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玉成窑”—对笔者来说是个陌生的名字。因最近刊物要出一期紫砂专题，翻阅了一些资料，在浙江省博物馆编、西泠印社出版的《紫砂印象》一书中偶然看到了“梅调鼎玉成窑”的图片及文字资料，便产生了在专题中向读者介绍玉成窑的想法。本拟请杭州华夏紫砂博物馆馆长李长平先生写一篇关于玉成窑的文章，但李先生事务繁忙，无暇抽身，授权我社可用《紫砂印象》中的图片资料，自行撰文介绍玉成窑。写一个自己不了解的“玉成窑”，颇有雾里看花的感觉，笔者只能根据一些已发表的关于玉成窑的文字图像资料谈一些浅显的看法，不当谬误之处，还望浙江的同行及广大读者斧正。
一、与玉成窑有关的人及作品
关于玉成窑烧紫砂器，暂未找到相关的文献记载，目前也没有发现窑址，只有少量的作品流传于世，而我们也只能依据这些仅存的实物资料尽量还原它的原貌。
与玉成窑相关的人首先是梅调鼎，罗丰年在《梅调鼎与玉成窑》（见1997年8月21日《宁波晚报》）一文中说：“梅调鼎（1839-1906年），字廷宽，号友竹、赧翁等。”还说梅“应试时因书法不合馆阁体而被拒，从此放弃科举，发愤练习书法，初学颜体，再学王羲之，中年学欧阳询，晚年潜力魏碑，旁及诸家，兼收并蓄，博众所长，融会贯通，刚柔相济，独树一帜。其书风高逸，被誉为‘清代王羲之’，是清代书法家中成就最高的一位。有《注韩室诗存》、《梅赧翁山谷梅花诗真迹》、《赧翁集锦》存世。”当代书法泰斗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这样评价梅调鼎的书法成就：“说到他的作品价值，不但当时没有人和他抗衡，怕清代二百六十年中也没有这样高逸的作品呢？”这样看来，梅调鼎是一位生活在清代晚期的、以书法而闻名的文人。
罗丰年在《梅调鼎与玉成窑》一文中还说“……梅调鼎晚年借用（慈城）林家大园一隅作为窑址。玉成窑聘请名工制坯，名家刻字。玉成窑产品以紫砂为主，也旁及文房用品，如笔筒、水盂、笔洗之类，制作精良，多数刻有调鼎落款。”
梅氏的紫砂作品，因笔者掌握的资料有限，只在韩其楼先生编著的《紫砂壶全书》看到两件“赧翁铭”的紫砂壶。一件即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那件著名的“博浪椎壶”（图1），壶身铭：“铁为之，沙搏之。彼一时，此一时。赧翁铭。”嘴下印：“韵石”，底印“林园”。编者赞其“赧翁之书法，镌刻得干脆利落，游刃有余，诚为意趣盎然的一件佳器”。另一件是上海收藏家唐云的藏品瓜娄壶（图2），壶身铭：“生于棚，可以羹，制为壶，饮者卢。赧翁铭。”把稍印“韵石”，底印“林园”。此壶铭文切器、切题、切茶，文辞高雅，意境深邃，艺趣盎然，书法秀逸，金石韵味醇厚，壶身筋纹清晰。这两件壶都是梅调鼎与王东石精心合作的精品。
网名“123慈水人”在其博文《老慈溪县紫砂器“玉成窑”考》一文中说“现存世的梅氏紫砂壶能确定真品的仅6把”，并附有四幅图片。6把壶中除了博浪椎壶、瓜娄壶，还有汉铎壶、柱础壶、秦权壶、笠翁壶，其上都有“赧翁”铭。该文还指出：民国癸未年（1943年）秋月出版的梅调鼎的书法集《赧翁集锦》书中记载了16条梅氏紫砂壶题铭，其中12条有“赧翁”或“赧翁题、铭”等字样。
