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语文教材一般偏重于名家名篇，多用书面语或文学语言，这种“文选型”的教材具有重要的文学熏陶的功能。但是也会造成人们的误解，因为它看起来与社会生活脱节了，排斥了现实生活而空谈文学情感；书面语、文言文与口头语言相去甚远，学生可以学会阅读，可是如何能使学生在语文学习中学会生活，学会运用所学的语言与人交流？
　　那么，以经典作品为主的语文教材真的和生活脱节了么？
　　陶行知曾经说过：“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陶行知的这种以适应社会前进需要的“生活教育”理论非常适合我们的语文教学。
　　语文教学不仅是母语语言教学，她更多地涉及到民族文化的继承，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审美情趣的培养甚至是美好人性的还原，因此，语文学习是否如活水良性循环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以后的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是否健康。
　　以普通高中教材苏教版必修四中的课文《雷雨》为例，这是一篇典型的文学经典作品，以前人教版也都选取了这篇课文。戏剧这一体裁，与现实生活有较大差异；其故事的背景是民国时期，与现代社会背景脱节；其人物是资本家和仆人、工人，与普通百姓身份差异极大。除了语言比较口语化之外，没有一条符合所谓的“贴近生活”的标准，何以每一版教材都必选此文呢？真的是我们的教材编写者如此的不能“与时俱进”么？
　　一般老师在课堂上处理这篇课文时，都是围绕周朴园、鲁侍萍、周萍、繁漪等几个人物的矛盾冲突解读人性，得出了结论是：鲁侍萍是受资本家剥削欺凌的坚强的值得同情又令人敬佩的女子，周朴园则是对鲁侍萍始乱终弃的虚伪的、冷酷无情的资本家，繁漪是一个敢于追求自由的女性形象……并由此得出作者曹禺写此文的意图：即对资本家的控诉和批判。
　　戏剧的重要特点就是矛盾冲突集中，人物性格鲜明，教师这样处理是非常合理的。按照这种“传统”的立意解读，那么鲁侍萍和周朴园的对立与人性关系不大，而是阶级的对立；似乎不谈及阶级不谈及政治，就不是一节成功的课，就起不到“思想教育”的作用。事实上，受到的效果恰恰相反，学生在这些人物身上看不到立体的多面的人，看到的只是一个符号，一个政治符号，因为教师已经根据自己的经验给这些人物身上贴上了标签，周朴园是虚伪冷酷的资本家，鲁侍萍是其受害者，繁漪是牺牲品，周萍是懦弱的资本家少爷……
　　这样一来，故事还是故事，戏剧终归戏剧，学生们成了煽情高手，成了编故事大王，可是，却不懂人性。
　　假如教师在解读人性时多思考一些：周朴园的性格是否就那么单一？他对鲁侍萍的怀念真的就没有一点真情？当回忆中的年轻美丽温柔贤淑的鲁侍萍面目皆非地出现在自己眼前时，他变得声色俱厉，真的不可以理解？教师此时甚至可以追问一句：假如你是周朴园，你会有什么表现？这样一来，就引导学生进入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即使学生的回答可能会很肤浅幼稚甚至很偏激，但是却在向学生传达一个讯息：这不仅仅是发生在民国时代的事，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周朴园的影子，与阶级无关，而与人性有关。
　　很多经典，与时代无关，经典名著《红楼梦》甚至不提任何朝代，只谈人。
　　身份、地位、名誉、爱情、金钱、人性，这是困扰着人类的永恒的话题，这也是《雷雨》为何能成为经典的原因。这些话题怎么可以用政治或阶级二字全权概括呢？我们的语文老师，如果仅仅将眼光停留在政治阶级立场上，那么语文终将成为一潭死水，因为生活的活源始终没有被挖掘到。
　　《雷雨》一文的教学，虽然只是个小细节，却足以看出很多语文老师自身并没有把语文教学和生活实际联系起来，或者说没有这个意识。知识是僵化的知识，认识是固定的模式，教参上怎么说，教师就怎么讲。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格哈姆雷特”，同样，不同时代的人对不同作品的解读有不同的感受，如果教师始终将思维停留在僵化的经验主义上，生活活水将很难进入语文课堂。
　　从经典文本里中寻找生活，让文学经典走下阳春白雪的圣坛，改变居高临下的姿势，和生活对话，和永恒的人性对话。
　　王琰，教师，现居江苏连云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