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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书于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的《大理县志稿》说:“至于商务思想,唯喜洲一地人物为最优胜之资格。”此时,喜洲商帮还正孕育而尚未形成。在滇西,商界的霸主仍属由滇西帮繁衍的鹤庆帮和腾冲帮。因此,《大理县志稿》又有一段表述:“操商业之赢绌,前则江西、昆明之人,近则鹤庆、腾冲之人。吾邑惟喜洲一地,人尚勤俭耐劳,具有商业性质,特无巨商大贾,故终不足以执商权之牛耳。”然而,出乎修志者意料之外的是,在不到二十年短短的光景里,喜洲人在商界异军突起,脱颖而出,成了与鹤庆和腾冲帮三足鼎立、甚而跃居滇西商业霸主地位赫赫有名的喜洲帮。其标志是,以严、董、杨、尹“四大家族”领衔的商业群体的相继出现,从而成就了对白族社会进步起到举足轻重的侨乡喜洲。喜洲商帮的形成与崛起,固然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因素,但正如宋代理学家胡瑗所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具备“最优胜之资格”的人物在喜洲商帮的催生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类人物中尤以儒商更为耀眼。他们颇具白族特有的传统理念,又深受新儒家思想的陶冶,是一群二十世纪上半叶云南商界的精英。
一
提起喜洲的儒商,我们不得不提到耸立在喜洲镇中心四方街的“题名坊”。二十世纪中叶,这座曾使喜洲人引以为骄傲的石牌坊被一股勇猛的力量所推倒。据说,当时砸烂这座石坊的理由是很充分的,因为曾有一位工作组长理直气壮地对着它挥起拳头说:“喜洲是地主资本家集中的地方,是封建堡垒。必须彻底打垮,永远不得翻身!”到了八十年代,喜洲人在原址上重建了水泥牌坊,态度颇为暧昧地将这座新牌坊改名为“文明坊”。其实,“题名坊”是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含义的。新近出版的布衣作品《喜洲珍闻纪实》有这样的记述:四方街的“题名坊”是清朝中叶所建,坊额刻有喜洲明清进士、举人的题名,其中进士40余人,举人及居要职者40余人。附近有鱼市,按当地习俗,每年农历正月初三,青年男子争相借鱼贩的鱼箅往石坊顶上丢,以寓“鱼跳龙门”。喜洲人还因明清时镇上有“一门三进士,同榜四举人”、“举人贡爷数不清”的昔日光彩而一直津津乐道。这确实是一段文化盛况,是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中稀罕的现象。值得关注的是,这种特有的文化积淀,在特有的历史条件下竟然会转化为经济优势。这一点很值得后人深思。
