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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建宁德期间，围绕摆脱贫困、改善民生和促进发展、实现富裕，进行了深入、系统地调研与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理念、观点和方法。研究这些理论、观点、方法有助于全面把握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贫困治理思想的精髓，有助于社会贫困治理理论的形成发展与丰富完善，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习近平;贫困;贫困治理
中图分类号：D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 1101（2019）01- 0001- 05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最重要体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决胜阶段，完成消除贫困、实现富裕的政治任务尤显重要而急迫。在此关键时期，重温习近平同志《摆脱贫困》一书，仍是历久弥新，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习近平同志紧扣经济建设的主旨，围绕摆脱贫困、改善民生和促进发展、实现富裕的主题作出了富有哲理的系列重要论述。这些理论成果不仅为宁德加快发展、跨越赶超提供了科学指南，也为贫困治理思想的形成发展、丰富完善奠定了厚实的理论基础。
一、深入调查研究，把握贫困实情
蹲点实察、走访座谈是理清工作思路的先行步骤，而形成正确思路的前提是工作“接地气”。所谓“接地气”是指党员干部和名士贤达沉下身来、静下心去，深入到人民群众当中并与他们打成一片，通过“观察、座谈、倾听”等多种形式了解他们的生活样态，把握并反映基层群众的真意愿望和利益诉求。治贫思路的形成同样离不开深入基层、勘察真贫，唯有如此才能为贫困治理“通经把脉”。
（一）调查研究是开展贫困治理的先行步骤
调查研究作为贫困治理的重要环节，“千万省略不得，马虎不得”[1]154。而把握贫困实情的调查研究就是要深入基层、亲近群众。“不深入基层，不走村入户，不促膝长谈，就不可能掌握第一手资料，就不了解村情民意，就无法对症施策”[2]82。习近平同志宁德赴任之初，花了月余时间走遍了闽东九县，同时还对毗邻的浙南温州、苍南、乐清等地作了重点考察;宁德工作期间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深入农村、步入农家，与群众“拉家常”，了解群众疾苦，认真倾听群众意见。偏远山区交通闭塞、信息不畅、贫困落后等恶劣环境与贫困家庭缺衣少吃、“兄弟同衣”的艰难处境使他深有感触。基于贫困“实景”的深刻认识和把握，他在《弱鸟如何先飞》文中提出了“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3]2的科学论断。与贫困作斗争，萌生“先飞”意识、树立鸿鹄之志才能够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实现“至贫先富”的目标。
（二）贫困实情是研究贫困问题的出发点，是治贫决策的基本依据
习近平指出：“要了解客观实际，就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实践进行调查研究，把客观存在的事实搞清楚，把事物的内部和外部联系弄明白，从中找出能够解决问题、符合群众要求的办法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也没有决策权。”[4]总体而言，中国贫困面积广、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且贫困根源、致贫症结和贫困对象特征等又千差万别。针对贫困多态复杂的状况，需要运用贫困和贫困治理的基础理论，通过实地调查摸清贫困底数，在研究中就致贫因素给予客观全面分析、找准致贫根源和贫困症结、搞清贫困对象特征，进而在此基础上把握并遵循贫困发展及其治理规律，做出科学决策。2015年6月18日，习总书记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时强调，要“做到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不搞大水漫灌、走马观花、大而化之”。2018年，习近平再次强调，“必須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等六个精准……把扶贫扶到点上扶到根上。”[5]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离京前往湖南湘西、贵州毕节、甘肃定西等贫寒苦瘠地区开展持续深入调研，走访棚户区居民和山区贫困农牧民并与他们座谈、交流。 通过亲临贫困区一线、用脚“丈量”的方式真正地了解并切实地认识到中国贫困的真实情况，从而为理清治贫思路、把准治贫方向、做出治贫决策提供了最基本依据。
二、着力发展经济，夯实治贫基础
不可否认，贫困是一种复杂而综合的社会现象。作为一个多维概念，除了经济收入外，还存在非货币的多向维度，譬如住房条件、健康状况、教育权利、获得的公共服务及主观感受等。但经济收入与群众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息息相关，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也是最大的政治。
（一）树立整体战略意识，提倡“经济大合唱”
