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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文化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中，不同文化的冲突在所难免。无论全球化的程度如何，每个人固有的、先在的“文化无意识”决定了其身份的认同感。文化无意识决定了各种文化之间的间隙和冲突，但这并不说明各种文化之间就没有对话的可能，电影《刮痧》的美好结局正是通良好的沟通和交流最终调和成功的例证，这也正是中外各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良好愿望。
[关键词] 《刮痧》 文化身份 文化无意识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14.016
郑晓龙的电影《刮痧》利用中医里面刮痧这一民俗元素，以热门的移民文化为主题，用传统的叙述手法展现了一个中国移民家庭在美国生活的一段插曲。自2001年上映伊始，其明显的文化冲突主题便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和评论界的热议。而今对于电影《刮痧》的研究已日渐稀少，从文本角度对作品主题进行的理解研究也已经暂告一段落。但我们重温电影，可以发现，影片在表现文化冲突的背后，同时也展现了中国移民文化无意识。
故事情节很简单：许大同夫妇在美国奋斗八年，事业小有成就，并决心融入美国生活。然而，从小在中国社会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和价值观使他们无法完全丢弃中国的文化。他们努力地将自己融合到美国文化中，然而在价值观，生活习俗和自我意识这几个方面，中国“文化无意识”仍在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由于自身存在的“文化无意识”，他们与美国本土人必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冲突与误解。触发点是大同之父，一位传统的中国老人，在探亲期间替孙子用刮痧疗法治病，从而引发了一场中美文化关于刮痧的冲突。
一、文化无意识
广义文化，包括物质、行为、制度和观念等多个层面的总和。而狭义文化，是体现在特定文化群体的物质、行为、制度之中的观念或意识。这里谈论的文化，主要是狭义的，是人的无意识在特定文化群体中表现出来的观念和意识。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精神生活包含两个主要部分：意识的部分和无意识的部分。意识部分小而不重要，只代表人格的外表方面，而广阔有力的无意识部分则包含着隐藏的种种力量，这些力量乃是在人类行为背后的内力。”他还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说人的精神结构犹如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1/8是意识部分，而淹没在水面以下的7/8是无意识部分。也就是说，无意识属于人的心理结构中更深的层次，是人的心理结构中最真实最本质的部分。他的得意门生荣格继承了他的学说，并对他的无意识的构成内容作了全新的修改。荣格认为，无意识有两个层次：“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对此，他也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高出水面的一些小岛代表一些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部分；由于潮汐运动才露出来的水面下的陆地部分代表个体的个人无意识，所有的岛最终以为基地的海床就是集体无意识。”
所谓集体无意识，简单地说，就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无数同类经验在某一种族全体成员心理上的沉淀物，而之所以能代代相传，正因为有着相应的社会结构作为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支柱。集体无意识不仅仅是一个个人行为，有时候一个民族，一个特定的群体，都会存在某种无意识，这种无意识就是集体无意识，并且这种集体无意识往往塑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集体无意识内容不像个体无意识那样由本人曾经感受的经验构成，荣格说，集体无意识对个人而言，是比经验更深的一种本能性的东西，它的存在与人类生理结构的存在同样古老。他认为，本能是典型的行为模式，任何时候，当我们面对普遍一致，反复发生的行为和反应模式时，我们就是在与本能打交道，而无论它是否与自觉的动机联系在一起。许大同的表现正说明了这种本能。
二、“文化无意识”在影片中的具体体现
（一） 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是指个体对某个文化的认同程度，具体说是个体自己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与某个文化群体中多数成员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相似或相一致的程度。
