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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制造”在境外屡遭贸易壁垒之时，在国内却为了那点微薄的利润而不惜“同室操戈”。
2004年2月25日，从上海和南京分别传来消息，英国石油公司（BP）在上海化学工业园区投资高达25亿美元建造的90万吨乙烯项目、南京扬子石化公司烯烃厂与德国巴斯夫合作的60万吨乙烯项目，都将陆续投入生产。
BP上海化工区乙烯项目和巴斯夫扬子乙烯项目的规模，一直受到社会和媒体的广泛关注。由于南京与上海“近在咫尺”，且BP项目落户上海的时间晚于巴斯夫落户南京的时间，因此上海与南京这两年经常遭受“产业同构、重复建设”的评批。但双方都有自己的理由，一方认为：“即使加上壳牌在惠州的项目，上海和南京的乙烯项目工程全部建成后，也只能满足中国市场一半的需求。”另一方面则表示：“乙烯是石油化工产品最基础的原料，中国缺口很大，况且南京和上海的乙烯项目，下游产品还有差别。”
其实，批评上海与南京在石化产品领域重复建设，只是近年上海的临近省份，尤其是江浙两省埋怨上海与他们在制造业领域“产业同构化”的一个典型案例。
当“中国制造”在境外屡遭贸易壁垒之时，在国内却为了那点微薄的利润而不惜“同室操戈”。
产业同构化现象愈演愈烈
纵观长三角16个城市的产业规划，其中有11个城市把汽车产业选为主导产业，有12个城市选择通信行业，选择石化产业的城市也达到8个。苏南的苏、锡、常三市排名前5位的产业几乎一致。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陈建军对长三角的产业同构问题作过深入研究。据他的分析研究，2002年浙江和上海工业部门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70，浙江和江苏工业部门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91。如果把研究范围缩小到长三角16个城市(狭义的长江三角洲)，各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的相似系数就更高，浙江省主要城市（杭州、宁波)和上海，以及江苏省主要城市的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都在0.90以上。
在《上海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行动方案》、《浙江省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纲要》以及江苏省的“沿江开发战略”中，汽车、石化、电子信息产业等均为其未来发展的主导产业。在长三角16个城市中，选择汽车作为重点发展产业的有11个，选择石化业的有8个，选择电子信息业的有12个。除此之外，在食品饮料、纺织、印刷、塑料、办公机械设备等产业方面，三地产业同构率也在80%以上。长三角地区中14个城市排在前4位的支持产业均为电子信息、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工程，趋同率达到70％。而在高新技术领域，长三角地区的“十五”高科技产业发展规划中，集成电路产业同构性达35％，纳米材料为48％，计算机网络为59％，软件产业为70%。目前，江浙沪三地均提出相似的产业定位，可以想象由此将产生更加激烈的产业争夺。
长三角的产业同构问题由来已久。陈建军认为，这一问题的出现，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与该地区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彼此接近有关，与区域资源禀赋的相似性有关，同时经济联系的紧密性以及由此而来的要素流动也对产业结构的相似性产生了促进作用。正因为如此，在农业社会时期，长三角地区爆发过“棉花大战”、“蚕桑大战”；到了传统计划体制时期，又爆发过“钢铁大战”。这都是因为对于长三角地区的城市而言，在产业发展方面没有更多的路径可供选择，只能往“一条道上挤”。
产业政策导致产业同质化
但是，仅仅是这些客观因素造成了长三角的产业同构吗?显然不是。政府所采取的产业政策从另一侧面激化了这一矛盾。
二战以后，各国为促进经济发展采取了不同的产业政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本模式和美国模式。
日本模式，是由政府选择优先发展的产业并通过税收优惠和提供融资便利等手段来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这种模式一度非常见效，但进入1990年以后，由于经济、技术和市场的复杂性大为增强，政府掌握信息的可靠性大为降低，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引导产业发展的办法逐步被放弃。美国奉行的则是自由放任的产业政策，其基石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鼓励研发和创新，而不是强调由政府来选择优先发展的产业，或者说，产业选择是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的。当日本经济陷入低谷之际，美国经济却保持了长达10年的快速增长。
