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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幅自画像
生于1952年金秋季节一个艳阳高照的中午。呱呱坠地时脸色和产院窗外景色极不协调，病态地苍白。要抓住我的特征很容易，三个字：白而瘦。孩提时长得消瘦是营养不良，近几年努力进食，尽量多吃脂肪蛋白质少吃碳水化合物，仍不见丰满，由此而偏执地痛恨一切减肥的人。1969年3月在上海黄浦区九江中学初中毕业赴西双版纳曼广弄傣族村寨插队落户，学犁田学栽秧学捉鱼学养狗学打猎学说傣语学吃牛肉剁生，满以为自己勤劳勇敢会被美丽善良温柔多情的傣族姑娘招赘进竹楼当上门女婿，终因形象欠佳未能接到芬芳的红绣球，倒是歪打正着为以后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厚的素材。后又当水电站民工、山村男教师。1975年参军，因体弱多病不能拼刺刀扛机枪炸碉堡，只得异化为军营文化人，当新闻战士，常为自己的豆腐块文章挤上报屁股而睡梦中笑出声来。娶一妻，产一子，完成传宗接代任务后，1980年开始儿童文学创作。原名沈一鸣，后未经父母同意擅自改笔名沈石溪，以示反抗包办姓名。生性愚钝，从未突破日产千字的最高记录。好在有一点乌龟赛跑的毅力，不累得吐血尽管爬——爬格子，也累计发表500万字作品，厚厚薄薄出版了60本书。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任成都军区创作室二级创作员、云南作家协会副主席、云南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昆明儿童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现任上海作家协会理事、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皆为虚职，解决不了别人办户口迁移工作调动职务升迁银行借贷孩子入托入学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等等等等有关国计民生的疑难杂症。
贫病交加的童年
母亲怀我时，祖父因和毒品有关的历史问题郎当入狱，父亲也被强制劳动教养送去治理淮河。祖母、姐姐和我靠母亲在里弄生产组踩缝纫机维持生活。当时的里弄生产组工资极低，又是计件，月收入不超过二十元人民币。母亲怀着我，妊娠反应再大，也从不敢请假。临分娩那天，还照样踩缝纫机，才缝完一个衣袖，肚子剧痛起来，才被工友架下岗位送去医院。成年后我时常会莫名其妙地脑袋眩晕，耳朵里出现咔嚓咔嚓快节奏的声音，医生说是体虚耳鸣，唯有我和母亲了解缘由：从我还是母体的单细胞起，直到呱呱的前一刻，都在感应缝纫机轮子无休止的旋转，都在谛听比起现代摇滚乐来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缝纫机踩踏走针声，那实在是胎教形成的心理定势，与疾病无关。
我出生时体重2000克。刚出生的婴儿有四到六个月先天性免疫，但我例外。我生下来第十四天就肚脐眼发炎化脓，被裹成襁褓送到医院去打针治疗。从此，疾病就像影子一样伴随着我。在十二岁割掉扁桃腺以前，我很有规律地每个月发高烧两次，每次都要注射六到十二支80万单位的青霉素才能退烧。我读小学四年级时，一天下午放学回家做完作业正跟小舅舅玩耍。突然间就全身抽搐昏死过去，送到上海仁济医院抢救了两天两夜也未能醒来。医生对守候在急诊室门外的我的母亲说：这孩子恐怕是不行了，准备料理后事吧!母亲泪如泉涌。被人扶持着去买龙头细布缝我的寿衣。寿衣还没缝好，我突然就醒了。众多的前来会诊的医生始终也没弄清我生的是什么病，又是怎么会起死回生的。
按我祖母的说法，阎王爷嫌我长得难看，不愿收留我，飞起一脚把我从阴间踢回到阳间来了!
