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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贵州音乐人在漫长的探索、创作、研究过程中，凭着他们对音乐艺术的执着与热爱，用他们的汗水和睿智，铸就了贵州音乐今天的辉煌。为记录下他们探索贵州音乐的足迹，为让他们对贵州音乐事业锲而不舍的敬业精神薪火相传，本章节将陆续登载老一辈德高望重的贵州音乐人，以之继承并激励后来者。
2011年6日11日，走进贵州省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冀洲的家，看到好长时间不见的贵州音乐界的老领导，谈起贵州音乐，他依然充满激情。窗外的小河流水潺潺而过，屋内的书屋色彩绚丽,散发着高原泥土气息，我感受到一位忠诚于党和人民的音乐事业的老人对贵州的一片深情。
■军旅生涯的印记
父亲贾靖五山东茌平县贾寨村人。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到延安，在抗大学习毕业后回老家组建游击队，后遭反动派追捕，冀洲便下决心跟着父亲干革命，这年他才10岁。父亲在冀洲的心目中就是一个革命者的榜样，他不畏艰险、不畏牺牲的精神一直激励着年小的冀洲为新中国的解放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解放后父亲曾任交通部秦皇岛港务局局长、中国交通学院院长，但是他从不炫耀父亲，而是靠自己扎扎实实的奋斗，坚守着共产党人钢铁般的信念：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热爱的祖国！
冀洲原名贾玉，1939年，在八路军运东挺进大队里，他的工作主要是贴标语、发传单、送情报，部队休息时为大家唱歌跳舞，鼓舞士气，宣传抗日，博得了大家的喜爱。行军中，走不动了，会有人把他抱到马上，晚上宿营时，也会有大哥哥或大姐姐搂着。说起这些往事，冀洲童稚般的笑了，他说，战争年代，讲究的是战友间的相互关爱，那才叫人间真情！1942年，部队开始精兵简政，游击队编入了正规军。因年龄太小而应予精减的冀洲，经部队首长杨得志、余克勤特许留下，小小的冀洲被送到抗大，学习一年后被安排到冀鲁豫文工团，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文艺生涯。那时他才14岁。 在文工团里，副团长丁芬、老师戈一说他聪明好学，艺术感觉好，把他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教他学习乐谱，学习作曲。冀洲不负老师的苦心，凭着他天生的音乐素质和刻苦学习的精神，很快便掌握了作曲的基本技法，试着谱写了《反法西斯战歌》、《四季歌》等抗日歌曲。令人惋惜的是，1943年，丁芬在鲁西南一次反击日寇扫荡战斗中光荣牺牲了。冀洲目睹了丁芬牺牲的情景，悲痛已极，在掩埋了丁芬的遗体后，他根据诗人田兵的歌词，含泪写下了《祭丁芬同志》一歌，以之悼念。
1944年，15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即升为连级干部，当上乐队队长。1949年解放大军渡江南到了江西，20岁的他便挑起了赣东北军区文工团（后改为二野五兵团文工团）副团长的重担。二野五兵团西进贵州，冀洲和他的战友们扭着秧歌，打着腰鼓，欢天喜地来到了贵阳。贵州解放后，兵团文工团更名贵州人民文工团，冀洲和他的战友们随即投入到地方的“五大任务”，从此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活。
■与贵州的不解情缘
1952年，冀洲被调到中央文化部，离开贵州，在著名戏剧家田汉、张光年、周巍峙属下任歌曲编辑。1954年，调到著名音乐家杨荫浏、李元庆创办并领导的民族音乐研究所任办公室主任，直至1956年重回贵州。此间，他曾考上中央音乐学院，但因工作需要而毅然放弃。回顾这段历史，冀洲深感可惜。但他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正是在这几年，他广泛接触了当时文艺界的精英、大艺术家、大学问家们，耳濡目染，学到了不少东西，视野开阔多了，特别是在音研所工作期间，他不仅对传统民族音乐艺术的文化价值的认识有了深化，还学到了用科学方法采集民间音乐的技术，这对他回到贵州后的工作和创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业务基础。