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各地陆续出台了自己的产业政策，确定了优先发展的支柱产业。但粗略审视就会发现各地产业政策高度雷同，大多数集中于钢铁、汽车、石化、电子等资本密集度高、国内市场受到一定保护的产业。各地重复投资、重复建设问题比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国家更加突出，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状况正是地方政府直接干预投资决策的结果。
然而，现在最为令人担忧的是，当地政府所制定且实施的产业政策和投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产业同构的矛盾，使得原本存在的低层次产业同构现象在更高产业层次上重演。
2003年5月，一项被外界称为“173计划”的政策出台。上海在嘉定、青浦、松江三区突破性改革用地制度，实行批次供给，增加年度建设用地指标；试行比城市社会保险低得多的小城镇社会保险制度，大大降低企业用工成本。“173计划”的出台，旨在构建上海郊区“商务成本盆地”，重新打造制造业中心地位。
但在江浙两省的临沪经济区看来，这个举措意味着上海无论是在新兴产业还是传统产业领域，将“拦截大小资本，一网打尽”。
竞争由此愈演愈烈。江苏省随即谋划实施“沿江开发”战略。按照这一部署，江苏省将在南京、镇江、常州、扬州、泰州、南通6个直辖市区和拥有长江岸线的15个县(市)，发展包括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化工产业集群、冶金产业集群、物流产业集群在内的4大产业带。江苏着力打造这一经济带，无疑也是为了给自己在长三角地区经济竞争中增加砝码。与此同时，浙江也在加紧围绕打造自己的“先进制造”做文章。他们的思路是，凭借扎实的制造业基础和相对低廉的人力资本因素，浙江完全可能成为上海发展现代制造业的重要基地。
各地都把制造业作为产业规划重点，并且都不约而同地将引资目标锁定海外大公司，争相开出更优惠的条件，导致引资大战日酣。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外资大战白热化，利益由此不断向投资者倾斜。而且，产业同构的矛盾日趋突出。我们可以看到，从全球产业转移的趋势看，某些产业企业选择长三角地区进行布局可能是必然的，但在长三角内部的布局选择却常常是偶然的，往往取决于当地政府的政策和态度，甚至取决于投资客商的个人偏好。国内外企业在向长三角地区转移和集中的过程中，由于这一地区投资环境的高度“匀质”化，他们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并不一定会集中于这一地区的某一省或某一市，而是因人因事地分布于资源结构和环境条件相类似的相关地区。比如，同样是电气机械企业，A企业可能选择在苏南布局，B企业则可能选择在浙北，这样就可能强化了这些地区间的“产业同构”。
产业同质化影响整体实力
南京大学商学院刘志彪教授指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1：1甚至1：2的比例)、“5免10减半”等“政策倾销”在长三角各地引资争夺战中屡见不鲜，这意味着长三角经济发展中的内耗问题，以及发展的外部性问题不是降低了，而是随着产业同构的日益严重而越来越恶化。
从事开发区工作近20年的昆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宣炳龙指出，目前因产业同构导致的竞争内耗过大，造成各种资源和优势的巨大浪费，已经直接影响到长三角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整体实力。
在人均GDP从2000美元向3000美元发展的重要转型期，产业结构将趋向高级化，明显呈现出一产比重持续下降、二产比重稳中趋降、三产即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的趋势。国际经验表明，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更多地要靠服务业来支撑。
在长三角，服务业的发展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进程。在早已工业化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就低于GDP增速，占GDP的比重在回落。服务业增速降低，造成了经济社会的困局。以江苏省为例，长期以来其经济增长率、GDP总量、工业增加值、出口总值均居全国前列，但人民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却没有居全国前列。南京大学教授洪银兴指出，增长水平与富裕程度的差距反映的正是产业的结构性矛盾。
