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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金融危机以后，从美国到欧洲，全球经济学界和政治学界，又掀起一股反思资本主义的新潮流。哈佛著名政治学教授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的《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去年大热；今年，榜上英雄换成了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传播风行，“效率优先”、“市场主导”的理念逐渐成为各国政府制定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指导思想，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也成为全球经济演化的不可抗拒的两股潮流。此后金融危机爆发，公平与效率之间的老话题再次被提了出来。《21世纪资本论》所描述的，是一个现有制度只会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世界。自由、效率与公平之间，孰是孰非？人类究竟应该以何种态度，看待这一不同的理论体系构建下的现实张力？本刊特约两篇不同的文章呈现不同的观点，以促进这一话题走向更深入的讨论。
法国经济学家皮克迪《21世纪资本论》的英文版（Capital in Twenty-First Century） 今年3月在美国上市以来，很快成了畅销书，也成了学术界和媒体热评的对象，可谓“一石击起千层浪”。美国的一些大牌经济学家纷纷撰文评论，对皮克迪一书是褒贬不一。
用哈佛大学校长、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的话说，革新派（progressive）的反应皆为赞不绝口，而保守派（conservative）的评论多是措辞激烈的批判。经济学界以至于整个学术界为此而分裂为两大阵营：资本主义制度的革新派与保守派。这场论战远没有休止，并还将继续下去，因为它涉及到的，从小的方面来说，是发达国家的税收制度的改革与调整，从大的方面来说，是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
《21世纪资本论》的英文版问世以来，不过半年的时间。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该书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这样一股具有如此冲击力的“风暴”，是事先难以想象的。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开启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新古典经济学更加关心的主题是增长与效率，而把分配与公平问题放在无足轻重的位置。新古典经济学宣扬的基本理念，影响了过去30多年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的转变，影响了转型国家面对不同改革路径的取舍，也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
随着“效率优先”、“市场主导”的理念逐渐成为各国政府制定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指导思想，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简称为“两化”）成为全球经济演化的不可抗拒的两股潮流。在“两化”的推动下， 全球经济出现了又一轮的较长时期，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从中受益，成为新兴经济体。然而，在“两化”过程中，并非所有国家都是受益方，在一个国家内部也并非所有人群都是受益者。有的国家受益很多，美国是发达国家的代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可是，这些受益国家都经历了国内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扩大的问题，美国是如此，中国更是如此。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在反思国际金融危机的同时，意识到社会的财富悬殊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负面影响。
对此作出强烈反应的，首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Stiglitz）。他于2011年5月在《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为富不仁”（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的文章，提到美国当前的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都比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大幅度地扩大：收入最高的1%人群占有的全社会收入份额从12%上升到近25%，最富的1%人群占有的全社会财产份额从33%上升到40%。他还列举了最富的1%人群的收入和财产份额的不断增加会对美国社会、经济、外交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 大声呼吁美国需要大力推进改革。
在此文基础上，2012年斯蒂格利茨出版了《不平等的代价》（The Price of Inequality）， 阐述了美国当前的收入与财富差距会带来社会发展的威胁。他声称美国过去30年之所以出现收入和财富差距的急剧扩大，有三方面的问题：市场机制的实际运作既是低效率的，又是不稳定的，政治制度不能修正市场的失灵，经济和政治制度产生了社会分配不公。而且，他认为三者之间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从而形成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不平等既是政治制度失灵的原因，又是其结果，它又会带来经济制度的不稳定，而不稳定的经济制度反过来导致了更大的不平等。”由此可见，《21世纪资本论》提出的一些论据和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国际社会中这样一种日益增长的对现行分配制度和分配结果的不满情绪。
相对于现有的研究文献，《21世纪资本论》又有哪些新发现和新观点呢？首先，该书描述了主要发达国家收入分配和财产差距的长期变化趋势，并从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作过程中的两个基本法则（或规律）（Law）：第一法则是国民收入中资本收入的份额等于资本收入比乘以资本回报率；第二法则是资本回报率（r）大于经济增长率（g），即r>g。
