤痛，周到地照顾我。我得了痢疾，他扶我上厕所，帮我倒便器，并把我沾有大便的衣裤，拿到河边洗干净。不久，一二○师师部竟决定送我到延安医院去治疗。过去，我应征离家，离别妈妈、哥哥时，没有掉泪。可是，这次我和这些八路军伤员分别时，却禁不住流下了滚滚热泪。
到了延安，我被护送到城东15里的柳树店，进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生、护士、群众从各方面帮助我。在这里，我认识了一位八路军同志，逐渐地我成了他病室的常客，在他那里吸烟、谈话。有一天，我得知他要去延安城里，就请他带点黄酱来。他一口答应。后来，我听说他竟是八路军的一位旅长，就恐惶起来，赶去道歉。那位旅长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没什么，那是我应该做的。”八路军和日本军队真是不一样。病愈后，我就请求到日本工农学校学习了。
学校教育进程大致分三个阶段。刚到延安为第一阶段，约一个月，对学员进行入学资格审查。然后，进行为期两个月的预科生教育课程，接着实施10个月的本科生教育。学员入学完全采取自愿原则。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时事与日本问题；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讲座；自然科学；特别问题恳谈会；听写及练习中文（文化课）。
随着战俘思想觉悟、理论水平的提高，教育内容也逐步由浅至深。到1942年仅日本问题一门课程就增设25个具体讲座，这些讲座涉及日本深层次的现实矛盾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与轴心国两大阵线相战的症结所在，日本士兵在战争中的切身命运及前途等。上课时，教师一般都用日语讲授，而在讨论时，学员必须讲中国话。有的学员，中国话讲得很差，只好用一半日语，夹杂着一半生硬的中国话参加讨论。
随着新来学员的增多，1943年学校按战俘文化层次和觉悟程度改编了学习组织。1944年10月，《解放日报》曾发表日本工农学校师生自己撰写的《愉快地紧张地学习着》的记实文章，就此问题作过详细报道：
日本工农学校，根据学员的程度及有效学习的需要，把学员组织成A、B、C三个班。A班的大部学员，是最近来到八路军的新同志，其中有今年4月在日军里不堪虐待逃出来被八路军相救的同志。这个班的教师，由梅田照文担任。
A班的教育内容，初步了解社会主义理论，解剖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这个学科，把学员们在日军和日本学校里学的有关的历史神话彻底摧毁了。这中间，讲解了日本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发展到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阶段的；还触及到人类不是神创造的，阶级和战争是怎样发生、发展、消亡的，它的必然性等问题。听了这个讲授，去年来到八路军的福田愤慨地说：“日本国内教的历史，是小孩子需要的，都是反动统治阶级伪造出来的。自己现在才真正弄懂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概念，弄懂了反动阶级的剥削实质和侵略本质。”
B班的程度稍高一些，学员都是来到八路军一年以上的。现在他们正在学习理论上更深层次的有关帝国主义时代政治、经济的分析。教师由能流畅地讲日本话的王学文担任。他教授方法深入浅出，受到学员们的欢迎。
C班是由水平最高的学员组成，主要课目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个讲授，不仅学习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而且联系日本的情况和问题。由精通日本问题，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冈野进亲自执教。现在讲到第七章：俄国共产党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由怎样的战略、战术和准备，实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
除了上述学习内容，还有三个班的共同课程：中国语、常识讲座、时事问题等。时事问题课主要由冈野进讲授。他讲课内容丰富，分析精辟，语言通俗。他联系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的崩溃，讲解社会发展的规律，说明日本东条英机法西斯内阁的必然失败。联系苏联红军胜利的消息，论述社会主义国家伟大力量的源泉等。还把修养、锻炼和“坦白运动”等内容插入讲课中。并且教导学员们如何正确地观察、思考问题，正确地分析、处理问题。学员们对时事问题课有浓厚的兴趣。
除了上述正课，还有各种研究会。最近，学员们正在研究冈野进发表的《中日战争六周年告日本国民》这篇文章。凡加入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同志，目前还要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整风文献》。
一切课程都举行讨论会。讨论不限于教课内容，还要讨论怎样正确地把握、领会问题，如何应用于实际，尽力避免陷入教条主义。
日本工农学校学员，还和八路军敌军工作干部学校的学员，建立一对一的朋友关系。他们不仅相互学习语言，而且学习对方国家人民的思维方法、感情、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等。
