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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正进行一场“暴风骤雨”般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其范围之厂，程度之深，都是前所未有。“前所未有”的改革自然没有多少前车可鉴而只能是摸索前进，不足乃至失误就在所难免，所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十分必要，语文学科当然也不例外。鉴于语文学科的特殊性，语文教育改革的复杂性，对语文教育的批评显得尤为重要，语文教育批评是语文教育改革的一股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语文教育批评与语文教育的发展息息相关，可以说没有语文教育的批评就没有语文教育的健康发展。
“所谓‘教育批评’，系指现代社会中日渐兴盛起来的，以对教育的不满、议论、闲话、指责、批判等为表现形式和特征的一种教育现象与社会现象。”①此我们认为，语文教育批评，从广义上说，就是人们对语文教育的一切“不满、议论、闲话、指责、批判”等。当然，如果是带着“不满”而对语文教育讲“闲话”、发“议论”、横加“指责”、大肆“批判”，那么，这样的“批评”就难免不带上一些非理性的成分；而狭义的语文教育批评则应该是指人们在充分认识与肯定语文教育发展成绩的前提下，以语文教育发展为目标和准绳，对现实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走向所提出的批评性观点和看法、旨在促进语文教育发展的建设性意见与建议。显然，这正是我们所谓的关于语文教育的理性批评，我们当下的语文教育改革十分需要这样的批评。理性的教育批评具有“显示器”功能，显示教育的弊端所在；有“压力泵”功能，让教育者感受到开展教育改革的压力；有“智囊团”的功能，为教育改革出谋划策；还有“助推器”功能，推动教育改革的前进②。而非理性的教育批评则不可能发挥这样一些正面的作用。
然而，毋庸讳言的是，不少的针对语文教育的批评是缺乏理性思考的。这种的非理性的批评不仅错怪语文教育的罪，也伤了广大语文教师的心；不仅对语文教育发展起不到多少帮助作用，反而影响语文教育改革的健康有序推进。“文革”期间也有针对语文教育的“批评”，但那种大鸣大放的所谓“批评”完全远离学术的规范与伦理，由那种“批评”所导致的语文教育的“改革”自然是不伦不类，对语文教育非但没有促进反而造成严重的损害。令人遗憾的是，这种非理性的批评风气至今仍或多或少地残留在语文教育批评中。
欠严肃、非理性的批评很容易误导人们对语文教育的认识，动摇人们的语文教育理想与信念，导致人们对语文教育的价值、意义乃至其“合法性”产生不应有的怀疑；过多的有失客观、公允的批评造成语文教育工作者处境难堪，使他们有一种普遍的挫折与沮丧，这对他们有效参与语文教育的改革当然是十分不利的；非理性的批评甚至会直接给第一线的语文教育教学活动带来干扰，比如众口一词地批评传统语文教育“偏重知识”，语文老师们都不敢在语文课上进行知识教学了；批评者既批评语文“死记硬背”的“沉疴”又要求语文要注重语感积累多读多背。诸多各执一词乃至自相矛盾的批评意见及主张让语文老师们无所适从。“语文是越教越不会教了!”这是批评满天飞的近些年来许多语文老师的共同感慨。非理性的批评非但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反而滋生出更多的问题；非但不能提高对教育实践的认识，反而会增加头脑的混乱。完全可以说，非理性的批评对语文教育改革于事无补。
现在我们的语文教育不是缺乏批评，而是缺乏理性的批评。程红兵老师当年撰文呼唤语文教育批评时，大概压根没想到今天非理性的批评对语文教育改革为害甚烈。如何让我们的语文批评趋于理性呢?就全社会而言，应该消除对语文的成见，端正批评的态度，纯净学术争论的风气；就我们语文自身而言，则是要建立起一套语文教育教学以及语文教育批评反思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要创建我们的语文教育哲学。关于语文教育教学实践的研究，我们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课程及其教学与研究队伍，也出了相关大量的教材和论著；而关于语文教育批评与反思的语文教育哲学的研究力量还非常薄弱，它作为一门学科课程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语文学科需要自己的哲学来对自身展开系统而有效的反思与导向，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也需要本学科的教育哲学资源来支持他们对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探讨，“离开了教育哲学，教育者仍然可以学习到许多的教育知识，但就不会知道怎样获得教育的‘真知灼见’。