在文化部工作期间，爱人李舒秀到文化部民研所当办公室主任，她发现人们对贵州知之甚少，更谈不上了解。其中有一个现象深深地刺痛了他们的心，民研所从不订贵州日报，就因当时贵州曰报无文艺版。外界对贵州文化的认识荒漠让冀洲心里感到难过。这期间冀洲选编出版了《苗族民间歌曲选》（上海新音乐出版社），这是建国后最早出版的民族民间音乐资料之一，也是冀洲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采风、创作的初步成果。
1954年，时任贵州省委宣传部部长刘子毅到北京开会，专程到冀洲家看望他，并动员冀洲回贵州参与贵州艺术事业的发展，担任贵州省歌舞团团长。1956年1月，冀洲受命返回贵州，上任后，首先想到的是省歌舞团今后的走向问题。当时“省歌”演出的大部分节目是引进的。冀洲想，一个表演艺术团体，不可能不引进外来的节目，但如果没有自己创作的有特色的作品，无异就少了一项看家本领，演得再好也无多大出息。于是，他汲取波兰马佐夫舍歌舞团演出的民间歌舞的经验，决定挖掘贵州民族文化，展示贵州多民族的艺术形象，走出一条民族化道路，。
“走向”确定后，冀洲便带领大家几乎走遍了贵州所有少数民族地区。他们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参与群众的节日活动，为群众演出节目，同少数民族同胞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收集整理了许多民间音乐资料。冀洲说：那一段日子，可是够艰苦的了！交通不便，有时一天得步行好几十里，爬高山，过大河，晚上还得挑灯演出，卫生条件也极差，不少人身上都长了虱子。有时还会遇到危险，青年作曲家张柯有一次就碰上了老虎，差点丢了命。但大家的心情又都十分舒畅，我们既像一支开发民间文化宝藏的“勘探队”，又像一个送货上门的“货郎担”。他建立了民族民间音乐资料档案室。虽然这些资料在“文革”中遭受严重破坏而散失殆尽，但给那些为之拼搏的人们留下了最珍贵的财富和不灭的记忆。
通过近半年的努力，贵州省歌舞团以一台完整的、丰富的民族歌舞于1956年8月参加第一届全国音乐周，中国青年报作了题为《贵州音乐周，让人重新看贵州》的报道，文化部、广电部、中央民委把其中的《光印阿信常》作为国家收藏精品。同年文化部点名全国六个省到京举行全国小型歌舞会演，贵州是其中之一。没有想到贵州有如此好的节目，这是全国音乐家们发出内心的感叹！贵州音乐周在北京的轰动，更激发了冀洲走民族音乐的发展道路。1956年文化部点名全国有六个省将到京举行全国小型歌舞会演，不言而喻，是想通过这样的小型汇演，了解少数民族地区民族音乐的走势及现状。广西、福建、新疆、内蒙都在积极地作准备，贵州也不能示弱。1957年元月，他组织创作排练了小型苗族舞剧《筛娘》等优秀节目进京，再次引起强烈反响。此时，贵州歌舞团达到了一个艺术高潮。1959年，贵州歌舞团以一台芦笙组舞《欢乐的苗家》再次亮相北京，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消息，时任贵州省省长周林看了以后很激动，他很高兴地对大家说：“这次，我们排到云南的前面，你们回去要好好地总结，再加一把劲，把贵州的艺术搞上去！”随后，侗族《琵琶歌》又应邀到人民大会堂演出，又一次次刮起贵州风。
四次亮相北京，给冀洲增加了信心。之后组织创作的大型舞剧《蔓萝花》，被中央文化部电影音响局选中，由海燕电影制片厂推上银幕，获得瑞士洛加诺国际电影节荣誉奖，标志着贵州省歌舞团自创节目的高峰。那时，贵州省歌舞团几乎每年必有节目上京参加调演，有的节目还被专门调到中南海为中央领导演出。《民族画报》1958年5期破例以三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该团深入生活的图片。