第一法则的重要性在于其涉及到国民收入分配中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在收入分配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两种范式，一是研究国民收入中不同生产要素获得的收入份额，如资本收入份额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大小。这一研究范式被称之为功能性分配（functional distribution）理论。二是研究居民个人或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被称为规模分配（size distribution）理论。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主要关心的是功能性分配问题，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学界更多关心的是规模分配问题。皮克迪的第一法则重新将功能性分配问题带进了人们的视野，不能不说是对古典经济学的一种再次回归。 第二法则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涉及到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的分配问题，也涉及到居民之间收入差距问题。资本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意味着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所占比例会不断提高，劳动收入所占比例会不断降低，同时还意味着在资本收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时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会不断扩大。而且，在第二法则的支配下，一个国家的资本的份额越高，其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
其次，皮克迪在提出上述两个法则后，进一步阐述了它们具有的收入与财产分配的含义。
第一， r>g是导致西方发达国家财富高度集中的“元凶”。按着皮克迪的解释，财富和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回报率大于经济增长率。资本回报率r与财富的增长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当资本收益完全用于再投资时，资本回报率r就是资本或财富的增长率。由于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大致占2/3-3/4左右，经济增长率可视为绝大多数人的工资收入增长率。
第二，当一个社会的资本回报率长时间超过收入增长率，或者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时（增长率非常低甚至为零或负数），财富的作用将显著增强，拥有财富的阶层仅需将资本收益的很小部分用于再投资，即可保证其财富和资本收入的增长超过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与此相比，仅靠劳动收入为生的人，无论在收入增长上，还是财富积累上，都无法在财富和收入分配上与资本家平分秋色。长此以往，起初从创业起家的企业家们，最终将沦为食利者，财富所有者最终不仅会主宰财富和收入分配，甚至会主宰整个社会。
第三，在两个法则的作用下，社会财富的代际传递效应会得到强化。富家子弟从父母那里继承的财富份额会不断增加，而贫困家庭子女则只能靠自己的储蓄积累财产，那么财富的代际传递意味着财富差距的代际传递，财富差距的代代相传，而且传递效应会不断得到放大和强化。
皮克迪对此提供了一些历史经验数据。根据他的计算，财富继承总额占私人财富的比重，在1910年为90%，之后由于战争和税收政策的影响降至1970年的42%-43%，随后转而上升，2010年上升至70%。这一比重在未来如何变化，取决于资本回报率和经济增长率。在假定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资本回报率为5%的情况下，皮克迪预测，财富继承占私人财富总额的比重在2100年将上升至90%，即回到“一战”前历史最高水平。
第四，居民财产差距扩大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资本回报率持续地高于经济增长率，不仅带来了财富的更加集中，同时也直接导致收入不平等的恶化。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增长率不同，前者高于后者，直接导致收入总额中资本收入的份额上升，劳动收入份额相应地减少，在资本收入的分配不平等程度显著大于劳动收入的情况下，整个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也随之加剧。
再次，《21世纪资本论》提供了大量历史数据来支撑其两个法则。在皮克迪看来，提出资本回报率大于经济增长率这一规律，是基于人类历史的事实，而不是逻辑的必然性。从长期来看，资本回报率基本维持在4%-5%左右。与此不同，从1700年以来世界总产出的年均增长率也不过1.6%。现实中看到的年均8%或更高的增长率只是历史的偶然现象，是仅仅局限于某个（些）国家某一时期的特殊现象，而1.6%年均增长率才是历史的常态。关于本世纪的经济增长率，皮克迪的预测是，2012年-2050年为2.5%左右，2050年-2070年为1.5%，2070年-2100年为1.2%。
对于发达国家的财产和收入差距的最新变化，皮克迪也给出了大量的经验数据。在他看来，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收入分配特点。
比如，美国的最大特点并不在于财富分配上，而在于收入分配上。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收入差距出现爆炸式扩大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是劳动收入差距的扩大，而资本收入集中的作用是次要的。这一点与其他发达国家有所不同。皮克迪提供的数据显示，在美国，收入最高10%人群的收入份额由70年代末30%-35%上升至本世纪最初十年的45%-50%，上升了15个百分点。同时收入最高1%人群的收入份额由9%上升至20%以上。这主要是由于工资收入向高收入阶层集中造成的。具体地说，工资收入最高10%人群占整个工资收入总额的比重，同时也由25%上升至35%，上升了1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总收入中最高收入10%人群占比上升的15个百分点中，三分之二由工资收入的集中所致，其余的三分之一来源于资本收入差距的扩大。
