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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而文身，无所用之。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塗，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
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逍遥游》）
人们通常总是追求那些有用的东西，而逃避那些没有用的东西。庄子一反这种日常的见识，认为无用的东西未必无用，而有用的东西也不一定就有用，甚至可能还是有害的。
这段话大致翻译如下：宋国人到越国去卖帽子，可是越国人剪光头发，身刺花纹，帽子根本就没有用处。
惠子对庄子说：“我有棵大树，人们称之为樗。它的木瘤盘结而不合绳墨，它的小枝弯曲而不合规矩。生长在路边，木匠连看都不看。你的言论就好像这棵树，空泛而没有用处，所以大家都不接受。”
庄子说：“你没有看见野猫和黄鼠狼吗？它们已经够聪明的了。它们静静地隐藏起来，等待着过往的猎物；东窜西跳，逃避着陷阱，然而最终仍免不了落入人类设的机关。牦牛可以说很大了，但是它连个老鼠都抓不住。而今你有大树，担心它没有用处，为什么不把它种在虚寂的乡土，广漠的旷野，在它的旁边清静无为地踱步，逍遥地寝卧其下，不为刀斧所夭折，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伤害它。没有可用之处，哪里还有什么祸害可言呢。”
与一般的看法相反，庄子认为，无用的东西或许有大用。因为有用与无用是相对的：在一个地方有用，到另一个地方则可能无用；在可用的地方有用，在不可用的地方就无用。有用还是无用，全在自己是否会用。可见，有用与无用并不在事物自身，而在于人们对于事物的运用。你用的地方合适，它就有用；用的不合适，就可能像那个宋国人一样弄出笑话。并不是事物本身没有用处，而是由于我们没有发现它的用处。
事物本身并没有有用与无用之分，它是否有用，取决于我们会不会用。在这个问题上充分表现出了人的思维或意识的现成性。人总是惯于以现成的眼光去看待事物，一旦这样，事物的性质就被固定、被僵化了，从而成了一成不变的东西。可事实一再证明，人们当时以为有用的未必有用，或许还有大害；而以为无用的则未必没有用，甚至可能还有大用。而且，即使那些最有用的东西也有其无用武之地，而那些似乎最没有用的东西也有其所用之处。
在无用处方有自由。庄子认为，人们认为无用的东西恰好有大用，只是人们没有发现罢了。正是在这无用之处有着最高的用，即自由。
相反，恰恰是在有用性中隐藏着危险。野猫和黄鼠狼很聪明，它们以为这种聪明是有用的，周旋于各种危险的境地，但这种聪明却使它们葬身于死地。人也如此，他往往只看见事物有用的一面，而看不到这用处后面的危害，结果适得其反。
正因为无所可用，才自由自在，才终其天年。人之所争，都是有用之物，有用因而成为一切冲突的根源。于是，有用的东西反而带来了祸害，谁去争夺这样的东西，谁就容易为其所伤，以致丧命。即便是那些在争斗中胜利的人也不自由，他们时时会受到失败一方的威胁。
无用，是庄子无为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一定意义上说，无用才可以无为。从自己这方面讲，由于无用，自己也就没有有为的妄想；从外在方面看，因为无用，人家就不会来找你的麻烦。就像惠子的那棵大树那样，如果它笔直挺拔，恐怕早就被人锯断，做了家具，变成“有用”的东西了。
因此，只有逃避所谓的“有用”，达到无用之境，才能够避免冲突，逃避伤害；只有取众人认为无用的东西，才能够获得自由，因为这时不会有人与你争夺。那么什么东西是最无用的东西呢？这就是无为。无为，便无所用；无所用，也就无所争；无所争，就无所困苦，无所困苦就自由自在。自由自在，难道不是最有用处的东西吗？有什么样的“用”能够和自由相比呢？
真正的用处往往是无形的，而那些看得见的用处大多是短暂的，或者是表面上的。随着情况的变化，这样的“用”很可能变得无用，甚至还变得有害。因此，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本来就有用的，也没有任何东西是永远有用的。
超越有用和无用的束缚。然而，执着于有用与无用，仍然不能达到彻底的自由，因为在这种状态中，人总要受制于有用与无用的判断，而这种判断的后果是我们无法把握的，有时是由于有用而受到伤害，有时又因为无用而受伤害；有时无用是有用的，有时有用是无用的。由此看来，有用和无用是没有定准的。
那么，怎样来超越有用与无用的分别呢？庄子提供了这样一个答案：“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