冀洲多次受到中央领导，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56年8月的一天，周总理在紫光阁举行欢迎南斯拉夫访华艺术团和参加首届音乐周各省代表团团长酒会。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特意把冀洲介绍给总理。总理巨大而温暖的手握住了冀洲，问：“贵州去了多少人，节目是“土”的还是“洋”的？”冀洲激动得幾乎说不出话来，只回答说50多人，节目是“土”的。夏衍同志急忙补充说，他们节目非常有特色。总理会心的笑了，还含蓄的说，若飞同志不在了，没人替你们说话了！在向大家敬酒的时候，总理每到一桌都是用的绍兴黄酒，但当他走到冀洲面前时突然说：“贵州的，喝茅台”。1960年总理来贵州，看了舞剧《蔓萝花》后，又一次接见了冀洲和参加演出的同志，还参加了贵州省歌舞团为他组织的小型舞会，点名与女主角罗星芳跳了第一曲舞。总理的两次接见，成了冀洲工作和创作的巨大动力。《蔓萝花》的出名再次展示了贵州民族音乐的魅力，节节的胜利让冀洲有一丝的欣慰，他说：“我终于干了一件事，干了一件对贵州民族音乐有益的事，没有白吃贵州人民的饭！”从而更加坚定走贵州民族民间音乐的道路。
■贵州音乐发展的领头人
贵州省歌舞团的兴旺繁荣，同冀洲重视人才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把团内创作人员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专门院校分来的业务性强的大学生。另一类是有实践经验，但专业知识有待提高的人才。在排练《欢乐的苗家》时，他还请来舟溪芦笙队，让那些“土专家”手把手教演员。歌舞界一些老人回忆说，当年的贵州省歌舞团经常“人进人出”，业务上行的，冀洲会千方百計把他们留住，不行的，他就将其安排到合适的单位去。阿旺进团时，被分到舞蹈队，但跳舞不是她的专长，正当她被列为精减对象准备离开时，上任不久的冀洲问她会不会唱歌，阿旺当即唱了一首苗族情歌，冀洲一听，被阿旺那难得的嗓门，真切的“苗味”感动了。当即宣布她留下，随即带她上北京参加全国音乐周的演出，一炮打响，并被录制成唱片全国发行。后来又将阿旺送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至今回忆起那难忘的一刻，阿旺仍然十分感慨。她说正是冀洲的“你留下”三个字，决定了她这一生的命运！冀洲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罗星芳说，她在主演《蔓萝花》出名后，各种各样的荣誉不期而至，外面的各种活动也多了起来，有时甚至无法应付。冀洲怕毁了她的艺术，主动为她挡驾，他坦然的告诫星芳，你是搞艺术的，你的活动天地应该多在排练厅、舞台。冀洲选拔人才是不拘一格的，有些知名的演员是他在民间发现后招进团里培养出来的。
1978年文化部举办全国民歌调演。当时冀洲任省文化局副局长，负责组团参加调演，他把我省部份知名词曲作者、歌手和乐手集中到惠水县进行一个多月的创作、改编、排练和培训，创作了一批新民歌和风格独特的歌曲，如黔西北盘县普古区彝族歌手甘明媚演唱的《感谢毛主席》，苗族歌唱家阿旺改编并演唱的《李子歌》和《清水江夜歌》，遵义地区歌手演唱的富有黔北地方特色的《红军来到遵义城》，以及冀洲与张柯合作改编的《迎春歌》（钟华词）等，都被中央电台选去录音、播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81、1982、1986和1989年， 冀洲主持举办了第一、二、三、四届“苗岭之声”音乐节，创作了《请看侗寨花盛开》（吴少光、龙廷才词）。1982年，冀洲带队到南宁参加全国部份省区少数民族多声部民歌座谈会，带去的侗族民间歌队在会上演唱，引起热烈反响。1984年在贵阳召开全国民族音乐研讨会，后被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确认为首届中国民族音乐学年会。冀洲和萧老（家驹）、潘老（名挥）以及朱石林等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作出了奠基性贡献。
走民族化道路，是冀洲一贯的思想。“文革”结束后，他调任省文化局副局长，后又任省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顾问、省音协主席，直至离休，无论担任什么职务，他总是念念不忘民族文化艺术。
■坚定不移走民族化之路