既然美国部分人群的高工资对收入差距贡献如此之大，那么高工资者又是哪些人群呢？皮克迪告诉我们，美国的高工资人群主要有大企业的高管人员，皮克迪把他们统称为超级经理人（supermanagers），把他们的超高工资称为超级薪酬（supersalaries）。美国超级经理人的一部分属于金融业的高管，但绝大多数人从业于非金融部分。另外，在收入最高的1/1000人群中，球星、演员以及艺术家占比低于5%。这一点说明，美国的高收入人群多为体育或电影明星的直观感觉是错误的。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罪魁祸首”是大公司超级经理人工薪的爆炸式增长。
最后，《21世纪资本论》提出革新资本主义制度的新药方。鉴于资本收入比的不断上升以及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事实，一个国家出现库茨涅兹提出的收入差距的倒U型变化轨迹的可能性是没有的。
按照倒U型假说的推断，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会出现收入差距持续缩小的趋势，可是从历史数据上看，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确实出现了收入差距的下降，但是从80年代初期起收入差距重新开始扩大，一直持续至今。由此皮克迪认为倒U型假说是错误的，未来的收入分配政策不能寄托于收入差距的自然下降过程。因此，皮克迪提出了一项激进的再分配政策，即在全球范围内课征财富税，同时提出了累进性税率表：100万欧元以下的财富免税，100万-500万欧元的财富征税1%，500万欧元以上适用2%税率。
《21世纪资本论》一书的中文版仍未出版，可是它的许多观点，经过学者的介绍和媒体的炒作，在国内已产生了很大反响。一个重要原因是皮克迪描绘的发达国家的收入与财富差距问题引起国人对本国问题的担忧。那么，《21世纪资本论》对中国有何启示呢？
一是，虽然过去30年中国与欧美国家经历了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扩大的同样过程，但是其背后的原因有所不同。中国收入和财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更为复杂和多样性，既受到转型过程的影响，又受到发展过程的影响，既有市场机制的作用，又有政府干预的作用，既有工资差距扩大的因素，又有资本收入集中的因素，而皮克迪所描述的欧美国家的财富差距的扩大更多地来自资本收入的过度集中。
二是，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特别是选择包容性经济增长方式，对于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具有一定作用。如《21世纪资本论》所言，资本收入比的上升，资本及其收入的过度集中，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收入差距的扩大，都是因为资本报酬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更有现实意义，中国还需要有一个较长的高速经济增长期，还需要通过增长来解决社会和经济中积累的矛盾。因此，激发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让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多地分享给低收入和贫困人口，是一种更加积极的收入分配政策。
三是，皮克迪认为解决发达国家财富差距的办法是征收财富税。这一政策建议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而解决中国收入分配和财产差距问题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包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收入再分配政策调整，当然也包括房产税和遗产税等调节财产分布差距的政策措施。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传播风行，“效率优先”、“市场主导”的理念逐渐成为各国政府制定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指导思想，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也成为全球经济演化的不可抗拒的两股潮流。此后金融危机爆发，公平与效率之间的老话题再次被提了出来。《21世纪资本论》所描述的，是一个现有制度只会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世界。自由、效率与公平之间，孰是孰非？人类究竟应该以何种态度，看待这一不同的理论体系构建下的现实张力？本刊特约两篇不同的文章呈现不同的观点，以促进这一话题走向更深入的讨论。
法国经济学家皮克迪《21世纪资本论》的英文版（Capital in Twenty-First Century） 今年3月在美国上市以来，很快成了畅销书，也成了学术界和媒体热评的对象，可谓“一石击起千层浪”。美国的一些大牌经济学家纷纷撰文评论，对皮克迪一书是褒贬不一。
用哈佛大学校长、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的话说，革新派（progressive）的反应皆为赞不绝口，而保守派（conservative）的评论多是措辞激烈的批判。经济学界以至于整个学术界为此而分裂为两大阵营：资本主义制度的革新派与保守派。这场论战远没有休止，并还将继续下去，因为它涉及到的，从小的方面来说，是发达国家的税收制度的改革与调整，从大的方面来说，是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
增长的公平代价
《21世纪资本论》的英文版问世以来，不过半年的时间。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该书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这样一股具有如此冲击力的“风暴”，是事先难以想象的。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开启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新古典经济学更加关心的主题是增长与效率，而把分配与公平问题放在无足轻重的位置。新古典经济学宣扬的基本理念，影响了过去30多年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的转变，影响了转型国家面对不同改革路径的取舍，也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
