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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先行国家，在其工业化“起飞”过程中，甚至在“起飞”之后、实现崛起之前，都出现了一个经济上失去平衡、“社会紧张”、民众骚动大量发生时期。简言之，工业革命客观存在着一种“灾变”的陷阱。
无法抹去的“灾变”历史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流经济史学家把“光荣革命”以来的英国宪政史作为观察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对象，把英国工业革命的胜利简单地归结为宪政理想的胜利；对美国，更是简单地迷恋于200 多年间的迅速崛起。
然而，事实是，不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经历过一种挥之不去的“灾变”历史。在工业化“起飞”过程中，甚至在“起飞”之后、实现崛起之前，都出现了一个经济上失去平衡、“社会紧张”、民众骚动大量发生时期。简言之，工业革命客观存在着一种“灾变”的陷阱。
工人阶级的形成不仅是经济史上，而且是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事实。它是工业化内生的一种“新人类”。工业革命过程中变动着的生产关系和劳动条件施加在“生而自由”的英国人身上——蒸汽机把人们高度集中地聚集起来，在工人阶级的组织中看到了最令人憎恶的“权力的权力”，即生产的物质手段以直接地、多少带有强制性的方式诞生了新型的社会关系、社会建制和文化方式。在这种速度过快、不平等、不协调的分工面前，制造厂成为“政治反叛的潜在中心”，它对现存秩序构成了双重威胁。
第一种威胁来自工业财产的所有者。“绝大多数的纱厂主为了使纺纱工人永远贫困潦倒…8943 .为了从他们的口袋里拿走剩余物而尽可能地降低工资。这就是事实。地主和商人们策划了一个奴役人民的诡计，因为他们就像吃面包似的吞噬人民。贵族和统治集团的影响变得十分令人惊恐，因为他们榨干和吞噬了人民。”
第二种威胁来自产业工人大众。它首先表现为阶级意识的成长，即各个不同群体的劳动人民之间的利益认同以及它与其他阶级利益对立的意识；其次，它表现为相应形式的政治和工业组织的成长和工人阶级的感情。结果是，棉纺工业作为工业革命的前哨工业，棉纺织工厂不仅是工业革命的推动者，也是社会革命的推动者；不仅生产了更多的产品，而且生产了更多的“劳工运动”。
因此，工业革命固然是一个不断改善的进步时代，但毋庸置疑的是，“那个时期的英国历史读起来就像是一部内战史”。
“生产者的殉难”与“世袭性贫穷”
从18 世纪50 年代开始，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形成了大规模的生产组织形式——工厂制度。这标志着世界经济进入到工业生产的新阶段。
相对于家庭手工业，工厂制生产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机器特别是瓦特的“蒸汽机”代替了原来使用风力、人力等自然性资源；二是机器的使用突破了原来对建造工厂的种种自然条件的限制，改变了工厂的空间布局；三是“铁”的纪律，工人进了工厂就等于进了“魔鬼之窟”；四是工厂的规模不断扩大扩展，生产率不断提高。以棉纺织业为例，由于阿克莱特的水力机和克伦斯顿的骡机的发明，迅速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率，如果要纺织100 磅的棉花，印度手工纺线工需要用50000 个劳动工作时，而一台装有100 个纱锭的骡机（1790 年）需要1000 个工作时。
棉纺行业是工业革命的前哨产业，也是工资下降得最快的产业。兰开郡在10 年里减少了10 万织工，其中也许只有少数找到其他职业。即使这样，挣得的也只是“勉强维持灵魂不离开躯体的工资”。1797 年，棉织工人的周工资平均为18 先令9 便士；1802 年为21 先令；1809 年为14 先令；1817 年为8 先令9 便士；1828 年为7 先令3 便士；1832 年为6 先令。19 世纪30 年代，英国许多地区的周工资平均为4 先令6 便士。许多人长期每天靠2.5 便士维持一家的生活。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平均有150 万“多余的人”。