庄子行走于山中，看见一株大树枝叶茂盛。伐木者只立在旁边观看而不伐。庄子问其原因，他们回答说：“没有用处。”庄子因而得出结论：“这棵树因为没有用而得以终其天年吧。”
庄子走出了山中，居住在一个相识的人家里。主人高兴，叫儿子杀鹅招待客人。儿子问：“一个能叫，一个不能叫，杀哪个？”主人说：“杀不能叫的那个。”第二天，学生问庄子：“昨天的山木由于无用而得以生存；而主人的鹅却因无用而死。您将站在哪个方面呢？”
庄子说，他将处于有用和无用之间。但这只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因为，执著于有用与无用之间，仍然是一种固执一端的做法，一个人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来回奔跑，“故未免乎累”，还没有达到大道的境界，当然难免被拖累，处境被动。
那么怎样才能摆脱有用与无用的拖累呢？庄子主张，只有超越有用与无用的区分与判断，顺应自然，“与时俱化”，随时应变，才能够摆脱这种拖累。所谓“与时俱化”，就是要顺应自然，不执著于有用与无用的分别，也不追求这种区分，根本不在意荣誉还是诋毁，为龙也可以，为蛇也可以，该进取就进取，该退却就退却。这样，人就不会受到外物的控制，相反可以控制外物，不会受到名利的牵累。
随顺自然，与时俱化，从理论上来讲，当然是最佳的状态，但实际做起来却十分困难。其困难在于：我们究竟怎样才能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时候不该做呢？从概念上我们当然知道这样做是最理想的境界：人应做该做的事，不做不该做的事。可问题在于我们难以知道什么是“应该”。这里的关键是要进行判断，一旦进行判断就不免受到判断者自身局限的限制，这个判断里一定包含着判断者视野上的局限，从而使他的判断难以“与时俱化”，难以知道这个合适的“时机”。
庄子的本意是要人们不要走极端，而是要居中。普通人总是执著于一端，他的判断总指向有利于自我的方向，但这个所谓的“有利”却未必是有利的，很可能是有害的。其原因在于人们只看到了事情的一个方面，即所谓当时对“我”有利的方面，但等时过境迁以后却不一定仍然有利。这就需要我们用居中的态度自觉地制约自己，从而超越两级性的判断。
与时俱化也还是有所牵累，因而不能真正自由，因此必须超越有用与无用的执着，如此，也就去除了束缚心灵的枷锁，进入了庄子所说的无何有之乡，从而达到了自由。在这种非功利状态中，心灵便无所牵挂，一颗无所牵挂的心灵怎么可能不自由呢？
责任编辑 王海珍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塗，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
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逍遥游》）
人们通常总是追求那些有用的东西，而逃避那些没有用的东西。庄子一反这种日常的见识，认为无用的东西未必无用，而有用的东西也不一定就有用，甚至可能还是有害的。
这段话大致翻译如下：宋国人到越国去卖帽子，可是越国人剪光头发，身刺花纹，帽子根本就没有用处。
惠子对庄子说：“我有棵大树，人们称之为樗。它的木瘤盘结而不合绳墨，它的小枝弯曲而不合规矩。生长在路边，木匠连看都不看。你的言论就好像这棵树，空泛而没有用处，所以大家都不接受。”
庄子说：“你没有看见野猫和黄鼠狼吗？它们已经够聪明的了。它们静静地隐藏起来，等待着过往的猎物；东窜西跳，逃避着陷阱，然而最终仍免不了落入人类设的机关。牦牛可以说很大了，但是它连个老鼠都抓不住。而今你有大树，担心它没有用处，为什么不把它种在虚寂的乡土，广漠的旷野，在它的旁边清静无为地踱步，逍遥地寝卧其下，不为刀斧所夭折，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伤害它。没有可用之处，哪里还有什么祸害可言呢。”
与一般的看法相反，庄子认为，无用的东西或许有大用。因为有用与无用是相对的：在一个地方有用，到另一个地方则可能无用；在可用的地方有用，在不可用的地方就无用。有用还是无用，全在自己是否会用。可见，有用与无用并不在事物自身，而在于人们对于事物的运用。你用的地方合适，它就有用；用的不合适，就可能像那个宋国人一样弄出笑话。并不是事物本身没有用处，而是由于我们没有发现它的用处。
事物本身并没有有用与无用之分，它是否有用，取决于我们会不会用。在这个问题上充分表现出了人的思维或意识的现成性。人总是惯于以现成的眼光去看待事物，一旦这样，事物的性质就被固定、被僵化了，从而成了一成不变的东西。可事实一再证明，人们当时以为有用的未必有用，或许还有大害；而以为无用的则未必没有用，甚至可能还有大用。而且，即使那些最有用的东西也有其无用武之地，而那些似乎最没有用的东西也有其所用之处。