与玉成窑有关的另两位重要人物是王东石与何心舟。王东石，号“苦窳（yǔ）生”，别号“韵石”。韩其楼先生《紫砂壶全书》一书中认为其是“清朝道光至同治年间（1821-1874年）”紫砂艺人，称其“造壶得古法，刻工精细，常为文人雅士制壶”。《紫砂壶全书》中还说：“王东石与何心舟在浙江宁波建玉成窑，陈山农、梅调鼎等参与其事，底款常署‘曼陀华馆’、‘石林何氏’。”（见该书页67“东石款牛盖小圆壶”说明）可见，韩先生认为王东石与何心舟是创办玉成窑的主要人物。王东石和梅调鼎两人多有合作，除图1与图2外，现在所见的梅氏壶中的重器汉铎壶、柱础壶、秦权壶也是二人合作的结晶。东石款牛盖小圆壶（图3）在《紫砂壶全书》《紫砂印象》及李长平《明清紫砂珍赏》等书中都有著录，被公认为是玉成窑的制品，把下有“东石”款，壶身铭“沽得茶来同一醉，雪老居士”。《紫砂印象》著录的苦窳生款周盘壶（图4）是王东石与多人合作的作品，壶铭为艾农书，何心舟刻字，底款：苦窳生作。该书中还收录有东石款诗文段泥盆（图5）、瓦当纹笔筒（图6），都制作精致、刻工流畅，字、印都极具书卷气和文人味。段泥盆说明中还给出了关于王东石的生卒的具体说法：约1831-1908年，这样他就应该是经历道、咸、同、光四朝的紫砂艺人，也应是贯穿玉成窑始终的一个人。《紫砂印象》中还有一件东石款玉成窑方形花盆（图7-1），四面满刻清初“扬州八怪”高凤翰的《砚史》。此盆不仅铭文书法精美，更值得注意的是此盆底钤两枚阳文篆书“玉成”“东石”小印（图7-2），这是研究玉成窑的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何心舟是与玉成窑有关的另一重要人物。韩其楼《紫砂壶全书》中介绍：“何心舟，别号石林何氏，清道光至同治年间人。工书法篆刻，善制紫砂壶器，造工精炼、简巧。取材自然形式，为陈鸣远后巧手之最。传世作品不多，但文化品位极高。”该书中著录了何心舟一件五铢壶，构思设计奇巧。《紫砂印象》中介绍为玉成窑的制品中有三件何心舟的作品。其中一件心舟款梅花纹软耳提梁壶（图8-1）器形简朴大方，器身精刻梅花“一桩”，题铭为“疏影”，旁落“心舟”椭圆印。此壶无论是刻工、器形，还是画面、题铭，都极具文人气息，被公认为是“何心舟的代表作之一”，且从泥质、形制、烧成特点方面也被认为是“典型的玉成窑风格”。其底款“奉川石林窑造”（图8-2）也让玉成窑的“身世”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奉川“是奉化的古称，“石林”为何心舟的字，是何心舟先在奉化建了一个“石林窑”呢？亦或是他依照文人们的习惯，在自己的字前加了一个出生地或祖籍呢？在没有发现新的实物资料之前，这一切都将是一个谜。