随着“效率优先”、“市场主导”的理念逐渐成为各国政府制定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指导思想，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简称为“两化”）成为全球经济演化的不可抗拒的两股潮流。在“两化”的推动下， 全球经济出现了又一轮的较长时期，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从中受益，成为新兴经济体。然而，在“两化”过程中，并非所有国家都是受益方，在一个国家内部也并非所有人群都是受益者。有的国家受益很多，美国是发达国家的代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可是，这些受益国家都经历了国内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扩大的问题，美国是如此，中国更是如此。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在反思国际金融危机的同时，意识到社会的财富悬殊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负面影响。
对此作出强烈反应的，首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Stiglitz）。他于2011年5月在《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为富不仁”（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的文章，提到美国当前的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都比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大幅度地扩大：收入最高的1%人群占有的全社会收入份额从12%上升到近25%，最富的1%人群占有的全社会财产份额从33%上升到40%。他还列举了最富的1%人群的收入和财产份额的不断增加会对美国社会、经济、外交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 大声呼吁美国需要大力推进改革。
在此文基础上，2012年斯蒂格利茨出版了《不平等的代价》（The Price of Inequality）， 阐述了美国当前的收入与财富差距会带来社会发展的威胁。他声称美国过去30年之所以出现收入和财富差距的急剧扩大，有三方面的问题：市场机制的实际运作既是低效率的，又是不稳定的，政治制度不能修正市场的失灵，经济和政治制度产生了社会分配不公。而且，他认为三者之间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从而形成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不平等既是政治制度失灵的原因，又是其结果，它又会带来经济制度的不稳定，而不稳定的经济制度反过来导致了更大的不平等。”由此可见，《21世纪资本论》提出的一些论据和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国际社会中这样一种日益增长的对现行分配制度和分配结果的不满情绪。
资本回报率大于经济增长率
相对于现有的研究文献，《21世纪资本论》又有哪些新发现和新观点呢？首先，该书描述了主要发达国家收入分配和财产差距的长期变化趋势，并从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作过程中的两个基本法则（或规律）（Law）：第一法则是国民收入中资本收入的份额等于资本收入比乘以资本回报率；第二法则是资本回报率（r）大于经济增长率（g），即r>g。
第一法则的重要性在于其涉及到国民收入分配中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在收入分配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两种范式，一是研究国民收入中不同生产要素获得的收入份额，如资本收入份额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大小。这一研究范式被称之为功能性分配（functional distribution）理论。二是研究居民个人或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被称为规模分配（size distribution）理论。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主要关心的是功能性分配问题，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学界更多关心的是规模分配问题。皮克迪的第一法则重新将功能性分配问题带进了人们的视野，不能不说是对古典经济学的一种再次回归。 第二法则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涉及到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的分配问题，也涉及到居民之间收入差距问题。资本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意味着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所占比例会不断提高，劳动收入所占比例会不断降低，同时还意味着在资本收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时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会不断扩大。而且，在第二法则的支配下，一个国家的资本的份额越高，其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
其次，皮克迪在提出上述两个法则后，进一步阐述了它们具有的收入与财产分配的含义。
第一， r>g是导致西方发达国家财富高度集中的“元凶”。按着皮克迪的解释，财富和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回报率大于经济增长率。资本回报率r与财富的增长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当资本收益完全用于再投资时，资本回报率r就是资本或财富的增长率。由于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大致占2/3-3/4左右，经济增长率可视为绝大多数人的工资收入增长率。
第二，当一个社会的资本回报率长时间超过收入增长率，或者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时（增长率非常低甚至为零或负数），财富的作用将显著增强，拥有财富的阶层仅需将资本收益的很小部分用于再投资，即可保证其财富和资本收入的增长超过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与此相比，仅靠劳动收入为生的人，无论在收入增长上，还是财富积累上，都无法在财富和收入分配上与资本家平分秋色。长此以往，起初从创业起家的企业家们，最终将沦为食利者，财富所有者最终不仅会主宰财富和收入分配，甚至会主宰整个社会。
第三，在两个法则的作用下，社会财富的代际传递效应会得到强化。富家子弟从父母那里继承的财富份额会不断增加，而贫困家庭子女则只能靠自己的储蓄积累财产，那么财富的代际传递意味着财富差距的代际传递，财富差距的代代相传，而且传递效应会不断得到放大和强化。
