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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各个地区的施政纲领已经公布。除个别地区外，其中最突出的一条，是在国际经济危机中化危为机，借机发展，着力扩大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扩大大项目的投资，充分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为保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须有一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搞多大，受许多条件制约，首要的是要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看投资与消费是否形成了良性循环。
应当指出，从2003—2008年我国已经连续6年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实现了经济的超高速增长，在GDP的使用中投资与消费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失衡。这种失衡在一些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详见表1。
上列统计表明：
第一，16个地区中，2007年的投资率，除个别地区外都在45%以上，而消费率基本上都在50%以下，其中居民消费率绝大部分在35%以下。2007年，有13个地区投资增长在25%以上，其中有8个地区投资增长在30%以上。投资增长过快，直接导致投资率的上升。投资的增长幅度越大，投资率上升得越快。与此相对应，是消费率的下降，其下降的幅度要大于投资率上升的幅度。这是因为GDP的使用中，有一部分属于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这一部分增大，虽然不列入投资率，但直接降低消费率。就全国来说，2007年比2002年，投资率上升了4.4%，消费率下降了10.8%，就是因为在同期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上升了6.4%。作为GDP的使用来说，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增减，完全是反向的。投资率过高，必然导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不足。
第二，最终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部分。政府消费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净支出。尽管这些年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其增长幅度大于居民消费增长幅度,但由于投资和净出口增长过快,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2002年为15.9%，2005年为14.1%，2007年为13.4%。在上述16个地区中，2007年有10个地区的政府消费率比2002年下降。这说明，就多数地区来说，消费率的下降，不仅是居民消费率下降，政府消费率也在同时下降。
第三，严格地说，按支出法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使用及构成，以全国为单位进行核算才有真实意义，就一个地区核算投资率与消费率意义是不大的。因为全国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各地区的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和商品、服务等产出是在全国流动的，按地区计算投资率与消费率很难反映真实的情况。但是，在我国当前的体制下，从地区的投资率与消费率的核算中可以看出这样一种趋势，如果绝大多数地区的投资率都高，就必然抬高全国的投资率，加剧全国投资与消费的失衡。我们现在的情况正是这样。由于全国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商品是在全国流动的，如果各地区各自配置资源，地区间又相互攀比GDP和投资的增长速度，必然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不利于全国的综合平衡。就一个地区来说，生产能力上去了，而在全国来说则造成产能过剩，或者使过剩的产能更加过剩。可见，以GDP的增长和投资率的提高来评价一个地区的政绩是不科学的。保持经济增长的一定速度和投资的一定规模是必要的，但超过了一定限度，其效果就适得其反。这就是为什么要强调全国一盘棋的重要意义所在。
第四，投资率与消费率，在正常情况下，应当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讨论长期规划时，中央着重讨论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1958—1960三年大跃进，积累率有两年高达40%左右，国民经济出现了大问题。1978年又由于投资规模过大，积累率达到36%以上，国民经济又出现了问题。中央认为，积累率太高，不利于经济的协调发展。研究部门建议，积累率保持在25%左右比较合适，中央同意。1980年，邓小平说：“我们这次搞长期规划，积累率就定在25%这个杠杠上”。后来虽然超过了，但仍然控制在30%左右。从“一五”到“六五”的六个五年计划时期，个别年份积累率有高有低，但5年合计在24%到33%之间。虽然现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方法与过去不同，现在统计的投资率与过去统计的积累率在口径上也不一样，但投资率不能过高，投资与消费应当有合理的比例，其道理和积累与消费应有合理的比例是相同的。1981—1985年的“六五”计划时期，原统计的积累率为30.8%，现统计的投资率为34.4%，相差不到4个百分点，两者还可以参照。
