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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历史悠久、最负盛名的民营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一直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从商务印书馆的创立和发展背景出发，探讨近代商务印书馆产生的深远影响和历史地位。文章将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史同福建近代史相结合，着重论述活跃于出版工作一线的福建人对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以及商务印书馆对福建教育的促进作用。希望通过这篇论文，将商务印书馆与福建的渊源作梳理。
关键词： 商务印书馆 福建人 福建近代教育
1.引言
商务印书馆创立于1897年，百年来，商务印书馆从最初一个小小的印刷作坊，逐步发展成为现当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和文化机构，蕴涵几代人的心血与汗水。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开端；它的发展与崛起，更对中国近现代史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发行范围涵盖教育、文学、时政、妇女、儿童等社会生活诸多领域，成为当时最大规模的民营出版企业，与中国新式教育与新文化建设息息相关，被誉为“印书业之执牛耳者”、“中国文化总机关”，更有文化名人为其题词“利国实超商务外，育人功盖印书行”[1]。因此，无论从近代文化史和近代出版史的角度来说，商务印书馆都是颇具研究价值的对象。依笔者所见，目前学术界研究商务印书馆历史的论文与著作亦有不少，但将商务印书馆与福建人和福建文化相联系的却寥寥无几。笔者希望通过这篇论文，揭示商务印书馆与福建的渊源。
2.近代商务印书馆与福建的渊源
据《福州市志》载，商务印书馆于民国4年（1915年）在福州城内南街花巷口成立福州分馆，开始与福建的联系。福州商务馆刚开办时，仅十余人，年营业十余万元（银元）。至民国22年，人员发展为28人，年营业额达30万元，并通过批发、代理等形式，将图书发行到闽东和闽北。福州商务馆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从事出版，书籍主要来自上海商务总馆，以发行教科书为主，其次是销售商务版的各类图书、画册，兼营文具、仪器和原版外文书籍。抗日战争期间，由于运输需要，曾在南平设立办事处，中转各地运来的图书；福州二次沦陷时，馆中大部分人员撤退往永安，并设立分销处。抗战胜利后，全体人员迁回福州[2]。在商务印书馆的近代发展过程中，骨干力量中福建籍人员占了很大比例，他们对商务印书馆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主要有：高梦旦、陈承泽、郑贞文、李宣龚、郑振铎、黄士复、何公敢、唐钺等人。
3.商务印书馆的“福建帮”
3.1福建人聚集之地——编译所
作为中国近代出版史上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名营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在1903年经过调整，创建了一种新的管理组织模式，即在印书馆下设印刷所、编译所、出版所。三所在出版编辑事务上互相配合、密切联系，又各自独立、各司其职，形成了完整高效的组织形式。三所之中，以编译所最重要，作为编译典籍的核心，编译所广泛吸纳当时社会上的学术精英，近代各个领域的许多著名学者都曾经在编译所任职，其中不乏一批优秀的福建编辑出版人士。由于这些闽籍人士人员众多，贡献及影响突出，“福建帮”的称号由此而来。
3.2商务印书馆的“幕后智囊”
在商务印书馆的闽籍人士中，高梦旦可谓是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高梦旦为人严谨持重，求真务实，思维敏锐，对时局的判断高人一等，张元济常与其商谈要务，倚为左膀右臂。19世纪初，高梦旦把握住国民教育发展动态与方向，以分科编辑的方法编写《最新教科书》，获得巨大成功，印书馆业务蒸蒸日上，并独霸教科书出版行业树十年之久。而后又建议张元济编写《新字典》和《辞源》，并亲自参与编写，两本工具书开创了我国现代出版工具书的先河[7]。他的建议使商务印书馆取得了关键性成功。其次，作为商务印书馆的高层人物，高梦旦虚怀若谷、举才纳贤、提携后进，不遗余力，为商务印书馆举荐了大批有用之才。时人评价高梦旦“因思维周密，断事虑无不中，故总公司凡遇重大进退，皆取断于高，张元济视之如左右手；人称之为参谋长”[3]，在商务印书馆的地位与威信可见一斑。
3.3编译典籍的中流砥柱
上文说过，编译所是福建人的聚集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一步步发展壮大，更是同福建人的辛勤奋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近代鼎盛时期下设二十多部，职工多达数百人，成为国内规模最完备、影响最大的编译单位，而此时编译所的主任正是福建人高梦旦。福建人的最突出贡献更表现在编译典籍上：（1）编写教科书，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出版教科书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始终秉承“以服务教育为己任”的时代使命感，十分重视教科书的编写，并作为当时的业务重点。（2）编写工具书，在成功编写教科书后，高梦旦乘胜追击，根据全国各地新式学校的需求，建议张元济编写《新字典》和《辞源》，以促进学术研究，在编译所建立释典部，请陆尔奎主持，并亲自参与编写。（3）闽籍出版编辑人的贡献不仅表现在编译典籍上，更为商务印书馆吸引到一些才华横溢的闽籍作者，其中，严复、林纾便是代表人物。
2.4主编期刊的生力军
