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的证券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对规范券商的推销行为及增强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等方面大有裨益。但不可否认的是，该制度尚存在一些问题，迫切需要加以完善。
一、存在的问题
1.适当性规定的立法目的不清晰
投资者保护目标不清晰。目前，我国的证券法规则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监管性质的规则约束证券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以维护证券市场交易秩序，是“市场规制”的重要内容；二是通过矫正投资者与其他证券市场参与者力量失衡带来的“不公平”现象来维护投资者的利益，最为典型的如关于证券民事赔偿法律责任方面的立法。在以往的立法和实践中，前者往往备受关注，并将其作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最为常见的“间接”方式，而后者承载的“直接”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功能往往被忽略。结合适当性监管的现有规则，这种现象具体体现为：我国证券市场上现存的相关规则主要是以加强证券公司客户管理工作为目的制定和实施的，以规范券商的行为为监管视角，侧重于实现行政监管秩序的目标，而投资者保护目的不清晰或者“退居二线”。
2.适当性规定的法律位阶不高
目前，我国除了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29条、第30条对证券投资者适当性提出了原则性要求外，确立适当性规则的文件法律位阶、效力等级大多较低。又因为在制度设计之初，仅考虑各个行业、领域的不同情况，制定内容有别的适当性规则，导致现有规定内容较为分散、兼具内容重合和部分规定冲突的问题，体系性、完整性欠佳；而且有些规定较为原则，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足。尽管2012年12月30日证券业协会推出的《证券公司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指引》基本上可以作为一项较为成熟的、统一的适当性行业指导意见，但是其本身以行业自律规则的形式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适当性制度的法律约束性。
3.证券公司的适当性义务不统一
我国各领域中证券公司的适当性义务并非完全相同，不完善不统一是各领域适当性义务规定的普遍现象。尤其是在证券公司违反适当性规定后投资者是否可以依据适当性规则起诉、起诉的程序及赔偿标准等方面，现有规则尚不明晰，不利于投资者利益受损后的维权；证券公司的适当性义务不统一，不利于证券市场的监管和投资风险的防范。证券市场是快速创新的市场，适当性义务缺乏统一性，会导致每出现一种新的投资工具就可能要进行新的相应的适当性立法，这有悖于商事活动的效率原则。
4.适当性法律责任和投资者救济机制不健全
首先，我国关于适当性法律责任的规定，多见于监管机构的通知及相关自律规范。由于上述规则法律位阶较低，适用范围多局限于某一证券业务，加之行业自律组织及监管部门的监管措施尚不健全，往往适当性法律责任处罚较轻、威慑不足，难以有效抑制证券公司劝诱不适当投资者进入市场进行不适当投资的利益冲动。
其次，现行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和行业自律规则较为侧重对证券公司方面的单向监督管理，忽视了投资者权利救济路径的建设。因此，现有规则往往只规定违反适当性义务的行政责任，而缺乏民事责任的设定，使投资者在权益受损后救济无门。
二、完善我国证券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建议
1.明确我国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立法目的
针对我国适当性立法目的定位不清的问题，笔者认为，我国的证券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应以“保护投资者”为根本目的，实现投资者利益的最大化。目前，域外证券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大多由最初的对证券公司的自律监管和行政监管规则，发展成为权利义务内容明确、责任救济清晰的投资者保护制度，将“投资者保护”作为适当性制度的首要目的已成为主流的立法趋势，以保护投资者为首要目的是证券投资者保护立法的正确方向。
随着投资决定权的转移，证券公司作为证券投资领域与投资者联系最紧密、对投资者投资决定有重大影响的主体，理应以“投资者利益最佳”作为推销证券的准则，克制利益冲突，降低道德风险，努力实现投资者利益的最大化。通过法定的适当性规则给予弱势一方的投资者倾斜性关照，是以公权力的“扶弱抑强”实现投资者利益最大化及实质正义的重要方式。
2.提高我国适当性规定的法律位阶
时值我国《证券法》第三次修改契机，笔者建议在《证券法》中明确适当性规则条款，以提升适当性规定的法律位阶。
证券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发展历程及现状告诉我们，证券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由不成熟到完善，大都经历了由自律性的执业守则向法律进化的转变过程。以美国为例，从时间维度来看，它的适当性规则在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由自律规则到行政规则、再到自律规则辅之以司法判例的螺旋式上升路径，投资者的救济途径也逐渐扩展至仲裁。境外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法律进化的路径启示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提高适当性规定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