另一件曼陀华馆款柱础壶（图9），壶形仿古代建筑的柱础式造型，短直流，耳形把，盖钮则是缩小版的柱础，既有统一的协调美，又有体量的大小对比，壶形简洁、沉稳、大方。器身刻“蒙泉”二大字，左刻隶书小字“曰露祖师碑字，心舟缩刻”。把款“心舟”，底款“曼陀华馆”。《紫砂印象》还收录有一件心舟款玉成窑半月瓦当纹笔筒（图10），器身摹刻的半月瓦当上为篆书“宣灵”二字，左旁刻隶书小字“汉宣灵残瓦”，下落“心舟”小方印。该器造型古雅，刀刻自然逼真，书画水平精湛。说明文中还有“何心舟（约1829-1897年），浙江籍制壶高手”等较具体的生卒年说法。 另一位与玉成窑有关的重要人物是号“山农”的陈榕。《赧翁集锦》中收有署“赧翁题，山农刻”的壶铭四件。《紫砂印象》一书收录有两件陈山农的作品，一件为岳年款方壶（图11），高15厘米，宽8厘米。图录说明：“清晚期玉成窑作品，陈山农，字岳年、香畦，宁波慈城洪塘人，擅长金石篆刻，相传为梅调鼎的亲家。晚年参与玉成窑制作，为玉成窑主刻人员之一。”另一件是山农款束腰开口圆盆（图12），高12.5厘米，宽19厘米。盆上腰处刻“闇香疎影逋翁句，寂寞孤山处士家。”“山农”，旁刻篆文方印“铁石心肠”。
与玉成窑有关的文人中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那就是晚清海派画家的代表人物、著名画家任伯年。任伯年（1840-1896年），清末画家。初名润，字次远，号小楼，后改名颐，字伯年，别号山阴道上行者、寿道士等，以字行，浙江山阴航坞山（今杭州市萧山区）人。任伯年是我国近代杰出画家，在“四任”（任伯年、任阜长、任渭长、任预）之中，成就最为突出。据《吴昌硕回忆录》记载，任伯年曾放下画笔，痴迷于紫砂陶刻，时间长达两年之久。任伯年爱好壶艺，制壶自题铭文、作画并刻。《紫砂印象》中收录了三件任伯年的作品，一件是伯年款花盆（图13）。虽是花盆，然形体典雅端庄，上侈下敛，收放有度。盆身精刻石头一块，左上题铭“袖中东海，伯年”。铭文来自宋代诗人苏东坡的诗句“我携此石归，袖中藏东海”，作者以画、字结合体现诗意，可谓精妙绝伦，刻工刀法老练，潇洒秀逸，可见他在壶艺上的功力非凡。另一件伯年款笔筒盆（图14）据说“于九十年代发现于宁波慈城一居民家中”，“盆上所刻‘鳜鱼果蔬图’线条笔法与任伯年画风一致”（见浙江省博物馆编《紫砂印象》）。此盆左上题铭“己卯仲春之吉，伯年”，应是任伯年作于1879年的作品。此书还收有一件伯年款石纹笔筒（图15），其刻工书画与前两件有异曲同工之妙。
《紫砂印象》还收录有一件山民款浅圆盆（图16），胎泥发色偏淡，盆外壁罩紫泥粉浆，刻曹全碑书法，落款为“戊寅秋八月十有二日山民摹”，盆底钤：“阳羡王东石制”篆体阳文印。据编者考证山民可能是清末篆刻名家徐三庚（1826-1890年）。徐三庚是浙江上虞人，字辛谷，号褎（音xiù）海、山民、似鱼室主等，是又一位与王东石合作的文人。此圆盆应是光绪四年（1878年）的制品。
《紫砂印象》中收录的被认为是玉成窑的作品中还有一件久庵款月牙孔椭圆盆（图17），盆身一侧刻螃蟹芦苇图，右侧题五言诗一首：“公子流膏满，监州有也无，横行江海上，缠却一枝芦。”落款“久庵”。画题材独特，题诗辛辣有趣，文人味十足，刻饰功力及其精到。久庵也应是一位参与玉成窑创作的热衷工艺的文人。
此外，据说参与玉成窑壶艺创作的文人还有吴昌硕、胡公寿等清代著名画家，可惜未找到他们的紫砂作品。
二、关于玉成窑窑址的几种说法
