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心理测试不应仅是“诊断性测试”，也不应停留在“诊断病号”的阶段。
　　
　　“那天的情形真是记忆犹新，我们发邀请函通知同学参加团体咨询，来的人的脸色都像下雨前的天气一样阴沉沉的，感觉如同末日降临。”
　　柳菁，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督导”，当她带着一名助理走进团体咨询室时，尴尬气氛扑面而来，１０多个学生围坐在一起，无一例外地低头看着地板。尽管柳菁把邀请函写得诙谐轻松，使用了“名额有限，欲报从速”等煽情的广告语，但似乎还是徒劳无功。
　　这是３年前她组织的一个团体咨询，参加者都是大一新生，被心理咨询中心测试出来的“病号”。
　　每年１０月，华东师范大学都会对新入学的一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行入学心理测试，每年都会有二三十个学生因测试结果有问题而被“请”到心理咨询中心“确诊”。
　　２００３年华师大新生心理测试负责人正是柳菁，在对那２０多名学生进行“确诊”后，她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为他们做一点什么，于是组织团体心理咨询，以“兴趣小组”的名义“邀请”这些学生参加。
　　柳菁没料到，第一次活动学生们会显得那样紧张和敏感；令她高兴的是，一个月后“兴趣小组”活动结束，学生们的笑容已经像窗外的阳光一样灿烂。
　　
　　筛选“问题学生”？
　　
　　那以后，柳菁没有再举办类似的团体咨询。３年后的今天，她是第一次向外人讲述那次团体咨询的事情。
　　团体咨询不办了，但是华师大的新生入学心理测试还是年复一年。大学新生心理测试是教育部规定的一项任务，高校必须执行。
　　镜头对准的是复旦大学的一间教室，画面很安静，几十个学生低着头在做“试卷”，时间是一小时。
　　“那些题目都是生活中一些随处可见的生活场景，无须思考，代表了自己内心的想法，而且那些题目多是客观选择题，几个选项之间具有程度上的差别，我们不需要做任何准备，在做那样测试的时候，心情还是愉快和轻松的。”一位复旦学生介绍说，考题主要涉及到人的行为习惯、交往能力等。
　　复旦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复旦使用的是ＳＣＬ－９０焦虑倾向自陈量表和自主编制的试题。在使用量表上，各个高校稍有差别，譬如华师大除了使用ＳＣＬ－９０，还加了１６ＰＦ人格测评量表和ＰＨＩ心理健康测评量表。
　　记者惊讶地发现，这些量表都有某种“偏见”，特别是ＳＣＬ－９０，它一般在临床心理测试中使用，前提是测试者已经是一个“病号”，然后用它来测量病情的程度。用它来测健康人结果是不准的。“在目前没有更好的测评工具（量表）的前提下，粗糙的工具总比没有工具好啊。”复旦心理咨询中心一位老师对记者说。
　　每年一所高校参加测试的三四千名学生当中，总有一些“有问题”。心理测试的结果是严格保密的。华师大甚至拒绝透露ＳＣＬ－９０的测试结果，只告诉学生１６ＰＦ量表的结果，因为这个表格只是反映学生的个性特点，无关紧要。不过，华师大很精明地把三个量表打包在一起测试，“防止学生不必要的联想和猜测。”
　　复旦大学则把结果输入数据库，学生凭自己学号和密码可以登陆查询。有趣的是，复旦的学生一般都不会去查询这个结果，“没有心理毛病去看结果干嘛？”一位复旦女生反问记者。有些学生去查了结果，“紧张得要死，生怕自己有什么毛病”，复旦一位大二女生回忆说。
　　测试结果一出来，学校心理咨询中心一边给学校领导写报告书，一边打电话联系辅导员把测试结果显示的“问题学生”请来心理咨询中心“咨询”，专业用语就叫“心理干预”。
　　对于学校来说，心理测试本身并不是目的，把这些学生找出来进行早期心理干预，预防学生自杀事件才是其目的。３年前，柳菁举办团体咨询班，用意即在这里。
　　每年心理测试前，柳菁都会发动心理咨询中心的工作人员制作各种传单、书签发给每一个学生，在这些传单和书签上写上一些温馨提示，诸如“生活难免不如意，冬去春来是温馨”、“梦是铜像潜意识的皇家大道”、“人们需要把自己看成是奇迹的产物，并值得爱与被爱”，并在校园里张贴海报和标语，努力制造一种轻松、温馨的测试氛围。
　　学生总是很容易被安抚的，柳菁并没有听说过学生对心理测试说不，而是“欣然接受”。柳菁说，心理测试“至少可以从一些方面帮助自己更好地了解自己”。
　　而在不少学生看来，入学心理测试只是一次查找毛病的“心理普查”，他们很少有人知道心理测试还是一个科学工具，可以帮助他们了解自己，从而制定大学生涯规划。
　　
　　谁伤害了她？
　　
　　福兮？祸兮？如果让韩美（化名）来回答，她会不假思索地选择后者。韩美是一所著名高校的大三学生。大一入校时她活泼开朗，但那次心理测试改变了她的生活，也改变了她。