冀洲的创作生涯，始于参加革命早期。在京工作期间，他选编过《苗族民间歌曲集》，1956年到1960年他创作了《吉哟》、《那青年多可怜》、《光印阿幸常》、《蝉虫歌》等10多首歌曲，还组织并参与了大型歌剧《秦娘美》、大型民族舞剧《蔓萝花》的音乐作曲。其中，《那青年多可怜》是他根据侗族民间歌词，采用与侗族大歌大体一致的调式创作的。1956年8月，在全国第一届音乐周演唱后，引起了首都观众和众多媒体的关注。《中国青年报》、《歌曲》等刊物争相发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播出，马思聪等音乐界权威人士也大加赞扬。《吉哟》（葆强作词）也源于侗族大歌，被中央音乐学院选为合唱教材，1957年在全国部分省区小型歌舞调演中一炮打响，为“边远的贵州”争得了荣誉。
遗憾的是，正当冀洲步入盛年，创作渐入高峰的时候，他被作为“走资派”关进了“牛棚”。但这丝毫打不垮从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冀洲。“阴霾”过后，他又像高飞的海燕，在音乐的天空里翱翔。 此后的创作，在题材上更多地转向了歌颂革命历史，讴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歌颂各条战线劳动人民，歌颂贵州的山川风貌等感情充沛，旋律优美的作品，比如《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敬礼，敬爱的周总理》、《遵义儿女想念毛主席》、《香樟献给毛主席纪念堂》、《饮马乌江河》、《红军卫生员》、《侗寨花盛开》、《贵州好》、《黄果树瀑布》等。
1995年，《冀洲歌曲选》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歌集中共有近60首作品，其中，由贵州各民族民歌改编创作的达20首，加上具有贵州民族地域特色和风格的歌曲合计30多首，占全部曲目的百分之六十多。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冀洲还担任了《中国民歌集成·贵州卷》主编，该卷是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是贵州几代音乐家连续奋斗，共同努力的结果，是贵州民族音乐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冀洲为民族音乐事业奋斗的一个高峰。
民族风格和民间气质是冀洲歌曲创作最基本的特征，他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创作、发表、演出的作品都充满着这种风格特色。他采用原型民间音乐创作作品。其代表作是混声表演唱《光印阿幸赏》。采用了北部侗族的两支“玩山歌”与“和平话”（一种民间朗诵调）的音调进行精心编织、巧妙组合，较好地运用不同的音色对比，多样的声部结合，以及速度力度变化，并根据歌曲内容安排使音乐达到有逻辑有层次生动的舞台演出效果。其次，采用局部引用的手法，如无伴奏女声合唱《吉哟》的开头引子和结尾部分以及中间合唱的低声部曲调所用的两音动机都来源于贵州南部侗族的“声音歌”（大歌的一个品种），经过引子呈述后，在节奏上作些变化处理，领唱声部的曲调似是创作的，但与侗族民歌有着血肉联系。具有彝族风格的独唱歌曲《迎春歌》是由黔西北的彝族民歌《阿喽喽》改编加工而成。表现在拓宽原民歌曲调的音域（3—2）和节奏的伸展变化上，使歌者获得更大更好的发挥空间，既保持了民歌原有的风格特色，又大胆的创新。
冀洲坚持走民族之路，但从不引用任何现成的民间曲调，而是在充分掌握、深入研究和“吃透”大量民族民间音乐的基础上，使之变为自己的音乐语言，从而创造出新的民族音调和新的音乐形象，表现新时代下的贵州人民的精神风貌。如《那青年多可怜》 和《牡丹芙蓉一起开》，这两首歌曲都没有采用民歌原型作依据，但它们却分别具有鲜明的侗族和布依族特色。
冀洲现已年过八旬，但他的音乐创作尚未画上句号，他还将继续为贵州歌唱。在冀洲《热土》的后记中，他满怀信心地写道：“我们应该认真学习研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我国民族民间优秀音乐传统，必须使自己和时代和人民的脉搏一致起来，用自己满腔的热情，去拥抱我们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民。不要把自己闭锁在狭窄的小天地里‘孤芳自赏’，要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去观察，去体验，去思考，这样才能写出与人民的呼吸、脉搏相一致的作品。”