罗丰年在《梅调鼎与玉成窑》一文中说“……梅调鼎晚年借用（慈城）林家大园一隅作为窑址”。但网名“123慈水人”在其博文《老慈溪县紫砂器“玉成窑”考》一文中对罗文中的一些说法提出了异议。此文作者首先从紫砂制作工艺的角度认为：“……宜兴用倒焰窑在1957年才开始的，则1897年前后梅氏烧紫砂壶是不可能用倒焰窑的。烧紫砂壶窑温要高达1200度，当时只有用龙窑才可达到。所以，梅氏烧紫砂壶是在慈城粮机厂内一隅“林园”位置建一立窑（倒焰窑）之说是不存在的，若建龙窑更加不可能。”作者还说：“从《光绪慈溪县志》卷一，‘图’第3页的‘县城图’来看，……梅氏1897年烧紫砂壶的时期，永明寺前的德兴桥到大西门一带的南面区域，目前的粮机厂位置均是空白，没有房屋，何能存在‘林家大园’之说呢……”从而否定了在“林家大园”建窑的可能。该文作者认为梅调鼎烧紫砂壶是在1897年，但以上作品中有年款1878年（见图16）和1879年（见图15）的作品，从时间上来说，还不能否定“林家大园”存在的可能。
此文作者还认为“……梅氏的紫砂壶就是慈城附近的烧瓷器的龙窑中烧出来的。不一定固定于某一只窑头，外发加工是很灵活的，哪一个窑会烧就在哪一个窑加工。”笔者认为，从当时窑炉工艺技术的角度来讲建倒焰窑不可能，建龙窑从地理和经济角度看也是不可能的，那么“代烧”就是一种可行的办法。“代烧”的情况在窑场自古以来都有，瓷都景德镇明清两代都有“官搭民烧”的制度（见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出版），且浙东一带自古以来就是制瓷业发达之地，不难找到这样的窑场。
三、玉成窑的底款及其所携带的信息
以上介绍的玉成窑的制品中有以下几例底款：
1.“玉成”“玉成窑造”。“玉成”并非地名，而系敬辞，意为成全，也是一个蕴含文人品位的名字。《紫砂印象》共著录有16件玉成窑制品，其中只有5件有“玉成”“玉成窑造”印款。除了那件东石款花盆外（见图7），还有三件紫砂大烟头（图18-1）应当引起注意。这三件紫砂大烟头，不仅从品种来说不属于文人紫砂器，其上的题句也与众不同。其中除两件落有“玉成”印款外，另一件落有“玉成窑造，不玲包换”字样，左边有“东石”小印（图18-2）。 “不玲”应该是江浙方言“不行”的意思，这些明显带有广告成分的字样，是玉成窑制品中的另类，它反映了王东石创办玉成窑的初衷并非仅是文人之间的交流把玩，也是要考虑经济效益的。
2.“林园”，多见于“赧翁铭”的作品，如博浪椎壶、瓜娄壶、秦权壶等，这些制品都是梅调鼎与王东石精心合作的佳品。
3.“曼陀华馆”。除了何心舟的曼陀华馆柱础壶外，梅调鼎的柱础壶也有“曼陀华馆”底印。
4.“日岭山馆”。梅调鼎的汉铎壶底钤有“日岭山馆”印款，另《紫砂印象》中称王东石常用印有“东石、韵石、苦窳生、日岭山馆等”。
5.“奉川石林窑造”，见于何心舟的作品。
这几种底款可以说互相交集。其中的“曼陀华馆”“日岭山馆”同时出现在多人的作品上，但它又非地名，那就只有一种解释，是作坊名，也就是现在人所说的工作室，是梅调鼎、王东石、何心舟几人共同工作的制陶作坊。那么，玉成窑就应该是几个“热衷文化的艺人与热衷工艺的文人”合作建成的一个紫砂作坊，再加上陈山农、任伯年、徐三庚……玉成窑，文人墨客云集，名士名工结合，这正是陈曼生开创文人紫砂壶以来的新风气、新气象。
罗嗦了这么多，一方面是想让《收藏界》的读者们能更多地了解这个神秘的“玉成窑”，从而去关注它；另一方面也是班门弄斧，想谈一点个人的见解。
