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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堪培拉那一年，听得最多的词就是：lajd-back。“堪培拉是个很laid-back的地方。”“我们喜欢laid back的生活，最不喜欢一天到晚营营役役，不懂享受生活。”
这个词儿挺难准确翻译成中文。如果细究词源，估计是来自lay back这个词，就是“躺着”的意思，或是俗称的“挺尸”，反正就是懒洋洋、懒懒散散、轻轻松松。
刚去时找房子，遇到的房东号称自己很“laid-back”，并且反问我是不是也够“laid-back”，言下之意，好像我如果是个勤劳刻苦的好孩子，就不够资格租他的房子似的。虽然我来自崇尚勤劳勇敢、刻苦耐劳的国度，但为了能住上这个花园里开满山茶花的大房子，只好宣称自己最是好逸恶劳。
就这样，我搬进了这所阳光满屋的大宅子，和两个懒散的老外成为舍友，从此过上澳大利亚式的懒散日子。其实，他们两位并非游手好闲之辈，一个是核物理学家，一个是超级计算机高级工程师，但实在半点没有都市精英的气质和习性——每天套上已经穿了100年的旧T恤和牛仔裤，骑着自行车去上班；周末不是驱车几百里到海边冲浪。就是去郊区酒庄品尝美酒，或者聚众在家里办“趴体”。我跟着蹭吃蹭喝，以至于“学成归国”后，每每有人问起我在海外研究的什么专业，我就会心虚地回答说：“Partying!”
Canberra这个词，在澳大利亚土著语里，本来就是“聚会的地方”。澳大利亚联邦1901年成立的时候，墨尔本和悉尼争当首都，吵了半天也吵不出个结果来，最后双方只好妥协，同意在两者的中间地带选一个地方建立都城，于是就生生造出一个堪培拉来。当年的政客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澳大利亚有那么长的海岸线，那么美丽的海滩，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等大城市都是依海而建，却选了一个偏远的内陆地区，在灌木丛中建造自己的首都。每每谈到这个话题。我的朋友史蒂夫总说：“就是不想让政客们日子过得太好了!”
1912年，36岁的美国建筑师格里芬在国际招标中中标，成为堪培拉的规划与设计师。耗费了14年时间，澳大利亚联邦的政治中心终于建成了。像所有经过精心设计的城市一样，堪培拉的布局井井有条：宽敞的街道，简洁现代的建筑，根据功能而划分的行政和居住区域，为了弥补没有海滩的缺憾，上世纪60年代，人们决定在市中心挖一个湖，面积达704公顷。为了纪念这个城市的设计师，这个湖被命名为格里芬湖。
格里芬湖是堪培拉的灵魂。堪培拉的居民喜欢每天在湖边晨练、散步、野餐、钓鱼、看风景、发呆。每年春天，湖边的公园里举行花卉展览，花团锦簇，满湖春色，美得几乎不像在人间。而到了秋天，层林尽染，又是另一番旖旎风光。
不过，澳大利亚的旅游资源实在太丰富，自然景观和人文气质兼具的悉尼和墨尔本、被称为冲浪者乐园的黄金海岸、能看到美丽珊瑚的大堡礁。
在旅游城市排行榜上，堪培拉排不上前几名。有些旅行团到了悉尼，为了瞥一眼该国首都，顺道驱车两百多公里来到堪培拉，一般在国会大厦门口照个相，看一眼格里芬湖，就基本上没地儿可去了。自从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落成后，这个中国的传统建筑顿时成为堪培拉的旅游景点之一——其飞檐琉瓦、古色古香固然值得称道，但多少也说明堪培拉的旅游景点乏善可陈。一位来堪培拉走马观花的中国朋友跟我说：“这里根本就是一个大农村嘛!”