1944年新学期开始，由于C班学员毕业上前线，学校把全体学员合并成一个班。这个班以政治常识为主课，以时事问题、常识讲座为副课。
1945年1月6日、7日，学校举行了评选学习模范大会。当选学习模范的条件：一是努力学习；二是把学到的理论，能具体地贯彻于日常生活、工作和生产的实践中。全体学员经过认真评选，最后选出三位同学为学习模范。
一位是一组的春日，他原是日本的大学毕业生，在日军占领区曾从事新民会的工作。1942年被俘后，接受八路军和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解放联盟的教育，初步改变了过去的立场，一面努力学习，一面积极从事汉文、英文的翻译工作。现在他彻底清除了过去蔑视中国人民的民族偏见，变得谦虚温和，学员们都很尊敬他。
另一位是二组的大坂。他工人出身，原来小学还没有毕业。1943年到学校后，提高了文化程度，努力学习理论。
第三位是三组的光江田。他出身商人。在日军时，他深信日本军部的宣传，认为日本的侵略行为是正义的。在学校，他当了学习组长，耐心指导全班的学习。在生产劳动中，他还摇车纺纱。
主持学习模范颁奖大会的是学校教务主任高山进（即川田好长）。高山进1938年到我国华北，不久，就被八路军俘获。1939年到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军工作干部训练班任日语教师，后到八路军军政学院学习。1940年5月，他与森健创建了反战同盟延安支部。1940年10月，他到日本工农学校学习。他代表学校表扬了出色学习和成功转变思想的三位同学，给他们发了奖。许多学员代表上台，表示要向三位模范学习。
优厚的生活待遇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生活供给，在整个陕甘宁边区财经困难的形势下，不仅有保障，而且相对于八路军总部和政府其它部门的生活更优越。
学员中村善太郎（延安时名叫中小路静夫）在几十年后回忆学校当年的生活时说：
我们在延安时，居住的地方很有意思。这里的人由于土质、气候等关系都住窑洞。不仅本地居民，连军队、机关、学校的人员，也几乎都住在窑洞里。我们工农学校的窑洞，是在宝塔山一个绝壁的侧面，往山里挖进宽2.5米、深4.5米左右的洞。五六个学员住一孔，就在这里生活。我们的窑洞六个一排，面向南面的旧市区。最大的窑洞，是教室、图书馆。窑洞的入口，是像日本障子似的白木门，安全问题是不用担心的。窑洞冬暖夏凉，冬天用陶盆烧木炭取暖，也不怎么怕日机轰炸。1943年6月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吃完早饭，就听到警报声。接着，我们透过窑洞的窗子，看到天空有日军9个飞行分队，约27架轰炸机，往已撤退一空、没有居民的延安城丢炸弹。这天晚上，我们听到日本广播电台吹嘘“皇军”空军在天气条件恶劣的情况下，把延安的军事设施炸成一片废墟。实际上，只炸死了一头毛驴。后来，军民搜集炸弹碎片，用来锻打生产工具，或把炸弹碎片送到延安北面约四五十公里的安塞兵工厂，加工成抗日作战的武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还巧妙地把一个没有爆炸的炸弹，改造成印刷用的滚子。我们住的窑洞没有电灯，这个时期，连中共中央首脑机关，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住的窑洞也没有电灯。我们在器皿里放入灯油，拿细棉线捻成灯芯，用油灯照明。一到晚上，五六个学员，围着这小小的灯火，辛勤地学习着，热烈地讨论着。有时，没有油了，在黑暗中也能讨论。
在抗日根据地，军队、政府机关、学校都实行供给制。边区政府在1942年就作出了十分细化的生活供给标准制度，共分10类40余种。在延安的日本、美国、苏联、朝鲜等外国友人列为第一类，日本战俘也被视为外籍朋友来对待。如每人每月大米15斤、面粉15斤、猪肉3斤、蔬菜30斤等。对外宾客灶更是优先，每人每月细粮36斤、猪肉15斤、清油4斤、猪油1斤、粉条2斤、鸡蛋30个、豆腐30斤、杂支每人每月50万元边币。奶费、灯油费、洗澡用炭均一一列出，按量供应，衣服不限。日本工农学校新来的学员，给予特殊优待：第一月份发给津贴5元，被毡按实际情况补充，毛巾及肥皂各一条，牙刷一把，牙粉及烟各一包，旱烟袋一根，碗筷各一份，单衣单裤、衬衣衬裤各一套，鞋袜各一双。以后每隔四个月，每人补充：牙刷一把，毛巾一条，肥皂两块，烟草二斤，鞋袜各一双。
学校除按一般的统筹统支规定外，还特别供应：每人每月猪肉大秤1斤（2.5市斤），粮食除按我军规定供应外，每人每月另加优待面10斤（不扣米），过年、过节或日本的重要节日，由供应机关批准发给一定的会餐费。
学员的主食，原来是小米，后来改为白面。一日三餐都有肉，早晚餐有二三个菜。星期六晚餐，有时加菜，还有各类边区自产的白酒。
最热闹的是每星期一次学员们自己动手包饺子。从厨房领来面和馅，大家七手八脚地抢着干，不是把饺子皮弄破了，就是把馅放得太多包不起来了，即使包好了放在锅里一煮，也全破了。在中国同志的帮助、指导下，过了一段时间，学员们才慢慢地掌握了包饺子的要领。
有位学员叫谷川，写了一篇文章《在食堂里》，发表在校内墙报上。他在文章里写道：“饭桌上摆满了日本式和中国式的菜。班长一声令下，大家就开始动作起来。我的筷子首先伸到鸡素烧里，我吃了一口，不由得大声说：‘美极了，这是天下最好吃的菜。’别的桌子上，有人说：‘我们真幸福！在日本国内，生活一天比一天差，而我们的生活，倒一天比一天好。’”
聂荣臻在回延安开会时，特意登上宝塔山视察日本工农学校。当他看到墙报的文章，学生谈到延安生活幸福，经常吃鸡素烧时，开玩笑地对负责总务的刘兴渭说：“能不能请我吃一顿鸡素烧啊？”刘兴渭说：“就怕司令员不肯赏光。”聂荣臻哈哈大笑说：“我一定放开肚皮吃一顿日本菜。”半小时后，学生吃晚餐了，聂荣臻一边吃着鸡素烧，一边通过翻译和学员们谈话，食堂内不断传出学员们的笑声。
