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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大师沈从文与民国总理熊希龄都是从湖南凤凰走出去的人杰，并且有着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
熊希龄的幼弟熊燕龄是沈从文的嫡亲姨父，也是著名画家黄永玉的姑父；沈从文的大姐沈岳鑫嫁给了熊希龄的外甥田真一；湘西镇守使田应诏的胞妹田应弼差点嫁给了沈从文的父亲，后来成了熊希龄四弟熊焘龄的夫人；沈从文的弟弟沈岳荃则和田应诏的女儿结了婚；而熊燕龄曾一心想要沈从文做他的女婿。
沈从文与熊希龄之间同乡加亲戚，有着许多故事，其中最令人不解的，就是不管处于何种困境，沈从文都不愿向熊希龄求助，这又是为何呢?
一
1922年夏天，为了争取人格的独立与生活的自由，20岁的“乡下人”沈从文，从偏处一隅的蛮荒之地湘西来到北京。双脚刚踏上北京的土地，他就立即面临经济来源断绝的严重威胁。走下火车时，他摸了摸身上，只剩下7块6毛钱，可他竟大着胆子在北京西河沿的一家小客店住了下来。
其时，他大姐沈岳鑫和姐夫田真一正在北京。几天后，沈从文终于打听到他们的住处，立即找上门去。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姐夫关心地问他。
“我来寻找理想，想读点书。”沈从文天真地答道。
“好，好，你来得好。人家带了弓箭、药弩入山中猎取虎豹，你倒赤手空拳带着一脑壳不切实际的幻想人北京城做这份买卖。你这个古怪的乡下人，胆气真好!凭你这点胆气，就有资格来北京城住下，学习一切，体验一切了。可是我得告诉你，既为信仰而来，千万不要让信仰失去!因除了它，你什么也没有!”姐夫诚恳地对沈从文说。
不久，大姐和姐夫双双离开北京回湘西去了，留给沈从文的，除了这番嘱咐，只有两床棉被。此时，沈从文已从西河沿的小客店搬到了酉西会馆。会馆的管事是他的远房表哥，住这里可以免交房租。
他来京的目的是求学，于是报考了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但因他仅有高小毕业的文化程度，甚至连新式的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结果考试时一问三不知，学校连两块钱的报名费都退还了他。
求学无门的沈从文，只好开始了他艰难的自学。每天早上走出会馆，就一头扎进京师图书馆看书；如遇闭馆，就躲在被窝里读随身带来的一本《史记》和后来得到的一本《圣经》。
一起来京求学的同乡叔远终于忍受不了，在来京的4个月后，独自一人转回湘西老家去了。只有沈从文为了信仰，仍然坚持了下来。
更糟的是，由于此时陈渠珍在湘西的地位发生了动摇，陷入了困境，原先承诺给沈从文的经济资助中断了。其时，沈从文的大舅黄镜铭虽然正在北京香山帮助熊希龄搞香山慈幼院的基本建设，但因住在西郊香山，也没有能力给这个孤身来京的外甥提供长期援助。
二
经济来源一断，沈从文的生活就完全陷入了困境。但令人不解的是，沈从文这时为什么没有向熊希龄这位同乡加亲戚求援，又或者是他曾经去求助而没有成功?
