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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夏天对于699万应届大学毕业生来说异常地焦灼难耐。有专家推算，如加上“历史欠债”，今年寻找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将达到1000万，相当于整个深圳的常住人口，因此被网友册封为“最难就业季”。
“最难就业季”吹来的丝丝冷风考验的不仅仅是应届毕业生的能力、求职观念，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所在的学校以及主管的教育部门是否有所作为。
600元一个就业“章”
在这个“最难就业季”，很多高校都在忙着为就业数据注水。
杨涛是湖北省一所工程类院校的大四毕业生。今年4月，他收到了学校下发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表”，班长叮嘱他和同学一定要在毕业前夕在协议表上盖上用人单位的公章，并交还给学校，否则不能参加毕业论文答辩。
杨涛并未将这张“就业协议表”看在眼里，只相信自己在毕业前夕一定能找到工作，并且顺利地把这张表交还给学校。然而两个多月过去了，杨涛的工作至今没有着落。
“我自己还没着急的时候，辅导员已经找我谈了好几次话。”杨涛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辅导员谈话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尽快交“协议表”。辅导员还特意提醒他：“实在不行就向周围的同学学习。”
为了能够顺利毕业，杨涛咨询了同宿舍的一位同学。据传，这位同学已经帮班里好几位同学盖了“就业协议”章，而他们盖章的方式就是网上交易。
杨涛立即打开某知名购物网站搜索“就业协议盖章”，随即发现许多网店都有类似业务。为了防止“就业协议”寄过去有风险，杨涛选择了班里几位同学都交易过的“蓝天碧水”店铺。
卖家让杨涛把协议原件寄过去，由他们填写和盖章，而就业协议上将会填上“广东建筑公司”。“卖家说，该公司是真实可查的，即使学校调查也不会有差错，所以肯定不会影响毕业。”盖完章，杨涛如释重负。
“对学校来说，是为了提高就业率；对学生自身来说，在武汉找一个单位签订就业协议，户口与档案就可以留在武汉，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湖北省人力资源中心一位负责人向《民生周刊》记者透露。
“只要7月1日前在三方协议（就业协议）上盖上公司章，就能留在武汉。”杨涛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这是很多同学在就业协议上盖“虚假章”的一个主要原因。
600元一个“章”的价格，在他和同学看来有些离谱。“班里很多同学都是找关系盖的章，只要认识公司就给盖。”杨涛透露，有一些同学盖的是亲戚家小超市的章，甚至还有建筑专业的同学因为认识幼儿园的朋友，盖上了幼儿园的章。
“即使这样，学校也没说什么。”杨涛认为，就业指导中心的老师一定看得出来，这些章大部分是为了应付学校工作。
而在杨涛的辅导员看来，“学校为了就业率，采取一些非正常手段也是迫不得已。”
“就业协议反映的是就业率的高低，会直接影响高校或专业下一年度的招生规模。”湖北省教育厅办公室副主任刘卫国告诉《民生周刊》记者。
2011年教育部发布文件称，对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若连续3年被列入预警名单，专业将被撤销。
正因如此，每所高校都十分看重“就业率”。
杨涛的辅导员透露，每个班级的就业率都与辅导员的绩效奖金挂钩。“就业指导中心老师的职务晋升、奖金也与这个‘章’直接挂钩。”
不久前，教育部办公厅向各高校发出通知，重申“四个不准”：不准以任何方式强迫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不准高校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发放与毕业生签约挂钩；不准以户档托管为由劝说毕业生签订虚假就业协议；不准将毕业生顶岗实习、见习证明材料作为就业证明材料。
《民生周刊》记者在武汉、重庆、大连等地高校调查大学生就业情况时，均发现一些高校存在就业数据“注水”情况。而主管教育部门虽然接到了教育部的通知，但并未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这种弄虚作假。
“如果通过就业协议估算，每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几乎都达到90%以上，但真实就业率其实不到30%，水分太大。”上述湖北省人力资源中心负责人向《民生周刊》记者透露，据他了解，这些水分不仅在武汉有，在全国范围内，高校真实就业率与名义上的就业率也有如此大的差别。
热门专业就业亮“红牌”