长三角目前处于高位水平的GDP主要是靠制造业支持的。按照规律，当制造业增加值达到一定水平后，便会出现基数大增长率下降的趋势。特别是长三角制造业的增长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会遇到原材料以及环境资源供给的限制。这两个约束都与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相关，因此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是培育和创新经济增长点的重要路径。还有，服务业的发展是与城市化进程相伴相生的，如果服务业长期“偏冷”或“过冷”，长三角城市功能难以发挥作用，城市化也就会放慢前进步伐。
不经意落入新的“陷阱”
为了避免产业同构，长三角城市纷纷调整产业发展方向和重点，然而却在不经意间落入了新的“产业同构”的陷阱。
作为长三角“龙头”的上海，将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作为远景和蓝图。毋庸置疑，“四个中心”将以其强大的支撑使得上海成为区域物流中心。南京也不甘落后，将自己定位为“长三角国际物流副中心”、“长江流域区域物流转换中心”、“南京都市圈物流配送中心”。而杭州则提出要“形成长江三角洲重要的现代物流枢纽城市”和“浙江省综合物流中心”。有良港的城市，譬如宁波，誓将“建设成长江三角洲国际物流枢纽”和“浙江省重要综合物流中心”；南通提出“建立长三角北翼区域性物流中心”；台州与之呼应，“建立长三角南翼区域性物流中心”。
此外，“区域性物流中心”也成了苏州、嘉兴的目标，甚至连无锡下属的县级市宜兴，也在一次招商会上，将“打造长三角北翼物流中心”作为引资的“卖点”。
除了物流业，新兴的“创意产业”也成为长三角产业“同构”的“重灾区”。
上海、苏州、无锡、南京、杭州等城市都在积极推动创意型产业的发展。杭州提出打造“中国动漫之都”，让动漫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南京结合市区内旧工业区和住宅功能改造，计划在3～5年内打造十大创意产业基地；而上海已命名了75个创意产业基地，并计划年内形成七八十个创意产业园区。仅就创意产业中的动漫产业而言，园区数量多、结构雷同的情况就很明显。目前中国有国家级动漫基地20家，其中长三角地区就有11家。
“园区差异化、特色化、品牌化不够。”南京市社科院院长叶南客说，大量创意产业基地的重复建设使得不少创意产业园仅仅只是“一个普通园区而已”，没有“创意”可言。发展创意产业基地要有独特的定位，不能一哄而上。
“中国制造”路在何方?
“2020年，中国要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都曾分别提出过这一目标。
要实现“强国”目标，最为关键、最为重要的举措只有一条：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制造业与中国目前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一样，以其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占领低端市场。进入70年代后，日本产生了自己的系列品牌，推出了大量的“创造”，才逐步进入“制造”的最高境界，打破了“美国制造”独霸天下的格局。中国制造业，要在长久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成长壮大起来，就要走“创造”之路。中国何时能把众多的产品在打上“Made in China”的同时，再附上“Design in China”，那么“强国”的目标就会实现。
目前，中国每年培养的工程师是美国的6倍，这就是“中国制造”的底气。善用中国的劳工与工程师的成本优势，建立生产经济规模，练好中国制造的基本功，再建立产品研发能力，完善质量管理体系与产品外观设计，最后实现以自主品牌进军国际舞台，这才是中国制造的出路。
在向“中国创造”进军的过程中，还必须正视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国尚有数以亿计的初级劳动人口，这种局面在未来几十年内不会改变。即使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即使中国创造已经享誉全球，我们仍然需要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否则，那些初级劳动人口到哪里去寻找就业机会，服务业能创造出那么多就业机会吗?实际上，在产业金字塔的顶端，以技术创新作为主要生存方式的企业，只能是少数。绝大多数企业做不到，也没有必要做到。它们面临的任务是把制造做好，在金字塔顶端下面更大空间中寻找生存和发展的位置。
要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特别要培育企业的主体角色，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的技术创新体系。
要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还要实行“开放式的自主创新”。创新重点是技术集成和关键技术，既要防止“拿来主义”，也没有必要一切排外。“美国制造航天飞机，也有60%～70%的零件是从国外进口的，但核心技术却是自己的。”徐匡迪曾经以此阐述“开放式的自主创新”的重要性。
