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吴良镛教授办公室门口，挂着他多年前手书的四个字：“匠人营国”。他把自己比作一个匠人，用建筑来建设自己的国家。“它出自《周礼·考工记》，梁思成先生自谦为‘拙匠’，清华建筑系是‘拙匠之门’。”2012年2月14日，这位“匠人”在人民大会堂获得了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第一次授予了一位建筑学家。
　　3月9日，看着吴良镛在助手的虚扶下拄着拐杖缓慢地走进办公室，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实在无法把他和纪录片资料中那个连摄像机都追不上的老人联系在一起。不过那招牌式的憨厚笑容一点都没变，他边走边笑着说：“我现在是半个残疾人了。”2008年夏天在工地的一次中风，差点让他再也站不起来。
　　他慢慢地走到桌前，坐下，拿出眼镜戴上，再慢慢地掏出助听器塞到耳朵里，同时自嘲：“别人是武装到牙齿，我是武装到耳朵。”他说话语速很慢，音量也很低，让人不由地竖起耳朵。这一切都在提醒人们，这位还有两个月就90岁的老人的身体里，蕴藏着太多的故事与智慧。但他在采访开始后的第一句话却是：“你的一些问题我可能答不上来，因为我自己对现实也有很多困惑。”
　　恩师以“百废待兴”劝他回国
　　“秦淮缓缓流呀，盘古到如今。江南锦绣，金陵风雅情呀。瞻园里，堂阔宇深深呀。白鹭洲水涟涟，世外桃源呀。”1922年5月7日，吴良镛出生在江苏南京一个普通职员家庭，家住中华门附近，幼年也曾领略过十里秦淮的繁华与风情。
　　但好景不长，吴良镛记事后，目睹的多是这座六朝古都的衰败过程。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他随家人逃难到四川。“当时，各地的流亡教师和流亡学生都到了四川，组建了国立二中。”校址最终定在了合川的濮岩寺，一座修建于唐朝的庙宇。
　　“1940年我高中毕业参加大学考试，最后一门考完后，中午我正睡觉，日本人开始轰炸了，我们赶紧躲到防空洞里。一时间，地动山摇，火光冲天，瓦砾碎片、灰土不断落下来。当我们从防空洞出来时，发现大街小巷狼藉一片，合川大半座城都被大火吞噬。”颠沛流离的命运和满目疮痍的国家，让吴良镛对一个稳定、舒适的居所有着特殊的向往。这大概也是他选择学建筑的一个原因。
　　吴良镛考进了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后，他加入中国远征军，在云南的滇缅边境对日作战，1945年抗战胜利前，他回到重庆。
　　“当时，我对前途比较迷茫，只想着回到大学继续读书，直到遇到梁思成先生。”大学时，吴良镛因一篇文章而被梁思成看中。抗战胜利后，梁思成与时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开始筹备清华建筑系，吴良镛也来帮忙。在此期间，他还认识了梁思成的夫人、女建筑学家林徽因，从此开始了与梁林的师徒情谊。“他们给我指明了人生道路，从那时开始了我一生的事业。”
　　清华建筑系建系之初，梁思成赴美讲学，吴良镛和林徽因成为系里仅有的两名教员。1948年夏天，梁思成推荐吴良镛到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深造。在著名建筑师沙里宁的指导下，吴良镛开始探索中西交汇、古今结合的建筑新路。他的作品屡次获奖，在美国建筑界崭露头角。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给吴良镛寄去一封信，信中“百废待兴”四个字，让他重新想起儿时的苦难与梦想。1950年，吴良镛回到清华大学。1959年，他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1984年退休后，筹建了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1995年，已73岁高龄的吴老，又一手创办了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
　　著名的美籍华裔建筑学家贝聿铭曾经说过：“不管你到哪个国家，说起中国的建筑，大家都会说起吴良镛。”事实上，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吴老在国内却绝非被人们追捧的名人，但很多人都受惠于他的理念和思想——他参与过北京、北海、三亚、张家港、深圳、无锡、苏州等城市的规划设计，主持了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和中央美术学院校园的设计，参加了长安街规划、国家图书馆的建筑设计，并组织编撰了中国第一本城乡规划教科书。