6月22日，湖北省人才中心应届生专场招聘会上，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的应届毕业生黄石仍在寻找工作。
他的各种离校手续已经办好，但工作至今悬而未决，手里还拎着一大包打印好的个人简历在为数不多的几个招聘单位中散发。
“早知道就不学这个专业了。”临近中午，黄石手中的简历才发出去几份，陪伴黄石找工作的女朋友开始着急了。
《民生周刊》记者实地观察后发现，招聘职位中约有九成是市场销售。这些招聘企业多为民营企业，规模不大，由于地处二三线城市，因此薪酬也比较低。
黄石最后来到了一家招聘销售经理的饲料公司应聘。该公司负责人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公司并不看重黄石的“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以及他的大学文凭，“只要能销售饲料，我们都欢迎。”
“一个有四年销售经验的高中生和一个毫无经验的大学生一起来应聘，我宁愿要前者。”该负责人的话将黄石的自信心打击得所剩无几。
黄石所学的“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被称为“万金油”，在就业市场上已经饱和，但在目前的招生名录上仍被列为“热门专业”。
“该专业目前仍在扩招。”这让黄石非常不解，“专业设置已经与就业市场脱离出了一个巨大鸿沟。”在他看来，这正是他目前不好找工作的真正原因。
“判断一个专业是否合适其实是很容易的。除了社会职业、知识和技术发展之外，通过毕业生的就业就能明显看出来。”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叶赋桂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黄石所学的“计算机应用技术”已经连续三年被某机构评为“就业红牌专业。”麦可思研究院近日发布的《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蓝皮书）表明，2013年高职高专就业红牌警告专业包括：法律文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国际金融、工商管理、法律事务、计算机应用技术、电子商务等。这些专业已连续三年被列为就业红牌专业。 现实是，这些“就业红牌警告专业”在不少考生眼里十分热门、时髦，大多是高校争着要创办的专业，结果导致招生过多，造成“产品滞销”。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校负责人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大学扩招”只是政府的一个行政命令，对于高校扩招哪些专业、培养哪些专业人才，教育部完全没有统筹和规划。 “到头来，扩招的都是低成本的普通专业，即使应用性的专业也是普通化培养。”
叶赋桂认为，造成高校专业调整难的真正原因是各方利益的纠结。“大学是一个保守的机构，不可能像商业机构那样极其灵敏地对社会变化作出反应，因此大学中专业的调整不那么容易。更关键的是，这涉及到教师的学术权力和利益，尤其是校长的意志更起着重要作用。”
“一所大学的专业调整是校长、教授、政府或董事会等多方博弈的结果。”叶赋桂强调。
教育陷入“产业”怪圈
杨涛和黄石的经历在2013年699万大学毕业生中并不是个案。大学毕业生“就业协议”被迫注水，走出学校找工作时的无奈和茫然，种种就业怪像让一些人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大学扩招”。
1998年，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办事处首席经济学家的汤敏上书国家相关机构，要求通过高校扩招“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
1999年，教育部的一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以下称为《计划》）正式启动了高校扩招。
10年之后，杨涛和黄石也成了这个扩招计划的受益者，但随之而来的，是就业压力变得更为沉重。
数据显示，1999年，高校招生人数增加51.32万人，招生总数达159.68万人，增幅达47.4%。2011年，全国高校共招生675万，平均录取率达到72.3%，相当于每报名的4个人中，就有3人可以上大学。14年来，这个数据直线上升，最终达到2013年的699万“峰值”。
随着高校毕业生数量的大幅增加，未就业毕业生人数也开始暴涨。
2001年，扩招前最后一届本科生完成学业，未就业人数达10.4万；2002年扩招后的首届专科生进入就业市场，未就业人数达26.7万；2003年扩招后首届本科生毕业，未就业人数达56.3万。
从10.4万递增到56.3万，14年来这个数字一直呈递增态势。2006年，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人数首次破百万大关，达123.9万。