2004年2月25日，从上海和南京分别传来消息，英国石油公司（BP）在上海化学工业园区投资高达25亿美元建造的90万吨乙烯项目、南京扬子石化公司烯烃厂与德国巴斯夫合作的60万吨乙烯项目，都将陆续投入生产。
BP上海化工区乙烯项目和巴斯夫扬子乙烯项目的规模，一直受到社会和媒体的广泛关注。由于南京与上海“近在咫尺”，且BP项目落户上海的时间晚于巴斯夫落户南京的时间，因此上海与南京这两年经常遭受“产业同构、重复建设”的评批。但双方都有自己的理由，一方认为：“即使加上壳牌在惠州的项目，上海和南京的乙烯项目工程全部建成后，也只能满足中国市场一半的需求。”另一方面则表示：“乙烯是石油化工产品最基础的原料，中国缺口很大，况且南京和上海的乙烯项目，下游产品还有差别。”
其实，批评上海与南京在石化产品领域重复建设，只是近年上海的临近省份，尤其是江浙两省埋怨上海与他们在制造业领域“产业同构化”的一个典型案例。
当“中国制造”在境外屡遭贸易壁垒之时，在国内却为了那点微薄的利润而不惜“同室操戈”。
产业同构化现象愈演愈烈
纵观长三角16个城市的产业规划，其中有11个城市把汽车产业选为主导产业，有12个城市选择通信行业，选择石化产业的城市也达到8个。苏南的苏、锡、常三市排名前5位的产业几乎一致。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陈建军对长三角的产业同构问题作过深入研究。据他的分析研究，2002年浙江和上海工业部门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70，浙江和江苏工业部门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91。如果把研究范围缩小到长三角16个城市(狭义的长江三角洲)，各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的相似系数就更高，浙江省主要城市（杭州、宁波)和上海，以及江苏省主要城市的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都在0.90以上。
在《上海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行动方案》、《浙江省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纲要》以及江苏省的“沿江开发战略”中，汽车、石化、电子信息产业等均为其未来发展的主导产业。在长三角16个城市中，选择汽车作为重点发展产业的有11个，选择石化业的有8个，选择电子信息业的有12个。除此之外，在食品饮料、纺织、印刷、塑料、办公机械设备等产业方面，三地产业同构率也在80%以上。长三角地区中14个城市排在前4位的支持产业均为电子信息、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工程，趋同率达到70％。而在高新技术领域，长三角地区的“十五”高科技产业发展规划中，集成电路产业同构性达35％，纳米材料为48％，计算机网络为59％，软件产业为70%。目前，江浙沪三地均提出相似的产业定位，可以想象由此将产生更加激烈的产业争夺。
长三角的产业同构问题由来已久。陈建军认为，这一问题的出现，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与该地区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彼此接近有关，与区域资源禀赋的相似性有关，同时经济联系的紧密性以及由此而来的要素流动也对产业结构的相似性产生了促进作用。正因为如此，在农业社会时期，长三角地区爆发过“棉花大战”、“蚕桑大战”；到了传统计划体制时期，又爆发过“钢铁大战”。这都是因为对于长三角地区的城市而言，在产业发展方面没有更多的路径可供选择，只能往“一条道上挤”。
产业政策导致产业同质化
但是，仅仅是这些客观因素造成了长三角的产业同构吗?显然不是。政府所采取的产业政策从另一侧面激化了这一矛盾。
二战以后，各国为促进经济发展采取了不同的产业政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本模式和美国模式。
日本模式，是由政府选择优先发展的产业并通过税收优惠和提供融资便利等手段来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这种模式一度非常见效，但进入1990年以后，由于经济、技术和市场的复杂性大为增强，政府掌握信息的可靠性大为降低，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引导产业发展的办法逐步被放弃。美国奉行的则是自由放任的产业政策，其基石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鼓励研发和创新，而不是强调由政府来选择优先发展的产业，或者说，产业选择是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的。当日本经济陷入低谷之际，美国经济却保持了长达10年的快速增长。