　　北京城改造就像剃头
　　在北京人艺的话剧《全家福》里，老北京的建筑工人王满堂在拆除东直门城楼的工地上发了一天呆。回来后家人问他干什么去了，他眼里噙着泪说：“给东直门送行，一个建筑不在了，犹如一个相濡以沫的老朋友不在了，我想再看它一眼……”
　　从1915年开始，东直门就在一点点地被拆减，直到1969年东直门城楼被拆除。而这仅仅是古建筑命运的一个缩影。现实中比王满堂更激烈的，是吴良镛的老师梁思成。他的晚年就是在为保护北京古建筑的奔走呼号中度过的，他曾大声疾呼：“拆一座城楼就是剜掉我一块肉！”
　　梁思成的理念被吴良镛保留了下来：“过去100年，在激烈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中，中国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是史无前例的。北京的旧城不能让它再毁坏下去了，它可以说是世界城市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最后结晶。”
　　早在1978年，吴良镛就开始对北京旧城整治进行研究。他认为，北京的旧城改造，不仅要满足现代生活的舒适要求，还要与原有的历史环境密切结合。他提出了“有机更新”理论和建造“类四合院”住房体系的构想。在这一构想下，吴良镛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菊儿胡同41号院诞生了。
　　菊儿胡同位于北京市中心城区，41号院原来是那种老电影上常见的环境最恶劣的大杂院：人满为患，40多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一下雨就发水灾。1987年，吴良镛接手了菊儿胡同改造工程，把41号院建成了由几栋白墙黛瓦三层小楼构成的类四合院建筑，由于空间应用合理，三层楼容纳了普通楼房五层的人口。整个院子充满了苏州园林的诗情画意，甚至保留了原有的古树。1992年，菊儿胡同改造获得亚洲建筑师协会金质奖，1993年获得联合国“世界人居奖”。
　　然而，菊儿胡同的三期改造工程却因开发商称“亏本”而搁浅，吴良镛的改造理念再没得到推广。“有人说，菊儿胡同没有价值、没有典型性，别的地方盖不了。其实，我并不是要所有的房子都盖成菊儿胡同，只是希望不同的地区能根据自身条件，改造出它的特色。”
　　现实让吴良镛失望了，北京城改造的速度和方式，在他看来就像剃头，“北京已经像一个瘌痢头，出现了一片片‘平庸的建筑’和‘平庸的街区’。如此无视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价值，仅仅将其当作‘地皮’来处理，无异于将传世字画当作‘纸浆’，将商周青铜器当作‘废铜’来使用”。
　　痛批千城一面
　　作为一名建筑师，吴良镛心里有着一份对人性的敏锐体察和重视，“与公共建筑相比，我更在意民居。因为民惟邦本，普通人的居住问题是建筑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
　　1990年7月，钱学森致信吴良镛：“我近年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能不能把中国的山水诗词、中国古典园林和中国的山水画融合在一起，创立‘山水城市’的概念？人离开自然又返回自然。”或许是从中得到了灵感，吴良镛始终把“诗意地居住”挂在嘴边。“我毕生追求的就是要让全社会有良好的与自然相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
　　1993年，吴良镛提出人居环境科学的概念，得到了全球建筑界的承认。“人居环境，就是人、建筑物乃至于自然环境，是相互协调的一个住所。人居环境，首先讲究秩序：从时间上讲，怎样前后相匹配；从地域来讲，每个地域有每个地域的特点；从环境来讲，要宜居、适合人类居住。”
　　1999年，国际建协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吴良镛起草了《北京宪章》，提出“建设一个美好的、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