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全人生蒙太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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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EVD最主要的内容制作商和最大的投资者——身为“地产大亨”的今典集团董事长张宝全最近有点烦。2005年11月30日,他的合作伙伴北京阜国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与英国存储公司NME(NewMediumEnterprise)签订了一纸换股协议:阜国数字将出让69.09%的股权给NME,从而获得NME公司40%的股份和850万美元的现金投资。今年2月22日,阜国的股东大会通过了这一换股协议。一位参加了阜国数字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向媒体透露,持阜国49.89%股份的上海广电集团投赞成票,可能与阜国和上广电之间的债务有关,因为“股权交换协议”注明,NME的850万美元只要一到账,就要先还阜国欠上广电的2000万元欠款。
  NME公司是纳斯达克场外交易市场(OTCBB)上市的公司,2005年上半年亏损207.4万美元,截至2005年11月30日,公司账户只有现金19万美元。NME表示,双方的新公司将更名为NME-WORLD,准备在纳斯达克重新上市,并希望融资1000万美元。阜国数字总裁郝杰则表示,阜国会引进NME一项先进的扩大光盘存储容量的技术,用来完善EVD碟片功能,从而使EVD碟片具有可与另一标准的高清碟片、日本索尼领军的蓝光DVD相匹敌的存储容量。
  
  EVD投资波折重重
  
  为什么阜国的融资行为让张宝全如此不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阜国数字掌握着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数字影碟播放器标准——EVD(EnhancedVersatileDisc,新一代高密度数字激光视盘系统)的核心技术,而张宝全之所以和阜国数字合作,就是看中了这个标准。据称,为了此专利技术的独家使用权,他已经投入了近2.3亿元。而如果此次阜国数字换股成功,就意味着张宝全此前投入的设备和技术都要革新,还必须向NME交纳专利使用费;而当初饱受“DVD专利之苦”的中国17家企业合资成立阜国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清碟机,避免在高清时代中国的碟机企业还要向外国企业交纳高额的专利使用费。
  问:现在NME公司的入主已经得到了阜国数字三大股东的同意,您觉得这些股东投赞成票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张:这我不知道。我不便对人家股东的决定作评论。但是我得到消息,NME的董事长已经辞职了,1月23日,NME的CFO也辞职了。这样的公司你还如何跟它合作,如何再往资本市场走?它自己只有十几万美元,拿什么入主?第二,EVD是国家电子行业推荐性标准,政府部门对此基于什么样的态度?我就觉得中国的企业是不是犯傻了?交高额专利费给英国人,和交给日本人有什么区别?这样还不如用蓝光DVD标准,技术很成熟,今天就能生产。所以我就想,NME本来就是一个穷光蛋公司,他们想把一个故事套起来,到资本市场去骗钱。但我觉得今天已经没有这个可能性了,它已经表现了一种融资失败的趋向。这个故事链条从头上断掉的话,后面的故事其实已经一点意义都没有了。人家那边导演都已经不存在了,而我们的阜国还在那儿演着故事。所以我相信,他们的股东也会另行考虑怎么办。
  问:当初为什么没有入股阜国呢?