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各地陆续出台了自己的产业政策，确定了优先发展的支柱产业。但粗略审视就会发现各地产业政策高度雷同，大多数集中于钢铁、汽车、石化、电子等资本密集度高、国内市场受到一定保护的产业。各地重复投资、重复建设问题比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国家更加突出，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状况正是地方政府直接干预投资决策的结果。
然而，现在最为令人担忧的是，当地政府所制定且实施的产业政策和投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产业同构的矛盾，使得原本存在的低层次产业同构现象在更高产业层次上重演。
2003年5月，一项被外界称为“173计划”的政策出台。上海在嘉定、青浦、松江三区突破性改革用地制度，实行批次供给，增加年度建设用地指标；试行比城市社会保险低得多的小城镇社会保险制度，大大降低企业用工成本。“173计划”的出台，旨在构建上海郊区“商务成本盆地”，重新打造制造业中心地位。
但在江浙两省的临沪经济区看来，这个举措意味着上海无论是在新兴产业还是传统产业领域，将“拦截大小资本，一网打尽”。
竞争由此愈演愈烈。江苏省随即谋划实施“沿江开发”战略。按照这一部署，江苏省将在南京、镇江、常州、扬州、泰州、南通6个直辖市区和拥有长江岸线的15个县(市)，发展包括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化工产业集群、冶金产业集群、物流产业集群在内的4大产业带。江苏着力打造这一经济带，无疑也是为了给自己在长三角地区经济竞争中增加砝码。与此同时，浙江也在加紧围绕打造自己的“先进制造”做文章。他们的思路是，凭借扎实的制造业基础和相对低廉的人力资本因素，浙江完全可能成为上海发展现代制造业的重要基地。
各地都把制造业作为产业规划重点，并且都不约而同地将引资目标锁定海外大公司，争相开出更优惠的条件，导致引资大战日酣。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外资大战白热化，利益由此不断向投资者倾斜。而且，产业同构的矛盾日趋突出。我们可以看到，从全球产业转移的趋势看，某些产业企业选择长三角地区进行布局可能是必然的，但在长三角内部的布局选择却常常是偶然的，往往取决于当地政府的政策和态度，甚至取决于投资客商的个人偏好。国内外企业在向长三角地区转移和集中的过程中，由于这一地区投资环境的高度“匀质”化，他们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并不一定会集中于这一地区的某一省或某一市，而是因人因事地分布于资源结构和环境条件相类似的相关地区。比如，同样是电气机械企业，A企业可能选择在苏南布局，B企业则可能选择在浙北，这样就可能强化了这些地区间的“产业同构”。
产业同质化影响整体实力
南京大学商学院刘志彪教授指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1：1甚至1：2的比例)、“5免10减半”等“政策倾销”在长三角各地引资争夺战中屡见不鲜，这意味着长三角经济发展中的内耗问题，以及发展的外部性问题不是降低了，而是随着产业同构的日益严重而越来越恶化。
从事开发区工作近20年的昆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宣炳龙指出，目前因产业同构导致的竞争内耗过大，造成各种资源和优势的巨大浪费，已经直接影响到长三角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整体实力。
在人均GDP从2000美元向3000美元发展的重要转型期，产业结构将趋向高级化，明显呈现出一产比重持续下降、二产比重稳中趋降、三产即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的趋势。国际经验表明，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更多地要靠服务业来支撑。
在长三角，服务业的发展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进程。在早已工业化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就低于GDP增速，占GDP的比重在回落。服务业增速降低，造成了经济社会的困局。以江苏省为例，长期以来其经济增长率、GDP总量、工业增加值、出口总值均居全国前列，但人民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却没有居全国前列。南京大学教授洪银兴指出，增长水平与富裕程度的差距反映的正是产业的结构性矛盾。