在冀洲的眼前，一条金灿灿的民族音乐之路仍在不断向无限遥远的天际延伸，延伸到那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应该说，这不仅是冀洲对于个人音乐创作的总结，也是一位老作曲家对贵州音乐的明天的冀望！
2011年6日11日，走进贵州省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冀洲的家，看到好长时间不见的贵州音乐界的老领导，谈起贵州音乐，他依然充满激情。窗外的小河流水潺潺而过，屋内的书屋色彩绚丽,散发着高原泥土气息，我感受到一位忠诚于党和人民的音乐事业的老人对贵州的一片深情。
■军旅生涯的印记
父亲贾靖五山东茌平县贾寨村人。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到延安，在抗大学习毕业后回老家组建游击队，后遭反动派追捕，冀洲便下决心跟着父亲干革命，这年他才10岁。父亲在冀洲的心目中就是一个革命者的榜样，他不畏艰险、不畏牺牲的精神一直激励着年小的冀洲为新中国的解放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解放后父亲曾任交通部秦皇岛港务局局长、中国交通学院院长，但是他从不炫耀父亲，而是靠自己扎扎实实的奋斗，坚守着共产党人钢铁般的信念：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热爱的祖国！
冀洲原名贾玉，1939年，在八路军运东挺进大队里，他的工作主要是贴标语、发传单、送情报，部队休息时为大家唱歌跳舞，鼓舞士气，宣传抗日，博得了大家的喜爱。行军中，走不动了，会有人把他抱到马上，晚上宿营时，也会有大哥哥或大姐姐搂着。说起这些往事，冀洲童稚般的笑了，他说，战争年代，讲究的是战友间的相互关爱，那才叫人间真情！1942年，部队开始精兵简政，游击队编入了正规军。因年龄太小而应予精减的冀洲，经部队首长杨得志、余克勤特许留下，小小的冀洲被送到抗大，学习一年后被安排到冀鲁豫文工团，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文艺生涯。那时他才14岁。 在文工团里，副团长丁芬、老师戈一说他聪明好学，艺术感觉好，把他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教他学习乐谱，学习作曲。冀洲不负老师的苦心，凭着他天生的音乐素质和刻苦学习的精神，很快便掌握了作曲的基本技法，试着谱写了《反法西斯战歌》、《四季歌》等抗日歌曲。令人惋惜的是，1943年，丁芬在鲁西南一次反击日寇扫荡战斗中光荣牺牲了。冀洲目睹了丁芬牺牲的情景，悲痛已极，在掩埋了丁芬的遗体后，他根据诗人田兵的歌词，含泪写下了《祭丁芬同志》一歌，以之悼念。
1944年，15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即升为连级干部，当上乐队队长。1949年解放大军渡江南到了江西，20岁的他便挑起了赣东北军区文工团（后改为二野五兵团文工团）副团长的重担。二野五兵团西进贵州，冀洲和他的战友们扭着秧歌，打着腰鼓，欢天喜地来到了贵阳。贵州解放后，兵团文工团更名贵州人民文工团，冀洲和他的战友们随即投入到地方的“五大任务”，从此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活。
■与贵州的不解情缘
1952年，冀洲被调到中央文化部，离开贵州，在著名戏剧家田汉、张光年、周巍峙属下任歌曲编辑。1954年，调到著名音乐家杨荫浏、李元庆创办并领导的民族音乐研究所任办公室主任，直至1956年重回贵州。此间，他曾考上中央音乐学院，但因工作需要而毅然放弃。回顾这段历史，冀洲深感可惜。但他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正是在这几年，他广泛接触了当时文艺界的精英、大艺术家、大学问家们，耳濡目染，学到了不少东西，视野开阔多了，特别是在音研所工作期间，他不仅对传统民族音乐艺术的文化价值的认识有了深化，还学到了用科学方法采集民间音乐的技术，这对他回到贵州后的工作和创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业务基础。