其实早在来京之前，沈从文同熊希龄在芷江的家人就十分熟悉。1919年，沈从文曾在芷江做过一阵子屠宰收税员，并且在芷江县的熊公馆“逗留过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还在那个院子中享受了一个夏天的清寂和芳馥。并且从楼上那两个大书箱中，发现了一大套林译小说”，“书籍中还有十来本白棉纸印谱，且引诱了我认识了许多汉印古玺的款识。后来才听黄大舅说，这些印谱都是游击参将熊老一辈的遗物”(沈从文语)。
由此可以判断，若说沈从文刚来京时一心只想谋求“独立”，不愿向熊希龄求助，还勉强说得过去；若说是沈从文曾经向熊希龄求援而不得，这似乎不太符合熊希龄这位大慈善家的仁人风范。因为已淡出政坛的熊希龄此时正在大张旗鼓地扩建北京香山慈幼院，收养教育1917年京畿水灾和1920年北五省旱灾无人认领的灾童以及全国各地送来的孤贫儿童。其中有150名是家乡湘西、湘中、湘南因旱灾送来的灾童。可以说，作为大慈善家的熊希龄，若真的接到沈从文向他求助，是不会拒绝的。1922年3月，湖南同乡毛泽东、向警予为了紧急援助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熊季光、蔡畅等人，就曾冒然前往熊希龄处求助，熊希龄慷慨解囊，令向警予等人感激万分。
且说生活完全陷入困境的沈从文，在酉西会馆住了半年光景，在北京农业大学就读的表弟黄村生特意替他在银闸胡同的一个公寓找了一间小房。这间房是由贮煤间改造而成的，又小又潮，只有一个小窗口，窗口上还钉了4根细木条，房内仅能搁一张小小的写字桌、一张小床，沈从文管它叫作“窄而霉小斋”。
幸好因为表弟黄村生和姐夫田真一的同学董景天(后来成为周恩来的外交秘书)的关系，他认识了不少农大和燕大的朋友和同乡。“每到无可奈何的时候，我便成了他们的‘不速之客’，在那里留宿三五天是常事”。但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呆在小公寓里为温饱犯愁。
功成名就后的沈从文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
“先是在一个小公寓湿霉霉的房间，零下十二摄氏度的寒气中，学习不用火炉过冬的耐寒力。再其次是三天两天不吃东西，学习空空洞洞腹中的耐饥力。再其次是从饥寒交迫、无望无助状况中，学习进图书馆自行摸索的阅读力。再其次是起始用一枝笔，无日无夜写下去，把所有作品寄给各报章杂志，在毫无结果等待中，学习对于工作失败的抵抗力与适应力。”
怀着对“文学革命”的信仰，沈从文开始没日没夜地写作。北京冬天的气温降到零下十几摄氏度，他还是想办法用旧棉絮裹住双腿，穿着两件单衣，坐在桌旁，一面流着鼻血，一面用红肿的双手写作。然而他寄出去的作品大都如泥牛沉海，没有回音。万般无奈中，他怀着一丝希望，写信向几位知名作家倾述了自己的处境。
郁达夫收到沈从文的来信后，在1924年11月13日专程来“窄而霉小斋”看望了沈从文，回去的当天晚上，便挥笔写下了那篇题为《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的著名文章。
郁达夫的文章至少透露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即沈从文在与郁达夫的交谈中肯定提到了熊希龄。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郁达夫文章中所说的熊希龄“慈和的笑里的尖刀”曾伤透了沈从文的心?对此，沈从文一直不愿直叙其详，后人也无法解开这个谜。
在郁达夫的关心和推荐下，自1924年末开始，沈从文以“休芸芸”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连续发表了《一封未曾付邮的信》、《遥夜》、《公寓中》、《流光》、《三贝先生家训》、《夜渔》、《屠桌边》等散文小说。
半个世纪以后，郁达夫的侄女郁风拜访沈从文时，两人谈及这件往事。郁风说：“沈先生对我说这话时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但他笑得那么天真，那么激动，他说那时的情景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后来他拿出5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来 的钱都留给我了。那时的5块钱，可是相当值钱的啊!”