期刊是商务印书馆影响中国近代文化的另一个阵地，印书馆发行的期刊《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等，在近代中国影响广泛。在期刊的编辑方面，福建人发挥的作用亦不能忽视，其中最突出的当属郑振铎和他主编的《小说月报》。原籍福建长乐的郑振铎是商务印书馆的后起之秀，1921年由茅盾介绍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次年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除了郑振铎外，还有不少闽籍人士活跃在商务印书馆的期刊阵地上，我国著名心理学家唐钺在商务印书馆期间曾主编过《教育杂志》，该刊成为译介和传播西方和日本先进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模式及教学方法的先行者；陈承泽曾主编《法政杂志》、《学艺杂志》，并参与《东方杂志》的编辑。可见，商务印书馆在期刊所取得的成功与福建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4.商务印书馆与福建近代教育 教科书是教育的重要工具，编制教科书的商务印书馆与福建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学的不断传播，适合时代特征的新教材成为福建各个学校的需求。商务印书馆准确判断市场，其出版的教科书在福建教科书市场占有很大比重。此外，商务印书馆对福建近代教育的贡献还表现为出版福建教育科研著作。1931年至1937年，福建所有教育科研著作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如著名教育学家杜佐周的《教育与学校行政原理》。福建学者对中国教育的贡献，商务印书馆同样功不不可没。商务印书馆的理念“吾辈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为世人所称道。馆中的核心人物张元济、高梦旦、蔡元培具满怀教育救国的理想，这种理想与信念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商务人投身教育的改革发展。在促进文化传播方面，商务印书馆亦多有建树，1931年福建学院图书馆建立时，商务印书馆“多有捐赠”，其中不少珍贵善本[4]。
5.结语
正如汪道涵在商务一百周年的纪念会上所说的：“商务不单是个出版机构，更重要的是个文化机构。因为出版反映了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反映了文化事业的进程。”“商务印书馆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又为时代服务，影响着时代。”[5]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出版界的巨擘，在近代文化传播和塑造中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成为文化发展的风向标，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史是近代出版史的一个缩影。近代福建人也在商务印书馆中积蓄着力量，成为商务巨轮的风帆。百年商务，不仅为福建培养了一批福建知识分子群体，更重要的是营造了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的氛围，铸就了福建文化发展的基础，对时代、文化、人都有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史春风.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10.
[2]福州市志第七籍[A].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424-425.
[3]汪家熔.http：//www.cp.com.cn/newsdetail.cfm？iCntno=635，“参谋长”高梦旦[J].商务印书馆.
[4]福建省志·教育志http：//www.fjsq.gov.cn/ShowText.asp？Tobook=31
关键词： 商务印书馆 福建人 福建近代教育
1.引言
商务印书馆创立于1897年，百年来，商务印书馆从最初一个小小的印刷作坊，逐步发展成为现当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和文化机构，蕴涵几代人的心血与汗水。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开端；它的发展与崛起，更对中国近现代史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发行范围涵盖教育、文学、时政、妇女、儿童等社会生活诸多领域，成为当时最大规模的民营出版企业，与中国新式教育与新文化建设息息相关，被誉为“印书业之执牛耳者”、“中国文化总机关”，更有文化名人为其题词“利国实超商务外，育人功盖印书行”[1]。因此，无论从近代文化史和近代出版史的角度来说，商务印书馆都是颇具研究价值的对象。依笔者所见，目前学术界研究商务印书馆历史的论文与著作亦有不少，但将商务印书馆与福建人和福建文化相联系的却寥寥无几。笔者希望通过这篇论文，揭示商务印书馆与福建的渊源。
2.近代商务印书馆与福建的渊源
据《福州市志》载，商务印书馆于民国4年（1915年）在福州城内南街花巷口成立福州分馆，开始与福建的联系。福州商务馆刚开办时，仅十余人，年营业十余万元（银元）。至民国22年，人员发展为28人，年营业额达30万元，并通过批发、代理等形式，将图书发行到闽东和闽北。福州商务馆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从事出版，书籍主要来自上海商务总馆，以发行教科书为主，其次是销售商务版的各类图书、画册，兼营文具、仪器和原版外文书籍。抗日战争期间，由于运输需要，曾在南平设立办事处，中转各地运来的图书；福州二次沦陷时，馆中大部分人员撤退往永安，并设立分销处。抗战胜利后，全体人员迁回福州[2]。在商务印书馆的近代发展过程中，骨干力量中福建籍人员占了很大比例，他们对商务印书馆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主要有：高梦旦、陈承泽、郑贞文、李宣龚、郑振铎、黄士复、何公敢、唐钺等人。
3.商务印书馆的“福建帮”
3.1福建人聚集之地——编译所
作为中国近代出版史上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名营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在1903年经过调整，创建了一种新的管理组织模式，即在印书馆下设印刷所、编译所、出版所。三所在出版编辑事务上互相配合、密切联系，又各自独立、各司其职，形成了完整高效的组织形式。三所之中，以编译所最重要，作为编译典籍的核心，编译所广泛吸纳当时社会上的学术精英，近代各个领域的许多著名学者都曾经在编译所任职，其中不乏一批优秀的福建编辑出版人士。由于这些闽籍人士人员众多，贡献及影响突出，“福建帮”的称号由此而来。
