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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府公信力反映了公众对政府行为的满意程度，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政府公信力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向度。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空间经济建模技术，显著具有空间差异性的政府公信力完全可以纳入到空间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当中，这不仅可以深入探究政府公信力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而且通过理论分析和模型推演还可以进一步揭示出，政府公信力在区域经济增长的路径选择上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区域经济差异化的重要推进力量。
关键词：政府公信力；区域经济增长；新经济地理学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9-0005-06
一、引言
作为区域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与演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的出现，重新引起了学者们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热忱。新经济增长理论虽然在理论和实证方面都要明显优于以往经济增长理论，但该理论仍无法有效解释现实经济活动中的非均衡性问题。新经济增长理论无法切合实际地运用到现实经济活动中，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其理论框架中缺少政府公信力这一维度。现实中，不同区域间政府行使职能的效用具有很大差别，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也截然不同。作为一种区域竞争软实力，政府公信力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地方政府公信力程度愈高，投资环境就愈稳定，区域经济发展就愈和谐。区域间政府会产生差异性的政府行为、政策制定和政府绩效，进而形成彼此不同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式。因此，将政府公信力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就显得极为必要。通过对经济增长中政府公信力向度的深度研究，我们试图将该因素纳入到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这有助于探寻区域经济非均衡性增长的本质并对其作出合理判断。
二、政府公信力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述评
经济学向来关注政府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研究。国外学者对于政府角色的研究可追溯到法国重商主义思想。在重商主义时期，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政府不该过多干预经济，要给予商业发展足够的自由。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Adam Smith，1776）的观点，他认为政府有尽可能保护社会及个人，使其不受其他任何因素侵害的义务[1]。这很大程度上表明经济发展与政府职能作用的重要关系。
在西方相关研究文献中，“公信力”的字眼并不常见，国外对政府公信力的研究大多由政府诚信等内容展开。基于政治学视角的政府诚信研究主要代表人洛克（John Locke，1689）、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62）等提出了社会契约理论，该理论认为国家是公众为了寻求安定、摆脱混乱而制定的一种社会契约[2，3]。公众是社会效用的最终享有者，人们通过让渡部分权利给政府而形成了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政府作为代理人必须承担起保证公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社会秩序稳定、提供有效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责任和义务，才可得到公众的认可；若政府无力满足公众各种需求，就难以得到人民的肯定。而基于社会学视角的相关研究不得不提到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1993）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经过数十年的调查研究，他发现不同地区的改革过程中，相同级别的地方政府往往由于区域间公众对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参与态度截然不同而无法制定相似的改革目标，因此改革结果存在很大的差异性[4]。关于政府义务方面，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48）将其分为保护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必要义务和选择性执行义务，并且，穆勒强调政府必须对明显侵害他人利益的个人行为进行惩罚[5]。关于经济活动中政府角色定位，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1948）认为经济活动不仅仅是价格经济，更应该是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相互作用的混合经济形式[6]。混合经济中的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为市场经济制定合理的法律约束框架、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和制定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