感谢李长平先生和浙江的民间收藏家们为收藏玉成窑紫砂器所付出的努力。
本文参考文献：
浙江省博物馆编：《紫砂印象》，西泠印社2010年出版
韩其楼编著：《紫砂壶全书》，华龄出版社2006年出版
李长平著：《明清紫砂珍赏》，西泠印社2006年出版
一、与玉成窑有关的人及作品
关于玉成窑烧紫砂器，暂未找到相关的文献记载，目前也没有发现窑址，只有少量的作品流传于世，而我们也只能依据这些仅存的实物资料尽量还原它的原貌。
与玉成窑相关的人首先是梅调鼎，罗丰年在《梅调鼎与玉成窑》（见1997年8月21日《宁波晚报》）一文中说：“梅调鼎（1839-1906年），字廷宽，号友竹、赧翁等。”还说梅“应试时因书法不合馆阁体而被拒，从此放弃科举，发愤练习书法，初学颜体，再学王羲之，中年学欧阳询，晚年潜力魏碑，旁及诸家，兼收并蓄，博众所长，融会贯通，刚柔相济，独树一帜。其书风高逸，被誉为‘清代王羲之’，是清代书法家中成就最高的一位。有《注韩室诗存》、《梅赧翁山谷梅花诗真迹》、《赧翁集锦》存世。”当代书法泰斗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这样评价梅调鼎的书法成就：“说到他的作品价值，不但当时没有人和他抗衡，怕清代二百六十年中也没有这样高逸的作品呢？”这样看来，梅调鼎是一位生活在清代晚期的、以书法而闻名的文人。
罗丰年在《梅调鼎与玉成窑》一文中还说“……梅调鼎晚年借用（慈城）林家大园一隅作为窑址。玉成窑聘请名工制坯，名家刻字。玉成窑产品以紫砂为主，也旁及文房用品，如笔筒、水盂、笔洗之类，制作精良，多数刻有调鼎落款。”
梅氏的紫砂作品，因笔者掌握的资料有限，只在韩其楼先生编著的《紫砂壶全书》看到两件“赧翁铭”的紫砂壶。一件即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那件著名的“博浪椎壶”（图1），壶身铭：“铁为之，沙搏之。彼一时，此一时。赧翁铭。”嘴下印：“韵石”，底印“林园”。编者赞其“赧翁之书法，镌刻得干脆利落，游刃有余，诚为意趣盎然的一件佳器”。另一件是上海收藏家唐云的藏品瓜娄壶（图2），壶身铭：“生于棚，可以羹，制为壶，饮者卢。赧翁铭。”把稍印“韵石”，底印“林园”。此壶铭文切器、切题、切茶，文辞高雅，意境深邃，艺趣盎然，书法秀逸，金石韵味醇厚，壶身筋纹清晰。这两件壶都是梅调鼎与王东石精心合作的精品。
网名“123慈水人”在其博文《老慈溪县紫砂器“玉成窑”考》一文中说“现存世的梅氏紫砂壶能确定真品的仅6把”，并附有四幅图片。6把壶中除了博浪椎壶、瓜娄壶，还有汉铎壶、柱础壶、秦权壶、笠翁壶，其上都有“赧翁”铭。该文还指出：民国癸未年（1943年）秋月出版的梅调鼎的书法集《赧翁集锦》书中记载了16条梅氏紫砂壶题铭，其中12条有“赧翁”或“赧翁题、铭”等字样。