3.整合证券公司的适当性义务
借鉴国外经验，整合我国现有的适当性相关规则，证券公司适当性义务，应包括了解证券并予以分级、了解客户并予以分类、进行适当性测评及不适当风险的揭示、进行适当性推销、进行适当性内部控制五大方面。
4.对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实行差异化保护
對不同类别的投资者实行差别化保护是各资本市场保护投资者的共同做法。无论投资者分类制度最终确定的分类标准和分类方法如何，由于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在投资能力、投资经验和风险承受能力上存在迥异的分别，将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区分对待基本是域外发达资本市场的共识。同时，鉴于证券市场的创新加快和证券产品的复杂程度加强，机构投资者在各方面的优势并非绝对，适当性制度不应排除对机构投资者的保护。正如美国适当性制度建立之初，是以个人投资者为假设的，排除对机构投资者的保护。然而，随着证券市场创新、资本市场的复杂化及风险的增大，机构投资者也不能幸免于“受中介机构不适当推介行为影响而做出不适当投资”，面对复杂的证券衍生品时，同样退居至“弱势投资者”的地位。美国的适当性制度由个人投资者逐渐扩大适用到机构投资者。因此，在对投资者分类及保护方面，即使是对于归为同一类别的投资者，我国也有必要对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保护标准进一步细化。 5.健全证券公司的适当性法律责任
借鉴域外的立法及司法经验，笔者认为，我国的适当性法律责任体系需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明确：
一是行政监管部门对证券公司的监管措施及行政处罚，即行政责任。
针对处罚较轻的问题，笔者建议提高罚款数额以增加违法成本，对于某些可能没有违法所得的违法行为人或者违法机构的主要责任人，可以考虑按其薪酬的百分比或一定倍数罚款，对有责机构的高管及相关责任人处以建议免职等相应的处罚措施，对有责任的证券公司处以废止业务许可或吊销执照等相关措施，从而增加《证券法》的威慑力。
二是证券公司违反适当性义务的民事责任。
证券公司应承担的适当性民事责任的性质，有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两种情况。证券经纪、融资融券、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中的民事法律关系，大多以合同的成立为基础，证券公司违反合同中适当性义务相关的“约定条款”，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由于委托代理关系和合同附随义务的存在，证券公司对客户的注意义务超出了一般注意义务的范畴，与不得无故撤销要约义务、告知义务、协作义务和照顾义务、保密和忠实义务等合同附随义务相一致，上升为特殊的注意义务；而对于证券投资顾问业务及其他类似业务，证券公司与客户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但证券公司仍要依据适当性，根据投资者的具体情况推荐适合投资者的特定投资产品和服务，否则，要承担因违反适当性“法定义务”而导致的不利法律后果。此时，适当性民事责任的性质是侵权责任。
6.完善我国证券投资者的权利救济渠道
民事调解、仲裁是对证券投资者权利救济的重要渠道。但其约束力较低。此处重点阐述诉讼环节。
证券诉讼是证券市场法治进程必不可少的环节。我国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在设计和实施过程中，有必要着力减轻投资者在维权中的负担。主要有：（1）明确适当性之诉的起诉主体。参考公益诉讼的有关内容，笔者建议将适当性之诉的起诉主体暂时确定由证券业协会承担，提高诉讼的有效性。（2）减轻投资者维权过程中的举证责任。就适当性民事诉讼而言，诉讼证据是全案胜败的关键，直接决定着诉讼这一渠道是否通畅。因此，应尽量减轻投资者举证方面的维权压力。（3）确定证券公司损害赔偿的内容。证券市场变幻莫测，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失是多种市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投资者的损失也有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之分。损害赔偿的主要价值取向和功能在于填补投资者的损失，在损害赔偿设计之初，应以实际损失为主要赔偿依据。由于投资者损失的表现形式、计算的复杂性，确定实际损失的专业性要求极高。投资者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需要区分以下几点：该损失是证券公司适当性侵权造成，还是市场行情变化的结果；这种损失的出现是投資者自己判断失误造成，还是应归于券商的侵权行为；假设证券公司有侵权行为，投资者发现后是否为防止损失的扩大采取了必要措施，扩大的损失与侵权行为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等。
参考文献：
[1]赵晓均.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适当性规则的完善——兼论《证券法》中投资者适当性规则的构建[J].证券市场导报.2012.（6）.