国内学者对于政府公信力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关于政府公信力涵义的研究中，唐铁汉（2005）认为政府公信力作为政府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客观反映，体现了政府执政能力的权威、民主和法制程度，也反映了公众对政府的认可程度，政府公信力可以表示为政府行政能力和公众满意度的乘积[7]。张旭霞（2008）也认为政府公信力与政府高绩效的关系密不可分，二者之间可以相互影响[8]。然而，与这种政府公信力简单等同于政府能力的观点不同，何显明（2002）认为政府公信力取决于政府信用资源，它包括公众意识形态上对政府的认可和信仰、政府物质上的丰富程度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形象建立[9]。关于政府公信力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周治伟（2007）认为社会结构、制度、政府绩效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着政府公信力[10]。薄贵利（2008）概括了10条影响政府公信力的因素，他认为能否坚持以人为本、为公众提供充足有效的公共服务、保持政府廉洁、不断创新政府制度，是影响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因素[11]。关于政府角色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研究中，卢中原（2012）认为政府不能够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主体，政府主要应在市场准入、制度创新、风险监管、公益性规制等方面发挥作用[12]。魏礼群（2010）指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种种问题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有很大关系，政府行为决定了政府管理的主要方向和途径，由于政府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对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影响，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已经迫在眉睫[13]。李春玲（2010）认为经济发展方式要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需要政府进行体制改革，为经济活动中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提供必要保障[14]。林毅夫（2010）基于新结构主义视角，认为在经济发展中市场和政府要有机结合，在经济发展中共同发挥积极作用[15]。
综上所述，尽管国内外学者一直对政府公信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着研究，但以往涉及到政府因素的经济增长研究大多集中在理论分析上，缺乏必要的模型佐证与数理分析。虽然新经济增长理论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方面都较以往增长理论有了明显的进步，但仍无法涉及影响经济增长的政府因素。现实经济活动中，具有明显的地域化特征的地方政府公信力对各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差别化的影响，而以往的研究并没有对政府公信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 三、政府公信力与空间经济
以往经济增长理论由于忽视了现实经济的空间属性，以至于很大程度上无法对各种经济活动做出合理解释，经济增长理论摒弃了具有明显空间属性的政府职能和公信力等方面内容。正如诺斯的观点，若要解释经济增长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就必须将原来抽象的假设条件还原到现实的分析框架中去。为了进一步探寻政府公信力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运行机制，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范式究竟在何种程度上适用于政府公信力的研究。
（一）新经济地理学与空间维度
以往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往往建立在一个均质空间假设前提下，但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加深，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这些理论难以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进行运用。随着以往经济增长理论的局限性逐渐为人所知，人们开始高度重视经济活动中一直被忽略的“空间维度”问题。然而古典区位论中关于“空间维度”的研究大多以地理位置视角展开。一般认为，保罗·克鲁格曼（Krugman，1991）的核心—边缘模型开启了将空间维度纳入到经济理论分析框架的新篇章[16]。由此引发了相关新经济地理学学者对现实经济与空间维度相互关系的研究热情。例如，马丁和奥塔维诺（Martin，Ottaviano，1999）提出的局部溢出模型将资本存量的溢出效应与异质空间有机结合起来，分析了资本溢出效应对空间内经济活动的影响[17]；鲍德温（Baldwin，1999）对广义资本进行空间研究[18]。但是，尽管新经济地理学在空间经济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由于其忽略了具有空间差异性的区域政府公信力因素，导致这类理论不能完全有效地解释现实经济活动中的诸多问题。其中，保罗·克鲁格曼的核心—边缘模型就仅仅分析了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但并未对每种均衡的适应性做出合理的解释。为此，他不得不解释说偶然因素或未来预期会给均衡选择提供帮助。
很显然，新经济地理学的缺憾使得空间经济增长理论难以对现实经济活动做出有效指导。但即便有着这样的不足，新经济地理学还是为现实经济活动中各要素的非均质性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理论框架，这对未来相关空间性研究具有很大启迪作用。
（二）政府公信力与区域经济增长
作为一种社会关注程度较高的政府行为感知，政府公信力的区域性差异引导着不同地区经济活动的发展模式。政府公信力虽不能完全决定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劣，但经济活动的产生和发展确实离不开政府的行为导向。经济活动的产生以生产要素为基础，诸如资本、劳动力等具有普遍流动性的生产要素可以在区域间自由移动。而政府公信力则往往是地方人民对当地特定政府的认可，不具有区域共通性，其他地区难以模仿和复制。