在无用处方有自由。庄子认为，人们认为无用的东西恰好有大用，只是人们没有发现罢了。正是在这无用之处有着最高的用，即自由。
相反，恰恰是在有用性中隐藏着危险。野猫和黄鼠狼很聪明，它们以为这种聪明是有用的，周旋于各种危险的境地，但这种聪明却使它们葬身于死地。人也如此，他往往只看见事物有用的一面，而看不到这用处后面的危害，结果适得其反。
正因为无所可用，才自由自在，才终其天年。人之所争，都是有用之物，有用因而成为一切冲突的根源。于是，有用的东西反而带来了祸害，谁去争夺这样的东西，谁就容易为其所伤，以致丧命。即便是那些在争斗中胜利的人也不自由，他们时时会受到失败一方的威胁。
无用，是庄子无为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一定意义上说，无用才可以无为。从自己这方面讲，由于无用，自己也就没有有为的妄想；从外在方面看，因为无用，人家就不会来找你的麻烦。就像惠子的那棵大树那样，如果它笔直挺拔，恐怕早就被人锯断，做了家具，变成“有用”的东西了。
因此，只有逃避所谓的“有用”，达到无用之境，才能够避免冲突，逃避伤害；只有取众人认为无用的东西，才能够获得自由，因为这时不会有人与你争夺。那么什么东西是最无用的东西呢？这就是无为。无为，便无所用；无所用，也就无所争；无所争，就无所困苦，无所困苦就自由自在。自由自在，难道不是最有用处的东西吗？有什么样的“用”能够和自由相比呢？
真正的用处往往是无形的，而那些看得见的用处大多是短暂的，或者是表面上的。随着情况的变化，这样的“用”很可能变得无用，甚至还变得有害。因此，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本来就有用的，也没有任何东西是永远有用的。
超越有用和无用的束缚。然而，执着于有用与无用，仍然不能达到彻底的自由，因为在这种状态中，人总要受制于有用与无用的判断，而这种判断的后果是我们无法把握的，有时是由于有用而受到伤害，有时又因为无用而受伤害；有时无用是有用的，有时有用是无用的。由此看来，有用和无用是没有定准的。
那么，怎样来超越有用与无用的分别呢？庄子提供了这样一个答案：“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
庄子行走于山中，看见一株大树枝叶茂盛。伐木者只立在旁边观看而不伐。庄子问其原因，他们回答说：“没有用处。”庄子因而得出结论：“这棵树因为没有用而得以终其天年吧。”
庄子走出了山中，居住在一个相识的人家里。主人高兴，叫儿子杀鹅招待客人。儿子问：“一个能叫，一个不能叫，杀哪个？”主人说：“杀不能叫的那个。”第二天，学生问庄子：“昨天的山木由于无用而得以生存；而主人的鹅却因无用而死。您将站在哪个方面呢？”
庄子说，他将处于有用和无用之间。但这只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因为，执著于有用与无用之间，仍然是一种固执一端的做法，一个人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来回奔跑，“故未免乎累”，还没有达到大道的境界，当然难免被拖累，处境被动。
那么怎样才能摆脱有用与无用的拖累呢？庄子主张，只有超越有用与无用的区分与判断，顺应自然，“与时俱化”，随时应变，才能够摆脱这种拖累。所谓“与时俱化”，就是要顺应自然，不执著于有用与无用的分别，也不追求这种区分，根本不在意荣誉还是诋毁，为龙也可以，为蛇也可以，该进取就进取，该退却就退却。这样，人就不会受到外物的控制，相反可以控制外物，不会受到名利的牵累。
随顺自然，与时俱化，从理论上来讲，当然是最佳的状态，但实际做起来却十分困难。其困难在于：我们究竟怎样才能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时候不该做呢？从概念上我们当然知道这样做是最理想的境界：人应做该做的事，不做不该做的事。可问题在于我们难以知道什么是“应该”。这里的关键是要进行判断，一旦进行判断就不免受到判断者自身局限的限制，这个判断里一定包含着判断者视野上的局限，从而使他的判断难以“与时俱化”，难以知道这个合适的“时机”。
庄子的本意是要人们不要走极端，而是要居中。普通人总是执著于一端，他的判断总指向有利于自我的方向，但这个所谓的“有利”却未必是有利的，很可能是有害的。其原因在于人们只看到了事情的一个方面，即所谓当时对“我”有利的方面，但等时过境迁以后却不一定仍然有利。这就需要我们用居中的态度自觉地制约自己，从而超越两级性的判断。
与时俱化也还是有所牵累，因而不能真正自由，因此必须超越有用与无用的执着，如此，也就去除了束缚心灵的枷锁，进入了庄子所说的无何有之乡，从而达到了自由。在这种非功利状态中，心灵便无所牵挂，一颗无所牵挂的心灵怎么可能不自由呢？
责任编辑 王海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