现在与过去不同，过去发生的问题是供给不足，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现在的问题是供大于求，总供给超过了总需求，表现为总产能过剩。2003年以来，全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都在25%以上或者接近25%，投资率从35%左右上升到2007年的42%以上，而消费率则急转直下，从60%左右下降到2007年的不到50%，其中居民消费率下降到35%左右。在全国人大通过的我国2001—2005年的“十五”计划纲要中，曾经要求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左右、投资率调控在35%左右。这一规划是有道理的，但没有实现，5年合计，居民消费率降到41.1%，投资率上升到40.7%。在全国人大通过的2006—2010年的“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指出了“十五”快速发展中出现的突出问题是：投资和消费关系不协调，部分行业盲目扩张，产能过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能源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加剧。纲要明确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合理控制投资规模，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一规划同样是有道理的，但也没有起作用，投资与消费两者之间的失衡更趋严重。其后果是，靠投资扩张支撑起来的庞大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了国内的最终消费需求，不得不过多地依靠出口加以平衡，以致2007年国内出口总额占到GDP的37%。同一个时间，日本对外出口的依存度只有16.3%，美国只有8.4%。投资率过大、消费率过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
2008年各地区的投资率与消费率，现在还没有统计数字，2009年的投资率与消费率现在还测算不出来。从投资占GDP的比重和新增投资占新增GDP的比重来看，虽然不十分准确,但可以看出2009年多数地区的投资率还可能上升，消费率还可能下降。在所列的16个地区中，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GDP的比重，都比2008年有所上升，有12个地区已占到60%以上或者接近60%，有9个地区2009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超过了当年新增GDP，这值得警惕。
许多地区所以作出这样的安排，是由于他们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危机，但自己地区加快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因此可以变不利为有利，“在危机中抢抓新机遇，在困境中实现新跨越”。这种认识，忽视了三个情况：
第一，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这个危机不是短期可以过去的。2009年他们的经济将出现负增长，进口需求将严重萎缩，其影响波及亚洲乃至全球，包括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没有一个地区可以幸免。中国出口占国内GDP的30%以上,其所受的影响绝不可以低估。今年1、2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出现了27.2%的负增长，其中出口负增长21.1%，这是必然的。
第二，在国际市场萎缩的情况下，我国产能过剩的情况将更趋严重。全国产能过剩，其影响不可能不波及全国的每个地区。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第三，为应付产能过剩，必须积极地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而不是相反。全国应当如此，每个地区也必须对此慎重考虑。
说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远没有完成，长期的发展趋势仍然看好，这个判断是对的。但是，就近期来说，上述的一些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是很大的变化，我们必须调整政策，切实地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
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在危机中抓住机遇。但是，今天的机遇，绝不是为了追求速度重新掀起大干快上的机遇，而应当是调整结构的好机遇，使我国经济从严重失衡中逐步走向平衡。调整结构，一是调整内需与外需的结构，提高内需的比重，降低对外需的依赖。二是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三是调整产业结构，突出农业,淘汰落后工业产能，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实现产业升级。只有调整好结构，才能为保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投资与消费已经严重失衡、表现为消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继续扩大投资，将使经济的增长更加失去有力的支撑。
科学发展观，要求经济的发展必须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形势变了，我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形势。逆势而上，以不变应万变，扭住扩大投资不放，一条道跑到黑，未必是科学的思维方式。
我们党有一条历史经验，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工作的基点应当是：争取快，准备慢。凡是有利于争取经济发展的，我们都应当尽力去做。但是，也要考虑到，工作都做了，还可能不够快，所以要做慢的准备。
2009年一些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过于庞大，不可知的因素很多，对完不成计划有所准备，可能不是多此一举。在近几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家预算内资金占4%左右，国内贷款占15—20%，利用外资占4%左右，自筹和其他资金占72—77%。在国际和国内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投资的需求和企业的投资欲望绝不会像前几年那样的冲动，投资不会呼之即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计划搞大了，不仅会落空，而是许多项目特别是大项目铺开了，资金接续不上，必然形成大量的半拉子工程，想下下不来，想上又上不去。这就是通常说的“上马容易下马难”。政府可以调节经济，但不要忘记仍然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如果把以自筹为主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定得死死的，而且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决完成，政府意愿完全代替了市场主体的意愿，这是无法做到的，而且也是不应当的。转变增长方式，讲求经济效益，不应停留在口头上，而应当见诸行动。