三
沈从文的散文《遥夜》被北京大学教授林宰平看到了，于是在“五四”运动6周年纪念日时，这位哲学教授以“唯刚”为笔名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大学和学生》，文中引用了沈从文这篇文章的大段文字，认为他将学生生活“很曲折的深刻的传写出来——《遥夜》全文俱佳——实在能够感动人”。
随后，林宰平托人找到沈从文，邀请他到自己家去谈了整整一个下午。末了，他语重心长地对沈从文说：“你要找事做，我可以替你想想办法。一个人仅仅活下来，容易；可是活下来，抱着自己的理想不放，坚持下去，却很难。”
接着，他就向徐志摩、陈西滢等名流举荐沈从文，还向梁启超专门讲起了沈从文的困难处境。梁启超听后，十分感动，就正式把沈从文引荐给自己的朋友熊希龄。
于是，1925年7月下旬，沈从文终于上了香山，在熊希龄的慈幼院里当了一名月薪20元的图书管理员。有趣的是，沈从文在那样的艰难处境下获得香山任职，为什么不是自己主动去向熊希龄要求，反而要通过林宰平和梁启超的介绍?这也是这两位同乡人杰在交往中的一个疑团。
沈从文到香山后，熊希龄把他的住处安置在香山寺前山门天王殿改建的单身职员临时宿舍里，虽说条件简陋，但环境极佳，且正好与熊希龄的双清别墅相邻。
熊希龄对沈从文这位晚辈同乡兼亲戚十分关心。沈从文刚到香山慈幼院不久，熊希龄就把他送到北京大学专门学过一段时间图书管理，由袁同礼教授专门教他编目学、文献学。
熊希龄经常用晚上的时间同沈从文一起淡时事、谈哲学。他们或坐在古松树下，或坐在经过沈从文住所去香山寺废墟途中的石级上面，或在熊希龄的双清别墅里，常常畅谈到深夜。
这一老一少的长谈，往往是熊希龄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由沈从文作答。后来沈从文提到这段情景，认为是熊希龄有意在考他。
一次，熊希龄不经意地问沈从文：“你来北京做什么?你大舅(黄镜铭)曾跟我提起过你，为什么你生活这么艰难不来找我?”
沈从文说：“我想独立。”
“你在陈渠珍那里不是过得挺好吗?”
“当兵6年中我眼看上万无辜平民被杀，除了对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个愚蠢和残忍的印象，什么都学不到!你可想得到，一个机关300个职员有150个是‘烟枪’，是个什么光景?我实在呆不下去了，才跑出来!我想读点书，半工半读，读好书去救救国家。这个国家这么下去实在要不得!”
听沈从文这么一说，熊希龄不由自主地重新打量起眼前这位年轻同乡来，连声说：“好，好，年轻人就要有这种胆识，北京也欢迎有胆识的青年!”
四
沈从文在香山过了一段衣食无忧的“好日子”之后，在感谢熊希龄的同时，慢慢觉得自己和熊府及其香山慈幼院的上层人物格格不入，总感觉到自己是在接受熊希龄的“施恩”，与他当初“想要独立”而来北京的初衷相悖。虽然熊希龄并没有认为接收他是出于恩典的意思，虽然熊希龄照样关照他，经常找他长谈，但沈从文的心里还是有了一层疙瘩，总觉得和熊希龄之间有一层隔膜无法消除。特别是沈从文对熊希龄及其周围一些人生活的上层圈子，总怀有一种混合着自卑与自尊、企羡与不满的复杂情绪。
正是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沈从文用略带轻侮和愤激的笔调，写下了《用A字记下来的事》这篇小说，专门描绘熊希龄55岁寿辰的盛大寿宴，感到自己是一个“不重要的自己跑来凑趣的客，寿面、寿酒是搭到别人得一份——就是特为我预备一份，要我用五点钟以上的难堪去换取”。
这仅仅是开始，真正导致沈从文不辞而别离开香山的原因是：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两篇有关香山慈幼院的小说《第二个狒狒》和《棉鞋》。
香山慈幼院当时由曾留学日本的肖世钦(汉三)任教育股主任。肖世钦是个势利之徒，对上极尽巴结之能事，对下则颐指气使、作威作福。日伪时期，他当上了河北省伪省府教育局长，做了文化汉奸。因不满于他的为人，出于义愤，沈从文在《第二个狒狒》里，专为他画像，并连带讥讽了慈幼院十八般武器俱全的“武库窑”。
在文章中，主人公叙及自己和这“第二个狒狒”一道在香山看戏，走进剧场发现正中一个座位空着，就走过去坐下了，而“第二个狒狒”则只拣后面的座位——他不敢趋前，因为他知道前面的座位是留给“老爷”的。晚上9点，“老爷”果然引了两个“小玩物”到前排来了，专门留着的空座上“即刻就填上了两个奇丽肉体”。
同时，他还写下了诸如“他们度日诸事亨通／他们的奶桶充满／他们的骨髓滋润／小孩子出去多如羊群”这样针对香山上层人物和熊希龄之流的诗句。
小说和诗歌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后，立即激怒和得罪了肖世钦和香山慈幼院的部分上层管理人员。肖世钦把沈从文召去，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并威胁说有人要给他更难堪的处置。
训完了沈从文，肖世钦用手杖指着沈从文脚上的旧棉鞋，恶悻悻地说：“哼，原来是沈从文。你这鞋子……”
“鞋底烂了，没有钱买新的，所以没有换的。”
手杖第二次敲到沈从文脚面上：“你看，你看，这成什么样子?!”