在文化部工作期间，爱人李舒秀到文化部民研所当办公室主任，她发现人们对贵州知之甚少，更谈不上了解。其中有一个现象深深地刺痛了他们的心，民研所从不订贵州日报，就因当时贵州曰报无文艺版。外界对贵州文化的认识荒漠让冀洲心里感到难过。这期间冀洲选编出版了《苗族民间歌曲选》（上海新音乐出版社），这是建国后最早出版的民族民间音乐资料之一，也是冀洲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采风、创作的初步成果。
1954年，时任贵州省委宣传部部长刘子毅到北京开会，专程到冀洲家看望他，并动员冀洲回贵州参与贵州艺术事业的发展，担任贵州省歌舞团团长。1956年1月，冀洲受命返回贵州，上任后，首先想到的是省歌舞团今后的走向问题。当时“省歌”演出的大部分节目是引进的。冀洲想，一个表演艺术团体，不可能不引进外来的节目，但如果没有自己创作的有特色的作品，无异就少了一项看家本领，演得再好也无多大出息。于是，他汲取波兰马佐夫舍歌舞团演出的民间歌舞的经验，决定挖掘贵州民族文化，展示贵州多民族的艺术形象，走出一条民族化道路，。
“走向”确定后，冀洲便带领大家几乎走遍了贵州所有少数民族地区。他们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参与群众的节日活动，为群众演出节目，同少数民族同胞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收集整理了许多民间音乐资料。冀洲说：那一段日子，可是够艰苦的了！交通不便，有时一天得步行好几十里，爬高山，过大河，晚上还得挑灯演出，卫生条件也极差，不少人身上都长了虱子。有时还会遇到危险，青年作曲家张柯有一次就碰上了老虎，差点丢了命。但大家的心情又都十分舒畅，我们既像一支开发民间文化宝藏的“勘探队”，又像一个送货上门的“货郎担”。他建立了民族民间音乐资料档案室。虽然这些资料在“文革”中遭受严重破坏而散失殆尽，但给那些为之拼搏的人们留下了最珍贵的财富和不灭的记忆。
通过近半年的努力，贵州省歌舞团以一台完整的、丰富的民族歌舞于1956年8月参加第一届全国音乐周，中国青年报作了题为《贵州音乐周，让人重新看贵州》的报道，文化部、广电部、中央民委把其中的《光印阿信常》作为国家收藏精品。同年文化部点名全国六个省到京举行全国小型歌舞会演，贵州是其中之一。没有想到贵州有如此好的节目，这是全国音乐家们发出内心的感叹！贵州音乐周在北京的轰动，更激发了冀洲走民族音乐的发展道路。1956年文化部点名全国有六个省将到京举行全国小型歌舞会演，不言而喻，是想通过这样的小型汇演，了解少数民族地区民族音乐的走势及现状。广西、福建、新疆、内蒙都在积极地作准备，贵州也不能示弱。1957年元月，他组织创作排练了小型苗族舞剧《筛娘》等优秀节目进京，再次引起强烈反响。此时，贵州歌舞团达到了一个艺术高潮。1959年，贵州歌舞团以一台芦笙组舞《欢乐的苗家》再次亮相北京，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消息，时任贵州省省长周林看了以后很激动，他很高兴地对大家说：“这次，我们排到云南的前面，你们回去要好好地总结，再加一把劲，把贵州的艺术搞上去！”随后，侗族《琵琶歌》又应邀到人民大会堂演出，又一次次刮起贵州风。
四次亮相北京，给冀洲增加了信心。之后组织创作的大型舞剧《蔓萝花》，被中央文化部电影音响局选中，由海燕电影制片厂推上银幕，获得瑞士洛加诺国际电影节荣誉奖，标志着贵州省歌舞团自创节目的高峰。那时，贵州省歌舞团几乎每年必有节目上京参加调演，有的节目还被专门调到中南海为中央领导演出。《民族画报》1958年5期破例以三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该团深入生活的图片。
冀洲多次受到中央领导，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56年8月的一天，周总理在紫光阁举行欢迎南斯拉夫访华艺术团和参加首届音乐周各省代表团团长酒会。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特意把冀洲介绍给总理。总理巨大而温暖的手握住了冀洲，问：“贵州去了多少人，节目是“土”的还是“洋”的？”冀洲激动得幾乎说不出话来，只回答说50多人，节目是“土”的。夏衍同志急忙补充说，他们节目非常有特色。总理会心的笑了，还含蓄的说，若飞同志不在了，没人替你们说话了！在向大家敬酒的时候，总理每到一桌都是用的绍兴黄酒，但当他走到冀洲面前时突然说：“贵州的，喝茅台”。1960年总理来贵州，看了舞剧《蔓萝花》后，又一次接见了冀洲和参加演出的同志，还参加了贵州省歌舞团为他组织的小型舞会，点名与女主角罗星芳跳了第一曲舞。总理的两次接见，成了冀洲工作和创作的巨大动力。《蔓萝花》的出名再次展示了贵州民族音乐的魅力，节节的胜利让冀洲有一丝的欣慰，他说：“我终于干了一件事，干了一件对贵州民族音乐有益的事，没有白吃贵州人民的饭！”从而更加坚定走贵州民族民间音乐的道路。