许大同的问题就在于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混淆不清，他是一个到美国的寻梦者，来美八年，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在年度行业颁奖大会上，他激动地告诉大家：“我爱美国，我的美国梦终于实现了。”但随之而来的事情让他如梦初醒。虽然他已经移民美国并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也努力按照美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去生活，享受着文化身份的解放，认同异质美国文化，信仰“美国梦”精神。但刮痧事件粉碎了其盲目的认同感。围绕刮痧是否合法，中美文化试图就解释刮痧的权力的问题展开了争论，同时也是许大同争取个体身份与文化认同的过程。但经过刮痧一事可以看出，许大同的身份依然是模糊不清的，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他身上根深蒂固，难以消除。如为了给上司昆兰先生面子，他打了自己的孩子；为尽孝道，他去找父亲而让自己年仅五岁的儿子自己在家，并替父亲去承担所有的过错。由此，中国这一套伦理道德在他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对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定及本土文化的认同感是挣脱不掉的。
(二) 文化无意识
“文化无意识”的概念是李述一于1988年提出的。他指出，人类无意识现象中的一种在社会环境中形成的无意识，它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支配着人的行为，从而不自觉地、间接地履行着意识对行为的支配作用。我们认为它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在文化上的表现，他通过心理积淀的途径，把人对世界的认识，即把人的意识转化为无意识。表现为观念文化传统中比较稳定和最具根本性的文化因素，即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思想意识，经过长期的甚至是世代传承的积淀而高度内化的结果，便成为一种心理常势和实践定规，以致在某种特定场合不加思索地作出价值判断和行为取舍，从而在行为上形成一种文化无意识现象。正是文化无意识促使许大同不自觉地运用了从小所受的中国式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来解决这种“突发事情”。
很多情节都反映中国人对亲情的重视，许大同想用自己的行动来为亲情做最后的辩护，用人的本能来诠释亲情的伟大和不可侵犯。中国人被许大同的人伦亲情感动得眼泪汪汪，这些行为实际上都是美国法律不认可的。
1、就医意识
在《刮痧》里看到的还有中美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所导致的就医意识的差别。先不谈我们的警察和法官有没有精力理会这一类一不涉及公共安全、二不涉及“国家利益”、三没出人命的“案件”；也不问司法人员与公共机构人员有无兴趣理睬这类无利可图的社会事务，就算我们做父母的的确知道孩子生病应当上医院请医生进行诊治，他们也得先掂量一下自己的钱袋，够不够交医疗费？虽然我国的医疗制度改革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并针对弱势群体建立了相应的医疗救助制度，但从总体上看，社会医疗救助制度中的问题还很多，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中国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中国城乡有多少家庭连简易自备医药箱都没有。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没有强大的医疗保障体系作后盾，长久以来多少中国人都是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只能听天由命！谁都珍惜自己及子女的生命，哪里是什么文化观念决定了中国人采用“刮痧”之类办法自疗自救？
从影片里看，我国应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完善社会医疗救助和社会保障，帮国人树立起有病及时就医的健康意识。
2、证据意识
影片的焦点在于：刮痧是一种医术还是对人体的一种伤害。刮痧这个在中国极为平常的传统治疗法，对于美国人来说却很陌生，以至于在影片中许大同无论如何解释都无法使法官明白刮痧到底是什么。在丹尼斯身上留下的刮痕，自然被看作是对人体伤害的证据。以至于爷爷说：“刮痧在中国几千年了，到了美国怎么就说不清楚了呢？”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刮痧是作为一种医疗手段，美国人不懂应该是他们的错，这就是许大同以及许多美国华人的文化无意识在起着重要作用。为证明刮痧的可信性与合法性，美国法庭让许大同拿出证据来，他很自然地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说他小时候也是如此等企图说服理性的法官。许大同的朋友昆兰因为出庭作证说了实话，而遭到许大同憎恨。为了证实许大同清白，昆兰亲自到中医针灸馆让医生在他背上做实验，正是昆兰提出了有力的证据，才使许大同最后赢了官司。而许大同作为案件的被告，始终没有考虑过应该为诉讼准备些什么，应该怎样收集证据。在影片中许大同感到困惑的是：给儿子治病，怎么就犯了罪呢？在中国父亲爱儿子“天经地义“，怎么还要用证据来证明呢？这简直荒谬之极！然而，在美国这样的法治社会里，法官不会考虑这些看不懂的“人伦之情”，一切主张都需要证据给予证明。
许大同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华裔，很难在情急之中意识到按照美国社会对行为规范的要求来证明自己对孩子的感情，这正是文化无意识在许大同身上的具体反映。由于文化无意识的存在，西方社会中，人们的“证据意识”要比国人强烈得多，必然导致法律方面的冲突。毫无疑问，美国是一个典型的法制化国家。物化的法律程度与人的父子真情发生碰撞时，矛盾冲突显得格外激烈。许大同身上具有的文化无意识表现得更淋漓尽致。