工人不仅出卖他自身的劳动力，而且出卖妻子儿女。在1780 年～1840 年之间，英国对童工的剥削程度明显地增强了。在效率低的小型矿井里，通道有时十分狭窄，只有儿童才最容易穿过；在几个较大煤田里，随着采煤工作面越来越远离竖井，需要儿童当“运煤工”，或者看管通风口。结果，工人家庭产生了世袭性的贫穷。
1866 年，伯明翰及其近郊的金属手工工场、煤矿和砖瓦工场除雇佣妇女外，还雇用了3 万名儿童和少年。在5 月到9 月，劳动从早晨5 点到晚上8 点。男女儿童从6 岁甚至4 岁起就被迫使用，他们的劳动时间同成年人一样长。一个8 岁的女孩被雇来开关通气门，每天工作13 小时。她说：“我扳动着开关，没有一丝光亮，我很害怕…8943 .有时，一有亮光，我就唱歌，但在黑暗中我就不唱了，因为我不敢唱歌。”
儿童、少年不仅受着资本的剥削，而且身体、精神受到摧残。厂主也是女工的身体和美貌的主宰，工厂中的14 岁到20 岁的青年女工有四分之三已经丧失了童贞，城市中的大多数妓女都是工厂造成的。有的女孩子11 岁就怀了孕，15 岁的女人生孩子在曼彻斯特十分平常。E.P. 汤普森这样叙述道：“他们似乎已经失去了活泼生动的精神、野外的竞技和村庄的体育活动。他们变成了肮脏、不满、悲惨、忧心忡忡和竭力挣扎的人，没有健康，没有欢乐，也没有幸福。”
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增长中的贫困”，不仅意味着“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的贫富差距，而且意味着“富的更富，穷的更穷”的恶性循环。在工业化早期，经济增长一方面主要依赖资本积累，另一方面，通常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联系在一起，直接表现为资本收入份额的增加和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 而资本收入份额的增加是以牺牲劳动的收入份额为代价的。
这种社会群体的对立，必然埋下冲突的火种。马克思在19 世纪60～70 年代写出巨著《资本论》，通过揭示“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规律”、“相对过剩人口（即失业人口）不断增加的规律”，对这种发展病态的分析批判最为尖锐和深刻。基于当时的发展惨景，他断言，产业革命是工人阶级的殉难；沿着这样一条工业化道路走下去，一定会激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 “国家布满干柴”：40 年的“英国骚动”
“如果他（指产业工人——作者注）找不到工作，那么他只有去做贼，或者饿死，而警察所关心的只是他悄悄地死去，不要打扰资产阶级。” 英国当年的阶级冲突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一方是囚船和监狱，另一方是犯罪、骚乱和暴民行为。18 世纪90 年代之后的50 年，英国经历了“激进主义”年代，其中，从1811 年～1850 年，英国则经历了“群众骚动与运动”时期，甚至，“对特定弊端采取的直接行动在一方面形成‘暴民’伟大的政治起义”。
托马斯·潘恩在其《人权论》中表达了一种“大不敬”精神：“一帮匪徒在一个国家中横行霸道，强征特别税。他们的权力由此得以确立，匪徒头目设法改头换面，用君主的名称替换强盗的恶名，这就是君主制和国王的起源。”在潘恩看来，“这个国家的人属于两个明确的阶级，即缴税者阶级和收税者及吃税者阶级”，“当富人掠夺穷人的权利时，这就为穷人树立了去抢夺富人财产的榜样。”在潘恩的这些思想中，可以看到近似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但它反映了英国“灾变”时期的社会思潮。1793 年，仅《人权论》第2 部就出售20 万册，而当时的人口总数是1000 万。