政府公信力关系到地区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首先，地区政府作为区域经济规划的主要制定者和监管者，能够直接引导区域经济发展方向，并对地区经济诚信氛围建设起到关键性示范作用。公信力较高的政府往往能够创造诚信的市场环境和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助于降低交易风险，使交易成本最小化，保证生产经营活动的有序进行。其次，企业生产效率不仅受劳动者素质、生产资料供给和人员管理等方面影响，还与企业所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密不可分。公众认可度较高的政府会制定促进企业发展的经济政策，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积极性。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能够提高企业信心，进而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不仅如此，公信力较高的政府能够对劳动者需求给予一定满足，使劳动者保持较高的工作热情，对进一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具有明显促进作用。第三，当地方政府针对不同时期各地经济特点制定差别化的经济发展规划时，正确的经济发展规划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政府公信力就会提高。反之，与当地经济不相适宜的发展规划甚至有可能阻碍经济发展，难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政府公信力就会下降。
政府公信力对于现实经济活动的重要影响显而易见，那么具有空间属性的政府公信力就可成为经济活动中重要的空间向度。由此，将政府公信力纳入空间维度下的经济增长分析框架有助于探究区域间经济增长差异的成因，各地政府公信力的区域性差异分布，是现实经济非均质空间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探究空间维度下的经济增长，就完全有必要将政府公信力向度纳入到经济增长空间分析框架中去，而新经济地理学恰好为其提供了相关理论分析框架。为更加全面地认识经济增长的空间属性，本文试图将政府公信力纳入空间经济增长模型，以探究政府公信力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和作用机制。
四、基于空间经济学的政府公信力与空间经济协调模型
（一）模型的前提假设
1. 假设存在两个均质空间经济体，区域间产品输出类型完全相同，且运输成本忽略不计。
2. 不同经济体一般存在两种生产要素，即政府公信力要素Jn和经济性要素En，其中用n=1，2区分不同区域。由于本文着力探究政府公信力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因此不失一般性，本文假设模型中不同区域间初始的政府信用相同，并将其标准化，令J1=J2=1。而另一方面，由于区域间经济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成本忽略不计，因此模型令E=E1+E2。
3. 产出和生产要素之间相互影响，不同区域经济中的产出Yn由政府公信力Jn和经济性要素En的总量决定。当区域n内政府公信力程度较高、地区经济呈增长趋势时，大量经济性要素就会被吸引至区域n，从而更加促进该区域生产经营活动的高效进行。也就是说，投入到区域n生产活动中的经济性要素总量决定着该地区的生产情况，二者为正相关变化。因此，区域n的产出Yn可表示为：
4. （1）式中的F（En，Jn）满足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生产函数性质，在此令F（En，1）≡f（En）。那么，模型中规模报酬不变可以用f′（En）>0表示，边际产出递减可以用f″（En）<0表示。该模型同时满足新古典生产函数的稻田条件。
5. 区域间的产出假设存在两种变化趋势：一方面，政府公信力的提高会导致（0，E）范围内D（En）和Yn呈正相关递增；另一方面，经济性要素En在生产活动中投入总量的增加会导致区域产出边际生产力下降，最终导致区域n中经济性要素En的收益下降。
6. 假设区域经济体之间存在市场上的完全竞争，运输成本忽略不计，那么同类产品在不同区域市场价格P相同，在此将其标准化，令P≡1。基于该假设，不同区域间要素收益均由其边际生产力决定。由于单个经济性要素所有者行为对整个市场无影响，那么，经济性要素的收益可由（2）式表示：
关键词：政府公信力；区域经济增长；新经济地理学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9-0005-06
一、引言
作为区域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与演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的出现，重新引起了学者们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热忱。新经济增长理论虽然在理论和实证方面都要明显优于以往经济增长理论，但该理论仍无法有效解释现实经济活动中的非均衡性问题。新经济增长理论无法切合实际地运用到现实经济活动中，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其理论框架中缺少政府公信力这一维度。现实中，不同区域间政府行使职能的效用具有很大差别，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也截然不同。作为一种区域竞争软实力，政府公信力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地方政府公信力程度愈高，投资环境就愈稳定，区域经济发展就愈和谐。区域间政府会产生差异性的政府行为、政策制定和政府绩效，进而形成彼此不同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式。因此，将政府公信力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就显得极为必要。通过对经济增长中政府公信力向度的深度研究，我们试图将该因素纳入到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这有助于探寻区域经济非均衡性增长的本质并对其作出合理判断。
二、政府公信力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述评
经济学向来关注政府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研究。国外学者对于政府角色的研究可追溯到法国重商主义思想。在重商主义时期，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政府不该过多干预经济，要给予商业发展足够的自由。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Adam Smith，1776）的观点，他认为政府有尽可能保护社会及个人，使其不受其他任何因素侵害的义务[1]。这很大程度上表明经济发展与政府职能作用的重要关系。