有专业人士更是预测今年将破两百万大关，这意味着每7名大学应届毕业生中就有2人找不到工作。黄石告诉《民生周刊》记者，据他估计，未就业比率还要更大，因为据他了解，班上还有一半同学仍在找工作中。
“扩招后毕业生人数剧增，市场反应却没有那么灵敏，并不能马上有效配置和接纳那么多毕业生，专业需求方面也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慢慢显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昭晖向《民生周刊》记者解释道。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却不赞同“市场反应慢”这一说法。“按照这个逻辑，14年了，市场该反应过来了。”
黄石总觉得自己就是“大学扩招”的牺牲品，如果没有扩招，即使考不上大学，说不定现在也已经找到了工作。被“扩招”进来的他，经过三年的刻苦努力，最后找到的工作或许还不如他的高中同学。
统计学博士黄文政则用数据证实了黄石的看法是正确的。他认为，造成今年699万大学生难就业的原因，人口基数庞大约占10%的影响，另外90%的责任还是高校扩招。
他的依据来自《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从1999年到2008年，我国大学招生规模从108万增至599万，年均增长为18.7%。而同期的报考大学适龄人数从1999年低谷的1940万增至2008年高峰的2730万，年均增长只有3.6%。
“扩招的速度远远快于适龄人口的增长速度。”黄文政强调。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赞同黄文政的观点，他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学扩招急剧攀升是造就699万大学生就业难的主因。
“扩招导致的教育产业化、商业化的蜕变，必然会出现教育的不公平。”熊丙奇表示，许多低素质的富人子弟滥竽充数成了大学生，从整体上降低了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搅乱了整个人才市场。
扩招的诸多弊端逐渐显现。2012年4月，教育部发布通知，试图关闭本科扩招这个按钮。然而，“稳定规模，保持公办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规模相对稳定”这句话，似乎短期内很难遏制高校已经走上轨道的扩招步伐。
“为何明知高等教育有问题，却慢不下来、停不下来？”熊丙奇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强调，“众多的利益、问题包围下，让大学慢下来实在太难。更要命的是，掌舵的，恰是那些既得利益的政府部门官员、学校行政领导。”
“最难就业季”吹来的丝丝冷风考验的不仅仅是应届毕业生的能力、求职观念，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所在的学校以及主管的教育部门是否有所作为。
600元一个就业“章”
在这个“最难就业季”，很多高校都在忙着为就业数据注水。
杨涛是湖北省一所工程类院校的大四毕业生。今年4月，他收到了学校下发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表”，班长叮嘱他和同学一定要在毕业前夕在协议表上盖上用人单位的公章，并交还给学校，否则不能参加毕业论文答辩。
杨涛并未将这张“就业协议表”看在眼里，只相信自己在毕业前夕一定能找到工作，并且顺利地把这张表交还给学校。然而两个多月过去了，杨涛的工作至今没有着落。
“我自己还没着急的时候，辅导员已经找我谈了好几次话。”杨涛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辅导员谈话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尽快交“协议表”。辅导员还特意提醒他：“实在不行就向周围的同学学习。”
为了能够顺利毕业，杨涛咨询了同宿舍的一位同学。据传，这位同学已经帮班里好几位同学盖了“就业协议”章，而他们盖章的方式就是网上交易。
杨涛立即打开某知名购物网站搜索“就业协议盖章”，随即发现许多网店都有类似业务。为了防止“就业协议”寄过去有风险，杨涛选择了班里几位同学都交易过的“蓝天碧水”店铺。
卖家让杨涛把协议原件寄过去，由他们填写和盖章，而就业协议上将会填上“广东建筑公司”。“卖家说，该公司是真实可查的，即使学校调查也不会有差错，所以肯定不会影响毕业。”盖完章，杨涛如释重负。
“对学校来说，是为了提高就业率；对学生自身来说，在武汉找一个单位签订就业协议，户口与档案就可以留在武汉，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湖北省人力资源中心一位负责人向《民生周刊》记者透露。
“只要7月1日前在三方协议（就业协议）上盖上公司章，就能留在武汉。”杨涛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这是很多同学在就业协议上盖“虚假章”的一个主要原因。