这使沈从文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心里充满了屈辱。他忍下满心气愤，一声不响走开了。
文人有文人出气的方法，事后，沈从文立即又写下了《棉鞋》这篇小说，实叙了这件事的始末。
小说《棉鞋》发表以后，进一步激化了沈从文与肖世钦的矛盾。肖世钦把他叫去，当面大骂了一顿，还多次威胁恐吓沈从文。《第二个狒狒》里的两个“小玩物”也认为沈从文侮辱了她们的人格尊严，在背地里“运动”熊希龄，想对沈从文进行报复。
虽然熊希龄此时根本没有要处置沈从文的意思，照样把他当作晚辈来关心，但敏感而自尊的沈从文似乎预感到危机已一步一步向他逼来，他更无法忍受肖世钦对他的侮辱与伤害，也无法用自己的人格独立来继续换取熊希龄对他的“恩惠”。他终于无法在香山呆下去了。
沈从文没有跟慈幼院任何人打招呼，也没有向熊希龄告别，挟了自己从山下带来的一小网篮破书，独自跑到静宜园门口，雇了头小毛驴，下了香山，又住进了“窄而霉小斋”。
五
1980年6月，沈从文接受美国学者金介甫采访，金介甫专门问及他为什么会突然离开香山，跟熊希龄不辞而别。沈从文说是为了取得独立，“也为了其他一些原因”。1981年4月11日，沈从文在《湘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说：“我有机会到熊希龄身边去做事情，那是我们中国的一位总理了，又是我的亲戚，他对我很好的。我自己偷偷跑了，离开了……我自己只想写小说，而且只想独立写小说。”
其实沈从文在《给璇若》一诗中透露了他离开香山和熊希龄的真正原因：
难道是怕别人“施恩”，
自己就甘做了一朵孤云。
独飘浮于这冷酷的人群？
竟不理旁人的忧虑与挂念，
一任他怄气或狂癫。
——为的是保持了自己的尊严!
他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和人格独立，拒绝了作为同乡加亲戚的熊希龄的“施恩”。他之所以在自己处境最艰难的时候，宁愿忍饥挨饿也不去向熊希龄求助“乞怜”，就是为了要取得自己支配自己的自由。
这就是沈从文，一个古怪而又倔犟的“乡下人”。
拒绝了熊希龄“施恩”的沈从文，靠着天才与勤奋，成了一代文豪。
成名后的沈从文，后来多次到熊希龄的北京香山慈幼院讲课，同时也对晚年积极投身抗日、毁家纾难、爱国爱民的熊希龄多了一份热爱和尊敬。
在熊希龄逝世10周年纪念日，沈从文专门写了两篇文章，即《芷江县的熊公馆》和《新党中一个湖南乡下人和一个湖南人的朋友》，分别发表在1948年1月3日天津的《大公报》和1948年2月21日北京的《益世报》上，纪念和缅怀熊希龄这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爱国慈善家。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两篇纪念熊希龄的文章，对沈从文的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改变了沈从文后半生的命运，这是后话。
熊希龄的幼弟熊燕龄是沈从文的嫡亲姨父，也是著名画家黄永玉的姑父；沈从文的大姐沈岳鑫嫁给了熊希龄的外甥田真一；湘西镇守使田应诏的胞妹田应弼差点嫁给了沈从文的父亲，后来成了熊希龄四弟熊焘龄的夫人；沈从文的弟弟沈岳荃则和田应诏的女儿结了婚；而熊燕龄曾一心想要沈从文做他的女婿。
沈从文与熊希龄之间同乡加亲戚，有着许多故事，其中最令人不解的，就是不管处于何种困境，沈从文都不愿向熊希龄求助，这又是为何呢?