  张:2004年我进EVD行业的时候,郝杰也曾经问过我进入不进入。他开的条件是我投600万美元,然后在香港成立一个公司来控制阜国,但是在公司里面,他们个人要占51%的股份,我占49%的股份。后来我就跟他讲,如果不控股我就不投了,既然有这么多人愿意接受你的条件,你就吸纳外部资金,赶紧发展你的技术,我把我的钱还是放在内容上。这不对EVD还有利吗?但是谁知道,融到最后是这么一个结果呢?融资是你拿出一部分股权来吸取资金发展公司,但是公司的控制权并没有丢失。而和NME换股已经不是融资了。因为把控股权卖掉了,这间公司就属于英国人了。这就是完全两回事了。
  2004年7月8日,张宝全投资5220万元与阜国数字共同投资建立了今典环球数字技术有限公司,阜国将其拥有的关于EVD技术的各项专利、各项软件著作权、各项技术秘密、各项商标,授予今典环球全球范围内排他的、不可撤销的、永久的使用权。此举意味着,以后所有EVD碟片都是今典出的。但是在张宝全看来,投资EVD碟片做内容只是他EVD产业计划中很小的一部分,而EVD产业最大的利润在于数字影院,他要用它来挖掘中国电影这个没有人挖动的钻石矿。
  张:2000年,我们就开始关注数字电影,因为我觉得数字电影是改变中国电影恶性循环最根本的办法。但那时候我们的技术只能是利用网络,这个过程中有三个风险不能解决:第一就是视频的加密非常脆弱:第二就是网络传输的安全,数字传输的时候,各种数据组成的数据包会调序的,解包的过程中,如果有一个包被调序,就解不开了;第三,我们网络根本支撑不了这么大的流量。2001年正好美国IT泡沫破灭,我也很体面地从这个项目中退出了。
  2004年6月的一个周末,张宝全接到中电华通公司副总裁张永启的一个电话,向他推荐EVD技术。一个月后,当郝杰把记载EVD技术标准的那张纸摆在张宝全面前的时候,一下子就勾起了2000年他失落的梦想。自有的九项发明专利、几乎不可能被破解的加密系统、1920×1080i的高清晰度,全部解决了张宝全2000年做数字电影时不能逾越的障碍。张宝全看到了一个让他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的产业前景,不到一分钟,他就决定投资了。
  张:不来我还可以说它不好,把价压得很低,可来了一看我知道它预示着什么,所以违反了一个商人的原则。当时郝杰还在那儿搬着东西,在跟我介绍,我就把酒杯端起来了,我说郝总,你不用再说了,今天对你、对我都是很重要的一天,因为我非常清楚,这个技术会给我带来什么。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实现中国数字电影的梦想。可以这样讲,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电影是个钻石矿,但是,全世界的资本、技术都进不来。为什么?没有一个技术适合中国的市场。像国外的数字电影放映机太贵了,100多万元一台,比胶片还贵,这使中国电影依然在走贵族化的道路,大众的电影成了少数人的享受。所以我觉得,数字电影可能能解决中国电影回归大众的问题。
  按照张宝全的设想,如果盗版问题解决了,票价变便宜了,中国的电影将回归往日的辉煌;而EVD正是改变这一切的工具。2005年6月,张宝全巨资投入的时代经典公司基于EVD技术研制出了蒙太奇数字电影播放机,价格只有几万元。
  张:蒙太奇数字电影播放机,我认为它是挖掘中国电影钻石矿的一个工具,用它装备的蒙太奇数字影院,每个放映厅从装修到设备就30万元,我们在全国做的影院每家都有3-5个厅,总投资在150-180万元左右。单算放映这一块,白天5元一张票,20%的上座率,晚上10元一张票,70%的上座率,刨掉各种税费,纯利就有71%。而所有做影院的人都知道,真正赚钱的是卖 “爆米花”这样的增值服务,当票价到10元的时候,增值服务是票价的7-8倍,增值服务的利润是电影放映的几倍。像这样一个投资,最后的回报率能达到100%。
  我还要在每个影院设立EVD专卖店,到今年年底我可能有3000-5000块银幕,也就是说4000家EVD专卖店,一个影院一月卖一台设备,也比我们现在通过家电商场销售的渠道要好得多啊。最重要的是,我们做碟片也可以盈利。电影内容商看到碟片销售好也会主动找上来,这样内容也丰富了。碟机销售和内容的扩展就可以形成良好的循环,所有的人都赚钱了。
  实际上电影已经开始改变中国了。从哪里开始?就从时代今典开始。这一点我非常清楚。到今年年底,你就能验证我说的这句话。那时候,中国60%的城市全有我们影院了。
  问:可是今天电影还不是一个强势媒体,而且大众的消费习惯也未必能在短时间内有所改变,您的这种预想是不是过于乐观了?