学员的津贴，享受八路军连长级的待遇。当时，八路军的津贴，分成五个等级：士兵：1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团长：4元；师长：5元。毛泽东、朱德的津贴也是5元。学员的津贴3元钱，在当时延安，可以买6斤猪肉，或6只中等大小的鸡，一般是用不完的。加上生产的收入，使学员们更加宽裕。
1942年8月下旬，延安连续下大雨。有的地方爆发了山洪，部分灾民缺衣无食。9月1日，日本工农学校全体学员，自动集资144元，支援灾民。《解放日报》刊登了这件事，表扬学员们。
1943年，学员把集体剩余的5000元钱，投入学校的合作社。不少学员说：“在日本，我们欠了很多债，在延安，倒变成了投资者和有钱人了。”
学员晚饭后的自由活动时间，可以出校门随意散步。不少人喜欢到商店去逛。
一次，日本工农学校举行欢迎新学员的文艺晚会，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四位成员也赶来参加，他们坐在观众席，看日本师生演节目。这些由日本学员自编自演的大部分节目体现了日本国的风土人情，如舞蹈“佐渡舞”、“野畸朝拜”，活报剧“收割的秋天”等。特别是“收割的秋天”这出戏，反映日本农村的庄稼汉，一年四季耕种碾打，但在稻谷丰收后，自己却颗粒未得，他们的劳动成果全被政府供给侵略战争部队了。农民们呼天不应，痛不欲生。接着，新排练的“应山事件”话剧，更是把反战气氛推向了高潮，台上台下热浪涌滚。当那位名叫和尚里的日本老兵拔出雪亮的刺刀对准坏透顶的福田中队长时，台下的日、美观众都挥动拳头喊了起来：“干啊！干啊！”
文艺晚会在“八路军进行曲”的军乐声中落下帷幕。美军观察组的一位成员受师生邀请讲话。他用不熟练的日语说：“真没想到，工农学校的学生在延安过着这样愉快的生活，连新来的日本士兵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也与大家心连心，这使我们不能不为之惊叹。我看了佐渡舞，使我回想起自己曾在和平时期赴日本佐渡旅行的美妙情景。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旧地重游……”
自 省 思 考
日本工农学校的教员，大部分住在校外。校长野坂住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机关，离校较远。但他一直风雨无阻，坚持来学校处理校务，给学员们上课，参加学员们的讨论会。学员们经常把自己想不明白的问题，提出来和他讨论。
在一次讨论会上，有学员提出疑问：“现在我们都明白日本侵华战争是不正义的，为什么日本国内的工农群众不起来反对这场战争呢？”
野坂思考几秒钟后说：“现在日本国内的工农群众，已经开始觉醒，起来反对战时的生活恶化。当然，日本人民的斗争，并不仅是为达到经济上的要求，还包含着反战的意义。1937年7月7日，日军向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以后，日本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在政治上进一步欺骗，经济上进一步剥削、压榨。日本工农大众从残酷的现实生活中，亲自体验到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只有家破人亡，他们不甘心坐以待毙。他们看清日本统治阶级正在强化欺骗手法，加强剥削程度，驱使他们为掠夺他国人民的财富，侵占他国人民的土地，奴役他国人民而流血牺牲。他们开始把仇恨的目光集中到日本军阀、法西斯政府身上，为自己的生命和利益正进行着坚决的反抗。”
学员接着问：“连国内的人民都起来斗争了，那我们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斗争，不是很快就能取得胜利吗？”
野坂回答：“不，还不能很快地取得胜利。第一，现在日本统治阶级的欺骗宣传还能起一些作用，还能暂时模糊日本人民对战争本质的认识。第二，军部对日本人民的不满，采取残暴的高压政策，武力解散进步组织，逮捕进步分子。第三，日本国内的经济，还没有达到完全崩溃的程度，国内人民革命斗争总爆发的条件尚未成熟。第四，日本在军事上还没有遭到盟军和中国的致命打击，还没有濒临失败，所以，日本国内人民的反抗活动直到今天，发展还是不平衡的，没有形成真正统一的反战势力。因此，现在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全体盟员，日本工农学校的全体学员，就成了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骨干和中流砥柱。你们要认识到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
每一次这样的讨论会，都使学员们得到新的收获。学校每隔一段时间，还要举行由全体师生甚至从前线归来的日人反战组织成员也来参与的各类讨论会，通过自学、自讲，达到自悟、自省。
一天上午，学员们又举行座谈会，酒井站起来说：“昨天起，我才感到自己的心，是与中国人民的心相通的。我的脑瓜不能再僵硬了，我要努力学习，迎头赶上去。”