一
1922年夏天，为了争取人格的独立与生活的自由，20岁的“乡下人”沈从文，从偏处一隅的蛮荒之地湘西来到北京。双脚刚踏上北京的土地，他就立即面临经济来源断绝的严重威胁。走下火车时，他摸了摸身上，只剩下7块6毛钱，可他竟大着胆子在北京西河沿的一家小客店住了下来。
其时，他大姐沈岳鑫和姐夫田真一正在北京。几天后，沈从文终于打听到他们的住处，立即找上门去。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姐夫关心地问他。
“我来寻找理想，想读点书。”沈从文天真地答道。
“好，好，你来得好。人家带了弓箭、药弩入山中猎取虎豹，你倒赤手空拳带着一脑壳不切实际的幻想人北京城做这份买卖。你这个古怪的乡下人，胆气真好!凭你这点胆气，就有资格来北京城住下，学习一切，体验一切了。可是我得告诉你，既为信仰而来，千万不要让信仰失去!因除了它，你什么也没有!”姐夫诚恳地对沈从文说。
不久，大姐和姐夫双双离开北京回湘西去了，留给沈从文的，除了这番嘱咐，只有两床棉被。此时，沈从文已从西河沿的小客店搬到了酉西会馆。会馆的管事是他的远房表哥，住这里可以免交房租。
他来京的目的是求学，于是报考了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但因他仅有高小毕业的文化程度，甚至连新式的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结果考试时一问三不知，学校连两块钱的报名费都退还了他。
求学无门的沈从文，只好开始了他艰难的自学。每天早上走出会馆，就一头扎进京师图书馆看书；如遇闭馆，就躲在被窝里读随身带来的一本《史记》和后来得到的一本《圣经》。
一起来京求学的同乡叔远终于忍受不了，在来京的4个月后，独自一人转回湘西老家去了。只有沈从文为了信仰，仍然坚持了下来。
更糟的是，由于此时陈渠珍在湘西的地位发生了动摇，陷入了困境，原先承诺给沈从文的经济资助中断了。其时，沈从文的大舅黄镜铭虽然正在北京香山帮助熊希龄搞香山慈幼院的基本建设，但因住在西郊香山，也没有能力给这个孤身来京的外甥提供长期援助。
二
经济来源一断，沈从文的生活就完全陷入了困境。但令人不解的是，沈从文这时为什么没有向熊希龄这位同乡加亲戚求援，又或者是他曾经去求助而没有成功?
