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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佛学对谭嗣同的影响颇深，并成为“仁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仁学》一书中，谭嗣同阐述了平等、无我、心力的佛学思想，寄托了自己对社会变革的主张与看法。谭嗣同自幼被三纲五常侵蚀，他期冀实现佛教所宣扬的“众生平等”，人与物“圆融无碍”的平等世界。他借鉴了华严宗“无人相，无我相”之义，了悟到“我”的空无，这是他把生死置之度外，从容赴死，慷慨就义的原因所在。他试图“以心力挽劫”，来破除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从而追求他心心向往的“仁”之境界。
关键词：谭嗣同；佛学；《仁学》
作者简介：唐春玉（1989-），女，江西吉安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3--01
谭嗣同，字复生，湖南浏阳人。佛学对谭嗣同的影响颇深，并成为仁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仁学》一书中，谭嗣同对佛教的评价很高，他认为佛教的哲学体系是“极纯”“极广”的，是孔、耶二教都无法比拟的。佛教具有的“异量而兼容”、“殊杀而共贯”的能力更是让当时的知识分子倾心不已。谭嗣同因而借鉴了不少的佛教概念来丰富整个“仁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平等
谭嗣同的平等观直达仁学思想的核心。谭嗣同自小在不平等中度过，自幼被三纲五常侵蚀。正如他在《仁学·自叙》中说到：“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1]41，或如梁启超所言：“幼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2]231。这种家庭环境在他的心中埋下了反抗的种子，造就了他敢于冲破封建网罗的个性。谭嗣同深受等级之苦，渴望平等、自由的人际关系，因而很是欣赏佛教的平等观。
谭嗣同依据“无人相、无我相”的理论，提出了“参伍错综其对待，故迷而不知平等”。社会因“妄生分别”而产生差别和对立，导致了不平等机制的存在。因此要消除不平等，就要“破对待”；而“破对待”，首先就要消除“我见”。谭嗣同还进一步由佛性平等观，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纲常名教。他认为，只有破除了社会上由差别导致的种种不平等，即我与他人的差别，上下、男女、国家间的不平等，破除了佛教中所说的“障”，就可以进入到“通”，实现了“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也就实现了佛教所宣扬的“众生平等”，人与物的“圆融无碍”，就可以直接通达到“无所谓国，若一国；无所谓家，若一家；无所谓身，若一身”[1]203的境界中。
二、无我
谭嗣同借鉴了华严宗“无人相，无我相”之义，恍然大悟于“我”的空无。他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本来都是要成佛，生死涅槃，恍如昨天的梦境。而佛教立教之目的，就是在人世间破除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使人人皆与佛平等相待，没有阶级、种族、肤色、地域之差别。谭嗣同意识到：既然，“人”和“我”不应该有任何的区别和隔阂，那么人就应该轻视肉体，看破自我，以求“无我”。他说：“今夫我又何以知也有我也？比于非我而知之。……故曰：不生不灭，即生灭也。”[1]105谭嗣同这种超越个体自我限制，以上升到“无我”的高度，从而形成谭嗣同典型的宗教主义生死观。
既然“我”已经成了空，那么就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活着就只为杀身成仁，救人利人。维新变法失败后，武艺高强的王五建议谭嗣同离开北京前往南方，梁启超也劝他到日本使馆暂避一时，再逃到日本，以求东山再起，但谭嗣同都拒绝了。他说，各国变法、革命皆有流血、牺牲的先例，而中国却没有这个传统，这也是中国一直落后的原因。他慷慨道：“有之，请自嗣同始”，从容赴死，慷慨就义，这无疑是谭嗣同“无我”烈士献身精神的集中体现。
三、心力
南京官场的不如意，维新事业的挫折，让谭嗣同对现实的困境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发出“平日所学皆虚也”的感叹。北游访学，他接触到了傅兰雅的《治心免病法》一书，开始讲究“心学”，企图以心度尽一切苦恼众生。
谭嗣同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根本就不存在着大小、真假、多少、好坏的分别，“何幻非真？何真非幻？真幻亦对待之词，不足疑对待也。”[1]109世间的一切痛苦和对立都是人主观臆断的产物，也就是“机心”所造成的劫运。谭嗣同接受了“以心力挽劫”的思想，他认为社会上不公平的现象是“心力”造成的。他把“心力”分为两种，一是由“机心”所产生的“心力”；另一种是由“愿力”所产生的“心力”。“机心”制造的“心力”越发达，对社会的危害就越明显。能解救社会劫运是“愿心”，也就是慈悲之心。
既然社会上一切不平等的社会现象都是由“心”导致的，那么自然就可以由“心”解除。个人方面，他要求人们“断意识，除我相”。“断意识”就是教导人们摒除现实世界中的种种对立、痛苦，只有在“外绝牵引，内归易简”[1]239前提下，断除意识，因而“我相”便）斩断了，“我相”斩断了便人我平等了，也就到达了谭嗣同所追求的“仁”的境界了。在国家方面，谭嗣同倡导用“合心力”的做法来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如果人人都善用其“心力”，就可到达“一切众生，普遍成佛”[1]243的治化之盛，畅达家齐、国治、平天下的大同治世。
四、小结
谭嗣同的平等、无我、心力的佛学思想，是基于不公平的社会现象所提出的变革主张，是他向封建专制制度发出挑战的先声。不过，受时代和阶级限制的影响，谭嗣同不可能认识到，当时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种种不堪入目的社会现象，从本质上而言是中國几千年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不适应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必然会出现种种腐败、落后的社会现象。显而易见，谭嗣同的佛学思想也有其滞后性的一面。
参考文献：