各种组织在英国兴起。伦敦通讯会、设菲尔德协会、“黑灯照”、汉普登俱乐部、英国自由之树、爱国会等等。尽管各派重点不同，但在反政府情绪上表现出惊人一致。1792 年8 月，诺里季革命会宣布拥有48 个附属俱乐部。1795 年，伦敦通讯会冲破具有较大局限性的手工工匠和小商小贩的圈子，越来越多地获得雇佣劳动者的支持，3 月拥有17 个分会，7 月底增加到41 个，10 月份增加到70～80 个；附属研讨会、阅读俱乐部纷纷建立。1796 年，伦敦通讯会对派往各地巡回代表的指示说：“你们正在和人类的敌人作拼死的斗争，不仅为你们自己——因为你们可能看不到那完善的自由之日；你们斗争，也是为正在吃奶的孩子。”
大规模集会成为工厂奴隶的朝圣。 1795 年10月26 日，被历史学家称为英国的“神圣的自由之日”。伦敦通讯会在伊斯林顿的哥本哈根旷野召开的一次大会，据称达到10 万～15 万人。“集会向国王提出抗议：为什么在显而易见的富足世间，我们却被迫忍饥挨饿？为什么我们不停地出力苦干却不得不遭受匮乏之苦难？…8943 .议会的腐败…8943 .像一个冒泡的漩涡，吞噬了我们所有的劳动成果。”三天之后，国王在去议会主持开幕式时，他的御车遭遇袭击，人群中发出口号：“不要战争！”“不要国王！”“和平！”大约20 万人把伦敦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国王御车的窗户被击破。国王到达上院时需要被人架出车来。之后，首相皮特提出《两项法案》，根据第一项法案，通过演讲或文字煽动人们仇恨、蔑视国王、宪法或政府的行为被定为叛国罪。根据第二项法案，所有50 人以上的集会均须报告地方官员后才能举行，而当地官员完全有权阻止讲演、逮捕演讲者和驱散集会。而且，法典上又增添了一项死罪：拒绝服从当地官员命令者均处以死刑。结果，反对两部法案的大规模集会在英国各地举行。
一个社会只要存在两极分化，就会有仇富、仇官情绪。富人和政府对劳动阶级的“反仇恨”，又会加剧这类情绪。英国坐在火山口上。
失范的时代是日常生活极端动荡不安的时代。“法律受到仇视，但也受到忽视”。 蔑视社会秩序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仅英格兰和威尔士，当事人因刑事罪而被捕的事件的数字是：1805 年4605 件；1815 年7898 件；1825 年14437 件；1835年20731 件；1842 年达到31309 件。在37 年中逮捕事件的数字增加了6 倍。
英国经历着痛苦的工业化。 阶级的分化日益尖锐，反抗的精神日益深入工人的心中， “产生了从格拉斯哥到伦敦的整个工人阶级对富有者的极大的愤怒”，“几乎整个工业无产阶级都已经卷入了运动”。
“灾变”的性质：“社会谋杀”和“社会战争”
在英国工业革命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个“灾变”时期，在1780 年—1840 年间，其丑恶“违背了19世纪人类的精神”。
新旧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各自支持着完全不同的社会群体，“是技术所引起的劳动和生活之间强横的分隔”，在两类群体中相互冲突。并且由于技术所引起的劳动和生活之间强横的分隔发生在不同的领域。结果，一些最激烈的冲突所围绕的争端并不是由生活费用的数据引起的，而是异质性导致社会解组。对陶瓷业工人来说，是反抗实物工资制；对纺织工人来说，是争取十小时工作制议案；对建筑工人来说，是争取合作社的直接行动；对全体工人来说，是争取参加工会的权利。1831 年英国东北部煤田大罢工是为了争取就业保障、煤田实物工资制以及有关童工问题。
财富结构的失衡，必然导致社会心理的失衡。社会的稳定必然被打破。
一方面，人类分散成各个分子，每个分子都有自己的特殊生活原则，都有自己的特殊目的，这种一盘散沙的世界在这里是发展到顶点了；另一方面“这儿百万穷困不堪的人，他们昨天挣得的今天就吃光，他们用自己的发明和劳动创造了英国的伟大，他们一天天地更加迫切要求取得社会财富中的自己的一份”。
因此，我们可以看清工业革命真正的灾变性：人们要同时从属于两种关系的加强：一种是经济剥削关系的加强，另一种是政治压迫关系的加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贪心既摆脱了旧的制裁，又不受新的社会控制的制约，产生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家阶级的暴力”，雇主和劳工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酷。劳工在力图抵抗剥削的斗争中前进的每一步都与雇主或国家力量相遇，而且通常是同时遇到两者的力量。