与玉成窑有关的另两位重要人物是王东石与何心舟。王东石，号“苦窳（yǔ）生”，别号“韵石”。韩其楼先生《紫砂壶全书》一书中认为其是“清朝道光至同治年间（1821-1874年）”紫砂艺人，称其“造壶得古法，刻工精细，常为文人雅士制壶”。《紫砂壶全书》中还说：“王东石与何心舟在浙江宁波建玉成窑，陈山农、梅调鼎等参与其事，底款常署‘曼陀华馆’、‘石林何氏’。”（见该书页67“东石款牛盖小圆壶”说明）可见，韩先生认为王东石与何心舟是创办玉成窑的主要人物。王东石和梅调鼎两人多有合作，除图1与图2外，现在所见的梅氏壶中的重器汉铎壶、柱础壶、秦权壶也是二人合作的结晶。东石款牛盖小圆壶（图3）在《紫砂壶全书》《紫砂印象》及李长平《明清紫砂珍赏》等书中都有著录，被公认为是玉成窑的制品，把下有“东石”款，壶身铭“沽得茶来同一醉，雪老居士”。《紫砂印象》著录的苦窳生款周盘壶（图4）是王东石与多人合作的作品，壶铭为艾农书，何心舟刻字，底款：苦窳生作。该书中还收录有东石款诗文段泥盆（图5）、瓦当纹笔筒（图6），都制作精致、刻工流畅，字、印都极具书卷气和文人味。段泥盆说明中还给出了关于王东石的生卒的具体说法：约1831-1908年，这样他就应该是经历道、咸、同、光四朝的紫砂艺人，也应是贯穿玉成窑始终的一个人。《紫砂印象》中还有一件东石款玉成窑方形花盆（图7-1），四面满刻清初“扬州八怪”高凤翰的《砚史》。此盆不仅铭文书法精美，更值得注意的是此盆底钤两枚阳文篆书“玉成”“东石”小印（图7-2），这是研究玉成窑的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何心舟是与玉成窑有关的另一重要人物。韩其楼《紫砂壶全书》中介绍：“何心舟，别号石林何氏，清道光至同治年间人。工书法篆刻，善制紫砂壶器，造工精炼、简巧。取材自然形式，为陈鸣远后巧手之最。传世作品不多，但文化品位极高。”该书中著录了何心舟一件五铢壶，构思设计奇巧。《紫砂印象》中介绍为玉成窑的制品中有三件何心舟的作品。其中一件心舟款梅花纹软耳提梁壶（图8-1）器形简朴大方，器身精刻梅花“一桩”，题铭为“疏影”，旁落“心舟”椭圆印。此壶无论是刻工、器形，还是画面、题铭，都极具文人气息，被公认为是“何心舟的代表作之一”，且从泥质、形制、烧成特点方面也被认为是“典型的玉成窑风格”。其底款“奉川石林窑造”（图8-2）也让玉成窑的“身世”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奉川“是奉化的古称，“石林”为何心舟的字，是何心舟先在奉化建了一个“石林窑”呢？亦或是他依照文人们的习惯，在自己的字前加了一个出生地或祖籍呢？在没有发现新的实物资料之前，这一切都将是一个谜。
另一件曼陀华馆款柱础壶（图9），壶形仿古代建筑的柱础式造型，短直流，耳形把，盖钮则是缩小版的柱础，既有统一的协调美，又有体量的大小对比，壶形简洁、沉稳、大方。器身刻“蒙泉”二大字，左刻隶书小字“曰露祖师碑字，心舟缩刻”。把款“心舟”，底款“曼陀华馆”。《紫砂印象》还收录有一件心舟款玉成窑半月瓦当纹笔筒（图10），器身摹刻的半月瓦当上为篆书“宣灵”二字，左旁刻隶书小字“汉宣灵残瓦”，下落“心舟”小方印。该器造型古雅，刀刻自然逼真，书画水平精湛。说明文中还有“何心舟（约1829-1897年），浙江籍制壶高手”等较具体的生卒年说法。 另一位与玉成窑有关的重要人物是号“山农”的陈榕。《赧翁集锦》中收有署“赧翁题，山农刻”的壶铭四件。《紫砂印象》一书收录有两件陈山农的作品，一件为岳年款方壶（图11），高15厘米，宽8厘米。图录说明：“清晚期玉成窑作品，陈山农，字岳年、香畦，宁波慈城洪塘人，擅长金石篆刻，相传为梅调鼎的亲家。晚年参与玉成窑制作，为玉成窑主刻人员之一。”另一件是山农款束腰开口圆盆（图12），高12.5厘米，宽19厘米。盆上腰处刻“闇香疎影逋翁句，寂寞孤山处士家。”“山农”，旁刻篆文方印“铁石心肠”。