　　一天，辅导员告诉她测试的结果分数很高，心理咨询室的老师请她过去做一次咨询。“我没有毛病，为什么找我谈话？我又不是精神病？”韩美很惊讶，她甚至有点不礼貌地顶撞了辅导员。
　　韩美拒绝去学校心理咨询中心。“她很抗拒。”韩美的一位室友对记者说。不久，辅导员又继续找她谈话，希望她能接受心理咨询室的“邀请”。韩美记不清辅导员一共找她谈过几次话了，总之一次比一次用语恳切，甚至是哀求。
　　慢慢地，韩美发现自己变了。她发现，自己不论是在心理咨询老师眼里，还是在辅导员眼里，甚至同班同学眼里，都是一个有“心理障碍”的人。室友们发现韩美变了，她常常发脾气，喜欢因一些小事情大吵大闹，很快就与全寝室的人闹僵。上课回来，她都不愿意走进寝室，而是坐在宿舍的楼梯上发呆。她有时候整夜不睡觉，“经常半夜听到她哭”。
　　“她的反抗心理越来越严重，最后真的变成了心理问题，不断要求换寝室，在寝室和每个同学都很僵，成了系里的问题学生，课程不考试，或者挂课。大二时候，她休学回家了。”那位室友介绍说。
　　由于该校心理咨询中心拒绝向记者提供韩美当初的测试结果，而韩美又坚决认为自己“没有心理问题”，我们无法判定到底这是一次“误诊”还是“确有其事”。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次心理测试改变了韩美的人生轨迹。毫无疑问，韩美对心理测试的结果太敏感了，正是对心理测试的无知和恐惧伤害了韩美。
　　大学生们对心理知识非常好奇、敏感，但认知程度又浅薄得可怜。复旦心理咨询室的一位老师向记者描述了这种矛盾：“复旦的学生很有趣。我上学期开的一门心理学选修课，一下子爆满了，但我发现在上课期间，教室的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学生换了一批又一批，原因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心理学和真正的心理学是两回事。”
　　关于测试结果出来，如何通知被测出来的“病号”前来心理咨询中心“确诊”，柳菁和她的同事们动了不少脑筋，总之就是不能让学生感觉到自己因为有心理问题而被“邀请”。不论是通过打电话还是写邀请函的方式，柳菁都非常注意措辞，而且她反对使用学校的行政系统，先通知院系，院系通知辅导员，辅导员再通知学生，“那样容易伤害学生”。
　　记者注意到，韩美所在的学校，心理咨询中心便是通过辅导员来找她的。辅导员只不过是一位“行政人员”，他（她）显然无法像柳菁那样照顾学生的心理感受，在执行告知这个义务过程中，他（她）的用语很容易伤害到学生。韩美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心有余而力不足
　　
　　高校心理教育界流行这样一句话：“进来了不适应，出去了就焦虑”，说的正是当下大学生一种普遍心理现象。为大学生们做入学心理测试，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实施早期干预，这个套路几乎为国内所有大学使用。
　　具体到华师大，柳菁介绍说，华师大采用的三个心理测试量表，目的在于找到病态的学生。柳菁说，每年测试结果出来，他们会根据分数来对学生进行分类，然后约请那些“问题特别严重”的学生过来面谈，主要是确定心理测试的结果是否准确。如果测试结果在面谈中被肯定之后，华师大有三级预警机制。第一级，轻度心理障碍，请身边人（比如室友）协助观察；第二级，中度心理障碍，“通知系领导知道”，帮助咨询和治疗；第三级，严重心理障碍，或者精神疾病，则“通知家长，协助治疗”。柳菁强调，由于心理咨询室没有权力对学生做出决定，扮演的只能是“辅助角色”，至于学生是否配合，决定权在学生手里。
　　但是，面对“确诊”的“病号”，学校心理咨询室不能更主动、更积极地干预吗？柳菁的回答是不能，原因是心理咨询室“资源有限”，目前心理咨询室主要是为学生日常心理问题提供咨询服务，华师大心理咨询一共只有１０多名老师，一个星期提供１００个小时的服务时间，还是应接不暇。
　　其实，作为一名专业人士，柳菁知道大学生心理测试不应仅是“诊断性测试”，也不应停留在“诊断病号”的阶段。她说，这两年华师大心理咨询室接待了不少研究生，他们并不是来做心理咨询的，而是请她做职业生涯规划。她要首先请他们做职业倾向心理测试，然后针对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写出分析报告，为他们的职业选择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柳菁说，为学生提供职业生涯规划，这是学校应该提供的一项公共服务，但如果众多学生都来找学校心理咨询室，请他们帮忙做职业心理测试，那资源有限的咨询室非瘫痪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