这个大农村，它的味道是要慢慢品味的。刚到堪培拉的时候，总有人对我说：“你要在这里住上半年，才能体会到这里的气质与味道。”
堪培拉的人口只有30多万，地广人稀。我刚到的第一天晚上，偌大的马路上杳无人烟，大半天也没有一辆汽车路过。感觉可以在马路上铺上铺盖，省去住宿的费用了。在那些懒散的日子里，我常常在傍晚时分揣着一团面包，坐在格里芬湖边，一边喂一只孤单的黑天鹅，一边看着夕阳西下。直至回到北京。才发现日子能过得这般清淡寂寥，其实是一种幸福。
时间长了，身边多了些朋友，过得热闹了一些，但日子依然简单。堪培拉的居民多为知识分子，在大学、研究所或者政府机构里供职，有着一份事业，却没有太大的事业心：没有多少物质欲望，但热爱生活，心思单纯。在这里，大家的穿着就像他们的心思一般朴素。我生日那天，我的房东送来一本《生存法则》，其中一条就是“never d ress up”(永远不要盛装出场)。在我就职的大学里，除了那位永远衣冠楚楚的系主任之外(因为他是欧洲人)，大家都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大热天的时候就光着个脚，互相在办公室间走来走去地串门。
这里几乎每个人都热爱大自然，所以几乎每个人的业余爱好都是徒步旅行。堪培拉周围到处是灌木丛林，周末的时候，人们喜欢结伴到郊区的纳麦基国家公园等地远足。在那里，袋鼠、野鸟成群，如果足够幸运，还会看到考拉，懒洋洋地躲在桉树上睡大觉。
事实上，澳大利亚的政客们多数住在悉尼，只有在开会的时候才会飞到堪培拉，在那个耗资11亿澳元、号称澳大利亚史上最昂贵建筑的国会大厦里指点江山。澳大利亚人多是些蔑视权威、厌烦政治的性情中人，因而政治家并不是一个热门的职业。我一位朋友的父亲，是一个近80岁的堪培拉老头，他随身带着一本日记，首页是一份叫做“我不喜欢的东西”的清单。并列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蓝奶酪”和“政客”。
有一次，堪培拉着了大火，澳大利亚总理为了表现亲民、爱民，不辞劳苦去拜访受灾的民众。不料，一户人家的男主人把守在门口的园子里，手中拿着浇园用的水龙头，总理大人一露面，就遭到水龙头的喷射，以致落荒而逃。事后记者采访，这位男主人说：“这是我的家，我的家只接待我喜欢的人。这个人我不喜欢，我就不让他来!”
有人说：“在民主社会里，一流人才做学者、科学家，二流人才去经商，三流人才从政。”这句话放在澳大利亚再贴切不过。循着这一逻辑，堪培拉不是一个依着“一流首都”的标准而建的城市，既不富丽堂皇，也没有政治之都那种咄咄逼人的权势味道。街上看不到拉着刺耳警笛呼啸而过的警车。即使冠以首都之名，它也还是简单淳朴、清新自然，是一个真正生活的地方。
这个词儿挺难准确翻译成中文。如果细究词源，估计是来自lay back这个词，就是“躺着”的意思，或是俗称的“挺尸”，反正就是懒洋洋、懒懒散散、轻轻松松。
刚去时找房子，遇到的房东号称自己很“laid-back”，并且反问我是不是也够“laid-back”，言下之意，好像我如果是个勤劳刻苦的好孩子，就不够资格租他的房子似的。虽然我来自崇尚勤劳勇敢、刻苦耐劳的国度，但为了能住上这个花园里开满山茶花的大房子，只好宣称自己最是好逸恶劳。
就这样，我搬进了这所阳光满屋的大宅子，和两个懒散的老外成为舍友，从此过上澳大利亚式的懒散日子。其实，他们两位并非游手好闲之辈，一个是核物理学家，一个是超级计算机高级工程师，但实在半点没有都市精英的气质和习性——每天套上已经穿了100年的旧T恤和牛仔裤，骑着自行车去上班；周末不是驱车几百里到海边冲浪。就是去郊区酒庄品尝美酒，或者聚众在家里办“趴体”。我跟着蹭吃蹭喝，以至于“学成归国”后，每每有人问起我在海外研究的什么专业，我就会心虚地回答说：“Partying!”
Canberra这个词，在澳大利亚土著语里，本来就是“聚会的地方”。澳大利亚联邦1901年成立的时候，墨尔本和悉尼争当首都，吵了半天也吵不出个结果来，最后双方只好妥协，同意在两者的中间地带选一个地方建立都城，于是就生生造出一个堪培拉来。当年的政客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澳大利亚有那么长的海岸线，那么美丽的海滩，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等大城市都是依海而建，却选了一个偏远的内陆地区，在灌木丛中建造自己的首都。每每谈到这个话题。我的朋友史蒂夫总说：“就是不想让政客们日子过得太好了!”