离开了教育哲学，教育者在各种各样的教育口号、观念、政策面前就会头晕目眩，就会失去辨别和判断能力，就会成为各种相互冲突的教育口号、观念、政策的牺牲品”③。确实如此。正由于没有自己的教育哲学，我们语文教育被形形色色的时髦理论作为便当的试验场，科学主义、人文主义、接受美学、后现代主义等等纷纷被引入到语文学科教育领域来却消化不良乃至造成混乱；正是由于没有自己的教育哲学，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理念、花样百出的新口号、大量莫名其妙的新名词、新概念，语文教育工作者特别是第一线的语文老师们目不暇接，疲于应付；虽没有自己的学科教育哲学，我们照样承担着语文教育的实践的使命，但语文教育的反思与批评却被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以“门外谈”的方式轻易地把持了话语权，语文教育和整个语文教师集体则成为被“审视”的对象；还是由于没有自己的教育哲学，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我们留给世人的印象是“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语文教育哲学可以使我们从哲学高度来自我反思批评以及检视别人对我们的批评，引领语文教育批评走向理性化、建设性，从而使我们的语文教育改革各项措施更具理性，更有成效。教育的本质、目的、价值等是教育哲学的基本问题，语文教育的诸多问题正是由于这些基本问题没有得以根本上解决而导致的。如果我们能确定语文教育的本质论、目的论、价值论和认识论等这几个基本理论问题，我们便可逐步建立起语文教育哲学的理论体系，我们对于语文课程建设、语文教育评价、语文教养、语文教师、语文课堂教学等等这些语文教育根本性的问题便都有一套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式和评判标准；再以此出发去考察一切语文教育现象，回答所有棘手的语文教育问题，回应一切尖锐的语文教育批评等都会显得成竹在胸、有理有据。比如长期以来的语文的“文道之争”，其实是一个语文学科的本质论问题，确立了语文教育哲学的本质论，这个问题也就不复存在；看似复杂的语文学科性质问题，如果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其核心概念“语文”作语言哲学分析，可发现很多有关的争论纯粹是由于语言表述混乱所致④。刘正伟在《试论语文教育的后现代主义批评》一文中以最先对语文教育发难的1997年11月在《北京文学》的三篇文章作为研究对象，揭示其“对语文教学的批评中渗透了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倾向或痕迹，因此，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语文教育的后现代主义式批评”。他从哲学角度剖析后现代主义式批评对语文教育的误读，对那些批评背后的理论依据，特别是批评者用了而不自知或虽知却不挑明的哲学前提，用哲学的眼光、哲学的方法将其找出来再加以批评与反驳，这样的反击无疑是很深刻、很有力的。我认为这是用教育哲学理论回应非理性语文教育批评一个很好的范例。可惜能这样自觉用教育哲学理论来进行语文教育批评、以追溯其哲学前提来应对语文教育批评的例子仍十分少见。当前的语文教育批评大多根基不深，经验描述比重大，而针对批评的反批评则多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应激性反应层面，这种状况在语文教育哲学建立之前不会有根本的改观。
要发挥语文教育批评对语文教育改革的积极推动作用，首先语文教育的批评必须是理性的，其次我们对待语文教育批评的态度也必须是理性的。两者少不了语文教育哲学的支持。有了语文教育哲学的指导，我们对语文教育的批评会更加公允与深刻；有了语文教育哲学的武装，我们对语文教育批评的回应会更加的及时与恰当。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批评及对批评的回应中不断加深对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认识，提高对语文教育实践的理性自觉，从而使语文教育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稳步前进。
