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个很容易琢磨出“意思”的地方。珠江东西横贯市区，将羊城大致分成了南北两块。以前广州人习惯称珠江以南的地区为“河南”，有点类似开发前的浦东，现在叫“海珠区”。但上海人称“浦东”有其道理，毕竟是在黄浦江以东嘛。但是广州人即使在现在，也不愿意把海珠区叫成“江南”，就像不愿意把珠江称为“珠河”一样。
　　不过近日，“江南”一词却成了广州人不好意思过多涉及的称谓，因为一个叫“刘江南”的局级干部辞职“下海”。本来干部自愿“交流”到地方或企业，早已司空见惯、平淡无奇，但因为刘江南辞职前为广州市体育局局长，辞职后就职的地方是恒大皇马足球学校，再加上“两百万年薪”的传闻，这则“人事变动”倒真有了那么点意思。毕竟，按照有关的党政法规，领导干部在离职三年内是不能在所属行业就职的。而刘局的这一变动，莫说三年，甚至连三天都没有。
　　刘江南辞去广州市体育局局长一职赴任恒大皇马足校校长一事，在社会上引发了多方的非议和质疑。归纳起来，无外乎以下几点：一、刘的前脚卸任，后脚上任的行为，是否违反了组织部门关于离任的领导干部在企业任职的有关规定？二、如果如刘所言，新的工作岗位是上级组织的安排，那么作为各级公务人员，究竟是遵照法规还是听命人事？组织部门，为什么能对一个上市公司的具体部门进行人事安排？三、从政府部门到企业的这种无缝转岗，是否有“瓜田纳履、李下整冠”之嫌？四、获取的高额年薪，怎样平复社会对于官员“权力期权化”的猜疑？五、今后各级官员，是否可以以刘江南为榜样，及时投身于政府关注的热门行业而不受法规约束？
　　不可否认，中国足球的腾飞，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热心参与，特别是在现阶段，政府的扶持和帮助，更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中国的足球如若真想屹立于足坛强国之林，从娃娃抓起是根本，而依法治球才是保障。试想，恒大可以聘请刘江南局长做皇马足校的校长，那么富力是否也可以安排某位副局长，离任后到自己的梅州富力巴萨足校任职？而其他行业的企业，在政府扶持的背景下，是否也可以为目前在位的官员创造“为人师表”的岗位？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是对于官员的约束，特别是依法治官、取信于民的政策，却不应当三十年江南，三十年江北。■
　　(作者系深圳《晶报》体育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