  张: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000美元,这就是说,从温饱开始转向了小康,从市场来讲,就是从物质消费开始转向精神文化类型的消费。所以我想,电影在中国的悲惨之处就在于,今天大部分的中国人已经失去了对电影的记忆,以为电影就是DVD。但是,在中国这样集合式住宅为主体的国家,95%的家庭影院不能达到真正影院的效果。所以无论经济怎么发展,影院都不可能被取代,它一定会成为将来杜区文化的一个综合平台。
  张宝全希望,通过EVD标准抓住一个能挣一辈子钱的行业,但是在高清碟机领域,不仅国际上东芝的HD-DVD和索尼的蓝光DVD对中国市场虎视眈眈,国内还存在HVD、HDV两种高清系统争夺国家标准。2004年7月8日,EVD以国家标准进行了公示。依据《标准化法》,公示满一个月后,如果没有充足反对理由,EVD将成为行业推荐标准。但是两个月过去了,信息产业部还是没有消息;此时又传来了索尼的蓝光DVD已出样机的消息,张宝全着急了。
  张:他们时来打去,我就讲两条。第一条就是,全世界现在惟一达到国际高清论坛要求的1920x1080i的标准,已经市场化又可以上市的高清碟机就中国EVD一家;第二,我那时候一直在想,对EVD、HVD、HDV,老百姓又不懂,怎么样能把它说清楚。我引入了一个照相机的像素概念,把碟机的分辨率用像素来表述,EVD的1920x1080i就相当于207万像素,也就是一种画面我把它分成207万个点,比方HVD是920x760P,就是69万像素,相当于EVD的1/3,HDV就更低了。 当有关方面问专家的时候说,张宝全这个数字对不对,都说对。
  张宝全在写下了这两条之后,向媒体宣布,如果有了这两条,EVD还不能成为中国的高清标准的话,他将状告相关部门不作为。
  问:怎么会想到状告信息产业部这种方式呢?
  张:我是这么想的,外面大兵压境,里面小鬼缠身,如果再这么混战半年的话,EVD肯定死,所以也许努力一下会有两种结果,一种也是死,但也许还会有生的可能性。
  2005年2月23日,信息产业部公布:《高密度激光视盘系统技术规范》为我国电子行业推荐性标准。
  问:这跟您提请直接诉讼有没有关系?
  张:我觉得有一点小关系,没有绝对关系。能这么快就颁下来,信产部前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只不过作为一个标准,它的颁布涉及到一些企业的利益。因为大家更喜欢听故事,所以总觉得这件事后面有什么。我认为并不是这样,这件事充其量只能是促进了一下或者催化。
  
  海南金融调控中成功逃顶
  
  张宝全对数字电影的痴迷,缘于其大学时就读的电影导演专业。1957年生于江苏镇江的张宝全,早年入伍,曾任老山前线战地记者,1988年转业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92年毕业后,因为“想拍的片没有人投资,别人让拍的片自己没有兴趣”,张宝全来到海南,在这个冒险者的天堂,他建立了自己的公司。
  问:怎么想到成立一个公司的?
  张:还是有很多巧合。在去海南的飞机上认识了一个人,到了海南以后,他帮我介绍了当时海南几家大公司的一些老板们,包括民源海南公司的董事长马玉和。民源跟我成立了一个公司,主要是民源投资的,注册资金是2000万元,工商等全部手续基本上都是我去办的。1992年8月,把这些工作办完以后,大概是民源要做些新的投资,就决定这个公司不做了,把资金都撤回去了。
  无奈之下,张宝全把公司转到自己名下。正当他为启动公司的事情发愁时,一位在北京工商银行下属企业工作的朋友找到他,要与他合作在海南做房地产。双方一拍即合,开始炒作房产,因为看到海南海运业的暴利,他们又成立了海运公司。
  张:我们主要跟福建的一家公司做生意,他们主要做粮食运输。当时的市场很好,所以海洋运输的投资回报率很高,基本上有50%,也就是说,买一条旧船,两年可以赚一条船。但是在海南的好日子也不长,我们公司1992年10月开始运营,1993年6月,宏观调控开始,海南的房地产业开始垮下来了。
  问:您当时投入房地产的资金有多少?