酒井的话，使在座的学员们很高兴。酒井当时已42岁，在学员中年龄最大。他来中国战场前，是日本一家工厂的工头。他性格倔强，遇到不称心的事，就瞪起眼睛大吵大闹。当了俘虏后仍一直坚持敌对的顽固态度。他刚到日本工农学校，因一点小事就以绝食威胁学校，要离开延安。他公开说：八路军的教育是“利用”。1940年11月3日“明治节”（日本国纪念日本明治天皇诞生的节日）那天，他带着五个日本士兵，爬到宝塔山顶，遥拜日本东京皇城。现在连酒井也觉悟了，开始痛悔以前的言行，在学员中引起很大反响，特别是那五个曾随他一道遥拜的人，也开始认真读书和思索问题了。1941年10月26日，这六个人，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开幕式上，举臂宣誓参加了八路军。
学员佐藤过去深受日本军部宣传的毒害，他到日本工农学校初，还经常穿一身日本黄呢料军服，诬蔑八路军是“野蛮的共产军”，是“靠掠夺人民的小米过日子的乞丐军队”。在讲座会上，他说“过去我诬蔑八路军，是非常荒唐的。八路军是我们的好朋友，我要认真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这以后，他穿上了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八路军军装，认真读书，改造自己的思想。后来，他被选为学校的文化娱乐干事，指挥学员们高唱《八路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
泷泽三郎发言说：“我经常听到关于劳动者、国际主义精神的讲话，但这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昨晚，我在开学典礼大会上体验到了。当我登上讲台，受到中国同志热烈的欢迎时，我的呼吸短促，眼眶发热，我几乎流出眼泪，我平生从未有过这样的激动。来到八路军后，中国同志从没有把我们当做俘虏，可是俘虏这个观念却像恶魔似地盘踞在我的脑海里，我被这个恶魔苦恼着，使我忧郁，不断叹息。但昨晚，这恶魔竟然离开了我，我再也不觉得自己是个俘虏，而是被中国同志所欢迎的嘉宾了。”这天夜晚，他在校部的窑洞前徘徊了很久，最后，他鼓起勇气走进去，把一张纸条递给学校的负责同志。他在纸条上写着：他本来有一兄三妹，在填表时没有写；他本来住在神户某区的第三町目（作者注：即胡同、巷），在表上写成第四町目；他本来在大学只念了一年，却写已经大学毕业了。
学员小林清接着发言。他说：“‘俘虏’这个词曾使我几乎产生毁灭的意念，在共产党、八路军的国际主义的教育下，这些已从我的心里完全清除了。我的思想解放了，我再生了！现在我考虑的，不是将来有无前途，而是怎样争取这光明前途的早日到来。对于延安的生活，我感到越来越有意义了。”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战俘学校，而且是培养在华日本人反战人才的一个摇
篮。1944年春季后，我军相当一部分对日军的工作都由这些人担负，他们与我军对敌工作组织相互配合，携同作战，共谋胜敌之策，成为不可替代的力量。正如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校长野坂参三所言：“反战同盟本身的力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但人数增加了很多，而且培养出许多干部。像日本工农学校的教务主任、教员，都是从学生中提拔出来的。在前方更有许多能写很好的传单、标语的宣传干部。”
1944年冬，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展览会，用详细的图表、实物和数字，反映以这所学校为主体而组织起来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解放联盟的斗争实例和发展动态；反映日本侵华军队生活日渐恶化，官兵反战、厌战情绪不断增长；反映日本军国主义统治者腐败的本质及日本国内日益深化的阶级矛盾和世界反战同盟国反法西斯作战的胜利捷报。这个以该校为总部，以各抗日根据地支部为分支机构的组织系统，其人员是从八路军、新四军所获的2407名俘虏中选择的，已发展至322人，其中有34%的人员入伍前是工人，32%为农民，12%为商人，其余22%有教员、雇员，甚至学生。这个组织的人员比建立该组织之初已增加了88%，其中来自日军步兵的占78%。特别是反映日军发生厌战逃离部队士兵数字的年增长数逐年大幅增加，仅1943年主动投降我八路军、新四军的日军人数已占到八路军俘敌总数的48%，比1940年的7%上升了41%。日军战俘在一年左右的学习时间里，99%的学员走上了反戈一击的道路，成为帮助中共军队进行抗日战争之坚强的一翼。
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的领导们也来参观了这个展览。他一连参观三次，欣然在留言簿上写道：“看了展览会，学到很多东西。”周恩来也题词，号召学习日本同志善做艰苦细致政治思想工作的可贵精神。
1945年9月初，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结束了其历史使命，大部分人员奔赴东北、华北、华中战场，帮助我军接受日伪投降，而后回国。有些人一直留在了中国，有些还与中国人民肩并肩、手挽手，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
这所学校，先后有四百多名日军战俘在这里洗心革面，正如野坂参三所说：学校办起，就“开始了艰难的改造工作，即要把过去形形色色的军国主义信徒，改造成未来的、为民主和平而奋斗的革命家的工作”。
“换脑”行动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99%来自晋冀鲁豫各个战场，他们被俘后大都经过在前线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的初步教育及生活的体验，大多数人的思想已有所觉悟。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后，更是受到特别的关照。有个俘虏叫渡道俊夫，他在回忆被俘后的情况时写道：