■贵州音乐发展的领头人
贵州省歌舞团的兴旺繁荣，同冀洲重视人才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把团内创作人员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专门院校分来的业务性强的大学生。另一类是有实践经验，但专业知识有待提高的人才。在排练《欢乐的苗家》时，他还请来舟溪芦笙队，让那些“土专家”手把手教演员。歌舞界一些老人回忆说，当年的贵州省歌舞团经常“人进人出”，业务上行的，冀洲会千方百計把他们留住，不行的，他就将其安排到合适的单位去。阿旺进团时，被分到舞蹈队，但跳舞不是她的专长，正当她被列为精减对象准备离开时，上任不久的冀洲问她会不会唱歌，阿旺当即唱了一首苗族情歌，冀洲一听，被阿旺那难得的嗓门，真切的“苗味”感动了。当即宣布她留下，随即带她上北京参加全国音乐周的演出，一炮打响，并被录制成唱片全国发行。后来又将阿旺送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至今回忆起那难忘的一刻，阿旺仍然十分感慨。她说正是冀洲的“你留下”三个字，决定了她这一生的命运！冀洲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罗星芳说，她在主演《蔓萝花》出名后，各种各样的荣誉不期而至，外面的各种活动也多了起来，有时甚至无法应付。冀洲怕毁了她的艺术，主动为她挡驾，他坦然的告诫星芳，你是搞艺术的，你的活动天地应该多在排练厅、舞台。冀洲选拔人才是不拘一格的，有些知名的演员是他在民间发现后招进团里培养出来的。
1978年文化部举办全国民歌调演。当时冀洲任省文化局副局长，负责组团参加调演，他把我省部份知名词曲作者、歌手和乐手集中到惠水县进行一个多月的创作、改编、排练和培训，创作了一批新民歌和风格独特的歌曲，如黔西北盘县普古区彝族歌手甘明媚演唱的《感谢毛主席》，苗族歌唱家阿旺改编并演唱的《李子歌》和《清水江夜歌》，遵义地区歌手演唱的富有黔北地方特色的《红军来到遵义城》，以及冀洲与张柯合作改编的《迎春歌》（钟华词）等，都被中央电台选去录音、播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81、1982、1986和1989年， 冀洲主持举办了第一、二、三、四届“苗岭之声”音乐节，创作了《请看侗寨花盛开》（吴少光、龙廷才词）。1982年，冀洲带队到南宁参加全国部份省区少数民族多声部民歌座谈会，带去的侗族民间歌队在会上演唱，引起热烈反响。1984年在贵阳召开全国民族音乐研讨会，后被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确认为首届中国民族音乐学年会。冀洲和萧老（家驹）、潘老（名挥）以及朱石林等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作出了奠基性贡献。
走民族化道路，是冀洲一贯的思想。“文革”结束后，他调任省文化局副局长，后又任省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顾问、省音协主席，直至离休，无论担任什么职务，他总是念念不忘民族文化艺术。
■坚定不移走民族化之路
冀洲的创作生涯，始于参加革命早期。在京工作期间，他选编过《苗族民间歌曲集》，1956年到1960年他创作了《吉哟》、《那青年多可怜》、《光印阿幸常》、《蝉虫歌》等10多首歌曲，还组织并参与了大型歌剧《秦娘美》、大型民族舞剧《蔓萝花》的音乐作曲。其中，《那青年多可怜》是他根据侗族民间歌词，采用与侗族大歌大体一致的调式创作的。1956年8月，在全国第一届音乐周演唱后，引起了首都观众和众多媒体的关注。《中国青年报》、《歌曲》等刊物争相发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播出，马思聪等音乐界权威人士也大加赞扬。《吉哟》（葆强作词）也源于侗族大歌，被中央音乐学院选为合唱教材，1957年在全国部分省区小型歌舞调演中一炮打响，为“边远的贵州”争得了荣誉。