[2]赵曦.完善我国适当性规则的思考[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12年.
一、存在的问题
1.适当性规定的立法目的不清晰
投资者保护目标不清晰。目前，我国的证券法规则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监管性质的规则约束证券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以维护证券市场交易秩序，是“市场规制”的重要内容；二是通过矫正投资者与其他证券市场参与者力量失衡带来的“不公平”现象来维护投资者的利益，最为典型的如关于证券民事赔偿法律责任方面的立法。在以往的立法和实践中，前者往往备受关注，并将其作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最为常见的“间接”方式，而后者承载的“直接”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功能往往被忽略。结合适当性监管的现有规则，这种现象具体体现为：我国证券市场上现存的相关规则主要是以加强证券公司客户管理工作为目的制定和实施的，以规范券商的行为为监管视角，侧重于实现行政监管秩序的目标，而投资者保护目的不清晰或者“退居二线”。
2.适当性规定的法律位阶不高
目前，我国除了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29条、第30条对证券投资者适当性提出了原则性要求外，确立适当性规则的文件法律位阶、效力等级大多较低。又因为在制度设计之初，仅考虑各个行业、领域的不同情况，制定内容有别的适当性规则，导致现有规定内容较为分散、兼具内容重合和部分规定冲突的问题，体系性、完整性欠佳；而且有些规定较为原则，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足。尽管2012年12月30日证券业协会推出的《证券公司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指引》基本上可以作为一项较为成熟的、统一的适当性行业指导意见，但是其本身以行业自律规则的形式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适当性制度的法律约束性。
3.证券公司的适当性义务不统一
我国各领域中证券公司的适当性义务并非完全相同，不完善不统一是各领域适当性义务规定的普遍现象。尤其是在证券公司违反适当性规定后投资者是否可以依据适当性规则起诉、起诉的程序及赔偿标准等方面，现有规则尚不明晰，不利于投资者利益受损后的维权；证券公司的适当性义务不统一，不利于证券市场的监管和投资风险的防范。证券市场是快速创新的市场，适当性义务缺乏统一性，会导致每出现一种新的投资工具就可能要进行新的相应的适当性立法，这有悖于商事活动的效率原则。
4.适当性法律责任和投资者救济机制不健全
首先，我国关于适当性法律责任的规定，多见于监管机构的通知及相关自律规范。由于上述规则法律位阶较低，适用范围多局限于某一证券业务，加之行业自律组织及监管部门的监管措施尚不健全，往往适当性法律责任处罚较轻、威慑不足，难以有效抑制证券公司劝诱不适当投资者进入市场进行不适当投资的利益冲动。
其次，现行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和行业自律规则较为侧重对证券公司方面的单向监督管理，忽视了投资者权利救济路径的建设。因此，现有规则往往只规定违反适当性义务的行政责任，而缺乏民事责任的设定，使投资者在权益受损后救济无门。
二、完善我国证券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建议
1.明确我国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立法目的
针对我国适当性立法目的定位不清的问题，笔者认为，我国的证券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应以“保护投资者”为根本目的，实现投资者利益的最大化。目前，域外证券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大多由最初的对证券公司的自律监管和行政监管规则，发展成为权利义务内容明确、责任救济清晰的投资者保护制度，将“投资者保护”作为适当性制度的首要目的已成为主流的立法趋势，以保护投资者为首要目的是证券投资者保护立法的正确方向。
随着投资决定权的转移，证券公司作为证券投资领域与投资者联系最紧密、对投资者投资决定有重大影响的主体，理应以“投资者利益最佳”作为推销证券的准则，克制利益冲突，降低道德风险，努力实现投资者利益的最大化。通过法定的适当性规则给予弱势一方的投资者倾斜性关照，是以公权力的“扶弱抑强”实现投资者利益最大化及实质正义的重要方式。
2.提高我国适当性规定的法律位阶
时值我国《证券法》第三次修改契机，笔者建议在《证券法》中明确适当性规则条款，以提升适当性规定的法律位阶。
证券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发展历程及现状告诉我们，证券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由不成熟到完善，大都经历了由自律性的执业守则向法律进化的转变过程。以美国为例，从时间维度来看，它的适当性规则在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由自律规则到行政规则、再到自律规则辅之以司法判例的螺旋式上升路径，投资者的救济途径也逐渐扩展至仲裁。境外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法律进化的路径启示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提高适当性规定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