刮痧一案可以折射出美国人强烈的法制观念。从医生、护士的再三询问，仔细检查到法庭上主控方律师的精心准备，咄咄逼人，你很难想象他们是在为一个五岁的异国小男孩鸣不平，更何况被告的还是深爱着这个小男孩的一家人。这种情况在中国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然而在美国，正因为每个人的价值观体系中都有这个法制观念，他们才会不问缘由地用法律来解决一切问题，即使是帮助一个陌生小男孩。
3、不公平的话语权
影片中法庭的冲突没有在公平的语境下展开，美国的法律及医学话语形成强势力量统治着整个程序的进行，许大同处于失语状态，没有能力去阐释自己的合法性，无根的惶恐比解构来得更惨烈。刮痧的认同问题引起的冲突来自时间和语言双重错位所生发的张力。刮痧在美国的语言符号体系中找不到解释自己的能指符号，它所指的内部文化不为美国文化所理解，无法得到正名，它的表现形式又被异域法律视为非法存在。
问题的解决不是由许大同自己在法律范围内拿出证据来证明其合理性，他爬窗进入自己的家本身就是一种非法行为，它所代表的文化自身不能为自己证明，传统文化在异域的环境中不具有自己的主体性，它必须通过异域的权力话语来为自己确立存在的合法空间，通过他人的认可来成就自己的身份认同。如果不是昆兰去华人聚居区亲自体验刮痧的过程并向法官证明它的科学性，那么禁令依旧不会解除，许大同仍旧面临再次被捕的困境。刮痧最终还是以西医的话语言说方式来为自己的合理性进行辩解，处于边缘位置的文化总要想办法通过一定的渠道进入主流话语的网络，其言说方式有坚持也有改变。
文化无意识是先在的，我们无法避免的。但这并不说明我们没有与西方对话的可能。文化对话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共识。人们都尽力寻找在文化对话中实现文化多元化存在的可能性。我们要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本土文化，也要学习了解西方的文化，进一步实现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对话。电影《刮痧》的美好结局正是通过西方的沟通和交流最终调和的成功例证，这也正是中外各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良好愿望。
参考文献
【1】【德 】C. G. Jung. 原型与集体无意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李述一.文化无意识论【M】. 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1988.
[3]高永晨。文化全球化态势下的跨文化交际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陈平。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哲学版，2004（1）。
【5】王蒙。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文化【N】光明日报，2006-06-02
【6】苟红岚。从文化渊源透视中美民族性格差异【J】。外语教学，2002，（5）
作者简介
邹鹏举，女，1979年，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职称：助教。主要研究领域：二语习得，英语教学。
[关键词] 《刮痧》 文化身份 文化无意识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14.016
郑晓龙的电影《刮痧》利用中医里面刮痧这一民俗元素，以热门的移民文化为主题，用传统的叙述手法展现了一个中国移民家庭在美国生活的一段插曲。自2001年上映伊始，其明显的文化冲突主题便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和评论界的热议。而今对于电影《刮痧》的研究已日渐稀少，从文本角度对作品主题进行的理解研究也已经暂告一段落。但我们重温电影，可以发现，影片在表现文化冲突的背后，同时也展现了中国移民文化无意识。
故事情节很简单：许大同夫妇在美国奋斗八年，事业小有成就，并决心融入美国生活。然而，从小在中国社会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和价值观使他们无法完全丢弃中国的文化。他们努力地将自己融合到美国文化中，然而在价值观，生活习俗和自我意识这几个方面，中国“文化无意识”仍在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由于自身存在的“文化无意识”，他们与美国本土人必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冲突与误解。触发点是大同之父，一位传统的中国老人，在探亲期间替孙子用刮痧疗法治病，从而引发了一场中美文化关于刮痧的冲突。
一、文化无意识
广义文化，包括物质、行为、制度和观念等多个层面的总和。而狭义文化，是体现在特定文化群体的物质、行为、制度之中的观念或意识。这里谈论的文化，主要是狭义的，是人的无意识在特定文化群体中表现出来的观念和意识。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精神生活包含两个主要部分：意识的部分和无意识的部分。意识部分小而不重要，只代表人格的外表方面，而广阔有力的无意识部分则包含着隐藏的种种力量，这些力量乃是在人类行为背后的内力。”他还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说人的精神结构犹如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1/8是意识部分，而淹没在水面以下的7/8是无意识部分。也就是说，无意识属于人的心理结构中更深的层次，是人的心理结构中最真实最本质的部分。他的得意门生荣格继承了他的学说，并对他的无意识的构成内容作了全新的修改。荣格认为，无意识有两个层次：“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对此，他也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高出水面的一些小岛代表一些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部分；由于潮汐运动才露出来的水面下的陆地部分代表个体的个人无意识，所有的岛最终以为基地的海床就是集体无意识。”