其实早在来京之前，沈从文同熊希龄在芷江的家人就十分熟悉。1919年，沈从文曾在芷江做过一阵子屠宰收税员，并且在芷江县的熊公馆“逗留过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还在那个院子中享受了一个夏天的清寂和芳馥。并且从楼上那两个大书箱中，发现了一大套林译小说”，“书籍中还有十来本白棉纸印谱，且引诱了我认识了许多汉印古玺的款识。后来才听黄大舅说，这些印谱都是游击参将熊老一辈的遗物”(沈从文语)。
由此可以判断，若说沈从文刚来京时一心只想谋求“独立”，不愿向熊希龄求助，还勉强说得过去；若说是沈从文曾经向熊希龄求援而不得，这似乎不太符合熊希龄这位大慈善家的仁人风范。因为已淡出政坛的熊希龄此时正在大张旗鼓地扩建北京香山慈幼院，收养教育1917年京畿水灾和1920年北五省旱灾无人认领的灾童以及全国各地送来的孤贫儿童。其中有150名是家乡湘西、湘中、湘南因旱灾送来的灾童。可以说，作为大慈善家的熊希龄，若真的接到沈从文向他求助，是不会拒绝的。1922年3月，湖南同乡毛泽东、向警予为了紧急援助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熊季光、蔡畅等人，就曾冒然前往熊希龄处求助，熊希龄慷慨解囊，令向警予等人感激万分。
且说生活完全陷入困境的沈从文，在酉西会馆住了半年光景，在北京农业大学就读的表弟黄村生特意替他在银闸胡同的一个公寓找了一间小房。这间房是由贮煤间改造而成的，又小又潮，只有一个小窗口，窗口上还钉了4根细木条，房内仅能搁一张小小的写字桌、一张小床，沈从文管它叫作“窄而霉小斋”。
幸好因为表弟黄村生和姐夫田真一的同学董景天(后来成为周恩来的外交秘书)的关系，他认识了不少农大和燕大的朋友和同乡。“每到无可奈何的时候，我便成了他们的‘不速之客’，在那里留宿三五天是常事”。但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呆在小公寓里为温饱犯愁。
功成名就后的沈从文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
“先是在一个小公寓湿霉霉的房间，零下十二摄氏度的寒气中，学习不用火炉过冬的耐寒力。再其次是三天两天不吃东西，学习空空洞洞腹中的耐饥力。再其次是从饥寒交迫、无望无助状况中，学习进图书馆自行摸索的阅读力。再其次是起始用一枝笔，无日无夜写下去，把所有作品寄给各报章杂志，在毫无结果等待中，学习对于工作失败的抵抗力与适应力。”
怀着对“文学革命”的信仰，沈从文开始没日没夜地写作。北京冬天的气温降到零下十几摄氏度，他还是想办法用旧棉絮裹住双腿，穿着两件单衣，坐在桌旁，一面流着鼻血，一面用红肿的双手写作。然而他寄出去的作品大都如泥牛沉海，没有回音。万般无奈中，他怀着一丝希望，写信向几位知名作家倾述了自己的处境。
郁达夫收到沈从文的来信后，在1924年11月13日专程来“窄而霉小斋”看望了沈从文，回去的当天晚上，便挥笔写下了那篇题为《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的著名文章。
郁达夫的文章至少透露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即沈从文在与郁达夫的交谈中肯定提到了熊希龄。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郁达夫文章中所说的熊希龄“慈和的笑里的尖刀”曾伤透了沈从文的心?对此，沈从文一直不愿直叙其详，后人也无法解开这个谜。
在郁达夫的关心和推荐下，自1924年末开始，沈从文以“休芸芸”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连续发表了《一封未曾付邮的信》、《遥夜》、《公寓中》、《流光》、《三贝先生家训》、《夜渔》、《屠桌边》等散文小说。
半个世纪以后，郁达夫的侄女郁风拜访沈从文时，两人谈及这件往事。郁风说：“沈先生对我说这话时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但他笑得那么天真，那么激动，他说那时的情景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后来他拿出5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来 的钱都留给我了。那时的5块钱，可是相当值钱的啊!”