在这种情形下，英国工业革命是把经济社会发展推向前进了，但大多数劳动人民从剥削的性质及其强度的变化中感受工业革命的残酷经历。
在应对“骚乱”中，英国刑法增加的酷刑又“为这幅图画增添了令人心碎的证据”。从王朝复辟到乔治三世去世的这些年中，死罪增加了约190 项。换句话说，每年增加一项以上的死罪。其中，不少于63 项死罪是在1760 年—1810 年之间增加的。
同时，恐怖统治不断加强。比如卢德运动中，密探遍布全国，进行大规模的逮捕，把主要证人绑架，进行耸人听闻的审判和执行死刑，而几乎不顾受害人是不是“真正的卢德”派，也不管用什么办法来编造证据。
恩格斯一针见血指出的：无产者的贫困、疾病和死亡，是一种“社会的谋杀”，而“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已经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8943 .”“在这里，工人第一次开始考虑到自己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在这里，产生了工会、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
一点也不奇怪，“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社会主义究其根源，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反抗。几乎所有国家在解决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时，都不是靠市场经济本身的运转，而是靠运用社会主义的调节手段，即用政府干预的方式来调节社会分配，来抑制两极分化。工业革命的“灾变”最早发生在英国，但它作为反面教材，却至今还在让人类受益。
（ 作者系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副总编辑，中国现代中药产业发展论坛秘书长。本文选自其专著《世界范围内的百年经济奇迹——荷兰、英国、美国、日本的经验与教训》，有删改。）
无法抹去的“灾变”历史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流经济史学家把“光荣革命”以来的英国宪政史作为观察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对象，把英国工业革命的胜利简单地归结为宪政理想的胜利；对美国，更是简单地迷恋于200 多年间的迅速崛起。
然而，事实是，不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经历过一种挥之不去的“灾变”历史。在工业化“起飞”过程中，甚至在“起飞”之后、实现崛起之前，都出现了一个经济上失去平衡、“社会紧张”、民众骚动大量发生时期。简言之，工业革命客观存在着一种“灾变”的陷阱。
工人阶级的形成不仅是经济史上，而且是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事实。它是工业化内生的一种“新人类”。工业革命过程中变动着的生产关系和劳动条件施加在“生而自由”的英国人身上——蒸汽机把人们高度集中地聚集起来，在工人阶级的组织中看到了最令人憎恶的“权力的权力”，即生产的物质手段以直接地、多少带有强制性的方式诞生了新型的社会关系、社会建制和文化方式。在这种速度过快、不平等、不协调的分工面前，制造厂成为“政治反叛的潜在中心”，它对现存秩序构成了双重威胁。
第一种威胁来自工业财产的所有者。“绝大多数的纱厂主为了使纺纱工人永远贫困潦倒…8943 .为了从他们的口袋里拿走剩余物而尽可能地降低工资。这就是事实。地主和商人们策划了一个奴役人民的诡计，因为他们就像吃面包似的吞噬人民。贵族和统治集团的影响变得十分令人惊恐，因为他们榨干和吞噬了人民。”
第二种威胁来自产业工人大众。它首先表现为阶级意识的成长，即各个不同群体的劳动人民之间的利益认同以及它与其他阶级利益对立的意识；其次，它表现为相应形式的政治和工业组织的成长和工人阶级的感情。结果是，棉纺工业作为工业革命的前哨工业，棉纺织工厂不仅是工业革命的推动者，也是社会革命的推动者；不仅生产了更多的产品，而且生产了更多的“劳工运动”。