靠母亲这点微薄的工资，糊口尚且困难，营养问题当然也就摆不到议事日程。过年才吃一次鸡，平时很少有荤腥。四分钱一根油条，我和姐姐一人半根，再很精细地将半根油条撕成筷子粗的两瓣，蘸蘸酱油过早饭。祖母经常从邻居的垃圾畚箕里捡回别人丢弃不食的肉皮，煮煮给我们吃。我读小学五年级前从来没有零花钱，五年级那年，隔壁前客堂的张老太放出风来，说要找个人来拖地板，每星期拖一次，每次人民币一角二分。祖母赶紧为我申请来了这份活计。于是，每星期三下午放学后，我就提一只铅桶拎一把拖把到张老太家，把笨重的靠背椅翻到八仙桌上，角角落落旮旮旯旯里里外外十分费劲地拖起地来。二十几乎米的房间要拖两遍，约四十分钟方能完成。这每星期一角二分的辛苦钱成了我唯一的零花钱，当时物价便宜，一分钱就可买一只成橄榄或一小包盐金枣，我总是买这些经济实惠的小食品来和姐姐妹妹分享。
童年印象最深的事莫过于陪着祖母去借债了。家里入不敷出，开始拿细软去典当，后来是卖家具，最后家徒四壁，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了，便只好向邻里告贷。我至今弄不明白究竟为什么祖母每次去别家借钱都要我陪同，也许她觉得我在她身边可以壮壮她的胆，也许她认为面黄饥瘦的我站在一旁可以引起债主的怜悯与同情。谁也没教过我到别人家借钱应当是何种姿势何种表情，我一跨进门去两只膝盖便发软，自然而然就弯腰伛背，头深深埋下来，两只眼睛盯住自己的鞋尖。我并不是故意要做出这副可怜相来的，确实是在债主面前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巨大的压力，容不得我不低下头去!这悲惨的节目每到月尾总要上演一遍，持续了将近八年。久而久之，我习惯成自然，在别人面前总有一种抬不起头来的感觉。这或许就是我后来选择写作这项职业的性格原因。写作单人独处，可避免与人交往时自卑的痛苦。
与动物相伴的少年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上海一条狭窄拥挤的弄堂里度过的。上海人满为患，自然就没有动物的生存空间，尽管如此，我孩提时还是养过不少小动物——蟋蟀、麻雀、蝈蝈、金鱼、蝌蚪、小鸡、白兔……它们对我来说，不仅仅是有生命的玩具；我望着被囚禁在器皿中的小可怜，为它们受我的保护，为我自己有能力主宰它们的命运，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得意和骄傲。我是个天生有点腼腆的孩子，身体孱弱，在家庭、学校和小伙伴中，不是被忽视就是遭欺负，而在我所豢养的小动物面前，我却能扮演随心所欲的强者角色。我比周围的小伙伴更酷爱养小动物，现在检讨起来，大概在潜意识中是想弥补一种心理缺憾。
那时，我阿婆还活着，她老人家是位虔诚的佛教徒，她每每见我将小动物玩弄于股掌之间，便会迈动粽子似的一双小脚，颤巍巍走到我面前正色地说：“小心别弄坏了它们，它们也是一条命，前世说不定还是人投胎变的哩。人是不作兴做坏事的，谁今生作了孽，阎罗王就让他来世变只蟋蟀。”我小小年纪听了这番教诲心里未免打鼓，我觉得自己虽然在家受父母训斥，在学校受老师指责，总比这些关在器皿中的小动物要活得好些。于是，碰到能做用针头刺破人家自行车胎或用白水泥堵住人家房门锁眼这类很够刺激的坏事的机会，我就咬着牙自动放弃了，为的是来世不变成蟋蟀。及至长大成人，懂得性染色体遗传规律后，我仍没勇气去做坏事，小动物任人摆布凄凄惨惨的生存状态早已变成镌刻在我灵魂上的戒律，改也难。
我九岁时，也不知中了什么邪，极想养一条猎狗。我想象我的猎狗长着黑白相间的毛色，起名叫花旋风，比梁山好汉李逵的外号黑旋风更响亮。我想象警察遇到一桩凶杀案破不了，是我的花旋风追踪气味，搜捕到了坏蛋。我想象有两个流氓包围我，要剥掉我身上仅有的一件毛衣，俗称剥猪猡，花旋风勇