三
沈从文的散文《遥夜》被北京大学教授林宰平看到了，于是在“五四”运动6周年纪念日时，这位哲学教授以“唯刚”为笔名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大学和学生》，文中引用了沈从文这篇文章的大段文字，认为他将学生生活“很曲折的深刻的传写出来——《遥夜》全文俱佳——实在能够感动人”。
随后，林宰平托人找到沈从文，邀请他到自己家去谈了整整一个下午。末了，他语重心长地对沈从文说：“你要找事做，我可以替你想想办法。一个人仅仅活下来，容易；可是活下来，抱着自己的理想不放，坚持下去，却很难。”
接着，他就向徐志摩、陈西滢等名流举荐沈从文，还向梁启超专门讲起了沈从文的困难处境。梁启超听后，十分感动，就正式把沈从文引荐给自己的朋友熊希龄。
于是，1925年7月下旬，沈从文终于上了香山，在熊希龄的慈幼院里当了一名月薪20元的图书管理员。有趣的是，沈从文在那样的艰难处境下获得香山任职，为什么不是自己主动去向熊希龄要求，反而要通过林宰平和梁启超的介绍?这也是这两位同乡人杰在交往中的一个疑团。
沈从文到香山后，熊希龄把他的住处安置在香山寺前山门天王殿改建的单身职员临时宿舍里，虽说条件简陋，但环境极佳，且正好与熊希龄的双清别墅相邻。
熊希龄对沈从文这位晚辈同乡兼亲戚十分关心。沈从文刚到香山慈幼院不久，熊希龄就把他送到北京大学专门学过一段时间图书管理，由袁同礼教授专门教他编目学、文献学。
熊希龄经常用晚上的时间同沈从文一起淡时事、谈哲学。他们或坐在古松树下，或坐在经过沈从文住所去香山寺废墟途中的石级上面，或在熊希龄的双清别墅里，常常畅谈到深夜。
这一老一少的长谈，往往是熊希龄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由沈从文作答。后来沈从文提到这段情景，认为是熊希龄有意在考他。
一次，熊希龄不经意地问沈从文：“你来北京做什么?你大舅(黄镜铭)曾跟我提起过你，为什么你生活这么艰难不来找我?”
沈从文说：“我想独立。”
“你在陈渠珍那里不是过得挺好吗?”
“当兵6年中我眼看上万无辜平民被杀，除了对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个愚蠢和残忍的印象，什么都学不到!你可想得到，一个机关300个职员有150个是‘烟枪’，是个什么光景?我实在呆不下去了，才跑出来!我想读点书，半工半读，读好书去救救国家。这个国家这么下去实在要不得!”
听沈从文这么一说，熊希龄不由自主地重新打量起眼前这位年轻同乡来，连声说：“好，好，年轻人就要有这种胆识，北京也欢迎有胆识的青年!”
四
沈从文在香山过了一段衣食无忧的“好日子”之后，在感谢熊希龄的同时，慢慢觉得自己和熊府及其香山慈幼院的上层人物格格不入，总感觉到自己是在接受熊希龄的“施恩”，与他当初“想要独立”而来北京的初衷相悖。虽然熊希龄并没有认为接收他是出于恩典的意思，虽然熊希龄照样关照他，经常找他长谈，但沈从文的心里还是有了一层疙瘩，总觉得和熊希龄之间有一层隔膜无法消除。特别是沈从文对熊希龄及其周围一些人生活的上层圈子，总怀有一种混合着自卑与自尊、企羡与不满的复杂情绪。
正是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沈从文用略带轻侮和愤激的笔调，写下了《用A字记下来的事》这篇小说，专门描绘熊希龄55岁寿辰的盛大寿宴，感到自己是一个“不重要的自己跑来凑趣的客，寿面、寿酒是搭到别人得一份——就是特为我预备一份，要我用五点钟以上的难堪去换取”。
这仅仅是开始，真正导致沈从文不辞而别离开香山的原因是：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两篇有关香山慈幼院的小说《第二个狒狒》和《棉鞋》。
香山慈幼院当时由曾留学日本的肖世钦(汉三)任教育股主任。肖世钦是个势利之徒，对上极尽巴结之能事，对下则颐指气使、作威作福。日伪时期，他当上了河北省伪省府教育局长，做了文化汉奸。因不满于他的为人，出于义愤，沈从文在《第二个狒狒》里，专为他画像，并连带讥讽了慈幼院十八般武器俱全的“武库窑”。
在文章中，主人公叙及自己和这“第二个狒狒”一道在香山看戏，走进剧场发现正中一个座位空着，就走过去坐下了，而“第二个狒狒”则只拣后面的座位——他不敢趋前，因为他知道前面的座位是留给“老爷”的。晚上9点，“老爷”果然引了两个“小玩物”到前排来了，专门留着的空座上“即刻就填上了两个奇丽肉体”。
同时，他还写下了诸如“他们度日诸事亨通／他们的奶桶充满／他们的骨髓滋润／小孩子出去多如羊群”这样针对香山上层人物和熊希龄之流的诗句。
小说和诗歌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后，立即激怒和得罪了肖世钦和香山慈幼院的部分上层管理人员。肖世钦把沈从文召去，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并威胁说有人要给他更难堪的处置。
训完了沈从文，肖世钦用手杖指着沈从文脚上的旧棉鞋，恶悻悻地说：“哼，原来是沈从文。你这鞋子……”
“鞋底烂了，没有钱买新的，所以没有换的。”
手杖第二次敲到沈从文脚面上：“你看，你看，这成什么样子?!”