因此，工业革命固然是一个不断改善的进步时代，但毋庸置疑的是，“那个时期的英国历史读起来就像是一部内战史”。
“生产者的殉难”与“世袭性贫穷”
从18 世纪50 年代开始，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形成了大规模的生产组织形式——工厂制度。这标志着世界经济进入到工业生产的新阶段。
相对于家庭手工业，工厂制生产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机器特别是瓦特的“蒸汽机”代替了原来使用风力、人力等自然性资源；二是机器的使用突破了原来对建造工厂的种种自然条件的限制，改变了工厂的空间布局；三是“铁”的纪律，工人进了工厂就等于进了“魔鬼之窟”；四是工厂的规模不断扩大扩展，生产率不断提高。以棉纺织业为例，由于阿克莱特的水力机和克伦斯顿的骡机的发明，迅速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率，如果要纺织100 磅的棉花，印度手工纺线工需要用50000 个劳动工作时，而一台装有100 个纱锭的骡机（1790 年）需要1000 个工作时。
棉纺行业是工业革命的前哨产业，也是工资下降得最快的产业。兰开郡在10 年里减少了10 万织工，其中也许只有少数找到其他职业。即使这样，挣得的也只是“勉强维持灵魂不离开躯体的工资”。1797 年，棉织工人的周工资平均为18 先令9 便士；1802 年为21 先令；1809 年为14 先令；1817 年为8 先令9 便士；1828 年为7 先令3 便士；1832 年为6 先令。19 世纪30 年代，英国许多地区的周工资平均为4 先令6 便士。许多人长期每天靠2.5 便士维持一家的生活。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平均有150 万“多余的人”。
工人不仅出卖他自身的劳动力，而且出卖妻子儿女。在1780 年～1840 年之间，英国对童工的剥削程度明显地增强了。在效率低的小型矿井里，通道有时十分狭窄，只有儿童才最容易穿过；在几个较大煤田里，随着采煤工作面越来越远离竖井，需要儿童当“运煤工”，或者看管通风口。结果，工人家庭产生了世袭性的贫穷。
1866 年，伯明翰及其近郊的金属手工工场、煤矿和砖瓦工场除雇佣妇女外，还雇用了3 万名儿童和少年。在5 月到9 月，劳动从早晨5 点到晚上8 点。男女儿童从6 岁甚至4 岁起就被迫使用，他们的劳动时间同成年人一样长。一个8 岁的女孩被雇来开关通气门，每天工作13 小时。她说：“我扳动着开关，没有一丝光亮，我很害怕…8943 .有时，一有亮光，我就唱歌，但在黑暗中我就不唱了，因为我不敢唱歌。”
儿童、少年不仅受着资本的剥削，而且身体、精神受到摧残。厂主也是女工的身体和美貌的主宰，工厂中的14 岁到20 岁的青年女工有四分之三已经丧失了童贞，城市中的大多数妓女都是工厂造成的。有的女孩子11 岁就怀了孕，15 岁的女人生孩子在曼彻斯特十分平常。E.P. 汤普森这样叙述道：“他们似乎已经失去了活泼生动的精神、野外的竞技和村庄的体育活动。他们变成了肮脏、不满、悲惨、忧心忡忡和竭力挣扎的人，没有健康，没有欢乐，也没有幸福。”
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增长中的贫困”，不仅意味着“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的贫富差距，而且意味着“富的更富，穷的更穷”的恶性循环。在工业化早期，经济增长一方面主要依赖资本积累，另一方面，通常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联系在一起，直接表现为资本收入份额的增加和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 而资本收入份额的增加是以牺牲劳动的收入份额为代价的。