1940年8月，百团大战时，我们中队在晋西北大部被歼。剩下我们受伤的当了俘虏。我当时认为，当俘虏是日本军人的最大耻辱。我日夜担心，八路军一定会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来处死我们。当时，精神上极其苦闷。在医院里，和我住在一个病室的是八路军一二○师的一位战士。他不管自己的伤痛，周到地照顾我。我得了痢疾，他扶我上厕所，帮我倒便器，并把我沾有大便的衣裤，拿到河边洗干净。不久，一二○师师部竟决定送我到延安医院去治疗。过去，我应征离家，离别妈妈、哥哥时，没有掉泪。可是，这次我和这些八路军伤员分别时，却禁不住流下了滚滚热泪。
到了延安，我被护送到城东15里的柳树店，进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生、护士、群众从各方面帮助我。在这里，我认识了一位八路军同志，逐渐地我成了他病室的常客，在他那里吸烟、谈话。有一天，我得知他要去延安城里，就请他带点黄酱来。他一口答应。后来，我听说他竟是八路军的一位旅长，就恐惶起来，赶去道歉。那位旅长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没什么，那是我应该做的。”八路军和日本军队真是不一样。病愈后，我就请求到日本工农学校学习了。
学校教育进程大致分三个阶段。刚到延安为第一阶段，约一个月，对学员进行入学资格审查。然后，进行为期两个月的预科生教育课程，接着实施10个月的本科生教育。学员入学完全采取自愿原则。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时事与日本问题；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讲座；自然科学；特别问题恳谈会；听写及练习中文（文化课）。
随着战俘思想觉悟、理论水平的提高，教育内容也逐步由浅至深。到1942年仅日本问题一门课程就增设25个具体讲座，这些讲座涉及日本深层次的现实矛盾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与轴心国两大阵线相战的症结所在，日本士兵在战争中的切身命运及前途等。上课时，教师一般都用日语讲授，而在讨论时，学员必须讲中国话。有的学员，中国话讲得很差，只好用一半日语，夹杂着一半生硬的中国话参加讨论。
随着新来学员的增多，1943年学校按战俘文化层次和觉悟程度改编了学习组织。1944年10月，《解放日报》曾发表日本工农学校师生自己撰写的《愉快地紧张地学习着》的记实文章，就此问题作过详细报道：
日本工农学校，根据学员的程度及有效学习的需要，把学员组织成A、B、C三个班。A班的大部学员，是最近来到八路军的新同志，其中有今年4月在日军里不堪虐待逃出来被八路军相救的同志。这个班的教师，由梅田照文担任。
A班的教育内容，初步了解社会主义理论，解剖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这个学科，把学员们在日军和日本学校里学的有关的历史神话彻底摧毁了。这中间，讲解了日本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发展到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阶段的；还触及到人类不是神创造的，阶级和战争是怎样发生、发展、消亡的，它的必然性等问题。听了这个讲授，去年来到八路军的福田愤慨地说：“日本国内教的历史，是小孩子需要的，都是反动统治阶级伪造出来的。自己现在才真正弄懂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概念，弄懂了反动阶级的剥削实质和侵略本质。”
B班的程度稍高一些，学员都是来到八路军一年以上的。现在他们正在学习理论上更深层次的有关帝国主义时代政治、经济的分析。教师由能流畅地讲日本话的王学文担任。他教授方法深入浅出，受到学员们的欢迎。
C班是由水平最高的学员组成，主要课目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个讲授，不仅学习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而且联系日本的情况和问题。由精通日本问题，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冈野进亲自执教。现在讲到第七章：俄国共产党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由怎样的战略、战术和准备，实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
除了上述学习内容，还有三个班的共同课程：中国语、常识讲座、时事问题等。时事问题课主要由冈野进讲授。他讲课内容丰富，分析精辟，语言通俗。他联系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的崩溃，讲解社会发展的规律，说明日本东条英机法西斯内阁的必然失败。联系苏联红军胜利的消息，论述社会主义国家伟大力量的源泉等。还把修养、锻炼和“坦白运动”等内容插入讲课中。并且教导学员们如何正确地观察、思考问题，正确地分析、处理问题。学员们对时事问题课有浓厚的兴趣。