与玉成窑有关的文人中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那就是晚清海派画家的代表人物、著名画家任伯年。任伯年（1840-1896年），清末画家。初名润，字次远，号小楼，后改名颐，字伯年，别号山阴道上行者、寿道士等，以字行，浙江山阴航坞山（今杭州市萧山区）人。任伯年是我国近代杰出画家，在“四任”（任伯年、任阜长、任渭长、任预）之中，成就最为突出。据《吴昌硕回忆录》记载，任伯年曾放下画笔，痴迷于紫砂陶刻，时间长达两年之久。任伯年爱好壶艺，制壶自题铭文、作画并刻。《紫砂印象》中收录了三件任伯年的作品，一件是伯年款花盆（图13）。虽是花盆，然形体典雅端庄，上侈下敛，收放有度。盆身精刻石头一块，左上题铭“袖中东海，伯年”。铭文来自宋代诗人苏东坡的诗句“我携此石归，袖中藏东海”，作者以画、字结合体现诗意，可谓精妙绝伦，刻工刀法老练，潇洒秀逸，可见他在壶艺上的功力非凡。另一件伯年款笔筒盆（图14）据说“于九十年代发现于宁波慈城一居民家中”，“盆上所刻‘鳜鱼果蔬图’线条笔法与任伯年画风一致”（见浙江省博物馆编《紫砂印象》）。此盆左上题铭“己卯仲春之吉，伯年”，应是任伯年作于1879年的作品。此书还收有一件伯年款石纹笔筒（图15），其刻工书画与前两件有异曲同工之妙。
《紫砂印象》还收录有一件山民款浅圆盆（图16），胎泥发色偏淡，盆外壁罩紫泥粉浆，刻曹全碑书法，落款为“戊寅秋八月十有二日山民摹”，盆底钤：“阳羡王东石制”篆体阳文印。据编者考证山民可能是清末篆刻名家徐三庚（1826-1890年）。徐三庚是浙江上虞人，字辛谷，号褎（音xiù）海、山民、似鱼室主等，是又一位与王东石合作的文人。此圆盆应是光绪四年（1878年）的制品。
《紫砂印象》中收录的被认为是玉成窑的作品中还有一件久庵款月牙孔椭圆盆（图17），盆身一侧刻螃蟹芦苇图，右侧题五言诗一首：“公子流膏满，监州有也无，横行江海上，缠却一枝芦。”落款“久庵”。画题材独特，题诗辛辣有趣，文人味十足，刻饰功力及其精到。久庵也应是一位参与玉成窑创作的热衷工艺的文人。
此外，据说参与玉成窑壶艺创作的文人还有吴昌硕、胡公寿等清代著名画家，可惜未找到他们的紫砂作品。
二、关于玉成窑窑址的几种说法
罗丰年在《梅调鼎与玉成窑》一文中说“……梅调鼎晚年借用（慈城）林家大园一隅作为窑址”。但网名“123慈水人”在其博文《老慈溪县紫砂器“玉成窑”考》一文中对罗文中的一些说法提出了异议。此文作者首先从紫砂制作工艺的角度认为：“……宜兴用倒焰窑在1957年才开始的，则1897年前后梅氏烧紫砂壶是不可能用倒焰窑的。烧紫砂壶窑温要高达1200度，当时只有用龙窑才可达到。所以，梅氏烧紫砂壶是在慈城粮机厂内一隅“林园”位置建一立窑（倒焰窑）之说是不存在的，若建龙窑更加不可能。”作者还说：“从《光绪慈溪县志》卷一，‘图’第3页的‘县城图’来看，……梅氏1897年烧紫砂壶的时期，永明寺前的德兴桥到大西门一带的南面区域，目前的粮机厂位置均是空白，没有房屋，何能存在‘林家大园’之说呢……”从而否定了在“林家大园”建窑的可能。该文作者认为梅调鼎烧紫砂壶是在1897年，但以上作品中有年款1878年（见图16）和1879年（见图15）的作品，从时间上来说，还不能否定“林家大园”存在的可能。