注释：
①②刘生全：《教育批评与教育创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③石中英：《教育哲学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44页。
④尹华：《语文，汉语迷乱词汇的典型个案》。
[作者通联：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所谓‘教育批评’，系指现代社会中日渐兴盛起来的，以对教育的不满、议论、闲话、指责、批判等为表现形式和特征的一种教育现象与社会现象。”①此我们认为，语文教育批评，从广义上说，就是人们对语文教育的一切“不满、议论、闲话、指责、批判”等。当然，如果是带着“不满”而对语文教育讲“闲话”、发“议论”、横加“指责”、大肆“批判”，那么，这样的“批评”就难免不带上一些非理性的成分；而狭义的语文教育批评则应该是指人们在充分认识与肯定语文教育发展成绩的前提下，以语文教育发展为目标和准绳，对现实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走向所提出的批评性观点和看法、旨在促进语文教育发展的建设性意见与建议。显然，这正是我们所谓的关于语文教育的理性批评，我们当下的语文教育改革十分需要这样的批评。理性的教育批评具有“显示器”功能，显示教育的弊端所在；有“压力泵”功能，让教育者感受到开展教育改革的压力；有“智囊团”的功能，为教育改革出谋划策；还有“助推器”功能，推动教育改革的前进②。而非理性的教育批评则不可能发挥这样一些正面的作用。
然而，毋庸讳言的是，不少的针对语文教育的批评是缺乏理性思考的。这种的非理性的批评不仅错怪语文教育的罪，也伤了广大语文教师的心；不仅对语文教育发展起不到多少帮助作用，反而影响语文教育改革的健康有序推进。“文革”期间也有针对语文教育的“批评”，但那种大鸣大放的所谓“批评”完全远离学术的规范与伦理，由那种“批评”所导致的语文教育的“改革”自然是不伦不类，对语文教育非但没有促进反而造成严重的损害。令人遗憾的是，这种非理性的批评风气至今仍或多或少地残留在语文教育批评中。
欠严肃、非理性的批评很容易误导人们对语文教育的认识，动摇人们的语文教育理想与信念，导致人们对语文教育的价值、意义乃至其“合法性”产生不应有的怀疑；过多的有失客观、公允的批评造成语文教育工作者处境难堪，使他们有一种普遍的挫折与沮丧，这对他们有效参与语文教育的改革当然是十分不利的；非理性的批评甚至会直接给第一线的语文教育教学活动带来干扰，比如众口一词地批评传统语文教育“偏重知识”，语文老师们都不敢在语文课上进行知识教学了；批评者既批评语文“死记硬背”的“沉疴”又要求语文要注重语感积累多读多背。诸多各执一词乃至自相矛盾的批评意见及主张让语文老师们无所适从。“语文是越教越不会教了!”这是批评满天飞的近些年来许多语文老师的共同感慨。非理性的批评非但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反而滋生出更多的问题；非但不能提高对教育实践的认识，反而会增加头脑的混乱。完全可以说，非理性的批评对语文教育改革于事无补。
现在我们的语文教育不是缺乏批评，而是缺乏理性的批评。程红兵老师当年撰文呼唤语文教育批评时，大概压根没想到今天非理性的批评对语文教育改革为害甚烈。如何让我们的语文批评趋于理性呢?就全社会而言，应该消除对语文的成见，端正批评的态度，纯净学术争论的风气；就我们语文自身而言，则是要建立起一套语文教育教学以及语文教育批评反思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要创建我们的语文教育哲学。关于语文教育教学实践的研究，我们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课程及其教学与研究队伍，也出了相关大量的教材和论著；而关于语文教育批评与反思的语文教育哲学的研究力量还非常薄弱，它作为一门学科课程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语文学科需要自己的哲学来对自身展开系统而有效的反思与导向，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也需要本学科的教育哲学资源来支持他们对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探讨，“离开了教育哲学，教育者仍然可以学习到许多的教育知识，但就不会知道怎样获得教育的‘真知灼见’。离开了教育哲学，教育者在各种各样的教育口号、观念、政策面前就会头晕目眩，就会失去辨别和判断能力，就会成为各种相互冲突的教育口号、观念、政策的牺牲品”③。确实如此。