所谓集体无意识，简单地说，就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无数同类经验在某一种族全体成员心理上的沉淀物，而之所以能代代相传，正因为有着相应的社会结构作为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支柱。集体无意识不仅仅是一个个人行为，有时候一个民族，一个特定的群体，都会存在某种无意识，这种无意识就是集体无意识，并且这种集体无意识往往塑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集体无意识内容不像个体无意识那样由本人曾经感受的经验构成，荣格说，集体无意识对个人而言，是比经验更深的一种本能性的东西，它的存在与人类生理结构的存在同样古老。他认为，本能是典型的行为模式，任何时候，当我们面对普遍一致，反复发生的行为和反应模式时，我们就是在与本能打交道，而无论它是否与自觉的动机联系在一起。许大同的表现正说明了这种本能。
二、“文化无意识”在影片中的具体体现
（一） 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是指个体对某个文化的认同程度，具体说是个体自己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与某个文化群体中多数成员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相似或相一致的程度。
许大同的问题就在于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混淆不清，他是一个到美国的寻梦者，来美八年，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在年度行业颁奖大会上，他激动地告诉大家：“我爱美国，我的美国梦终于实现了。”但随之而来的事情让他如梦初醒。虽然他已经移民美国并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也努力按照美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去生活，享受着文化身份的解放，认同异质美国文化，信仰“美国梦”精神。但刮痧事件粉碎了其盲目的认同感。围绕刮痧是否合法，中美文化试图就解释刮痧的权力的问题展开了争论，同时也是许大同争取个体身份与文化认同的过程。但经过刮痧一事可以看出，许大同的身份依然是模糊不清的，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他身上根深蒂固，难以消除。如为了给上司昆兰先生面子，他打了自己的孩子；为尽孝道，他去找父亲而让自己年仅五岁的儿子自己在家，并替父亲去承担所有的过错。由此，中国这一套伦理道德在他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对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定及本土文化的认同感是挣脱不掉的。
(二) 文化无意识
“文化无意识”的概念是李述一于1988年提出的。他指出，人类无意识现象中的一种在社会环境中形成的无意识，它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支配着人的行为，从而不自觉地、间接地履行着意识对行为的支配作用。我们认为它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在文化上的表现，他通过心理积淀的途径，把人对世界的认识，即把人的意识转化为无意识。表现为观念文化传统中比较稳定和最具根本性的文化因素，即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思想意识，经过长期的甚至是世代传承的积淀而高度内化的结果，便成为一种心理常势和实践定规，以致在某种特定场合不加思索地作出价值判断和行为取舍，从而在行为上形成一种文化无意识现象。正是文化无意识促使许大同不自觉地运用了从小所受的中国式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来解决这种“突发事情”。
很多情节都反映中国人对亲情的重视，许大同想用自己的行动来为亲情做最后的辩护，用人的本能来诠释亲情的伟大和不可侵犯。中国人被许大同的人伦亲情感动得眼泪汪汪，这些行为实际上都是美国法律不认可的。
1、就医意识
在《刮痧》里看到的还有中美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所导致的就医意识的差别。先不谈我们的警察和法官有没有精力理会这一类一不涉及公共安全、二不涉及“国家利益”、三没出人命的“案件”；也不问司法人员与公共机构人员有无兴趣理睬这类无利可图的社会事务，就算我们做父母的的确知道孩子生病应当上医院请医生进行诊治，他们也得先掂量一下自己的钱袋，够不够交医疗费？虽然我国的医疗制度改革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并针对弱势群体建立了相应的医疗救助制度，但从总体上看，社会医疗救助制度中的问题还很多，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中国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中国城乡有多少家庭连简易自备医药箱都没有。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没有强大的医疗保障体系作后盾，长久以来多少中国人都是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只能听天由命！谁都珍惜自己及子女的生命，哪里是什么文化观念决定了中国人采用“刮痧”之类办法自疗自救？