正如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社会变革的起点一样,在大理,咸(丰)同(治)年间是社会转型期。尤其是光绪初年,洋货始渐输入,打破了大理地区自给自足的经济格局,加之社会的相对稳定,商品经济获得一定的发展。喜洲永昌祥商号的洋派人物杨克成先生在《永昌祥简史》一文中说:“杜文秀被清朝封建势力岑毓英、杨玉科等武装镇压以后,新的革命斗争一时未曾爆发,大理地区的农工商业在休养生息的情况下有了恢复和进一步的发展。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商人资本逐渐发展,在太和县的喜洲附近,形成了许多大商人,其中以严、董、尹、杨四家较大,经过七八十年的孕育,在解放前称为‘喜洲四大家族’。”加之清朝末期科举制度的衰微,许多白族士人纷纷弃儒从商,他们原有的儒学在商界这一全新的领域中得到了用武之地。即便是像永昌祥创始人严子珍这样只简单受过几年私塾教育的商人,也十分注重以儒家思想作为其商业的理念。1903年,永昌祥字号创立,其三个主要合伙人严子珍、彭永昌和杨鸿春。在商号创立缘起的合约中就有这样的文字:“子贡善货殖,从师孔氏圣门,亦系理学名臣,且能持挽利之权。孔孟不言利,是因趋利之心人所共有,特以利示后人。不然,‘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此语出诸孔子之口也,非欤?故圣贤示人利之所在,义必随之,非示人不可图利也明矣。”可见儒家思想的深入商界人心。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这里不妨抄录近代白族著名学者喜洲人赵甲南在其《龙湖丛稿》中所记述的几位儒商的资料。赵甲南是一位学贯中西,又具有深厚白族文化的知识分子,对喜洲的历史文化有着独到的研究。其文集中保存有多篇为乡贤撰写的墓铭、墓表、传记。
其一,《子珍严公家传》。严子珍就是喜洲首富永昌祥号的创始人,其本身也是一位儒商。他“性豪迈,幼入塾受学,塾师深器之”,十二岁时,因家贫从商,与人交易,“重道德,不尚智术”,交友诚实不欺,很快发迹。他敏感地意识到“吾国对外贸易,输入常超输出,其损失甚大”,认为“推销国产,利己利国,兼而有之”,于是及时抓住“国际贸易日盛”的机遇,在大理创始“国外各埠之经营”,推销以丝、茶为主的国产,“特加研究,改善货品”,获得巨大成功。他常说:“吾人不能离国家而生存,亦不能离社会而独立。非尽力贡献,则不足以对国家对社会也。”因此,他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建学校、医院、图书馆等,为抗日战争捐物捐款。
其二,《杨老先生利浦之墓表》。墓主杨利浦是一位典型的儒商,在严家永昌祥商号的发展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他出身于白族书香门第,其先祖杨士云、杨元亨都是明清以来白族颇有名气的文人和仕官。他自幼饱读诗书。然而他生不逢时,时代变迁,“大乱初平”、“事变迭生,忧患丛集”,又过早失去父母,家道衰微,注定他不能成为先辈一样的书生,然后步入官场。当重商观念已深入喜洲一带人心的时候,杨利浦不得不“弃儒从贾”,用今日时髦的说法,就是“文人下海”。然而杨利浦并非弄潮儿,他“悉心研究”,“胜算常操”,不以“一时挫折而灰厥心”。杨利浦非凡的才干先后被李凤来、严子珍等巨贾所赏识。墓表说:“云阳李凤来巨贾也,夙闻先生名,延为经理。先生胜算常操,皆谓委托得人。既而客云阳,久以为猛库春茶将来推销,必广;乃注重茶业,与赵灵山君合资经营。凡关于采摘烘焙装载之法,悉心研究,而茶品益以改善,市人争购之。不数年获利倍蓰,家以大起。先生极图扩充,又得二三友人赞同,于是有港沪各埠之经营。顾先擘画虽精而委托非人,卒以港沪失利,折阅殆尽,不得已再诣云阳。或虑其不复振,先生曰:‘失败者成功之母。岂以一时挫折而灰厥心哉!’