正由于没有自己的教育哲学，我们语文教育被形形色色的时髦理论作为便当的试验场，科学主义、人文主义、接受美学、后现代主义等等纷纷被引入到语文学科教育领域来却消化不良乃至造成混乱；正是由于没有自己的教育哲学，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理念、花样百出的新口号、大量莫名其妙的新名词、新概念，语文教育工作者特别是第一线的语文老师们目不暇接，疲于应付；虽没有自己的学科教育哲学，我们照样承担着语文教育的实践的使命，但语文教育的反思与批评却被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以“门外谈”的方式轻易地把持了话语权，语文教育和整个语文教师集体则成为被“审视”的对象；还是由于没有自己的教育哲学，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我们留给世人的印象是“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语文教育哲学可以使我们从哲学高度来自我反思批评以及检视别人对我们的批评，引领语文教育批评走向理性化、建设性，从而使我们的语文教育改革各项措施更具理性，更有成效。教育的本质、目的、价值等是教育哲学的基本问题，语文教育的诸多问题正是由于这些基本问题没有得以根本上解决而导致的。如果我们能确定语文教育的本质论、目的论、价值论和认识论等这几个基本理论问题，我们便可逐步建立起语文教育哲学的理论体系，我们对于语文课程建设、语文教育评价、语文教养、语文教师、语文课堂教学等等这些语文教育根本性的问题便都有一套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式和评判标准；再以此出发去考察一切语文教育现象，回答所有棘手的语文教育问题，回应一切尖锐的语文教育批评等都会显得成竹在胸、有理有据。比如长期以来的语文的“文道之争”，其实是一个语文学科的本质论问题，确立了语文教育哲学的本质论，这个问题也就不复存在；看似复杂的语文学科性质问题，如果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其核心概念“语文”作语言哲学分析，可发现很多有关的争论纯粹是由于语言表述混乱所致④。刘正伟在《试论语文教育的后现代主义批评》一文中以最先对语文教育发难的1997年11月在《北京文学》的三篇文章作为研究对象，揭示其“对语文教学的批评中渗透了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倾向或痕迹，因此，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语文教育的后现代主义式批评”。他从哲学角度剖析后现代主义式批评对语文教育的误读，对那些批评背后的理论依据，特别是批评者用了而不自知或虽知却不挑明的哲学前提，用哲学的眼光、哲学的方法将其找出来再加以批评与反驳，这样的反击无疑是很深刻、很有力的。我认为这是用教育哲学理论回应非理性语文教育批评一个很好的范例。可惜能这样自觉用教育哲学理论来进行语文教育批评、以追溯其哲学前提来应对语文教育批评的例子仍十分少见。当前的语文教育批评大多根基不深，经验描述比重大，而针对批评的反批评则多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应激性反应层面，这种状况在语文教育哲学建立之前不会有根本的改观。
要发挥语文教育批评对语文教育改革的积极推动作用，首先语文教育的批评必须是理性的，其次我们对待语文教育批评的态度也必须是理性的。两者少不了语文教育哲学的支持。有了语文教育哲学的指导，我们对语文教育的批评会更加公允与深刻；有了语文教育哲学的武装，我们对语文教育批评的回应会更加的及时与恰当。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批评及对批评的回应中不断加深对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认识，提高对语文教育实践的理性自觉，从而使语文教育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稳步前进。
注释：
①②刘生全：《教育批评与教育创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③石中英：《教育哲学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44页。
④尹华：《语文，汉语迷乱词汇的典型个案》。
[作者通联：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