皮克迪对此提供了一些历史经验数据。根据他的计算，财富继承总额占私人财富的比重，在1910年为90%，之后由于战争和税收政策的影响降至1970年的42%-43%，随后转而上升，2010年上升至70%。这一比重在未来如何变化，取决于资本回报率和经济增长率。在假定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资本回报率为5%的情况下，皮克迪预测，财富继承占私人财富总额的比重在2100年将上升至90%，即回到“一战”前历史最高水平。
第四，居民财产差距扩大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资本回报率持续地高于经济增长率，不仅带来了财富的更加集中，同时也直接导致收入不平等的恶化。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增长率不同，前者高于后者，直接导致收入总额中资本收入的份额上升，劳动收入份额相应地减少，在资本收入的分配不平等程度显著大于劳动收入的情况下，整个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也随之加剧。
再次，《21世纪资本论》提供了大量历史数据来支撑其两个法则。在皮克迪看来，提出资本回报率大于经济增长率这一规律，是基于人类历史的事实，而不是逻辑的必然性。从长期来看，资本回报率基本维持在4%-5%左右。与此不同，从1700年以来世界总产出的年均增长率也不过1.6%。现实中看到的年均8%或更高的增长率只是历史的偶然现象，是仅仅局限于某个（些）国家某一时期的特殊现象，而1.6%年均增长率才是历史的常态。关于本世纪的经济增长率，皮克迪的预测是，2012年-2050年为2.5%左右，2050年-2070年为1.5%，2070年-2100年为1.2%。
对于发达国家的财产和收入差距的最新变化，皮克迪也给出了大量的经验数据。在他看来，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收入分配特点。
比如，美国的最大特点并不在于财富分配上，而在于收入分配上。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收入差距出现爆炸式扩大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是劳动收入差距的扩大，而资本收入集中的作用是次要的。这一点与其他发达国家有所不同。皮克迪提供的数据显示，在美国，收入最高10%人群的收入份额由70年代末30%-35%上升至本世纪最初十年的45%-50%，上升了15个百分点。同时收入最高1%人群的收入份额由9%上升至20%以上。这主要是由于工资收入向高收入阶层集中造成的。具体地说，工资收入最高10%人群占整个工资收入总额的比重，同时也由25%上升至35%，上升了1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总收入中最高收入10%人群占比上升的15个百分点中，三分之二由工资收入的集中所致，其余的三分之一来源于资本收入差距的扩大。
既然美国部分人群的高工资对收入差距贡献如此之大，那么高工资者又是哪些人群呢？皮克迪告诉我们，美国的高工资人群主要有大企业的高管人员，皮克迪把他们统称为超级经理人（supermanagers），把他们的超高工资称为超级薪酬（supersalaries）。美国超级经理人的一部分属于金融业的高管，但绝大多数人从业于非金融部分。另外，在收入最高的1/1000人群中，球星、演员以及艺术家占比低于5%。这一点说明，美国的高收入人群多为体育或电影明星的直观感觉是错误的。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罪魁祸首”是大公司超级经理人工薪的爆炸式增长。
最后，《21世纪资本论》提出革新资本主义制度的新药方。鉴于资本收入比的不断上升以及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事实，一个国家出现库茨涅兹提出的收入差距的倒U型变化轨迹的可能性是没有的。
按照倒U型假说的推断，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会出现收入差距持续缩小的趋势，可是从历史数据上看，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确实出现了收入差距的下降，但是从80年代初期起收入差距重新开始扩大，一直持续至今。由此皮克迪认为倒U型假说是错误的，未来的收入分配政策不能寄托于收入差距的自然下降过程。因此，皮克迪提出了一项激进的再分配政策，即在全球范围内课征财富税，同时提出了累进性税率表：100万欧元以下的财富免税，100万-500万欧元的财富征税1%，500万欧元以上适用2%税率。
对中国的启示
《21世纪资本论》一书的中文版仍未出版，可是它的许多观点，经过学者的介绍和媒体的炒作，在国内已产生了很大反响。一个重要原因是皮克迪描绘的发达国家的收入与财富差距问题引起国人对本国问题的担忧。那么，《21世纪资本论》对中国有何启示呢？
一是，虽然过去30年中国与欧美国家经历了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扩大的同样过程，但是其背后的原因有所不同。中国收入和财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更为复杂和多样性，既受到转型过程的影响，又受到发展过程的影响，既有市场机制的作用，又有政府干预的作用，既有工资差距扩大的因素，又有资本收入集中的因素，而皮克迪所描述的欧美国家的财富差距的扩大更多地来自资本收入的过度集中。
二是，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特别是选择包容性经济增长方式，对于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具有一定作用。如《21世纪资本论》所言，资本收入比的上升，资本及其收入的过度集中，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收入差距的扩大，都是因为资本报酬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更有现实意义，中国还需要有一个较长的高速经济增长期，还需要通过增长来解决社会和经济中积累的矛盾。因此，激发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让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多地分享给低收入和贫困人口，是一种更加积极的收入分配政策。
三是，皮克迪认为解决发达国家财富差距的办法是征收财富税。这一政策建议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而解决中国收入分配和财产差距问题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包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收入再分配政策调整，当然也包括房产税和遗产税等调节财产分布差距的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