在西方相关研究文献中，“公信力”的字眼并不常见，国外对政府公信力的研究大多由政府诚信等内容展开。基于政治学视角的政府诚信研究主要代表人洛克（John Locke，1689）、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62）等提出了社会契约理论，该理论认为国家是公众为了寻求安定、摆脱混乱而制定的一种社会契约[2，3]。公众是社会效用的最终享有者，人们通过让渡部分权利给政府而形成了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政府作为代理人必须承担起保证公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社会秩序稳定、提供有效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责任和义务，才可得到公众的认可；若政府无力满足公众各种需求，就难以得到人民的肯定。而基于社会学视角的相关研究不得不提到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1993）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经过数十年的调查研究，他发现不同地区的改革过程中，相同级别的地方政府往往由于区域间公众对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参与态度截然不同而无法制定相似的改革目标，因此改革结果存在很大的差异性[4]。关于政府义务方面，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48）将其分为保护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必要义务和选择性执行义务，并且，穆勒强调政府必须对明显侵害他人利益的个人行为进行惩罚[5]。关于经济活动中政府角色定位，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1948）认为经济活动不仅仅是价格经济，更应该是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相互作用的混合经济形式[6]。混合经济中的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为市场经济制定合理的法律约束框架、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和制定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
国内学者对于政府公信力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关于政府公信力涵义的研究中，唐铁汉（2005）认为政府公信力作为政府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客观反映，体现了政府执政能力的权威、民主和法制程度，也反映了公众对政府的认可程度，政府公信力可以表示为政府行政能力和公众满意度的乘积[7]。张旭霞（2008）也认为政府公信力与政府高绩效的关系密不可分，二者之间可以相互影响[8]。然而，与这种政府公信力简单等同于政府能力的观点不同，何显明（2002）认为政府公信力取决于政府信用资源，它包括公众意识形态上对政府的认可和信仰、政府物质上的丰富程度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形象建立[9]。关于政府公信力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周治伟（2007）认为社会结构、制度、政府绩效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着政府公信力[10]。薄贵利（2008）概括了10条影响政府公信力的因素，他认为能否坚持以人为本、为公众提供充足有效的公共服务、保持政府廉洁、不断创新政府制度，是影响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因素[11]。关于政府角色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研究中，卢中原（2012）认为政府不能够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主体，政府主要应在市场准入、制度创新、风险监管、公益性规制等方面发挥作用[12]。魏礼群（2010）指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种种问题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有很大关系，政府行为决定了政府管理的主要方向和途径，由于政府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对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影响，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已经迫在眉睫[13]。李春玲（2010）认为经济发展方式要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需要政府进行体制改革，为经济活动中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提供必要保障[14]。林毅夫（2010）基于新结构主义视角，认为在经济发展中市场和政府要有机结合，在经济发展中共同发挥积极作用[15]。
综上所述，尽管国内外学者一直对政府公信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着研究，但以往涉及到政府因素的经济增长研究大多集中在理论分析上，缺乏必要的模型佐证与数理分析。虽然新经济增长理论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方面都较以往增长理论有了明显的进步，但仍无法涉及影响经济增长的政府因素。现实经济活动中，具有明显的地域化特征的地方政府公信力对各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差别化的影响，而以往的研究并没有对政府公信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 三、政府公信力与空间经济
以往经济增长理论由于忽视了现实经济的空间属性，以至于很大程度上无法对各种经济活动做出合理解释，经济增长理论摒弃了具有明显空间属性的政府职能和公信力等方面内容。正如诺斯的观点，若要解释经济增长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就必须将原来抽象的假设条件还原到现实的分析框架中去。为了进一步探寻政府公信力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运行机制，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范式究竟在何种程度上适用于政府公信力的研究。
（一）新经济地理学与空间维度
