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就业形势告急的今天，或许从古今中外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兼职史里，你能找到一些让自己发光的启示。当然，前提你得是金子，而且还要够硬。
　　马尔克斯说的一个段子：1971年，聂鲁达在巴黎，听某个可靠的朋友透露，说他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聂先生那年六十七岁了，离过世还有两年，当然不能像年轻人进洞房，猴急跳脚脸火烫。他很沉稳，只是遍请巴黎的诸位朋友吃饭。人问他理由，他只笑而不答。直到消息出来，诸位恍然大悟，纷道恭喜。数中一位问：“那你颁奖词准备说啥？”聂先生一拍脑袋：“高兴忘了！”扯过张菜单，翻个面，就用他招牌的绿墨水开始写起来。
　　但这故事讲得开，前提是聂先生在巴黎。他在巴黎干嘛呢？工作，在大使馆上班。实际上，他老人家是外交官。他那些得了诺贝尔奖的诗，全是业余时间写的。
　　如你所知，中国文化人有这传统：本行是济世救民，业余就风流挥洒。比如孔圣人当过饲养员，当过鲁国官员，也当过老师，学生把课堂笔记一抄就是《论语》。屈原主业是楚国的公务员，业余写诗。唐朝的诗歌，若非私人抒情，便是酬答赠送之用。欧阳修苏轼苏辙王安石司马光们，都是一边当国家干部，一边顺手写诗作文画画。所以，曹操的诗，宋徽宗的瘦金体书法和花鸟画，李后主的词，天启皇帝的木工活儿，康熙皇帝的拉丁文和几何学，听上去一点都不奇怪：当皇帝也得有个业余爱好不是？
　　而且中国人思维里，有这么回事：唐朝之后，读书人都兼有儒家和道家双属性。当了公务员，有了铁饭碗，就是儒家，济世救民。没当上公务员，不被天子待见，就决定披发入山，云烟深处去。明清朝的名文人大多如此：做着好官，念叨归农，自号个什么斋主人，什么居山人，还写厚厚的诗集出来印，就是想来分富贵风流，两厢占尽。
　　欧洲人也兼职，但比起中国读书人来，更现实点。实话说就是，欧洲人得琢磨生活问题。古希腊诸位大贤能玩学问，是有一比四的公民与奴隶数据对比放着，不愁没人伺候；中世纪搞文艺的，若非教会养着，就是大富豪。所以，许多知识分子只好一边谋生，一边偷空创作。19世纪之前的音乐人，都得连创作带演出。巴赫在莱比锡做乐长时候，每个星期得写25分钟的新曲子，还得亲自抄谱，到周末亲自夯起管风琴来演出。19世纪的诸位也是能者多劳：门德尔松得做教师，李斯特得绕世界钢巡回，马勒的主业是指挥。真得等放了假，他们几位才有时间搞创作。俄罗斯大作曲家鲍罗丁，本行是医院院长，又是化学家。等把些瓶瓶罐罐都处理罢，才能写曲子去。
　　写东西的诸位，兼职的更多。艾略特先生写20世纪最伟大诗作《荒原》的时候，本身是个银行职员。村上春树写处女作小说——后来获得群像新人奖的作品——《且听风吟》时，是在自家经营的爵士酒吧下班后。纳博科夫20世纪40年代在康奈尔教书，为了养家，曾经一口气开四门课，里面居然包括网球课，实在没时间，只好趁假期出去捉蝴蝶，又逢下雨时，在汽车里写著名的《洛丽塔》。当然，上班累一天，下班写伟大作品，这日子没法持久。海明威说艾略特当时在银行困得甚为痛苦：但没名没钱之前，就是不敢辞职，当时在巴黎的庞德，虽然诗稿卖不出去，穷得想去当翻译算了，但还是伙同诸友捐款，“把庞德从银行拯救出来！”村上春树写完自己第二部小说就把酒吧关了专心写作；纳博科夫一等《洛丽塔》畅销就辞职跑去瑞士，皆此类也。
　　最神奇的兼职是这样子：16世纪初，教皇让米开朗琪罗做壁画。米开朗琪罗说自己是雕塑家，不会画画——给自己雕塑打的草稿不算。教皇不听，逼他画，激起了米开朗琪罗的牛性，花四年画了不朽的西斯廷天顶图，39米乘以13米的巨画，都是个“我不会画画”的人完成的。实际上，米开朗琪罗并不爱这玩意，终其一生都在唠叨：“那些逼我完成的画，摧毁了我完成真正作品的时间”，以及，“描绘景物的工作，是给那些没能力描绘人物的家伙准备的”。换句话说，他老人家一辈子画的那些巨作——包括西斯廷天顶图这样的不朽作品——都是在他创作雕塑的间隙，愤愤不平，兼职完成的。
　　最后一个故事。
　　马尔克斯早年在哥伦比亚当记者。白天工作，晚上去一个下等妓女睡的大车店歇宿，乘隙写小说。到他而立之年被报纸解聘后，他先在巴黎，然后去墨西哥。在墨西哥时，他已经写完了五部小说——全是工作之余写的——只有一部出版了，印了千余册。很多年后，他回顾那段生涯，说过这么句话：
　　“如果你会觉得自己总想做什么，却嫌被工作压抑，没时间……好吧，也许你对那件事的爱，还不大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