这种社会群体的对立，必然埋下冲突的火种。马克思在19 世纪60～70 年代写出巨著《资本论》，通过揭示“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规律”、“相对过剩人口（即失业人口）不断增加的规律”，对这种发展病态的分析批判最为尖锐和深刻。基于当时的发展惨景，他断言，产业革命是工人阶级的殉难；沿着这样一条工业化道路走下去，一定会激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 “国家布满干柴”：40 年的“英国骚动”
“如果他（指产业工人——作者注）找不到工作，那么他只有去做贼，或者饿死，而警察所关心的只是他悄悄地死去，不要打扰资产阶级。” 英国当年的阶级冲突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一方是囚船和监狱，另一方是犯罪、骚乱和暴民行为。18 世纪90 年代之后的50 年，英国经历了“激进主义”年代，其中，从1811 年～1850 年，英国则经历了“群众骚动与运动”时期，甚至，“对特定弊端采取的直接行动在一方面形成‘暴民’伟大的政治起义”。
托马斯·潘恩在其《人权论》中表达了一种“大不敬”精神：“一帮匪徒在一个国家中横行霸道，强征特别税。他们的权力由此得以确立，匪徒头目设法改头换面，用君主的名称替换强盗的恶名，这就是君主制和国王的起源。”在潘恩看来，“这个国家的人属于两个明确的阶级，即缴税者阶级和收税者及吃税者阶级”，“当富人掠夺穷人的权利时，这就为穷人树立了去抢夺富人财产的榜样。”在潘恩的这些思想中，可以看到近似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但它反映了英国“灾变”时期的社会思潮。1793 年，仅《人权论》第2 部就出售20 万册，而当时的人口总数是1000 万。
各种组织在英国兴起。伦敦通讯会、设菲尔德协会、“黑灯照”、汉普登俱乐部、英国自由之树、爱国会等等。尽管各派重点不同，但在反政府情绪上表现出惊人一致。1792 年8 月，诺里季革命会宣布拥有48 个附属俱乐部。1795 年，伦敦通讯会冲破具有较大局限性的手工工匠和小商小贩的圈子，越来越多地获得雇佣劳动者的支持，3 月拥有17 个分会，7 月底增加到41 个，10 月份增加到70～80 个；附属研讨会、阅读俱乐部纷纷建立。1796 年，伦敦通讯会对派往各地巡回代表的指示说：“你们正在和人类的敌人作拼死的斗争，不仅为你们自己——因为你们可能看不到那完善的自由之日；你们斗争，也是为正在吃奶的孩子。”
大规模集会成为工厂奴隶的朝圣。 1795 年10月26 日，被历史学家称为英国的“神圣的自由之日”。伦敦通讯会在伊斯林顿的哥本哈根旷野召开的一次大会，据称达到10 万～15 万人。“集会向国王提出抗议：为什么在显而易见的富足世间，我们却被迫忍饥挨饿？为什么我们不停地出力苦干却不得不遭受匮乏之苦难？…8943 .议会的腐败…8943 .像一个冒泡的漩涡，吞噬了我们所有的劳动成果。”三天之后，国王在去议会主持开幕式时，他的御车遭遇袭击，人群中发出口号：“不要战争！”“不要国王！”“和平！”大约20 万人把伦敦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国王御车的窗户被击破。国王到达上院时需要被人架出车来。之后，首相皮特提出《两项法案》，根据第一项法案，通过演讲或文字煽动人们仇恨、蔑视国王、宪法或政府的行为被定为叛国罪。根据第二项法案，所有50 人以上的集会均须报告地方官员后才能举行，而当地官员完全有权阻止讲演、逮捕演讲者和驱散集会。而且，法典上又增添了一项死罪：拒绝服从当地官员命令者均处以死刑。结果，反对两部法案的大规模集会在英国各地举行。
一个社会只要存在两极分化，就会有仇富、仇官情绪。富人和政府对劳动阶级的“反仇恨”，又会加剧这类情绪。英国坐在火山口上。
失范的时代是日常生活极端动荡不安的时代。“法律受到仇视，但也受到忽视”。 蔑视社会秩序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仅英格兰和威尔士，当事人因刑事罪而被捕的事件的数字是：1805 年4605 件；1815 年7898 件；1825 年14437 件；1835年20731 件；1842 年达到31309 件。在37 年中逮捕事件的数字增加了6 倍。
英国经历着痛苦的工业化。 阶级的分化日益尖锐，反抗的精神日益深入工人的心中， “产生了从格拉斯哥到伦敦的整个工人阶级对富有者的极大的愤怒”，“几乎整个工业无产阶级都已经卷入了运动”。