以往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往往建立在一个均质空间假设前提下，但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加深，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这些理论难以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进行运用。随着以往经济增长理论的局限性逐渐为人所知，人们开始高度重视经济活动中一直被忽略的“空间维度”问题。然而古典区位论中关于“空间维度”的研究大多以地理位置视角展开。一般认为，保罗·克鲁格曼（Krugman，1991）的核心—边缘模型开启了将空间维度纳入到经济理论分析框架的新篇章[16]。由此引发了相关新经济地理学学者对现实经济与空间维度相互关系的研究热情。例如，马丁和奥塔维诺（Martin，Ottaviano，1999）提出的局部溢出模型将资本存量的溢出效应与异质空间有机结合起来，分析了资本溢出效应对空间内经济活动的影响[17]；鲍德温（Baldwin，1999）对广义资本进行空间研究[18]。但是，尽管新经济地理学在空间经济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由于其忽略了具有空间差异性的区域政府公信力因素，导致这类理论不能完全有效地解释现实经济活动中的诸多问题。其中，保罗·克鲁格曼的核心—边缘模型就仅仅分析了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但并未对每种均衡的适应性做出合理的解释。为此，他不得不解释说偶然因素或未来预期会给均衡选择提供帮助。
很显然，新经济地理学的缺憾使得空间经济增长理论难以对现实经济活动做出有效指导。但即便有着这样的不足，新经济地理学还是为现实经济活动中各要素的非均质性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理论框架，这对未来相关空间性研究具有很大启迪作用。
（二）政府公信力与区域经济增长
作为一种社会关注程度较高的政府行为感知，政府公信力的区域性差异引导着不同地区经济活动的发展模式。政府公信力虽不能完全决定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劣，但经济活动的产生和发展确实离不开政府的行为导向。经济活动的产生以生产要素为基础，诸如资本、劳动力等具有普遍流动性的生产要素可以在区域间自由移动。而政府公信力则往往是地方人民对当地特定政府的认可，不具有区域共通性，其他地区难以模仿和复制。
政府公信力关系到地区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首先，地区政府作为区域经济规划的主要制定者和监管者，能够直接引导区域经济发展方向，并对地区经济诚信氛围建设起到关键性示范作用。公信力较高的政府往往能够创造诚信的市场环境和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助于降低交易风险，使交易成本最小化，保证生产经营活动的有序进行。其次，企业生产效率不仅受劳动者素质、生产资料供给和人员管理等方面影响，还与企业所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密不可分。公众认可度较高的政府会制定促进企业发展的经济政策，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积极性。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能够提高企业信心，进而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不仅如此，公信力较高的政府能够对劳动者需求给予一定满足，使劳动者保持较高的工作热情，对进一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具有明显促进作用。第三，当地方政府针对不同时期各地经济特点制定差别化的经济发展规划时，正确的经济发展规划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政府公信力就会提高。反之，与当地经济不相适宜的发展规划甚至有可能阻碍经济发展，难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政府公信力就会下降。
政府公信力对于现实经济活动的重要影响显而易见，那么具有空间属性的政府公信力就可成为经济活动中重要的空间向度。由此，将政府公信力纳入空间维度下的经济增长分析框架有助于探究区域间经济增长差异的成因，各地政府公信力的区域性差异分布，是现实经济非均质空间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探究空间维度下的经济增长，就完全有必要将政府公信力向度纳入到经济增长空间分析框架中去，而新经济地理学恰好为其提供了相关理论分析框架。为更加全面地认识经济增长的空间属性，本文试图将政府公信力纳入空间经济增长模型，以探究政府公信力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和作用机制。
四、基于空间经济学的政府公信力与空间经济协调模型
（一）模型的前提假设
1. 假设存在两个均质空间经济体，区域间产品输出类型完全相同，且运输成本忽略不计。
2. 不同经济体一般存在两种生产要素，即政府公信力要素Jn和经济性要素En，其中用n=1，2区分不同区域。由于本文着力探究政府公信力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因此不失一般性，本文假设模型中不同区域间初始的政府信用相同，并将其标准化，令J1=J2=1。而另一方面，由于区域间经济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成本忽略不计，因此模型令E=E1+E2。
3. 产出和生产要素之间相互影响，不同区域经济中的产出Yn由政府公信力Jn和经济性要素En的总量决定。当区域n内政府公信力程度较高、地区经济呈增长趋势时，大量经济性要素就会被吸引至区域n，从而更加促进该区域生产经营活动的高效进行。也就是说，投入到区域n生产活动中的经济性要素总量决定着该地区的生产情况，二者为正相关变化。因此，区域n的产出Yn可表示为：
4. （1）式中的F（En，Jn）满足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生产函数性质，在此令F（En，1）≡f（En）。那么，模型中规模报酬不变可以用f′（En）>0表示，边际产出递减可以用f″（En）<0表示。该模型同时满足新古典生产函数的稻田条件。
5. 区域间的产出假设存在两种变化趋势：一方面，政府公信力的提高会导致（0，E）范围内D（En）和Yn呈正相关递增；另一方面，经济性要素En在生产活动中投入总量的增加会导致区域产出边际生产力下降，最终导致区域n中经济性要素En的收益下降。
6. 假设区域经济体之间存在市场上的完全竞争，运输成本忽略不计，那么同类产品在不同区域市场价格P相同，在此将其标准化，令P≡1。基于该假设，不同区域间要素收益均由其边际生产力决定。由于单个经济性要素所有者行为对整个市场无影响，那么，经济性要素的收益可由（2）式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