此文作者还认为“……梅氏的紫砂壶就是慈城附近的烧瓷器的龙窑中烧出来的。不一定固定于某一只窑头，外发加工是很灵活的，哪一个窑会烧就在哪一个窑加工。”笔者认为，从当时窑炉工艺技术的角度来讲建倒焰窑不可能，建龙窑从地理和经济角度看也是不可能的，那么“代烧”就是一种可行的办法。“代烧”的情况在窑场自古以来都有，瓷都景德镇明清两代都有“官搭民烧”的制度（见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出版），且浙东一带自古以来就是制瓷业发达之地，不难找到这样的窑场。
三、玉成窑的底款及其所携带的信息
以上介绍的玉成窑的制品中有以下几例底款：
1.“玉成”“玉成窑造”。“玉成”并非地名，而系敬辞，意为成全，也是一个蕴含文人品位的名字。《紫砂印象》共著录有16件玉成窑制品，其中只有5件有“玉成”“玉成窑造”印款。除了那件东石款花盆外（见图7），还有三件紫砂大烟头（图18-1）应当引起注意。这三件紫砂大烟头，不仅从品种来说不属于文人紫砂器，其上的题句也与众不同。其中除两件落有“玉成”印款外，另一件落有“玉成窑造，不玲包换”字样，左边有“东石”小印（图18-2）。 “不玲”应该是江浙方言“不行”的意思，这些明显带有广告成分的字样，是玉成窑制品中的另类，它反映了王东石创办玉成窑的初衷并非仅是文人之间的交流把玩，也是要考虑经济效益的。
2.“林园”，多见于“赧翁铭”的作品，如博浪椎壶、瓜娄壶、秦权壶等，这些制品都是梅调鼎与王东石精心合作的佳品。
3.“曼陀华馆”。除了何心舟的曼陀华馆柱础壶外，梅调鼎的柱础壶也有“曼陀华馆”底印。
4.“日岭山馆”。梅调鼎的汉铎壶底钤有“日岭山馆”印款，另《紫砂印象》中称王东石常用印有“东石、韵石、苦窳生、日岭山馆等”。
5.“奉川石林窑造”，见于何心舟的作品。
这几种底款可以说互相交集。其中的“曼陀华馆”“日岭山馆”同时出现在多人的作品上，但它又非地名，那就只有一种解释，是作坊名，也就是现在人所说的工作室，是梅调鼎、王东石、何心舟几人共同工作的制陶作坊。那么，玉成窑就应该是几个“热衷文化的艺人与热衷工艺的文人”合作建成的一个紫砂作坊，再加上陈山农、任伯年、徐三庚……玉成窑，文人墨客云集，名士名工结合，这正是陈曼生开创文人紫砂壶以来的新风气、新气象。
罗嗦了这么多，一方面是想让《收藏界》的读者们能更多地了解这个神秘的“玉成窑”，从而去关注它；另一方面也是班门弄斧，想谈一点个人的见解。
感谢李长平先生和浙江的民间收藏家们为收藏玉成窑紫砂器所付出的努力。
本文参考文献：
浙江省博物馆编：《紫砂印象》，西泠印社2010年出版
韩其楼编著：《紫砂壶全书》，华龄出版社2006年出版
李长平著：《明清紫砂珍赏》，西泠印社200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