这使沈从文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心里充满了屈辱。他忍下满心气愤，一声不响走开了。
文人有文人出气的方法，事后，沈从文立即又写下了《棉鞋》这篇小说，实叙了这件事的始末。
小说《棉鞋》发表以后，进一步激化了沈从文与肖世钦的矛盾。肖世钦把他叫去，当面大骂了一顿，还多次威胁恐吓沈从文。《第二个狒狒》里的两个“小玩物”也认为沈从文侮辱了她们的人格尊严，在背地里“运动”熊希龄，想对沈从文进行报复。
虽然熊希龄此时根本没有要处置沈从文的意思，照样把他当作晚辈来关心，但敏感而自尊的沈从文似乎预感到危机已一步一步向他逼来，他更无法忍受肖世钦对他的侮辱与伤害，也无法用自己的人格独立来继续换取熊希龄对他的“恩惠”。他终于无法在香山呆下去了。
沈从文没有跟慈幼院任何人打招呼，也没有向熊希龄告别，挟了自己从山下带来的一小网篮破书，独自跑到静宜园门口，雇了头小毛驴，下了香山，又住进了“窄而霉小斋”。
五
1980年6月，沈从文接受美国学者金介甫采访，金介甫专门问及他为什么会突然离开香山，跟熊希龄不辞而别。沈从文说是为了取得独立，“也为了其他一些原因”。1981年4月11日，沈从文在《湘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说：“我有机会到熊希龄身边去做事情，那是我们中国的一位总理了，又是我的亲戚，他对我很好的。我自己偷偷跑了，离开了……我自己只想写小说，而且只想独立写小说。”
其实沈从文在《给璇若》一诗中透露了他离开香山和熊希龄的真正原因：
难道是怕别人“施恩”，
自己就甘做了一朵孤云。
独飘浮于这冷酷的人群？
竟不理旁人的忧虑与挂念，
一任他怄气或狂癫。
——为的是保持了自己的尊严!
他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和人格独立，拒绝了作为同乡加亲戚的熊希龄的“施恩”。他之所以在自己处境最艰难的时候，宁愿忍饥挨饿也不去向熊希龄求助“乞怜”，就是为了要取得自己支配自己的自由。
这就是沈从文，一个古怪而又倔犟的“乡下人”。
拒绝了熊希龄“施恩”的沈从文，靠着天才与勤奋，成了一代文豪。
成名后的沈从文，后来多次到熊希龄的北京香山慈幼院讲课，同时也对晚年积极投身抗日、毁家纾难、爱国爱民的熊希龄多了一份热爱和尊敬。
在熊希龄逝世10周年纪念日，沈从文专门写了两篇文章，即《芷江县的熊公馆》和《新党中一个湖南乡下人和一个湖南人的朋友》，分别发表在1948年1月3日天津的《大公报》和1948年2月21日北京的《益世报》上，纪念和缅怀熊希龄这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爱国慈善家。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两篇纪念熊希龄的文章，对沈从文的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改变了沈从文后半生的命运，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