“灾变”的性质：“社会谋杀”和“社会战争”
在英国工业革命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个“灾变”时期，在1780 年—1840 年间，其丑恶“违背了19世纪人类的精神”。
新旧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各自支持着完全不同的社会群体，“是技术所引起的劳动和生活之间强横的分隔”，在两类群体中相互冲突。并且由于技术所引起的劳动和生活之间强横的分隔发生在不同的领域。结果，一些最激烈的冲突所围绕的争端并不是由生活费用的数据引起的，而是异质性导致社会解组。对陶瓷业工人来说，是反抗实物工资制；对纺织工人来说，是争取十小时工作制议案；对建筑工人来说，是争取合作社的直接行动；对全体工人来说，是争取参加工会的权利。1831 年英国东北部煤田大罢工是为了争取就业保障、煤田实物工资制以及有关童工问题。
财富结构的失衡，必然导致社会心理的失衡。社会的稳定必然被打破。
一方面，人类分散成各个分子，每个分子都有自己的特殊生活原则，都有自己的特殊目的，这种一盘散沙的世界在这里是发展到顶点了；另一方面“这儿百万穷困不堪的人，他们昨天挣得的今天就吃光，他们用自己的发明和劳动创造了英国的伟大，他们一天天地更加迫切要求取得社会财富中的自己的一份”。
因此，我们可以看清工业革命真正的灾变性：人们要同时从属于两种关系的加强：一种是经济剥削关系的加强，另一种是政治压迫关系的加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贪心既摆脱了旧的制裁，又不受新的社会控制的制约，产生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家阶级的暴力”，雇主和劳工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酷。劳工在力图抵抗剥削的斗争中前进的每一步都与雇主或国家力量相遇，而且通常是同时遇到两者的力量。
在这种情形下，英国工业革命是把经济社会发展推向前进了，但大多数劳动人民从剥削的性质及其强度的变化中感受工业革命的残酷经历。
在应对“骚乱”中，英国刑法增加的酷刑又“为这幅图画增添了令人心碎的证据”。从王朝复辟到乔治三世去世的这些年中，死罪增加了约190 项。换句话说，每年增加一项以上的死罪。其中，不少于63 项死罪是在1760 年—1810 年之间增加的。
同时，恐怖统治不断加强。比如卢德运动中，密探遍布全国，进行大规模的逮捕，把主要证人绑架，进行耸人听闻的审判和执行死刑，而几乎不顾受害人是不是“真正的卢德”派，也不管用什么办法来编造证据。
恩格斯一针见血指出的：无产者的贫困、疾病和死亡，是一种“社会的谋杀”，而“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已经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8943 .”“在这里，工人第一次开始考虑到自己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在这里，产生了工会、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
一点也不奇怪，“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社会主义究其根源，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反抗。几乎所有国家在解决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时，都不是靠市场经济本身的运转，而是靠运用社会主义的调节手段，即用政府干预的方式来调节社会分配，来抑制两极分化。工业革命的“灾变”最早发生在英国，但它作为反面教材，却至今还在让人类受益。
（ 作者系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副总编辑，中国现代中药产业发展论坛秘书长。本文选自其专著《世界范围内的百年经济奇迹——荷兰、英国、美国、日本的经验与教训》，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