会有司马严子珍封翁者,知人善任,以先生才识明敏,而瓦城为国际贸易,徵先生莫属,固请至再。先生深感知己,毅然前往。侨寓八载,商业大兴,虽时会使然,而先生匡勷之力为多焉。”杨利浦“诚信昭著”,“滇人旅缅无资回籍者以告,即给资遣归,毫无吝惜;其染瘴疠者,送之医院诊治”。于是被推为中华同乡会会长,“会内事务悉力整顿,其它公益慈善事业亦提倡不遗余力”,表现了中国儒商的传统美德;他还“富于爱乡心,爱国心”,为家乡修建“宏山公书楼”,“凡遇亲戚故旧,无贫富,殷勤款接,情意周挚;处乡里乡党,无老少,未尝片言稍忤;其穷困者,则时周恤之,一乡咸称长者”。
其三,《赵崑山先生墓表》。赵崑山也是一位杰出的商人,少年时正值清咸丰丙辰之变,加之父丧,“遂衣奔食走于四方”。读了几年私塾后,开始学习缝纫,艺成之后觉得“业此只能自给而已”,于是习商,“自念寄人篱下,屡欲独树一帜”。有人劝他,经商要有雄厚资本。但他说:“信用即资本。何为忧?”因此商业日形发展,历20余载,“侈然以资雄一乡”。发迹后,不因雄资而悭吝,“治道途以利行旅,浚沟洫以防水患,捐巨款以赈饥民。其他葺宗祠、修祖墓,及一切慈善事,皆竭力为之”。
其四,《赵印斋先生墓表》。赵印斋从小随祖父在祥云、宾川等地教私塾十四年之久。祖父病逝后,因家贫习商。像赵崑山一样,有人担心他没有资本。他的回答是:“劳力者,生财之要素也。安用多金为?”开始时,他从事运输业,“往返数千里,无纤芥失,群商皆信任之,委托者日众”。他“近而腾越、永昌,远而百色、剥隘。其所经,泰半瘴疠之乡。披荆棘、犯霜露,极人世旅行之苦”,但他从不言苦。经二十多年的奋斗,商业由此大兴。他“与人交易,诚信不欺”。六十岁时,“然犹尽力于社会事业未已也。如兴学校、治道路、施医药,及其他义举,皆慨然倡捐,而独任其难”。
其五,《赵学山先生墓表》。墓表塑造的是一位“勤以治事,俭以持家”的儒商。他同样信守“劳力者生财之要素”和“信用即资本”的格言,为人信义,妇孺皆乐与交易。他专营云阳茶叶,获利倍蓰,家业大起。赵甲南评论说:“吾乡地狭人稠,故恒懋迁于四方。北而丽维、南而云缅,泰半为吾乡人侨居之所。其间才能迈众者,往往经营数年,即勃兴而其家大起。此固由于心计之工,然亦其人勤俭性成所致也。”
其六,《聘三尹君行状》。尹聘三,名叫莘举,是明代白族理学家尹心尧和入《明史·忠义传》的忠臣尹梦鳌的后代。家学渊源及“生而颖异”,从小受到塾师的器重。少年时就读于滇西著名的西云书院,“所为文斐然可观,每试辄列前茅”。无奈生逢科举废除、朝政日非,仕途无望。尹聘三的父亲是一位开明的乡村教师,他以孔子的弟子子贡善于经商、家累千金的例子劝失意中的儿子说:“昔元许鲁斋有言:‘儒者以治生为急。’贤如子贡,亦士而商者。尔今弃儒业商,何害?”尹聘三遵从父亲的劝导,潜心钻研理财之学,决心“与贾人相角逐”,开始步入商界,虽劳不怨,奋励经营,“不一稔而其业渐兴”,为“四大家族”之一尹家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勤奋和精明深为妻弟董澄农的雅重,邀请他去管理昆明的商务。他“勤慎将事,出纳不苟”,为锡庆祥商号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曾经教导儿子们:“尔祖生平守信义、尚勤俭,故所设商号,信用迄今不衰。吾与尔曹仍承先志、绍前业,并力进行,以蕲发摅而光大之,庶不负尔祖创斯号数十年之苦心也。”他还说:“昔太史公传殖,首范蠡,次子贡。子贡为千古儒贾之宗,吾何人敢曰有亿中才哉?”