从影片里看，我国应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完善社会医疗救助和社会保障，帮国人树立起有病及时就医的健康意识。
2、证据意识
影片的焦点在于：刮痧是一种医术还是对人体的一种伤害。刮痧这个在中国极为平常的传统治疗法，对于美国人来说却很陌生，以至于在影片中许大同无论如何解释都无法使法官明白刮痧到底是什么。在丹尼斯身上留下的刮痕，自然被看作是对人体伤害的证据。以至于爷爷说：“刮痧在中国几千年了，到了美国怎么就说不清楚了呢？”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刮痧是作为一种医疗手段，美国人不懂应该是他们的错，这就是许大同以及许多美国华人的文化无意识在起着重要作用。为证明刮痧的可信性与合法性，美国法庭让许大同拿出证据来，他很自然地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说他小时候也是如此等企图说服理性的法官。许大同的朋友昆兰因为出庭作证说了实话，而遭到许大同憎恨。为了证实许大同清白，昆兰亲自到中医针灸馆让医生在他背上做实验，正是昆兰提出了有力的证据，才使许大同最后赢了官司。而许大同作为案件的被告，始终没有考虑过应该为诉讼准备些什么，应该怎样收集证据。在影片中许大同感到困惑的是：给儿子治病，怎么就犯了罪呢？在中国父亲爱儿子“天经地义“，怎么还要用证据来证明呢？这简直荒谬之极！然而，在美国这样的法治社会里，法官不会考虑这些看不懂的“人伦之情”，一切主张都需要证据给予证明。
许大同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华裔，很难在情急之中意识到按照美国社会对行为规范的要求来证明自己对孩子的感情，这正是文化无意识在许大同身上的具体反映。由于文化无意识的存在，西方社会中，人们的“证据意识”要比国人强烈得多，必然导致法律方面的冲突。毫无疑问，美国是一个典型的法制化国家。物化的法律程度与人的父子真情发生碰撞时，矛盾冲突显得格外激烈。许大同身上具有的文化无意识表现得更淋漓尽致。
刮痧一案可以折射出美国人强烈的法制观念。从医生、护士的再三询问，仔细检查到法庭上主控方律师的精心准备，咄咄逼人，你很难想象他们是在为一个五岁的异国小男孩鸣不平，更何况被告的还是深爱着这个小男孩的一家人。这种情况在中国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然而在美国，正因为每个人的价值观体系中都有这个法制观念，他们才会不问缘由地用法律来解决一切问题，即使是帮助一个陌生小男孩。
3、不公平的话语权
影片中法庭的冲突没有在公平的语境下展开，美国的法律及医学话语形成强势力量统治着整个程序的进行，许大同处于失语状态，没有能力去阐释自己的合法性，无根的惶恐比解构来得更惨烈。刮痧的认同问题引起的冲突来自时间和语言双重错位所生发的张力。刮痧在美国的语言符号体系中找不到解释自己的能指符号，它所指的内部文化不为美国文化所理解，无法得到正名，它的表现形式又被异域法律视为非法存在。
问题的解决不是由许大同自己在法律范围内拿出证据来证明其合理性，他爬窗进入自己的家本身就是一种非法行为，它所代表的文化自身不能为自己证明，传统文化在异域的环境中不具有自己的主体性，它必须通过异域的权力话语来为自己确立存在的合法空间，通过他人的认可来成就自己的身份认同。如果不是昆兰去华人聚居区亲自体验刮痧的过程并向法官证明它的科学性，那么禁令依旧不会解除，许大同仍旧面临再次被捕的困境。刮痧最终还是以西医的话语言说方式来为自己的合理性进行辩解，处于边缘位置的文化总要想办法通过一定的渠道进入主流话语的网络，其言说方式有坚持也有改变。
文化无意识是先在的，我们无法避免的。但这并不说明我们没有与西方对话的可能。文化对话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共识。人们都尽力寻找在文化对话中实现文化多元化存在的可能性。我们要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本土文化，也要学习了解西方的文化，进一步实现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对话。电影《刮痧》的美好结局正是通过西方的沟通和交流最终调和的成功例证，这也正是中外各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良好愿望。
参考文献
【1】【德 】C. G. Jung. 原型与集体无意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李述一.文化无意识论【M】. 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1988.
[3]高永晨。文化全球化态势下的跨文化交际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陈平。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哲学版，2004（1）。
【5】王蒙。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文化【N】光明日报，2006-06-02
【6】苟红岚。从文化渊源透视中美民族性格差异【J】。外语教学，2002，（5）
作者简介
邹鹏举，女，1979年，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职称：助教。主要研究领域：二语习得，英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