600元一个“章”的价格，在他和同学看来有些离谱。“班里很多同学都是找关系盖的章，只要认识公司就给盖。”杨涛透露，有一些同学盖的是亲戚家小超市的章，甚至还有建筑专业的同学因为认识幼儿园的朋友，盖上了幼儿园的章。
“即使这样，学校也没说什么。”杨涛认为，就业指导中心的老师一定看得出来，这些章大部分是为了应付学校工作。
而在杨涛的辅导员看来，“学校为了就业率，采取一些非正常手段也是迫不得已。”
“就业协议反映的是就业率的高低，会直接影响高校或专业下一年度的招生规模。”湖北省教育厅办公室副主任刘卫国告诉《民生周刊》记者。
2011年教育部发布文件称，对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若连续3年被列入预警名单，专业将被撤销。
正因如此，每所高校都十分看重“就业率”。
杨涛的辅导员透露，每个班级的就业率都与辅导员的绩效奖金挂钩。“就业指导中心老师的职务晋升、奖金也与这个‘章’直接挂钩。”
不久前，教育部办公厅向各高校发出通知，重申“四个不准”：不准以任何方式强迫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不准高校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发放与毕业生签约挂钩；不准以户档托管为由劝说毕业生签订虚假就业协议；不准将毕业生顶岗实习、见习证明材料作为就业证明材料。
《民生周刊》记者在武汉、重庆、大连等地高校调查大学生就业情况时，均发现一些高校存在就业数据“注水”情况。而主管教育部门虽然接到了教育部的通知，但并未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这种弄虚作假。
“如果通过就业协议估算，每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几乎都达到90%以上，但真实就业率其实不到30%，水分太大。”上述湖北省人力资源中心负责人向《民生周刊》记者透露，据他了解，这些水分不仅在武汉有，在全国范围内，高校真实就业率与名义上的就业率也有如此大的差别。
热门专业就业亮“红牌”
6月22日，湖北省人才中心应届生专场招聘会上，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的应届毕业生黄石仍在寻找工作。
他的各种离校手续已经办好，但工作至今悬而未决，手里还拎着一大包打印好的个人简历在为数不多的几个招聘单位中散发。
“早知道就不学这个专业了。”临近中午，黄石手中的简历才发出去几份，陪伴黄石找工作的女朋友开始着急了。
《民生周刊》记者实地观察后发现，招聘职位中约有九成是市场销售。这些招聘企业多为民营企业，规模不大，由于地处二三线城市，因此薪酬也比较低。
黄石最后来到了一家招聘销售经理的饲料公司应聘。该公司负责人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公司并不看重黄石的“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以及他的大学文凭，“只要能销售饲料，我们都欢迎。”
“一个有四年销售经验的高中生和一个毫无经验的大学生一起来应聘，我宁愿要前者。”该负责人的话将黄石的自信心打击得所剩无几。
黄石所学的“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被称为“万金油”，在就业市场上已经饱和，但在目前的招生名录上仍被列为“热门专业”。
“该专业目前仍在扩招。”这让黄石非常不解，“专业设置已经与就业市场脱离出了一个巨大鸿沟。”在他看来，这正是他目前不好找工作的真正原因。
“判断一个专业是否合适其实是很容易的。除了社会职业、知识和技术发展之外，通过毕业生的就业就能明显看出来。”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叶赋桂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黄石所学的“计算机应用技术”已经连续三年被某机构评为“就业红牌专业。”麦可思研究院近日发布的《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蓝皮书）表明，2013年高职高专就业红牌警告专业包括：法律文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国际金融、工商管理、法律事务、计算机应用技术、电子商务等。这些专业已连续三年被列为就业红牌专业。 现实是，这些“就业红牌警告专业”在不少考生眼里十分热门、时髦，大多是高校争着要创办的专业，结果导致招生过多，造成“产品滞销”。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校负责人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大学扩招”只是政府的一个行政命令，对于高校扩招哪些专业、培养哪些专业人才，教育部完全没有统筹和规划。 “到头来，扩招的都是低成本的普通专业，即使应用性的专业也是普通化培养。”