为保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须有一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搞多大，受许多条件制约，首要的是要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看投资与消费是否形成了良性循环。
应当指出，从2003—2008年我国已经连续6年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实现了经济的超高速增长，在GDP的使用中投资与消费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失衡。这种失衡在一些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详见表1。
上列统计表明：
第一，16个地区中，2007年的投资率，除个别地区外都在45%以上，而消费率基本上都在50%以下，其中居民消费率绝大部分在35%以下。2007年，有13个地区投资增长在25%以上，其中有8个地区投资增长在30%以上。投资增长过快，直接导致投资率的上升。投资的增长幅度越大，投资率上升得越快。与此相对应，是消费率的下降，其下降的幅度要大于投资率上升的幅度。这是因为GDP的使用中，有一部分属于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这一部分增大，虽然不列入投资率，但直接降低消费率。就全国来说，2007年比2002年，投资率上升了4.4%，消费率下降了10.8%，就是因为在同期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上升了6.4%。作为GDP的使用来说，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增减，完全是反向的。投资率过高，必然导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不足。
第二，最终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部分。政府消费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净支出。尽管这些年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其增长幅度大于居民消费增长幅度,但由于投资和净出口增长过快,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2002年为15.9%，2005年为14.1%，2007年为13.4%。在上述16个地区中，2007年有10个地区的政府消费率比2002年下降。这说明，就多数地区来说，消费率的下降，不仅是居民消费率下降，政府消费率也在同时下降。
第三，严格地说，按支出法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使用及构成，以全国为单位进行核算才有真实意义，就一个地区核算投资率与消费率意义是不大的。因为全国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各地区的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和商品、服务等产出是在全国流动的，按地区计算投资率与消费率很难反映真实的情况。但是，在我国当前的体制下，从地区的投资率与消费率的核算中可以看出这样一种趋势，如果绝大多数地区的投资率都高，就必然抬高全国的投资率，加剧全国投资与消费的失衡。我们现在的情况正是这样。由于全国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商品是在全国流动的，如果各地区各自配置资源，地区间又相互攀比GDP和投资的增长速度，必然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不利于全国的综合平衡。就一个地区来说，生产能力上去了，而在全国来说则造成产能过剩，或者使过剩的产能更加过剩。可见，以GDP的增长和投资率的提高来评价一个地区的政绩是不科学的。保持经济增长的一定速度和投资的一定规模是必要的，但超过了一定限度，其效果就适得其反。这就是为什么要强调全国一盘棋的重要意义所在。
第四，投资率与消费率，在正常情况下，应当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讨论长期规划时，中央着重讨论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1958—1960三年大跃进，积累率有两年高达40%左右，国民经济出现了大问题。1978年又由于投资规模过大，积累率达到36%以上，国民经济又出现了问题。中央认为，积累率太高，不利于经济的协调发展。研究部门建议，积累率保持在25%左右比较合适，中央同意。1980年，邓小平说：“我们这次搞长期规划，积累率就定在25%这个杠杠上”。后来虽然超过了，但仍然控制在30%左右。从“一五”到“六五”的六个五年计划时期，个别年份积累率有高有低，但5年合计在24%到33%之间。虽然现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方法与过去不同，现在统计的投资率与过去统计的积累率在口径上也不一样，但投资率不能过高，投资与消费应当有合理的比例，其道理和积累与消费应有合理的比例是相同的。1981—1985年的“六五”计划时期，原统计的积累率为30.8%，现统计的投资率为34.4%，相差不到4个百分点，两者还可以参照。
现在与过去不同，过去发生的问题是供给不足，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现在的问题是供大于求，总供给超过了总需求，表现为总产能过剩。2003年以来，全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都在25%以上或者接近25%，投资率从35%左右上升到2007年的42%以上，而消费率则急转直下，从60%左右下降到2007年的不到50%，其中居民消费率下降到35%左右。在全国人大通过的我国2001—2005年的“十五”计划纲要中，曾经要求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左右、投资率调控在35%左右。这一规划是有道理的，但没有实现，5年合计，居民消费率降到41.1%，投资率上升到40.7%。