长三角目前处于高位水平的GDP主要是靠制造业支持的。按照规律，当制造业增加值达到一定水平后，便会出现基数大增长率下降的趋势。特别是长三角制造业的增长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会遇到原材料以及环境资源供给的限制。这两个约束都与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相关，因此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是培育和创新经济增长点的重要路径。还有，服务业的发展是与城市化进程相伴相生的，如果服务业长期“偏冷”或“过冷”，长三角城市功能难以发挥作用，城市化也就会放慢前进步伐。
不经意落入新的“陷阱”
为了避免产业同构，长三角城市纷纷调整产业发展方向和重点，然而却在不经意间落入了新的“产业同构”的陷阱。
作为长三角“龙头”的上海，将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作为远景和蓝图。毋庸置疑，“四个中心”将以其强大的支撑使得上海成为区域物流中心。南京也不甘落后，将自己定位为“长三角国际物流副中心”、“长江流域区域物流转换中心”、“南京都市圈物流配送中心”。而杭州则提出要“形成长江三角洲重要的现代物流枢纽城市”和“浙江省综合物流中心”。有良港的城市，譬如宁波，誓将“建设成长江三角洲国际物流枢纽”和“浙江省重要综合物流中心”；南通提出“建立长三角北翼区域性物流中心”；台州与之呼应，“建立长三角南翼区域性物流中心”。
此外，“区域性物流中心”也成了苏州、嘉兴的目标，甚至连无锡下属的县级市宜兴，也在一次招商会上，将“打造长三角北翼物流中心”作为引资的“卖点”。
除了物流业，新兴的“创意产业”也成为长三角产业“同构”的“重灾区”。
上海、苏州、无锡、南京、杭州等城市都在积极推动创意型产业的发展。杭州提出打造“中国动漫之都”，让动漫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南京结合市区内旧工业区和住宅功能改造，计划在3～5年内打造十大创意产业基地；而上海已命名了75个创意产业基地，并计划年内形成七八十个创意产业园区。仅就创意产业中的动漫产业而言，园区数量多、结构雷同的情况就很明显。目前中国有国家级动漫基地20家，其中长三角地区就有11家。
“园区差异化、特色化、品牌化不够。”南京市社科院院长叶南客说，大量创意产业基地的重复建设使得不少创意产业园仅仅只是“一个普通园区而已”，没有“创意”可言。发展创意产业基地要有独特的定位，不能一哄而上。
“中国制造”路在何方?
“2020年，中国要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都曾分别提出过这一目标。
要实现“强国”目标，最为关键、最为重要的举措只有一条：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制造业与中国目前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一样，以其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占领低端市场。进入70年代后，日本产生了自己的系列品牌，推出了大量的“创造”，才逐步进入“制造”的最高境界，打破了“美国制造”独霸天下的格局。中国制造业，要在长久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成长壮大起来，就要走“创造”之路。中国何时能把众多的产品在打上“Made in China”的同时，再附上“Design in China”，那么“强国”的目标就会实现。
目前，中国每年培养的工程师是美国的6倍，这就是“中国制造”的底气。善用中国的劳工与工程师的成本优势，建立生产经济规模，练好中国制造的基本功，再建立产品研发能力，完善质量管理体系与产品外观设计，最后实现以自主品牌进军国际舞台，这才是中国制造的出路。
在向“中国创造”进军的过程中，还必须正视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国尚有数以亿计的初级劳动人口，这种局面在未来几十年内不会改变。即使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即使中国创造已经享誉全球，我们仍然需要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否则，那些初级劳动人口到哪里去寻找就业机会，服务业能创造出那么多就业机会吗?实际上，在产业金字塔的顶端，以技术创新作为主要生存方式的企业，只能是少数。绝大多数企业做不到，也没有必要做到。它们面临的任务是把制造做好，在金字塔顶端下面更大空间中寻找生存和发展的位置。
要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特别要培育企业的主体角色，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的技术创新体系。
要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还要实行“开放式的自主创新”。创新重点是技术集成和关键技术，既要防止“拿来主义”，也没有必要一切排外。“美国制造航天飞机，也有60%～70%的零件是从国外进口的，但核心技术却是自己的。”徐匡迪曾经以此阐述“开放式的自主创新”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