上述所举人物中,尤以杨利浦和尹聘三为突出。他们都是儒学中的佼佼者,在形势的逼迫下进入商界。但他们都具有自强不息的敬业的精神,既然进入商界这道门槛,就悉心研究,以求胜算常操,做出一番事业。从这一意义上看,“义不理财,士不经商”的说法未必准确。
二
以上这些儒商的精神,可以称之为“喜洲理念”。这是儒家思想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显现,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要点。
1,自强不息。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说:“佛家否定人生,儒家正视人生,道家简化人生。”确实如此,按照儒家的宇宙观,宇宙是一个永无终止的变易大流,万物皆处在变动之中。因此,人的生命只要还存在,就应当让永无宁息的精神来支配自己。生无所息就是人生最基本的性质,因为它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标志。儒家的经典《易经》开宗明义在《乾(卦一)》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和“吾邑惟喜洲一地人尚勤俭耐劳”的评价(《大理县志稿》)是合拍的。杨利浦的茶品经营在“港沪失利,折阅殆尽”后,声言:“失败者成功之母。岂以一时挫折而灰厥心哉!”然后,东山再起。尹聘三经商初期在丽江经营山货药材,“往还丽永喇井间,沐雨栉风,虽劳不怨”。后来因为“喇井乱作,丧其资殆尽”,但他置之不措,对家里人说:“是区区者,奚足惜?”从此,“益奋厉经营,不一稔而其业渐兴”。这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不折不挠的精神,就是喜洲儒商的气概。
2,义利兼顾。不必讳言,经商就是以追求财富的最大利润为目的。有意思的是,我们过去总认为儒家持的是“贵义贱利”的价值观,看到的只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说教,仿佛儒家是不食烟火的神仙。如此说来,世上就无所谓儒商的存在了。然而从儒家的世界观来看,并非一概非利。孔子治国的第一目标就是要使人民富裕,这不是重利是什么?问题不是不要利,而是要什么样的利,是否“义利兼顾”。因此,荀子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董仲舒曾说:“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宋明理学家陈亮和叶适也认为道义和功利并不矛盾,功利体现在道义之中,离开功利无所谓道义。叶适说:“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既无功利,则道理之乃无用之虚语耳。”从喜洲商家的追求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他们是如何正确地处理义和利的关系,从而得到长足的发展。在前面几位儒商的介绍中,可以充分感受到这一点。在讲到他们的发展时,作者几乎都用上“获利倍蓰,家以大起,亟图扩充”这样的字眼。但同时提到最多的是“信用为无形之资本”这个发展的重要准则,认为“与人交易,诚信不欺,苟义不可取”。赵甲南先生在《赵韵楼先生墓表》中,着重介绍了墓主的“商略”,用正反两方面论述了“诚信”对商业发展的关键。赵韵楼是一位经营山货药材的斫轮老手,“其输入为布、茶,输出为山货、药材”。当时,“吾国商业惯用诈欺手段,故华茶遂为日本所夺。而山货药材尤甚,产处本甲地也,而诡称为乙地,商标本丙记也,而假托为丁记。种种诈欺,虽神农尝之,未识也。”赵韵楼则与之相反,他重视商业道德,“诚信自矢,物品之美恶攸分,价格之低昂有定,从未有掉臂不顾者”。他还十分讲求商品的质量,认为:“山货药材,种类繁多,性质功能各异。关于收藏及装置一切,非用科学方法,断难保持其固有之特色。”所以,他“日事讲求,躬亲检视,虽细微之件亦不轻忽,有若窳者,悉予汰除。故无俟广告之招徕,自足增社会之信仰,而吸引顾客”。除了遵守诚信之外,乐于资助慈善事业,也是喜洲商帮对义的一种执著追求。