3.整合证券公司的适当性义务
借鉴国外经验，整合我国现有的适当性相关规则，证券公司适当性义务，应包括了解证券并予以分级、了解客户并予以分类、进行适当性测评及不适当风险的揭示、进行适当性推销、进行适当性内部控制五大方面。
4.对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实行差异化保护
對不同类别的投资者实行差别化保护是各资本市场保护投资者的共同做法。无论投资者分类制度最终确定的分类标准和分类方法如何，由于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在投资能力、投资经验和风险承受能力上存在迥异的分别，将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区分对待基本是域外发达资本市场的共识。同时，鉴于证券市场的创新加快和证券产品的复杂程度加强，机构投资者在各方面的优势并非绝对，适当性制度不应排除对机构投资者的保护。正如美国适当性制度建立之初，是以个人投资者为假设的，排除对机构投资者的保护。然而，随着证券市场创新、资本市场的复杂化及风险的增大，机构投资者也不能幸免于“受中介机构不适当推介行为影响而做出不适当投资”，面对复杂的证券衍生品时，同样退居至“弱势投资者”的地位。美国的适当性制度由个人投资者逐渐扩大适用到机构投资者。因此，在对投资者分类及保护方面，即使是对于归为同一类别的投资者，我国也有必要对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保护标准进一步细化。 5.健全证券公司的适当性法律责任
借鉴域外的立法及司法经验，笔者认为，我国的适当性法律责任体系需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明确：
一是行政监管部门对证券公司的监管措施及行政处罚，即行政责任。
针对处罚较轻的问题，笔者建议提高罚款数额以增加违法成本，对于某些可能没有违法所得的违法行为人或者违法机构的主要责任人，可以考虑按其薪酬的百分比或一定倍数罚款，对有责机构的高管及相关责任人处以建议免职等相应的处罚措施，对有责任的证券公司处以废止业务许可或吊销执照等相关措施，从而增加《证券法》的威慑力。
二是证券公司违反适当性义务的民事责任。
证券公司应承担的适当性民事责任的性质，有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两种情况。证券经纪、融资融券、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中的民事法律关系，大多以合同的成立为基础，证券公司违反合同中适当性义务相关的“约定条款”，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由于委托代理关系和合同附随义务的存在，证券公司对客户的注意义务超出了一般注意义务的范畴，与不得无故撤销要约义务、告知义务、协作义务和照顾义务、保密和忠实义务等合同附随义务相一致，上升为特殊的注意义务；而对于证券投资顾问业务及其他类似业务，证券公司与客户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但证券公司仍要依据适当性，根据投资者的具体情况推荐适合投资者的特定投资产品和服务，否则，要承担因违反适当性“法定义务”而导致的不利法律后果。此时，适当性民事责任的性质是侵权责任。
6.完善我国证券投资者的权利救济渠道
民事调解、仲裁是对证券投资者权利救济的重要渠道。但其约束力较低。此处重点阐述诉讼环节。
证券诉讼是证券市场法治进程必不可少的环节。我国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在设计和实施过程中，有必要着力减轻投资者在维权中的负担。主要有：（1）明确适当性之诉的起诉主体。参考公益诉讼的有关内容，笔者建议将适当性之诉的起诉主体暂时确定由证券业协会承担，提高诉讼的有效性。（2）减轻投资者维权过程中的举证责任。就适当性民事诉讼而言，诉讼证据是全案胜败的关键，直接决定着诉讼这一渠道是否通畅。因此，应尽量减轻投资者举证方面的维权压力。（3）确定证券公司损害赔偿的内容。证券市场变幻莫测，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失是多种市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投资者的损失也有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之分。损害赔偿的主要价值取向和功能在于填补投资者的损失，在损害赔偿设计之初，应以实际损失为主要赔偿依据。由于投资者损失的表现形式、计算的复杂性，确定实际损失的专业性要求极高。投资者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需要区分以下几点：该损失是证券公司适当性侵权造成，还是市场行情变化的结果；这种损失的出现是投資者自己判断失误造成，还是应归于券商的侵权行为；假设证券公司有侵权行为，投资者发现后是否为防止损失的扩大采取了必要措施，扩大的损失与侵权行为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等。
参考文献：
[1]赵晓均.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适当性规则的完善——兼论《证券法》中投资者适当性规则的构建[J].证券市场导报.2012.（6）.
[2]赵曦.完善我国适当性规则的思考[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