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里，有一点挺失败的：混了这么多年都没弄清楚，我到底是哪儿的人呢……
　　
　　上海户口新政出台，几乎同时，出生于上海的王小帅正为自己卷入了倒卖北京户口案而困扰。
　　
　　我是哪门子上海人？
　　
　　1966年，我在上海出生。两个月后就离开了上海，因为我妈的工厂迁去了贵州，我爸本来是要留在上海戏剧学院当老师的，也跟着一起去了贵州，在贵州省京剧团当京剧导演，导样板戏。妈妈的工厂里其实都是上海迁过去的工人，比较封闭，和当地的贵州人没有太深的联系。我一直知道自己不是真正的上海人，因为厂里那些上海人过年过节都要回去的，但我们家在上海那边没有亲戚的；我也知道自己不是贵州人，两千多人挪过去把那片山都给占了，当时我们在学校里说的全是上海话。
　　后来我（筹拍《青红》前）回去过一次，离贵阳特近，就在郊区，有点像北京到通县那个距离。但当时的印象里，山路曲里拐弯的，又没路灯，觉得离贵阳远着呢。那次回去时我以为他们还在说上海话，我就跟他们说上海话，却没人理我，一点反应都没有，全是贵阳话，整个给我弄蒙了。
　　小孩没有户口，反正父母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我在贵阳一直呆到13岁，后来因为我爸调去了武汉军区话剧团才离开了工厂。那时候没开放，自由职业和停薪留职这些说法都没有的，调动和迁移都需要户口档案。我爸有过好几次机会回上海，比如80年代他有部戏在上海戏剧节上获了奖，当时大家都让他回上海，但他只要一想到户籍、档案和人事这些个就嫌麻烦，而且在外多年了，也是人生地不熟了，就一直没回上海。我一直为我父亲觉得可惜，户籍制度对人的这种隔离，在他们这代人身上体现得比较明显。
　　我原来打算拍的一部戏，写的就是当初厂里的五家人。他们从厂里跑了，一个车间的党支部书记领着其他四家人，半夜三点多钟，提前约好了解放牌大卡车，开到厂里，走了。第二天厂里发现人没了，这时候已经是“火车向着韶山跑”，早就奔上海了。到了上海，他们五家人就落脚在上海的郊区，浦东郊区农田边上的一排平房里，什么都没有，没有户口，小孩当时也没法上学。我认为这五家人非常伟大，户口不要，什么都不要，就要回上海回老家。
　　随父母去了武汉后，我在重点中学华中工学院附中读书。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上海人，武汉又算什么。我对那时穿过的一件衣服印象特别深，后来从中央美院附中毕业时都留着这件衣服，深灰色的四个兜，的确良的。但在武汉人眼里这件衣服特土，他们用武汉话说我是乡里娃。我听明白了，乡下孩子，我说反了吧，怎么叫我乡下人？其实想想我还真的是乡下人，第一堂是英语，第一个问题就没人回答，老师就点了我这个新同学的名，我起来用英文回答了，一下子大家刮目相看了，乡里娃的地位提高了。
　　在我的印象里，即使后来去了北京读书，也几乎没有想过“回上海”，我对上海其实没什么印象，也没有完完全全把自己认同为上海人。15岁那年我考上了中央美院附中，一个人去了北京。那时候我有了集体户口，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户口这个意识，虽然只是集体户口。
　　
　　我怎么就离开北京了呢？
　　
　　我们家一直都这么漂来走去的，没有太强的“我是哪里人”的概念，但我当时觉得自己在北京读书，在北京呆下来是天经地义的。直到1989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我们那届可能是最后一批国家包分配的大学毕业生，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又要面临（户口的）选择了。
　　我们那一届毕业生留在北京的机会很少。我学分比较高，学校问过我要不要留校，那时年纪小，23岁，傻乎乎的，经不起这种考验。当时就想搞创作，觉得拍电影的留校当老师不太适合，稍一犹豫机会就失去了。后来北影厂提出要我过去，但没多久北影厂的机制也变了，又去不成了。
　　当时大部分同学都比我聪明，他们知道北京户口多么重要，他们按兵不动，比较有韧性，哪儿都不去，就死耗着。反正学校也只能把你的户口压着，你可以在这段时间里慢慢寻找机会，最后大家的户口也都落在北京了。当时我不敢扛，觉得很恐怖，没有身份怎么办？再加上分配到了福建电影制片厂，那边答应让我过去就拍电影，我就去了，把户口和档案都调去了福建。一到那儿我就后悔了，从此我和北京就没关系了啊，一辈子都是福建的了。我在北京生活学习了10年，就这么轻易地离开了？我恐慌了一段时间的。
　　