3,珍惜品牌。这实际上也是诚信的问题,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在喜洲商人眼中,创品牌就是建立一种名分,对品牌的随意,就是对名分、对信誉的亵渎。尹聘三教导诸子“承先志,绍前业”,“庶不负尔祖创设斯号数十年之苦心”,也就是珍惜品牌的意思。确实珍惜品牌、注重产品特色,历来是喜洲商界的一大特征。杨宪典先生的《喜洲志》把这一大特征列为喜洲人致富的原因之一,是有道理的。他说:“在解放前,喜洲街上出现过六家脍炙人口的食品店铺。那就是妇孺皆知的‘孙定珍油粉’、‘大苟破酥’、‘显扬腌菜’、‘张子惠酱油’、‘李士才牛肉’、‘喜财饵块’。这几家创出的招牌真不容易,是经过相当艰难过程的。从得到广大顾客承认后,一直延续了几代人享有盛名,从而致富。”
自然,喜洲的商务理念不仅仅是这些,许多内容已被人们所总结,这里只不过择其与儒商关系紧密者略作论述而已。无庸讳言,喜洲人过去的经商理念应该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并结合目下社会中“下海尝浅辄止”、虚假伪劣商品充斥市场、欺诈行为横行等进行思考,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为了发展旅游业,我们完全有理由大力宣传喜洲白族民居的气派和精美,然而不去张扬昔日喜洲人商业理念中的精华,只能给人喜洲商帮不过是专门营造安乐窝的慵懒之人的印象。
一
提起喜洲的儒商,我们不得不提到耸立在喜洲镇中心四方街的“题名坊”。二十世纪中叶,这座曾使喜洲人引以为骄傲的石牌坊被一股勇猛的力量所推倒。据说,当时砸烂这座石坊的理由是很充分的,因为曾有一位工作组长理直气壮地对着它挥起拳头说:“喜洲是地主资本家集中的地方,是封建堡垒。必须彻底打垮,永远不得翻身!”到了八十年代,喜洲人在原址上重建了水泥牌坊,态度颇为暧昧地将这座新牌坊改名为“文明坊”。其实,“题名坊”是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含义的。新近出版的布衣作品《喜洲珍闻纪实》有这样的记述:四方街的“题名坊”是清朝中叶所建,坊额刻有喜洲明清进士、举人的题名,其中进士40余人,举人及居要职者40余人。附近有鱼市,按当地习俗,每年农历正月初三,青年男子争相借鱼贩的鱼箅往石坊顶上丢,以寓“鱼跳龙门”。喜洲人还因明清时镇上有“一门三进士,同榜四举人”、“举人贡爷数不清”的昔日光彩而一直津津乐道。这确实是一段文化盛况,是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中稀罕的现象。值得关注的是,这种特有的文化积淀,在特有的历史条件下竟然会转化为经济优势。这一点很值得后人深思。
正如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社会变革的起点一样,在大理,咸(丰)同(治)年间是社会转型期。尤其是光绪初年,洋货始渐输入,打破了大理地区自给自足的经济格局,加之社会的相对稳定,商品经济获得一定的发展。喜洲永昌祥商号的洋派人物杨克成先生在《永昌祥简史》一文中说:“杜文秀被清朝封建势力岑毓英、杨玉科等武装镇压以后,新的革命斗争一时未曾爆发,大理地区的农工商业在休养生息的情况下有了恢复和进一步的发展。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商人资本逐渐发展,在太和县的喜洲附近,形成了许多大商人,其中以严、董、尹、杨四家较大,经过七八十年的孕育,在解放前称为‘喜洲四大家族’。”加之清朝末期科举制度的衰微,许多白族士人纷纷弃儒从商,他们原有的儒学在商界这一全新的领域中得到了用武之地。即便是像永昌祥创始人严子珍这样只简单受过几年私塾教育的商人,也十分注重以儒家思想作为其商业的理念。