除了上述正课，还有各种研究会。最近，学员们正在研究冈野进发表的《中日战争六周年告日本国民》这篇文章。凡加入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同志，目前还要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整风文献》。
一切课程都举行讨论会。讨论不限于教课内容，还要讨论怎样正确地把握、领会问题，如何应用于实际，尽力避免陷入教条主义。
日本工农学校学员，还和八路军敌军工作干部学校的学员，建立一对一的朋友关系。他们不仅相互学习语言，而且学习对方国家人民的思维方法、感情、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等。
1944年新学期开始，由于C班学员毕业上前线，学校把全体学员合并成一个班。这个班以政治常识为主课，以时事问题、常识讲座为副课。
1945年1月6日、7日，学校举行了评选学习模范大会。当选学习模范的条件：一是努力学习；二是把学到的理论，能具体地贯彻于日常生活、工作和生产的实践中。全体学员经过认真评选，最后选出三位同学为学习模范。
一位是一组的春日，他原是日本的大学毕业生，在日军占领区曾从事新民会的工作。1942年被俘后，接受八路军和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解放联盟的教育，初步改变了过去的立场，一面努力学习，一面积极从事汉文、英文的翻译工作。现在他彻底清除了过去蔑视中国人民的民族偏见，变得谦虚温和，学员们都很尊敬他。
另一位是二组的大坂。他工人出身，原来小学还没有毕业。1943年到学校后，提高了文化程度，努力学习理论。
第三位是三组的光江田。他出身商人。在日军时，他深信日本军部的宣传，认为日本的侵略行为是正义的。在学校，他当了学习组长，耐心指导全班的学习。在生产劳动中，他还摇车纺纱。
主持学习模范颁奖大会的是学校教务主任高山进（即川田好长）。高山进1938年到我国华北，不久，就被八路军俘获。1939年到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军工作干部训练班任日语教师，后到八路军军政学院学习。1940年5月，他与森健创建了反战同盟延安支部。1940年10月，他到日本工农学校学习。他代表学校表扬了出色学习和成功转变思想的三位同学，给他们发了奖。许多学员代表上台，表示要向三位模范学习。
优厚的生活待遇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生活供给，在整个陕甘宁边区财经困难的形势下，不仅有保障，而且相对于八路军总部和政府其它部门的生活更优越。
学员中村善太郎（延安时名叫中小路静夫）在几十年后回忆学校当年的生活时说：
我们在延安时，居住的地方很有意思。这里的人由于土质、气候等关系都住窑洞。不仅本地居民，连军队、机关、学校的人员，也几乎都住在窑洞里。我们工农学校的窑洞，是在宝塔山一个绝壁的侧面，往山里挖进宽2.5米、深4.5米左右的洞。五六个学员住一孔，就在这里生活。我们的窑洞六个一排，面向南面的旧市区。最大的窑洞，是教室、图书馆。窑洞的入口，是像日本障子似的白木门，安全问题是不用担心的。窑洞冬暖夏凉，冬天用陶盆烧木炭取暖，也不怎么怕日机轰炸。1943年6月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吃完早饭，就听到警报声。接着，我们透过窑洞的窗子，看到天空有日军9个飞行分队，约27架轰炸机，往已撤退一空、没有居民的延安城丢炸弹。这天晚上，我们听到日本广播电台吹嘘“皇军”空军在天气条件恶劣的情况下，把延安的军事设施炸成一片废墟。实际上，只炸死了一头毛驴。后来，军民搜集炸弹碎片，用来锻打生产工具，或把炸弹碎片送到延安北面约四五十公里的安塞兵工厂，加工成抗日作战的武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还巧妙地把一个没有爆炸的炸弹，改造成印刷用的滚子。我们住的窑洞没有电灯，这个时期，连中共中央首脑机关，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住的窑洞也没有电灯。我们在器皿里放入灯油，拿细棉线捻成灯芯，用油灯照明。一到晚上，五六个学员，围着这小小的灯火，辛勤地学习着，热烈地讨论着。有时，没有油了，在黑暗中也能讨论。
在抗日根据地，军队、政府机关、学校都实行供给制。边区政府在1942年就作出了十分细化的生活供给标准制度，共分10类40余种。在延安的日本、美国、苏联、朝鲜等外国友人列为第一类，日本战俘也被视为外籍朋友来对待。如每人每月大米15斤、面粉15斤、猪肉3斤、蔬菜30斤等。对外宾客灶更是优先，每人每月细粮36斤、猪肉15斤、清油4斤、猪油1斤、粉条2斤、鸡蛋30个、豆腐30斤、杂支每人每月50万元边币。奶费、灯油费、洗澡用炭均一一列出，按量供应，衣服不限。日本工农学校新来的学员，给予特殊优待：第一月份发给津贴5元，被毡按实际情况补充，毛巾及肥皂各一条，牙刷一把，牙粉及烟各一包，旱烟袋一根，碗筷各一份，单衣单裤、衬衣衬裤各一套，鞋袜各一双。以后每隔四个月，每人补充：牙刷一把，毛巾一条，肥皂两块，烟草二斤，鞋袜各一双。
学校除按一般的统筹统支规定外，还特别供应：每人每月猪肉大秤1斤（2.5市斤），粮食除按我军规定供应外，每人每月另加优待面10斤（不扣米），过年、过节或日本的重要节日，由供应机关批准发给一定的会餐费。
学员的主食，原来是小米，后来改为白面。一日三餐都有肉，早晚餐有二三个菜。星期六晚餐，有时加菜，还有各类边区自产的白酒。
最热闹的是每星期一次学员们自己动手包饺子。从厨房领来面和馅，大家七手八脚地抢着干，不是把饺子皮弄破了，就是把馅放得太多包不起来了，即使包好了放在锅里一煮，也全破了。在中国同志的帮助、指导下，过了一段时间，学员们才慢慢地掌握了包饺子的要领。