1912年，36岁的美国建筑师格里芬在国际招标中中标，成为堪培拉的规划与设计师。耗费了14年时间，澳大利亚联邦的政治中心终于建成了。像所有经过精心设计的城市一样，堪培拉的布局井井有条：宽敞的街道，简洁现代的建筑，根据功能而划分的行政和居住区域，为了弥补没有海滩的缺憾，上世纪60年代，人们决定在市中心挖一个湖，面积达704公顷。为了纪念这个城市的设计师，这个湖被命名为格里芬湖。
格里芬湖是堪培拉的灵魂。堪培拉的居民喜欢每天在湖边晨练、散步、野餐、钓鱼、看风景、发呆。每年春天，湖边的公园里举行花卉展览，花团锦簇，满湖春色，美得几乎不像在人间。而到了秋天，层林尽染，又是另一番旖旎风光。
不过，澳大利亚的旅游资源实在太丰富，自然景观和人文气质兼具的悉尼和墨尔本、被称为冲浪者乐园的黄金海岸、能看到美丽珊瑚的大堡礁。
在旅游城市排行榜上，堪培拉排不上前几名。有些旅行团到了悉尼，为了瞥一眼该国首都，顺道驱车两百多公里来到堪培拉，一般在国会大厦门口照个相，看一眼格里芬湖，就基本上没地儿可去了。自从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落成后，这个中国的传统建筑顿时成为堪培拉的旅游景点之一——其飞檐琉瓦、古色古香固然值得称道，但多少也说明堪培拉的旅游景点乏善可陈。一位来堪培拉走马观花的中国朋友跟我说：“这里根本就是一个大农村嘛!”
这个大农村，它的味道是要慢慢品味的。刚到堪培拉的时候，总有人对我说：“你要在这里住上半年，才能体会到这里的气质与味道。”
堪培拉的人口只有30多万，地广人稀。我刚到的第一天晚上，偌大的马路上杳无人烟，大半天也没有一辆汽车路过。感觉可以在马路上铺上铺盖，省去住宿的费用了。在那些懒散的日子里，我常常在傍晚时分揣着一团面包，坐在格里芬湖边，一边喂一只孤单的黑天鹅，一边看着夕阳西下。直至回到北京。才发现日子能过得这般清淡寂寥，其实是一种幸福。
时间长了，身边多了些朋友，过得热闹了一些，但日子依然简单。堪培拉的居民多为知识分子，在大学、研究所或者政府机构里供职，有着一份事业，却没有太大的事业心：没有多少物质欲望，但热爱生活，心思单纯。在这里，大家的穿着就像他们的心思一般朴素。我生日那天，我的房东送来一本《生存法则》，其中一条就是“never d ress up”(永远不要盛装出场)。在我就职的大学里，除了那位永远衣冠楚楚的系主任之外(因为他是欧洲人)，大家都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大热天的时候就光着个脚，互相在办公室间走来走去地串门。
这里几乎每个人都热爱大自然，所以几乎每个人的业余爱好都是徒步旅行。堪培拉周围到处是灌木丛林，周末的时候，人们喜欢结伴到郊区的纳麦基国家公园等地远足。在那里，袋鼠、野鸟成群，如果足够幸运，还会看到考拉，懒洋洋地躲在桉树上睡大觉。
事实上，澳大利亚的政客们多数住在悉尼，只有在开会的时候才会飞到堪培拉，在那个耗资11亿澳元、号称澳大利亚史上最昂贵建筑的国会大厦里指点江山。澳大利亚人多是些蔑视权威、厌烦政治的性情中人，因而政治家并不是一个热门的职业。我一位朋友的父亲，是一个近80岁的堪培拉老头，他随身带着一本日记，首页是一份叫做“我不喜欢的东西”的清单。并列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蓝奶酪”和“政客”。
有一次，堪培拉着了大火，澳大利亚总理为了表现亲民、爱民，不辞劳苦去拜访受灾的民众。不料，一户人家的男主人把守在门口的园子里，手中拿着浇园用的水龙头，总理大人一露面，就遭到水龙头的喷射，以致落荒而逃。事后记者采访，这位男主人说：“这是我的家，我的家只接待我喜欢的人。这个人我不喜欢，我就不让他来!”
有人说：“在民主社会里，一流人才做学者、科学家，二流人才去经商，三流人才从政。”这句话放在澳大利亚再贴切不过。循着这一逻辑，堪培拉不是一个依着“一流首都”的标准而建的城市，既不富丽堂皇，也没有政治之都那种咄咄逼人的权势味道。街上看不到拉着刺耳警笛呼啸而过的警车。即使冠以首都之名，它也还是简单淳朴、清新自然，是一个真正生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