1903年,永昌祥字号创立,其三个主要合伙人严子珍、彭永昌和杨鸿春。在商号创立缘起的合约中就有这样的文字:“子贡善货殖,从师孔氏圣门,亦系理学名臣,且能持挽利之权。孔孟不言利,是因趋利之心人所共有,特以利示后人。不然,‘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此语出诸孔子之口也,非欤?故圣贤示人利之所在,义必随之,非示人不可图利也明矣。”可见儒家思想的深入商界人心。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这里不妨抄录近代白族著名学者喜洲人赵甲南在其《龙湖丛稿》中所记述的几位儒商的资料。赵甲南是一位学贯中西,又具有深厚白族文化的知识分子,对喜洲的历史文化有着独到的研究。其文集中保存有多篇为乡贤撰写的墓铭、墓表、传记。
其一,《子珍严公家传》。严子珍就是喜洲首富永昌祥号的创始人,其本身也是一位儒商。他“性豪迈,幼入塾受学,塾师深器之”,十二岁时,因家贫从商,与人交易,“重道德,不尚智术”,交友诚实不欺,很快发迹。他敏感地意识到“吾国对外贸易,输入常超输出,其损失甚大”,认为“推销国产,利己利国,兼而有之”,于是及时抓住“国际贸易日盛”的机遇,在大理创始“国外各埠之经营”,推销以丝、茶为主的国产,“特加研究,改善货品”,获得巨大成功。他常说:“吾人不能离国家而生存,亦不能离社会而独立。非尽力贡献,则不足以对国家对社会也。”因此,他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建学校、医院、图书馆等,为抗日战争捐物捐款。
其二,《杨老先生利浦之墓表》。墓主杨利浦是一位典型的儒商,在严家永昌祥商号的发展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他出身于白族书香门第,其先祖杨士云、杨元亨都是明清以来白族颇有名气的文人和仕官。他自幼饱读诗书。然而他生不逢时,时代变迁,“大乱初平”、“事变迭生,忧患丛集”,又过早失去父母,家道衰微,注定他不能成为先辈一样的书生,然后步入官场。当重商观念已深入喜洲一带人心的时候,杨利浦不得不“弃儒从贾”,用今日时髦的说法,就是“文人下海”。然而杨利浦并非弄潮儿,他“悉心研究”,“胜算常操”,不以“一时挫折而灰厥心”。杨利浦非凡的才干先后被李凤来、严子珍等巨贾所赏识。墓表说:“云阳李凤来巨贾也,夙闻先生名,延为经理。先生胜算常操,皆谓委托得人。既而客云阳,久以为猛库春茶将来推销,必广;乃注重茶业,与赵灵山君合资经营。凡关于采摘烘焙装载之法,悉心研究,而茶品益以改善,市人争购之。不数年获利倍蓰,家以大起。先生极图扩充,又得二三友人赞同,于是有港沪各埠之经营。顾先擘画虽精而委托非人,卒以港沪失利,折阅殆尽,不得已再诣云阳。或虑其不复振,先生曰:‘失败者成功之母。岂以一时挫折而灰厥心哉!’会有司马严子珍封翁者,知人善任,以先生才识明敏,而瓦城为国际贸易,徵先生莫属,固请至再。先生深感知己,毅然前往。侨寓八载,商业大兴,虽时会使然,而先生匡勷之力为多焉。”杨利浦“诚信昭著”,“滇人旅缅无资回籍者以告,即给资遣归,毫无吝惜;其染瘴疠者,送之医院诊治”。于是被推为中华同乡会会长,“会内事务悉力整顿,其它公益慈善事业亦提倡不遗余力”,表现了中国儒商的传统美德;他还“富于爱乡心,爱国心”,为家乡修建“宏山公书楼”,“凡遇亲戚故旧,无贫富,殷勤款接,情意周挚;处乡里乡党,无老少,未尝片言稍忤;其穷困者,则时周恤之,一乡咸称长者”。
其三,《赵崑山先生墓表》。赵崑山也是一位杰出的商人,少年时正值清咸丰丙辰之变,加之父丧,“遂衣奔食走于四方”。读了几年私塾后,开始学习缝纫,艺成之后觉得“业此只能自给而已”,于是习商,“自念寄人篱下,屡欲独树一帜”。有人劝他,经商要有雄厚资本。但他说:“信用即资本。何为忧?”因此商业日形发展,历20余载,“侈然以资雄一乡”。发迹后,不因雄资而悭吝,“治道途以利行旅,浚沟洫以防水患,捐巨款以赈饥民。其他葺宗祠、修祖墓,及一切慈善事,皆竭力为之”。