有位学员叫谷川，写了一篇文章《在食堂里》，发表在校内墙报上。他在文章里写道：“饭桌上摆满了日本式和中国式的菜。班长一声令下，大家就开始动作起来。我的筷子首先伸到鸡素烧里，我吃了一口，不由得大声说：‘美极了，这是天下最好吃的菜。’别的桌子上，有人说：‘我们真幸福！在日本国内，生活一天比一天差，而我们的生活，倒一天比一天好。’”
聂荣臻在回延安开会时，特意登上宝塔山视察日本工农学校。当他看到墙报的文章，学生谈到延安生活幸福，经常吃鸡素烧时，开玩笑地对负责总务的刘兴渭说：“能不能请我吃一顿鸡素烧啊？”刘兴渭说：“就怕司令员不肯赏光。”聂荣臻哈哈大笑说：“我一定放开肚皮吃一顿日本菜。”半小时后，学生吃晚餐了，聂荣臻一边吃着鸡素烧，一边通过翻译和学员们谈话，食堂内不断传出学员们的笑声。
学员的津贴，享受八路军连长级的待遇。当时，八路军的津贴，分成五个等级：士兵：1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团长：4元；师长：5元。毛泽东、朱德的津贴也是5元。学员的津贴3元钱，在当时延安，可以买6斤猪肉，或6只中等大小的鸡，一般是用不完的。加上生产的收入，使学员们更加宽裕。
1942年8月下旬，延安连续下大雨。有的地方爆发了山洪，部分灾民缺衣无食。9月1日，日本工农学校全体学员，自动集资144元，支援灾民。《解放日报》刊登了这件事，表扬学员们。
1943年，学员把集体剩余的5000元钱，投入学校的合作社。不少学员说：“在日本，我们欠了很多债，在延安，倒变成了投资者和有钱人了。”
学员晚饭后的自由活动时间，可以出校门随意散步。不少人喜欢到商店去逛。
一次，日本工农学校举行欢迎新学员的文艺晚会，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四位成员也赶来参加，他们坐在观众席，看日本师生演节目。这些由日本学员自编自演的大部分节目体现了日本国的风土人情，如舞蹈“佐渡舞”、“野畸朝拜”，活报剧“收割的秋天”等。特别是“收割的秋天”这出戏，反映日本农村的庄稼汉，一年四季耕种碾打，但在稻谷丰收后，自己却颗粒未得，他们的劳动成果全被政府供给侵略战争部队了。农民们呼天不应，痛不欲生。接着，新排练的“应山事件”话剧，更是把反战气氛推向了高潮，台上台下热浪涌滚。当那位名叫和尚里的日本老兵拔出雪亮的刺刀对准坏透顶的福田中队长时，台下的日、美观众都挥动拳头喊了起来：“干啊！干啊！”
文艺晚会在“八路军进行曲”的军乐声中落下帷幕。美军观察组的一位成员受师生邀请讲话。他用不熟练的日语说：“真没想到，工农学校的学生在延安过着这样愉快的生活，连新来的日本士兵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也与大家心连心，这使我们不能不为之惊叹。我看了佐渡舞，使我回想起自己曾在和平时期赴日本佐渡旅行的美妙情景。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旧地重游……”
自 省 思 考
日本工农学校的教员，大部分住在校外。校长野坂住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机关，离校较远。但他一直风雨无阻，坚持来学校处理校务，给学员们上课，参加学员们的讨论会。学员们经常把自己想不明白的问题，提出来和他讨论。
在一次讨论会上，有学员提出疑问：“现在我们都明白日本侵华战争是不正义的，为什么日本国内的工农群众不起来反对这场战争呢？”
野坂思考几秒钟后说：“现在日本国内的工农群众，已经开始觉醒，起来反对战时的生活恶化。当然，日本人民的斗争，并不仅是为达到经济上的要求，还包含着反战的意义。1937年7月7日，日军向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以后，日本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在政治上进一步欺骗，经济上进一步剥削、压榨。日本工农大众从残酷的现实生活中，亲自体验到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只有家破人亡，他们不甘心坐以待毙。他们看清日本统治阶级正在强化欺骗手法，加强剥削程度，驱使他们为掠夺他国人民的财富，侵占他国人民的土地，奴役他国人民而流血牺牲。他们开始把仇恨的目光集中到日本军阀、法西斯政府身上，为自己的生命和利益正进行着坚决的反抗。”
学员接着问：“连国内的人民都起来斗争了，那我们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斗争，不是很快就能取得胜利吗？”
野坂回答：“不，还不能很快地取得胜利。第一，现在日本统治阶级的欺骗宣传还能起一些作用，还能暂时模糊日本人民对战争本质的认识。第二，军部对日本人民的不满，采取残暴的高压政策，武力解散进步组织，逮捕进步分子。第三，日本国内的经济，还没有达到完全崩溃的程度，国内人民革命斗争总爆发的条件尚未成熟。第四，日本在军事上还没有遭到盟军和中国的致命打击，还没有濒临失败，所以，日本国内人民的反抗活动直到今天，发展还是不平衡的，没有形成真正统一的反战势力。因此，现在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全体盟员，日本工农学校的全体学员，就成了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骨干和中流砥柱。你们要认识到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
每一次这样的讨论会，都使学员们得到新的收获。学校每隔一段时间，还要举行由全体师生甚至从前线归来的日人反战组织成员也来参与的各类讨论会，通过自学、自讲，达到自悟、自省。