　　刚到福建时我就下定决心了，什么行李都不买，什么家具都不买，就一张床，被褥刷牙杯子毛巾弄好，其他的我什么都不要。因为我知道多一样东西就多一个负担，就多一个累赘，将来想走都走不了。那时候领完工资，250元钱肯定压在枕头下面，用来买机票的。那时回一趟北京坐联航250元，这个钱打死放在那儿不能动的，剩下的买烟。开始住厂里招待所，后来给了我一个宿舍，我就拣了个沙发搁在宿舍里。
　　在这期间我就折腾剧本，折腾了五六个剧本。听说同班同学胡雪杨已经在上海开拍《留守女士》了，我把这个意思和厂长说了，结果厂长表态说，我们大学生要锻炼五年。我一听，没散会呢，喝完水出去，跟人打招呼说我走了。我回宿舍去把包一拿，把钥匙给了人管着，走了，从此就一直没回去上班。我回了北京。
　　现在外地人在北京可以租房买房买车，可是当初我连买手机都不能写自己的名字，要借北京朋友的身份证件。第一次切身感受到户口不在北京带来的问题，是我第一次申请护照要去温哥华，当时想申请因公出差，需要各种证明。那时候我已经长期不在福建厂上班了，但我的户口和档案还在那里，被厂里管着，批不下来。这时我才知道，哦，原来户口这东西真这么厉害。
　　半年后我要去一个电影节，这回必须得把护照弄下来。北京不可能给我办，所以又重新回到福建。那时候穷，机票很贵，来回得两三千块钱。坐火车吧，得三天三夜。我在毕业分配时坐过火车去福建，太痛苦了。关键是折腾回去还不一定能办成，签这签那，缺这缺那的。
　　最后终于办下了一个私人护照，结果因为是在福建注册的，签证又非常麻烦。福建那边的移民偷渡比较厉害，我恰恰拿了一个福建护照，每次签证官都给我脸色看，我只能是低三下四的。他一看你护照，如果你一次都没出过国，他就怀疑你“你要去干吗，是不是要偷渡”，如果你签过许多国家，他也怀疑你“为什么你半年就一下用满了，为什么去这么多国家”。护照5年到期，在其他城市办延期可能比较顺利，但在福建，不仅人要亲自到场，还要再经历一遍当初第一次办理护照时那样的程序，这太恐怖了！太麻烦了！所以2004年左右时，我把户口迁到了河北涿州的朋友那儿。
　　
　　我当过一年的假北京人
　　
　　现在想想我在涿州也挺方便的，离北京也就50多公里，开车半个多小时，办什么事情都挺方便的。没想到，别人关心我，最后关心出了大事。
　　2006年底朋友们一块儿吃饭，聊到户口话题，他们都很吃惊，你不是北京人？我15岁就来北京了，在北京也买了房，而且周围人也都解决了北京户口啊。还有人说，我以为你早拿美国绿卡了啊。我说，这个说来话长了。朋友就说，我帮你弄到北京吧，你这样多不方便。我说行啊，老听说哪儿改革了，哪儿买房给你落户，哪儿人才可以落户。我没具体打听过，就觉得可能北京也这样吧。当时真的就是图方便，身边事儿弄得方便些，工作才能更投入，不是吗？
　　没过几个星期，人家就给办好了，叫我拿着一张纸，在哪儿买的房就去哪儿的派出所落户。我家对门就是派出所，我让那儿一放，人家一看说没问题。我拿到了北京的户口本，重新办了身份证和港澳通行证。这回终于有一个户口证明我在北京了，20年了，我终于又变回了北京人！
　　听说北京办护照特别方便，可是我还没体会到这方便，户口就给冻结了。
　　我在北京落户一年后，2008年2月从柏林电影节那边回来，忽然有人上门通知说，我的户口是假的！（2009年2月12日，北京最大的倒卖进京户口案在海淀法院开审。检方指控，富长宁、张锡长、胡经建和付长利涉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富长宁在为王小帅办理北京户口时，将北影本科毕业生的他虚构成了研究生学历，工作单位是2002年就被注销的北京航润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航润达这个公司，而且我托人办这个户口时也没有花钱。
　　当时我正计划去香港拍一部戏，北京户口被这样被冻结了，一直僵持着，我也去不了香港。现在这个案件已经开审了，我作为受害者也没什么事，现在就是要把户口再落回到河北涿州，重新办理港澳通行证等证件。
　　现在很多演艺圈的同行纷纷申请香港身份证，有人也和我提过，我内心比较复杂。毕竟香港身份对我们这种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方便，听说除了美国之外一般要去的其他国家都免签，确实方便。但因为麻烦，就要去办这种身份吗？这么多年我从来没去过澳门，也不太爱去香港，都回归这么多年了，都是我国领土，却还要签证？我搞不懂，也始终在生这方面的气。
　　和户口相关的问题还有医疗和以后孩子的教育等问题，现在我还没太多经历这些。不过身边人的孩子可能多交点钱就在北京上学了，很多事情仔细推敲是不太公平的，很多人忙于工作，不愿意在这方面多花精力，那就多花点钱去读国际学校。反正花钱能解决的就不叫事情，可是个别人花得起这个钱，那些没钱的人们怎么办呢？(部分资料引用自《我的摄像机不撒谎》，程青松和黄鸥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