其四,《赵印斋先生墓表》。赵印斋从小随祖父在祥云、宾川等地教私塾十四年之久。祖父病逝后,因家贫习商。像赵崑山一样,有人担心他没有资本。他的回答是:“劳力者,生财之要素也。安用多金为?”开始时,他从事运输业,“往返数千里,无纤芥失,群商皆信任之,委托者日众”。他“近而腾越、永昌,远而百色、剥隘。其所经,泰半瘴疠之乡。披荆棘、犯霜露,极人世旅行之苦”,但他从不言苦。经二十多年的奋斗,商业由此大兴。他“与人交易,诚信不欺”。六十岁时,“然犹尽力于社会事业未已也。如兴学校、治道路、施医药,及其他义举,皆慨然倡捐,而独任其难”。
其五,《赵学山先生墓表》。墓表塑造的是一位“勤以治事,俭以持家”的儒商。他同样信守“劳力者生财之要素”和“信用即资本”的格言,为人信义,妇孺皆乐与交易。他专营云阳茶叶,获利倍蓰,家业大起。赵甲南评论说:“吾乡地狭人稠,故恒懋迁于四方。北而丽维、南而云缅,泰半为吾乡人侨居之所。其间才能迈众者,往往经营数年,即勃兴而其家大起。此固由于心计之工,然亦其人勤俭性成所致也。”
其六,《聘三尹君行状》。尹聘三,名叫莘举,是明代白族理学家尹心尧和入《明史·忠义传》的忠臣尹梦鳌的后代。家学渊源及“生而颖异”,从小受到塾师的器重。少年时就读于滇西著名的西云书院,“所为文斐然可观,每试辄列前茅”。无奈生逢科举废除、朝政日非,仕途无望。尹聘三的父亲是一位开明的乡村教师,他以孔子的弟子子贡善于经商、家累千金的例子劝失意中的儿子说:“昔元许鲁斋有言:‘儒者以治生为急。’贤如子贡,亦士而商者。尔今弃儒业商,何害?”尹聘三遵从父亲的劝导,潜心钻研理财之学,决心“与贾人相角逐”,开始步入商界,虽劳不怨,奋励经营,“不一稔而其业渐兴”,为“四大家族”之一尹家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勤奋和精明深为妻弟董澄农的雅重,邀请他去管理昆明的商务。他“勤慎将事,出纳不苟”,为锡庆祥商号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曾经教导儿子们:“尔祖生平守信义、尚勤俭,故所设商号,信用迄今不衰。吾与尔曹仍承先志、绍前业,并力进行,以蕲发摅而光大之,庶不负尔祖创斯号数十年之苦心也。”他还说:“昔太史公传殖,首范蠡,次子贡。子贡为千古儒贾之宗,吾何人敢曰有亿中才哉?”
上述所举人物中,尤以杨利浦和尹聘三为突出。他们都是儒学中的佼佼者,在形势的逼迫下进入商界。但他们都具有自强不息的敬业的精神,既然进入商界这道门槛,就悉心研究,以求胜算常操,做出一番事业。从这一意义上看,“义不理财,士不经商”的说法未必准确。
二
以上这些儒商的精神,可以称之为“喜洲理念”。这是儒家思想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显现,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要点。
1,自强不息。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说:“佛家否定人生,儒家正视人生,道家简化人生。”确实如此,按照儒家的宇宙观,宇宙是一个永无终止的变易大流,万物皆处在变动之中。因此,人的生命只要还存在,就应当让永无宁息的精神来支配自己。生无所息就是人生最基本的性质,因为它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标志。儒家的经典《易经》开宗明义在《乾(卦一)》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和“吾邑惟喜洲一地人尚勤俭耐劳”的评价(《大理县志稿》)是合拍的。杨利浦的茶品经营在“港沪失利,折阅殆尽”后,声言:“失败者成功之母。岂以一时挫折而灰厥心哉!”然后,东山再起。尹聘三经商初期在丽江经营山货药材,“往还丽永喇井间,沐雨栉风,虽劳不怨”。后来因为“喇井乱作,丧其资殆尽”,但他置之不措,对家里人说:“是区区者,奚足惜?”从此,“益奋厉经营,不一稔而其业渐兴”。这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不折不挠的精神,就是喜洲儒商的气概。