[1]〔清〕谭嗣同.仁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3]任继愈.中国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4]李泽厚.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5]杨荣国.谭嗣同哲学思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关键词：谭嗣同；佛学；《仁学》
作者简介：唐春玉（1989-），女，江西吉安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3--01
谭嗣同，字复生，湖南浏阳人。佛学对谭嗣同的影响颇深，并成为仁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仁学》一书中，谭嗣同对佛教的评价很高，他认为佛教的哲学体系是“极纯”“极广”的，是孔、耶二教都无法比拟的。佛教具有的“异量而兼容”、“殊杀而共贯”的能力更是让当时的知识分子倾心不已。谭嗣同因而借鉴了不少的佛教概念来丰富整个“仁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平等
谭嗣同的平等观直达仁学思想的核心。谭嗣同自小在不平等中度过，自幼被三纲五常侵蚀。正如他在《仁学·自叙》中说到：“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1]41，或如梁启超所言：“幼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2]231。这种家庭环境在他的心中埋下了反抗的种子，造就了他敢于冲破封建网罗的个性。谭嗣同深受等级之苦，渴望平等、自由的人际关系，因而很是欣赏佛教的平等观。
谭嗣同依据“无人相、无我相”的理论，提出了“参伍错综其对待，故迷而不知平等”。社会因“妄生分别”而产生差别和对立，导致了不平等机制的存在。因此要消除不平等，就要“破对待”；而“破对待”，首先就要消除“我见”。谭嗣同还进一步由佛性平等观，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纲常名教。他认为，只有破除了社会上由差别导致的种种不平等，即我与他人的差别，上下、男女、国家间的不平等，破除了佛教中所说的“障”，就可以进入到“通”，实现了“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也就实现了佛教所宣扬的“众生平等”，人与物的“圆融无碍”，就可以直接通达到“无所谓国，若一国；无所谓家，若一家；无所谓身，若一身”[1]203的境界中。
二、无我
谭嗣同借鉴了华严宗“无人相，无我相”之义，恍然大悟于“我”的空无。他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本来都是要成佛，生死涅槃，恍如昨天的梦境。而佛教立教之目的，就是在人世间破除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使人人皆与佛平等相待，没有阶级、种族、肤色、地域之差别。谭嗣同意识到：既然，“人”和“我”不应该有任何的区别和隔阂，那么人就应该轻视肉体，看破自我，以求“无我”。他说：“今夫我又何以知也有我也？比于非我而知之。……故曰：不生不灭，即生灭也。”[1]105谭嗣同这种超越个体自我限制，以上升到“无我”的高度，从而形成谭嗣同典型的宗教主义生死观。
既然“我”已经成了空，那么就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活着就只为杀身成仁，救人利人。维新变法失败后，武艺高强的王五建议谭嗣同离开北京前往南方，梁启超也劝他到日本使馆暂避一时，再逃到日本，以求东山再起，但谭嗣同都拒绝了。他说，各国变法、革命皆有流血、牺牲的先例，而中国却没有这个传统，这也是中国一直落后的原因。他慷慨道：“有之，请自嗣同始”，从容赴死，慷慨就义，这无疑是谭嗣同“无我”烈士献身精神的集中体现。
三、心力
南京官场的不如意，维新事业的挫折，让谭嗣同对现实的困境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发出“平日所学皆虚也”的感叹。北游访学，他接触到了傅兰雅的《治心免病法》一书，开始讲究“心学”，企图以心度尽一切苦恼众生。
谭嗣同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根本就不存在着大小、真假、多少、好坏的分别，“何幻非真？何真非幻？真幻亦对待之词，不足疑对待也。”[1]109世间的一切痛苦和对立都是人主观臆断的产物，也就是“机心”所造成的劫运。谭嗣同接受了“以心力挽劫”的思想，他认为社会上不公平的现象是“心力”造成的。他把“心力”分为两种，一是由“机心”所产生的“心力”；另一种是由“愿力”所产生的“心力”。“机心”制造的“心力”越发达，对社会的危害就越明显。能解救社会劫运是“愿心”，也就是慈悲之心。
既然社会上一切不平等的社会现象都是由“心”导致的，那么自然就可以由“心”解除。个人方面，他要求人们“断意识，除我相”。“断意识”就是教导人们摒除现实世界中的种种对立、痛苦，只有在“外绝牵引，内归易简”[1]239前提下，断除意识，因而“我相”便）斩断了，“我相”斩断了便人我平等了，也就到达了谭嗣同所追求的“仁”的境界了。在国家方面，谭嗣同倡导用“合心力”的做法来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如果人人都善用其“心力”，就可到达“一切众生，普遍成佛”[1]243的治化之盛，畅达家齐、国治、平天下的大同治世。
四、小结
谭嗣同的平等、无我、心力的佛学思想，是基于不公平的社会现象所提出的变革主张，是他向封建专制制度发出挑战的先声。不过，受时代和阶级限制的影响，谭嗣同不可能认识到，当时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种种不堪入目的社会现象，从本质上而言是中國几千年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不适应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必然会出现种种腐败、落后的社会现象。显而易见，谭嗣同的佛学思想也有其滞后性的一面。
参考文献：
[1]〔清〕谭嗣同.仁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3]任继愈.中国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4]李泽厚.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5]杨荣国.谭嗣同哲学思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