遗憾的是，正当冀洲步入盛年，创作渐入高峰的时候，他被作为“走资派”关进了“牛棚”。但这丝毫打不垮从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冀洲。“阴霾”过后，他又像高飞的海燕，在音乐的天空里翱翔。 此后的创作，在题材上更多地转向了歌颂革命历史，讴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歌颂各条战线劳动人民，歌颂贵州的山川风貌等感情充沛，旋律优美的作品，比如《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敬礼，敬爱的周总理》、《遵义儿女想念毛主席》、《香樟献给毛主席纪念堂》、《饮马乌江河》、《红军卫生员》、《侗寨花盛开》、《贵州好》、《黄果树瀑布》等。
1995年，《冀洲歌曲选》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歌集中共有近60首作品，其中，由贵州各民族民歌改编创作的达20首，加上具有贵州民族地域特色和风格的歌曲合计30多首，占全部曲目的百分之六十多。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冀洲还担任了《中国民歌集成·贵州卷》主编，该卷是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是贵州几代音乐家连续奋斗，共同努力的结果，是贵州民族音乐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冀洲为民族音乐事业奋斗的一个高峰。
民族风格和民间气质是冀洲歌曲创作最基本的特征，他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创作、发表、演出的作品都充满着这种风格特色。他采用原型民间音乐创作作品。其代表作是混声表演唱《光印阿幸赏》。采用了北部侗族的两支“玩山歌”与“和平话”（一种民间朗诵调）的音调进行精心编织、巧妙组合，较好地运用不同的音色对比，多样的声部结合，以及速度力度变化，并根据歌曲内容安排使音乐达到有逻辑有层次生动的舞台演出效果。其次，采用局部引用的手法，如无伴奏女声合唱《吉哟》的开头引子和结尾部分以及中间合唱的低声部曲调所用的两音动机都来源于贵州南部侗族的“声音歌”（大歌的一个品种），经过引子呈述后，在节奏上作些变化处理，领唱声部的曲调似是创作的，但与侗族民歌有着血肉联系。具有彝族风格的独唱歌曲《迎春歌》是由黔西北的彝族民歌《阿喽喽》改编加工而成。表现在拓宽原民歌曲调的音域（3—2）和节奏的伸展变化上，使歌者获得更大更好的发挥空间，既保持了民歌原有的风格特色，又大胆的创新。
冀洲坚持走民族之路，但从不引用任何现成的民间曲调，而是在充分掌握、深入研究和“吃透”大量民族民间音乐的基础上，使之变为自己的音乐语言，从而创造出新的民族音调和新的音乐形象，表现新时代下的贵州人民的精神风貌。如《那青年多可怜》 和《牡丹芙蓉一起开》，这两首歌曲都没有采用民歌原型作依据，但它们却分别具有鲜明的侗族和布依族特色。
冀洲现已年过八旬，但他的音乐创作尚未画上句号，他还将继续为贵州歌唱。在冀洲《热土》的后记中，他满怀信心地写道：“我们应该认真学习研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我国民族民间优秀音乐传统，必须使自己和时代和人民的脉搏一致起来，用自己满腔的热情，去拥抱我们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民。不要把自己闭锁在狭窄的小天地里‘孤芳自赏’，要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去观察，去体验，去思考，这样才能写出与人民的呼吸、脉搏相一致的作品。”
在冀洲的眼前，一条金灿灿的民族音乐之路仍在不断向无限遥远的天际延伸，延伸到那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应该说，这不仅是冀洲对于个人音乐创作的总结，也是一位老作曲家对贵州音乐的明天的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