2,义利兼顾。不必讳言,经商就是以追求财富的最大利润为目的。有意思的是,我们过去总认为儒家持的是“贵义贱利”的价值观,看到的只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说教,仿佛儒家是不食烟火的神仙。如此说来,世上就无所谓儒商的存在了。然而从儒家的世界观来看,并非一概非利。孔子治国的第一目标就是要使人民富裕,这不是重利是什么?问题不是不要利,而是要什么样的利,是否“义利兼顾”。因此,荀子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董仲舒曾说:“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宋明理学家陈亮和叶适也认为道义和功利并不矛盾,功利体现在道义之中,离开功利无所谓道义。叶适说:“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既无功利,则道理之乃无用之虚语耳。”从喜洲商家的追求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他们是如何正确地处理义和利的关系,从而得到长足的发展。在前面几位儒商的介绍中,可以充分感受到这一点。在讲到他们的发展时,作者几乎都用上“获利倍蓰,家以大起,亟图扩充”这样的字眼。但同时提到最多的是“信用为无形之资本”这个发展的重要准则,认为“与人交易,诚信不欺,苟义不可取”。赵甲南先生在《赵韵楼先生墓表》中,着重介绍了墓主的“商略”,用正反两方面论述了“诚信”对商业发展的关键。赵韵楼是一位经营山货药材的斫轮老手,“其输入为布、茶,输出为山货、药材”。当时,“吾国商业惯用诈欺手段,故华茶遂为日本所夺。而山货药材尤甚,产处本甲地也,而诡称为乙地,商标本丙记也,而假托为丁记。种种诈欺,虽神农尝之,未识也。”赵韵楼则与之相反,他重视商业道德,“诚信自矢,物品之美恶攸分,价格之低昂有定,从未有掉臂不顾者”。他还十分讲求商品的质量,认为:“山货药材,种类繁多,性质功能各异。关于收藏及装置一切,非用科学方法,断难保持其固有之特色。”所以,他“日事讲求,躬亲检视,虽细微之件亦不轻忽,有若窳者,悉予汰除。故无俟广告之招徕,自足增社会之信仰,而吸引顾客”。除了遵守诚信之外,乐于资助慈善事业,也是喜洲商帮对义的一种执著追求。
3,珍惜品牌。这实际上也是诚信的问题,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在喜洲商人眼中,创品牌就是建立一种名分,对品牌的随意,就是对名分、对信誉的亵渎。尹聘三教导诸子“承先志,绍前业”,“庶不负尔祖创设斯号数十年之苦心”,也就是珍惜品牌的意思。确实珍惜品牌、注重产品特色,历来是喜洲商界的一大特征。杨宪典先生的《喜洲志》把这一大特征列为喜洲人致富的原因之一,是有道理的。他说:“在解放前,喜洲街上出现过六家脍炙人口的食品店铺。那就是妇孺皆知的‘孙定珍油粉’、‘大苟破酥’、‘显扬腌菜’、‘张子惠酱油’、‘李士才牛肉’、‘喜财饵块’。这几家创出的招牌真不容易,是经过相当艰难过程的。从得到广大顾客承认后,一直延续了几代人享有盛名,从而致富。”
自然,喜洲的商务理念不仅仅是这些,许多内容已被人们所总结,这里只不过择其与儒商关系紧密者略作论述而已。无庸讳言,喜洲人过去的经商理念应该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并结合目下社会中“下海尝浅辄止”、虚假伪劣商品充斥市场、欺诈行为横行等进行思考,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为了发展旅游业,我们完全有理由大力宣传喜洲白族民居的气派和精美,然而不去张扬昔日喜洲人商业理念中的精华,只能给人喜洲商帮不过是专门营造安乐窝的慵懒之人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