叶赋桂认为，造成高校专业调整难的真正原因是各方利益的纠结。“大学是一个保守的机构，不可能像商业机构那样极其灵敏地对社会变化作出反应，因此大学中专业的调整不那么容易。更关键的是，这涉及到教师的学术权力和利益，尤其是校长的意志更起着重要作用。”
“一所大学的专业调整是校长、教授、政府或董事会等多方博弈的结果。”叶赋桂强调。
教育陷入“产业”怪圈
杨涛和黄石的经历在2013年699万大学毕业生中并不是个案。大学毕业生“就业协议”被迫注水，走出学校找工作时的无奈和茫然，种种就业怪像让一些人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大学扩招”。
1998年，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办事处首席经济学家的汤敏上书国家相关机构，要求通过高校扩招“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
1999年，教育部的一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以下称为《计划》）正式启动了高校扩招。
10年之后，杨涛和黄石也成了这个扩招计划的受益者，但随之而来的，是就业压力变得更为沉重。
数据显示，1999年，高校招生人数增加51.32万人，招生总数达159.68万人，增幅达47.4%。2011年，全国高校共招生675万，平均录取率达到72.3%，相当于每报名的4个人中，就有3人可以上大学。14年来，这个数据直线上升，最终达到2013年的699万“峰值”。
随着高校毕业生数量的大幅增加，未就业毕业生人数也开始暴涨。
2001年，扩招前最后一届本科生完成学业，未就业人数达10.4万；2002年扩招后的首届专科生进入就业市场，未就业人数达26.7万；2003年扩招后首届本科生毕业，未就业人数达56.3万。
从10.4万递增到56.3万，14年来这个数字一直呈递增态势。2006年，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人数首次破百万大关，达123.9万。
有专业人士更是预测今年将破两百万大关，这意味着每7名大学应届毕业生中就有2人找不到工作。黄石告诉《民生周刊》记者，据他估计，未就业比率还要更大，因为据他了解，班上还有一半同学仍在找工作中。
“扩招后毕业生人数剧增，市场反应却没有那么灵敏，并不能马上有效配置和接纳那么多毕业生，专业需求方面也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慢慢显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昭晖向《民生周刊》记者解释道。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却不赞同“市场反应慢”这一说法。“按照这个逻辑，14年了，市场该反应过来了。”
黄石总觉得自己就是“大学扩招”的牺牲品，如果没有扩招，即使考不上大学，说不定现在也已经找到了工作。被“扩招”进来的他，经过三年的刻苦努力，最后找到的工作或许还不如他的高中同学。
统计学博士黄文政则用数据证实了黄石的看法是正确的。他认为，造成今年699万大学生难就业的原因，人口基数庞大约占10%的影响，另外90%的责任还是高校扩招。
他的依据来自《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从1999年到2008年，我国大学招生规模从108万增至599万，年均增长为18.7%。而同期的报考大学适龄人数从1999年低谷的1940万增至2008年高峰的2730万，年均增长只有3.6%。
“扩招的速度远远快于适龄人口的增长速度。”黄文政强调。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赞同黄文政的观点，他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学扩招急剧攀升是造就699万大学生就业难的主因。
“扩招导致的教育产业化、商业化的蜕变，必然会出现教育的不公平。”熊丙奇表示，许多低素质的富人子弟滥竽充数成了大学生，从整体上降低了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搅乱了整个人才市场。
扩招的诸多弊端逐渐显现。2012年4月，教育部发布通知，试图关闭本科扩招这个按钮。然而，“稳定规模，保持公办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规模相对稳定”这句话，似乎短期内很难遏制高校已经走上轨道的扩招步伐。
“为何明知高等教育有问题，却慢不下来、停不下来？”熊丙奇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强调，“众多的利益、问题包围下，让大学慢下来实在太难。更要命的是，掌舵的，恰是那些既得利益的政府部门官员、学校行政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