生于1952年金秋季节一个艳阳高照的中午。呱呱坠地时脸色和产院窗外景色极不协调，病态地苍白。要抓住我的特征很容易，三个字：白而瘦。孩提时长得消瘦是营养不良，近几年努力进食，尽量多吃脂肪蛋白质少吃碳水化合物，仍不见丰满，由此而偏执地痛恨一切减肥的人。1969年3月在上海黄浦区九江中学初中毕业赴西双版纳曼广弄傣族村寨插队落户，学犁田学栽秧学捉鱼学养狗学打猎学说傣语学吃牛肉剁生，满以为自己勤劳勇敢会被美丽善良温柔多情的傣族姑娘招赘进竹楼当上门女婿，终因形象欠佳未能接到芬芳的红绣球，倒是歪打正着为以后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厚的素材。后又当水电站民工、山村男教师。1975年参军，因体弱多病不能拼刺刀扛机枪炸碉堡，只得异化为军营文化人，当新闻战士，常为自己的豆腐块文章挤上报屁股而睡梦中笑出声来。娶一妻，产一子，完成传宗接代任务后，1980年开始儿童文学创作。原名沈一鸣，后未经父母同意擅自改笔名沈石溪，以示反抗包办姓名。生性愚钝，从未突破日产千字的最高记录。好在有一点乌龟赛跑的毅力，不累得吐血尽管爬——爬格子，也累计发表500万字作品，厚厚薄薄出版了60本书。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任成都军区创作室二级创作员、云南作家协会副主席、云南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昆明儿童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现任上海作家协会理事、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皆为虚职，解决不了别人办户口迁移工作调动职务升迁银行借贷孩子入托入学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等等等等有关国计民生的疑难杂症。
贫病交加的童年
母亲怀我时，祖父因和毒品有关的历史问题郎当入狱，父亲也被强制劳动教养送去治理淮河。祖母、姐姐和我靠母亲在里弄生产组踩缝纫机维持生活。当时的里弄生产组工资极低，又是计件，月收入不超过二十元人民币。母亲怀着我，妊娠反应再大，也从不敢请假。临分娩那天，还照样踩缝纫机，才缝完一个衣袖，肚子剧痛起来，才被工友架下岗位送去医院。成年后我时常会莫名其妙地脑袋眩晕，耳朵里出现咔嚓咔嚓快节奏的声音，医生说是体虚耳鸣，唯有我和母亲了解缘由：从我还是母体的单细胞起，直到呱呱的前一刻，都在感应缝纫机轮子无休止的旋转，都在谛听比起现代摇滚乐来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缝纫机踩踏走针声，那实在是胎教形成的心理定势，与疾病无关。
我出生时体重2000克。刚出生的婴儿有四到六个月先天性免疫，但我例外。我生下来第十四天就肚脐眼发炎化脓，被裹成襁褓送到医院去打针治疗。从此，疾病就像影子一样伴随着我。在十二岁割掉扁桃腺以前，我很有规律地每个月发高烧两次，每次都要注射六到十二支80万单位的青霉素才能退烧。我读小学四年级时，一天下午放学回家做完作业正跟小舅舅玩耍。突然间就全身抽搐昏死过去，送到上海仁济医院抢救了两天两夜也未能醒来。医生对守候在急诊室门外的我的母亲说：这孩子恐怕是不行了，准备料理后事吧!母亲泪如泉涌。被人扶持着去买龙头细布缝我的寿衣。寿衣还没缝好，我突然就醒了。众多的前来会诊的医生始终也没弄清我生的是什么病，又是怎么会起死回生的。
按我祖母的说法，阎王爷嫌我长得难看，不愿收留我，飞起一脚把我从阴间踢回到阳间来了!
