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湖北省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实验研究会会员，现为《幸福》杂志副主编。主要写作儿童小说、诗歌和童话，在《少年文艺》《儿童文学》等报刊发表作品150万字，曾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金江寓言文学奖等奖项。
　　我对文学的兴趣，是从一种声音开始的。
　　那是年迈货郎的吆喝：“塑料——凉鞋底，鸡肫——牙膏皮，换针换线换糖嘞——” 这声音慢慢悠悠，富有韵律，是小伙伴肚子里馋虫最怕的钩子。那时的乡村，生活贫瘠，每当货郎披着一身夕阳镀的金边来到村里，总会被我们一群小伙伴围住。有一次，我为了换糯米糖，居然打起没用完的牙膏的主意，这样做的后果我知道——小屁股会被大人打得“万紫千红”，可是那吆喝声如百爪挠心，实在诱人，情急之下，我把剩余的牙膏挤在我的小碗里。吃饭时，不明所以的奶奶盛了一碗“牙膏粥”给我，我喝下后，忧心忡忡了好几天，生怕被“牙膏粥”毒死。
　　我开始模仿货郎的吆喝声，有时也会博得一些小伙伴的喝彩，但更多的是得到他们扔过来的土坷垃。
　　我对奶奶说：“长大后，我要做货郎。”货郎是全村人的大爱，不仅声音好听，他们还给村里带来了针头线脑、糯米糖什么的。村里招待他们的，往往是一大碗油面，碗底必定躺着三只荷包蛋。那是我们过年才会吃到的啊，他们就凭一张嘴吆喝吆喝，天天都过年。
　　奶奶说：“你看你那大门牙，都快龅到天上了，说话漏风，丑透了，快别做梦。”
　　我不以为然，龅牙我清楚。换牙时，我喜欢用舌头给新牙挠痒痒，新牙怕痒才龅了出来。我不明白，做个货郎和长得漂亮有什么关系。长大后才明白，是奶奶不让我干这“不务正业”的事儿才这么说，货郎仅能混个肚儿圆，发不了家。
　　对着镜子，我用铅笔头打着龅牙，是它们阻挡了我的梦想。牙齿太不争气，又长又歪，龅得太对不起地球、对不起宇宙。对，把它们修理一下。在家左三圈右三圈晃悠半天，我终于找来一块磨刀石，然后咧开嘴，伸长脖子，低头就着磨刀石磨起龅牙来！刚磨几下，牙齿开始发酸，比青青的杏子还酸一万倍。想做货郎大咖，我只能忍受着。最后，我硬是把龅牙磨短了足足有半粒芝麻那么长——牙齿不那么难看了，我幻想着靠吆喝吃饭的神仙日子。
　　直到十四岁，我们搬家到镇上父亲所在的化肥厂，我成了一名小镇少年后，人生才发生了逆转。
　　来小镇后，父亲有天带回一张报刊征订的目录，是厂里推荐的，我在上面选择了江苏的《少年文艺》，北京的《儿童文学》《东方少年》，贵州的《幼芽》。从此，这些杂志就像每月定时到来的糯米糖，总会甜蜜我一个月。董宏猷、庄之明、张之路等老师写的那些故事比货郎的吆喝声还动人心弦。
　　感谢父亲！那时一本杂志要两角，而一个馒头才两分。以前每天早上，母亲总端着一大笸箩馒头回家，邻居笑称“你们家是养猪场啊，这么能吃”。是的，我们几个孩子都处在“吃长饭”时期，吃起来如狼似虎。而父亲的月工资才三十多元，母亲没工作，除去门面开支，吃起来哪够啊。父亲宁可早上不吃馒头，也要省下钱，给我们订阅杂志、买课外书。
　　因为一本书，我不再讨厌自己的龅牙——《巴黎圣母院》中的卡西莫多，那个丑陋的敲钟人，读到他抱起死去的艾丝美拉达时，我伤心得眼睛都哭成了桃子——这么美的心灵，外表的丑陋无足轻重。
　　书读多了，手就痒痒，我开始写起了“小说”。初二时，老师布置一篇《我家的客人》的作文。我当小说写完后，老师说我脚踏西瓜皮——滑到哪算哪，还离题万里！本该写人，却写成了老鼠。零分！我为了追求奇葩构思，写一只老鼠来我家偷吃东西，到改掉偷吃毛病的经历，以为作文会飞上教室里的范文墙。老师一说，我觉得自己就是小窦娥，我没跑题呀，在我们老家，就把老鼠称为“客人”，还认为哪家如果没有老鼠光顾会不吉利呢。
　　后来另外一位老师看了作文，赞叹不已，还推荐给校刊发表了，我嘚瑟不已。
　　上大学后，看了作家萧乾《北京城杂忆》里写的吆喝，我恍然大悟，原来吆喝是门艺术，是口头文学呢！
　　让我真正喜欢写作儿童文学，还在于我女儿的“赏识”。她两三岁时，天天缠着我讲故事。特别是每天睡觉前，她都要用小手点一点我的胸脯，那是我们父女的秘密，因为我有一肚子故事，她点哪里，哪里的故事开关就启动，我就讲那里的故事。女儿说：“爸爸的故事，比书上的好听多了。”
　　女儿的话又是一颗糯米糖！就这样，我开始写起了儿童文学，成了一名四十多岁了，还经常和孩子们一起打玻璃球、玩泥巴的“巨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