一天上午，学员们又举行座谈会，酒井站起来说：“昨天起，我才感到自己的心，是与中国人民的心相通的。我的脑瓜不能再僵硬了，我要努力学习，迎头赶上去。”
酒井的话，使在座的学员们很高兴。酒井当时已42岁，在学员中年龄最大。他来中国战场前，是日本一家工厂的工头。他性格倔强，遇到不称心的事，就瞪起眼睛大吵大闹。当了俘虏后仍一直坚持敌对的顽固态度。他刚到日本工农学校，因一点小事就以绝食威胁学校，要离开延安。他公开说：八路军的教育是“利用”。1940年11月3日“明治节”（日本国纪念日本明治天皇诞生的节日）那天，他带着五个日本士兵，爬到宝塔山顶，遥拜日本东京皇城。现在连酒井也觉悟了，开始痛悔以前的言行，在学员中引起很大反响，特别是那五个曾随他一道遥拜的人，也开始认真读书和思索问题了。1941年10月26日，这六个人，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开幕式上，举臂宣誓参加了八路军。
学员佐藤过去深受日本军部宣传的毒害，他到日本工农学校初，还经常穿一身日本黄呢料军服，诬蔑八路军是“野蛮的共产军”，是“靠掠夺人民的小米过日子的乞丐军队”。在讲座会上，他说“过去我诬蔑八路军，是非常荒唐的。八路军是我们的好朋友，我要认真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这以后，他穿上了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八路军军装，认真读书，改造自己的思想。后来，他被选为学校的文化娱乐干事，指挥学员们高唱《八路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
泷泽三郎发言说：“我经常听到关于劳动者、国际主义精神的讲话，但这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昨晚，我在开学典礼大会上体验到了。当我登上讲台，受到中国同志热烈的欢迎时，我的呼吸短促，眼眶发热，我几乎流出眼泪，我平生从未有过这样的激动。来到八路军后，中国同志从没有把我们当做俘虏，可是俘虏这个观念却像恶魔似地盘踞在我的脑海里，我被这个恶魔苦恼着，使我忧郁，不断叹息。但昨晚，这恶魔竟然离开了我，我再也不觉得自己是个俘虏，而是被中国同志所欢迎的嘉宾了。”这天夜晚，他在校部的窑洞前徘徊了很久，最后，他鼓起勇气走进去，把一张纸条递给学校的负责同志。他在纸条上写着：他本来有一兄三妹，在填表时没有写；他本来住在神户某区的第三町目（作者注：即胡同、巷），在表上写成第四町目；他本来在大学只念了一年，却写已经大学毕业了。
学员小林清接着发言。他说：“‘俘虏’这个词曾使我几乎产生毁灭的意念，在共产党、八路军的国际主义的教育下，这些已从我的心里完全清除了。我的思想解放了，我再生了！现在我考虑的，不是将来有无前途，而是怎样争取这光明前途的早日到来。对于延安的生活，我感到越来越有意义了。”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战俘学校，而且是培养在华日本人反战人才的一个摇
篮。1944年春季后，我军相当一部分对日军的工作都由这些人担负，他们与我军对敌工作组织相互配合，携同作战，共谋胜敌之策，成为不可替代的力量。正如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校长野坂参三所言：“反战同盟本身的力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但人数增加了很多，而且培养出许多干部。像日本工农学校的教务主任、教员，都是从学生中提拔出来的。在前方更有许多能写很好的传单、标语的宣传干部。”
1944年冬，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展览会，用详细的图表、实物和数字，反映以这所学校为主体而组织起来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解放联盟的斗争实例和发展动态；反映日本侵华军队生活日渐恶化，官兵反战、厌战情绪不断增长；反映日本军国主义统治者腐败的本质及日本国内日益深化的阶级矛盾和世界反战同盟国反法西斯作战的胜利捷报。这个以该校为总部，以各抗日根据地支部为分支机构的组织系统，其人员是从八路军、新四军所获的2407名俘虏中选择的，已发展至322人，其中有34%的人员入伍前是工人，32%为农民，12%为商人，其余22%有教员、雇员，甚至学生。这个组织的人员比建立该组织之初已增加了88%，其中来自日军步兵的占78%。特别是反映日军发生厌战逃离部队士兵数字的年增长数逐年大幅增加，仅1943年主动投降我八路军、新四军的日军人数已占到八路军俘敌总数的48%，比1940年的7%上升了41%。日军战俘在一年左右的学习时间里，99%的学员走上了反戈一击的道路，成为帮助中共军队进行抗日战争之坚强的一翼。
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的领导们也来参观了这个展览。他一连参观三次，欣然在留言簿上写道：“看了展览会，学到很多东西。”周恩来也题词，号召学习日本同志善做艰苦细致政治思想工作的可贵精神。
1945年9月初，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结束了其历史使命，大部分人员奔赴东北、华北、华中战场，帮助我军接受日伪投降，而后回国。有些人一直留在了中国，有些还与中国人民肩并肩、手挽手，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