在全国人大通过的2006—2010年的“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指出了“十五”快速发展中出现的突出问题是：投资和消费关系不协调，部分行业盲目扩张，产能过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能源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加剧。纲要明确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合理控制投资规模，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一规划同样是有道理的，但也没有起作用，投资与消费两者之间的失衡更趋严重。其后果是，靠投资扩张支撑起来的庞大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了国内的最终消费需求，不得不过多地依靠出口加以平衡，以致2007年国内出口总额占到GDP的37%。同一个时间，日本对外出口的依存度只有16.3%，美国只有8.4%。投资率过大、消费率过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
2008年各地区的投资率与消费率，现在还没有统计数字，2009年的投资率与消费率现在还测算不出来。从投资占GDP的比重和新增投资占新增GDP的比重来看，虽然不十分准确,但可以看出2009年多数地区的投资率还可能上升，消费率还可能下降。在所列的16个地区中，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GDP的比重，都比2008年有所上升，有12个地区已占到60%以上或者接近60%，有9个地区2009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超过了当年新增GDP，这值得警惕。
许多地区所以作出这样的安排，是由于他们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危机，但自己地区加快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因此可以变不利为有利，“在危机中抢抓新机遇，在困境中实现新跨越”。这种认识，忽视了三个情况：
第一，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这个危机不是短期可以过去的。2009年他们的经济将出现负增长，进口需求将严重萎缩，其影响波及亚洲乃至全球，包括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没有一个地区可以幸免。中国出口占国内GDP的30%以上,其所受的影响绝不可以低估。今年1、2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出现了27.2%的负增长，其中出口负增长21.1%，这是必然的。
第二，在国际市场萎缩的情况下，我国产能过剩的情况将更趋严重。全国产能过剩，其影响不可能不波及全国的每个地区。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第三，为应付产能过剩，必须积极地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而不是相反。全国应当如此，每个地区也必须对此慎重考虑。
说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远没有完成，长期的发展趋势仍然看好，这个判断是对的。但是，就近期来说，上述的一些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是很大的变化，我们必须调整政策，切实地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
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在危机中抓住机遇。但是，今天的机遇，绝不是为了追求速度重新掀起大干快上的机遇，而应当是调整结构的好机遇，使我国经济从严重失衡中逐步走向平衡。调整结构，一是调整内需与外需的结构，提高内需的比重，降低对外需的依赖。二是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三是调整产业结构，突出农业,淘汰落后工业产能，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实现产业升级。只有调整好结构，才能为保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投资与消费已经严重失衡、表现为消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继续扩大投资，将使经济的增长更加失去有力的支撑。
科学发展观，要求经济的发展必须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形势变了，我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形势。逆势而上，以不变应万变，扭住扩大投资不放，一条道跑到黑，未必是科学的思维方式。
我们党有一条历史经验，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工作的基点应当是：争取快，准备慢。凡是有利于争取经济发展的，我们都应当尽力去做。但是，也要考虑到，工作都做了，还可能不够快，所以要做慢的准备。
2009年一些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过于庞大，不可知的因素很多，对完不成计划有所准备，可能不是多此一举。在近几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家预算内资金占4%左右，国内贷款占15—20%，利用外资占4%左右，自筹和其他资金占72—77%。在国际和国内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投资的需求和企业的投资欲望绝不会像前几年那样的冲动，投资不会呼之即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计划搞大了，不仅会落空，而是许多项目特别是大项目铺开了，资金接续不上，必然形成大量的半拉子工程，想下下不来，想上又上不去。这就是通常说的“上马容易下马难”。政府可以调节经济，但不要忘记仍然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如果把以自筹为主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定得死死的，而且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决完成，政府意愿完全代替了市场主体的意愿，这是无法做到的，而且也是不应当的。转变增长方式，讲求经济效益，不应停留在口头上，而应当见诸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