  张:我们两家投入的资金大概是1.6亿元。当时我们比较慎重,做的差不多都是一些小项目。调控之前,我们就意识到海南地产的风险,所以在1993年上半年,就迅速地把一些准备长期投资的项目转手了。严格来讲,调控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损失。再加上海运方面都签的长期合同,所以这一市场持续了一年多才开始往下掉,这也使我们从海南撤回北京后,在寻找项目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很好的依托,顺利实现了战略转移。
  
  房地产已经不存在暴利了
  
  张宝全回到北京,依然投资他熟悉的房地产业。因为资金有限,他首先选择了北京城区的危房改造项目,开发了他的第一个地产项目——今典花园。
  张:拆迁费是头等大事。按当时国家的拆迁政策,一些费用是可给可不给的,好多开发商都选择不给。我正好相反,可给可不给的我都给,但是有条件地给一只要在一个月之内搬走,凡是可给可不给,都给。很多人很意外。大概不到一个多星期, 当时房管局主管城建的副局长就找我,说你扰乱市场秩序,你这经济房一拆迁,周边大约有四五个危房项目就全拆不动了。拆迁户都说,今典给了这么多,你们怎么给这么低。我就讲我的逻辑,你看周边的这几个项目,有一家拆了两年,才建起一栋楼,还有七八座空在那儿没动。另外几家,每家都拆了半年以上,甚至于最长的已经拆了一年半以上,都没拆开。他们浪费的钱我算了,大概是3000万元,我这个可给可不给的费用,加起来也就2000多万元。不仅拆迁户实实在在得到这2000多万元的好处,我也得到了时间。局长第二天就把那几家招去开会,说你们应当向张宝全学习,因为这样的好处是双赢。
  一开始谨慎的心理,反而确立了我们后来稳健的做 法,包括做任何事情我们并不以获取最大的利润为追求,我们更关注投资回报率,因为投资回报率一定是时间和钱的关系,就是说我投进去的钱,多少时间收回来,我把这点看得很重。这种经营方式和思路给我带来了一种非常好的结果,也包括和我们合作的人,大家都能共享利润。
  今典花园之后,张宝全又开发了今日家园、苹果社区等地产项目,旋风般发了家。2002年,张宝全投资3500万元建立的中国最大的民营美术馆——今日美术馆开业。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是今典集团转向文化产业的开始。张宝全对这种说法并没有否认,因为在他看来,土地市场实行招拍挂以后,房地产已经不存在暴利了。
  张:早先土地没有招拍挂,给地产商带来了通过关系以小博大的机会,可以500万元立项,卖1000万元,回报率100%。但2004年8月31日后,土地出让实“行招拍挂”,再开发房地产可能要投3亿元,就算最后赚1亿元,也才30%的回报率,房地产就从一个暴利行业转为平均利润率行业了。我所关注的投资回报率的优势在“831”后就不存在了。地产商也好,经济学家也好,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土地招拍挂以后,房地产真正变成了资本游戏,关系游戏结束了,暴利时代或者说高额投资回报率时代结束了。2000年的时候,我们公司就定出了一个战略发展方向:依托地产优势,向信息文化产业转移。
  问:您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出版过《啊,哈雷》、《火祭》等小说,也有书法作品入选《当代名人书法大全》。由艺术界转到商界,会不会冲突?
  张:其实二者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灵感。商人没有灵感,不可能在一个领域脱颖而出,在海南,就是对政策的灵感让我们把手上的房地产项目迅速脱手,实现了战略转移。但商人和艺术家最大的不同,就是艺术家浪漫而没有风险,商人首先要有风险意识,灵感和风险意识可以使人从低向高稳定地走。
  而且因为我以前是搞艺术的,我们对建筑艺术和文化的理解也和其他发展商有所不同。我认为,建筑艺术是稳定和持久的,建筑如何和自然、环境融合,如何赋予它个性精神,这是建筑师努力的,但发展商要是也能从这个层面来理解,就能把建筑艺术与文化和商业的功能很好地结合,我觉得我的优势就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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