靠母亲这点微薄的工资，糊口尚且困难，营养问题当然也就摆不到议事日程。过年才吃一次鸡，平时很少有荤腥。四分钱一根油条，我和姐姐一人半根，再很精细地将半根油条撕成筷子粗的两瓣，蘸蘸酱油过早饭。祖母经常从邻居的垃圾畚箕里捡回别人丢弃不食的肉皮，煮煮给我们吃。我读小学五年级前从来没有零花钱，五年级那年，隔壁前客堂的张老太放出风来，说要找个人来拖地板，每星期拖一次，每次人民币一角二分。祖母赶紧为我申请来了这份活计。于是，每星期三下午放学后，我就提一只铅桶拎一把拖把到张老太家，把笨重的靠背椅翻到八仙桌上，角角落落旮旮旯旯里里外外十分费劲地拖起地来。二十几乎米的房间要拖两遍，约四十分钟方能完成。这每星期一角二分的辛苦钱成了我唯一的零花钱，当时物价便宜，一分钱就可买一只成橄榄或一小包盐金枣，我总是买这些经济实惠的小食品来和姐姐妹妹分享。
童年印象最深的事莫过于陪着祖母去借债了。家里入不敷出，开始拿细软去典当，后来是卖家具，最后家徒四壁，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了，便只好向邻里告贷。我至今弄不明白究竟为什么祖母每次去别家借钱都要我陪同，也许她觉得我在她身边可以壮壮她的胆，也许她认为面黄饥瘦的我站在一旁可以引起债主的怜悯与同情。谁也没教过我到别人家借钱应当是何种姿势何种表情，我一跨进门去两只膝盖便发软，自然而然就弯腰伛背，头深深埋下来，两只眼睛盯住自己的鞋尖。我并不是故意要做出这副可怜相来的，确实是在债主面前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巨大的压力，容不得我不低下头去!这悲惨的节目每到月尾总要上演一遍，持续了将近八年。久而久之，我习惯成自然，在别人面前总有一种抬不起头来的感觉。这或许就是我后来选择写作这项职业的性格原因。写作单人独处，可避免与人交往时自卑的痛苦。
与动物相伴的少年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上海一条狭窄拥挤的弄堂里度过的。上海人满为患，自然就没有动物的生存空间，尽管如此，我孩提时还是养过不少小动物——蟋蟀、麻雀、蝈蝈、金鱼、蝌蚪、小鸡、白兔……它们对我来说，不仅仅是有生命的玩具；我望着被囚禁在器皿中的小可怜，为它们受我的保护，为我自己有能力主宰它们的命运，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得意和骄傲。我是个天生有点腼腆的孩子，身体孱弱，在家庭、学校和小伙伴中，不是被忽视就是遭欺负，而在我所豢养的小动物面前，我却能扮演随心所欲的强者角色。我比周围的小伙伴更酷爱养小动物，现在检讨起来，大概在潜意识中是想弥补一种心理缺憾。
那时，我阿婆还活着，她老人家是位虔诚的佛教徒，她每每见我将小动物玩弄于股掌之间，便会迈动粽子似的一双小脚，颤巍巍走到我面前正色地说：“小心别弄坏了它们，它们也是一条命，前世说不定还是人投胎变的哩。人是不作兴做坏事的，谁今生作了孽，阎罗王就让他来世变只蟋蟀。”我小小年纪听了这番教诲心里未免打鼓，我觉得自己虽然在家受父母训斥，在学校受老师指责，总比这些关在器皿中的小动物要活得好些。于是，碰到能做用针头刺破人家自行车胎或用白水泥堵住人家房门锁眼这类很够刺激的坏事的机会，我就咬着牙自动放弃了，为的是来世不变成蟋蟀。及至长大成人，懂得性染色体遗传规律后，我仍没勇气去做坏事，小动物任人摆布凄凄惨惨的生存状态早已变成镌刻在我灵魂上的戒律，改也难。
我九岁时，也不知中了什么邪，极想养一条猎狗。我想象我的猎狗长着黑白相间的毛色，起名叫花旋风，比梁山好汉李逵的外号黑旋风更响亮。我想象警察遇到一桩凶杀案破不了，是我的花旋风追踪气味，搜捕到了坏蛋。我想象有两个流氓包围我，要剥掉我身上仅有的一件毛衣，俗称剥猪猡，花旋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