3.2商务印书馆的“幕后智囊”
在商务印书馆的闽籍人士中，高梦旦可谓是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高梦旦为人严谨持重，求真务实，思维敏锐，对时局的判断高人一等，张元济常与其商谈要务，倚为左膀右臂。19世纪初，高梦旦把握住国民教育发展动态与方向，以分科编辑的方法编写《最新教科书》，获得巨大成功，印书馆业务蒸蒸日上，并独霸教科书出版行业树十年之久。而后又建议张元济编写《新字典》和《辞源》，并亲自参与编写，两本工具书开创了我国现代出版工具书的先河[7]。他的建议使商务印书馆取得了关键性成功。其次，作为商务印书馆的高层人物，高梦旦虚怀若谷、举才纳贤、提携后进，不遗余力，为商务印书馆举荐了大批有用之才。时人评价高梦旦“因思维周密，断事虑无不中，故总公司凡遇重大进退，皆取断于高，张元济视之如左右手；人称之为参谋长”[3]，在商务印书馆的地位与威信可见一斑。
3.3编译典籍的中流砥柱
上文说过，编译所是福建人的聚集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一步步发展壮大，更是同福建人的辛勤奋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近代鼎盛时期下设二十多部，职工多达数百人，成为国内规模最完备、影响最大的编译单位，而此时编译所的主任正是福建人高梦旦。福建人的最突出贡献更表现在编译典籍上：（1）编写教科书，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出版教科书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始终秉承“以服务教育为己任”的时代使命感，十分重视教科书的编写，并作为当时的业务重点。（2）编写工具书，在成功编写教科书后，高梦旦乘胜追击，根据全国各地新式学校的需求，建议张元济编写《新字典》和《辞源》，以促进学术研究，在编译所建立释典部，请陆尔奎主持，并亲自参与编写。（3）闽籍出版编辑人的贡献不仅表现在编译典籍上，更为商务印书馆吸引到一些才华横溢的闽籍作者，其中，严复、林纾便是代表人物。
2.4主编期刊的生力军
期刊是商务印书馆影响中国近代文化的另一个阵地，印书馆发行的期刊《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等，在近代中国影响广泛。在期刊的编辑方面，福建人发挥的作用亦不能忽视，其中最突出的当属郑振铎和他主编的《小说月报》。原籍福建长乐的郑振铎是商务印书馆的后起之秀，1921年由茅盾介绍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次年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除了郑振铎外，还有不少闽籍人士活跃在商务印书馆的期刊阵地上，我国著名心理学家唐钺在商务印书馆期间曾主编过《教育杂志》，该刊成为译介和传播西方和日本先进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模式及教学方法的先行者；陈承泽曾主编《法政杂志》、《学艺杂志》，并参与《东方杂志》的编辑。可见，商务印书馆在期刊所取得的成功与福建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4.商务印书馆与福建近代教育 教科书是教育的重要工具，编制教科书的商务印书馆与福建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学的不断传播，适合时代特征的新教材成为福建各个学校的需求。商务印书馆准确判断市场，其出版的教科书在福建教科书市场占有很大比重。此外，商务印书馆对福建近代教育的贡献还表现为出版福建教育科研著作。1931年至1937年，福建所有教育科研著作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如著名教育学家杜佐周的《教育与学校行政原理》。福建学者对中国教育的贡献，商务印书馆同样功不不可没。商务印书馆的理念“吾辈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为世人所称道。馆中的核心人物张元济、高梦旦、蔡元培具满怀教育救国的理想，这种理想与信念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商务人投身教育的改革发展。在促进文化传播方面，商务印书馆亦多有建树，1931年福建学院图书馆建立时，商务印书馆“多有捐赠”，其中不少珍贵善本[4]。
5.结语
正如汪道涵在商务一百周年的纪念会上所说的：“商务不单是个出版机构，更重要的是个文化机构。因为出版反映了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反映了文化事业的进程。”“商务印书馆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又为时代服务，影响着时代。”[5]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出版界的巨擘，在近代文化传播和塑造中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成为文化发展的风向标，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史是近代出版史的一个缩影。近代福建人也在商务印书馆中积蓄着力量，成为商务巨轮的风帆。百年商务，不仅为福建培养了一批福建知识分子群体，更重要的是营造了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的氛围，铸就了福建文化发展的基础，对时代、文化、人都有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史春风.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10.
[2]福州市志第七籍[A].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424-425.
[3]汪家熔.http：//www.cp.com.cn/newsdetail.cfm？iCntno=635，“参谋长”高梦旦[J].商务印书馆.
[4]福建省志·教育志http：//www.fjsq.gov.cn/ShowText.asp？Tobook=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