贫困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牵涉到各层级、各部门。因此，贫困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推进这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犹如表演一场“大合唱”，做到同向发力、异口同声，既离不开总指挥，亦需要参与部门和单位密切配合、相互协调。党委、政府就是这个“合唱团”的总指挥，参与其间的每个部门、每个单位不能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必须围绕脱贫致富目标，树立整体作战意识，服从党委、政府的统一指挥，“心朝一处想，劲朝一处使，声朝一处发，那就可以唱出一支悠扬、嘹亮、动听的好歌来。”[3]12 2014年10月在首个“扶贫日”之际，习近平作出重要批示：全党全社会要继续共同努力，形成扶贫开发工作强大合力。要“强化领导责任、强化资金投入、强化部门协同、强化东西协作、强化社会合力、强化基层活力、强化任务落实”[6]。从整体入手，以战略思维谋全局，以系统思维聚合力，构建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指导。
（二）立足区域资源优势，推动特色产业发展
在致贫的众多因素中，产业结构层次偏低，尤其是二、三产业发展滞后，产业体系不完善，增产增收渠道贫乏是颇为重要的因素。因此，要立足地方实际，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处理好资源开发与行业结构的关系”[3]72。第一，发展具有市场优势和品质优势的特色农业。贫困地区基本上在偏远农村地区，农民群众主要靠农业吃饭，要富在“农”上，想方设法做好大农业这篇文章。立足现有农业基础，发展特色产业，“无论是种植、养殖还是加工业，都要推广‘一村一品’（即每个村都要抓一种有特色的产品）”[3]8，促进产业特色化发展，增强产业集聚能力;第二，延长产品加工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含量及产业化发展水平。推动贫困治理要善于发掘潜在优势，依托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加快产业基地培育，着力打造特色农产品、绿色有机食品加工产业基地;第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贫困地区要有“弱鸟先飞”意识，掌握飞洋过海艺术，积极而主动地承接产业转移，大力引进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鼓励企业优先使用贫困家庭的剩余劳动力，促进困难群众增收致富。习近平指出，“加大产业带动扶贫工作力度，关键是要激发企业到贫困地区投资的积极性，使企业愿意来、留得住。”[7] （三）扶持乡村集体经济实体，增强脱贫后劲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基础上，农村生产力总体发展较快。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已普现农民专业合作社、租赁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实现形式，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成为农村基本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的强弱，直接关系着贫困治理的绩效，关系到百姓生活水平的高低。因此，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基于我国国情决定的不可避免的农村现代化发展道路，是增强脱贫后劲、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不仅不能动摇、削弱而且需要加强。习近平同志在谈到农村集体经济时指出：“在扶贫中，要注意增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否则，整个扶贫工作将缺少基本的保障和失去强大的动力，已经取得的扶贫成果也就有丧失的危险”[3]191，明确了发展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对消除贫困的重要性。
三、建强党的组织，发挥核心作用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量的基础。农村党组织作为基层组织的核心，需要在“指导思想上、组织上使党组织在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真正能站到‘前台’，真正能居于‘第一线’，而不是名不副实。”[3]161-162在推进贫困治理进程中，基层党组织尤其是农村党组织处于第一线，能否“带领群众壮大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力，向贫困和落后作战”[3]160-161，直接关系到贫困治理的成败，关系到脱贫致富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一）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键靠支部
推动贫困地区农民群众增收致富，“核心在领导，关键在落实，根本在基层”[8]，基层党组织是推进农村各项事业发展的坚强领导核心，是使农村贫困地区走向富裕道路的组织保证。“贫困地区发展靠什么？千条万条，最根本只有两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人民群众的力量。”[3]13推动贫困地区全面发展、促进群众增收致富，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和扶贫政策的全面落实，否则再好的政策也是空谈，并没有实际意义。1990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加強脱贫第一线的核心力量》一文中“讲凝聚力，必须讲核心，农村脱贫致富的核心就是农村党组织”“要想脱贫致富，必须有个好支部”“党对农村的坚强领导，是使贫困的乡村走向富裕道路的最重要的保证”[3]159-165等系列论断，进一步明确了党组织在脱贫致富中的地位和作用。2012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河北阜平考察时再次强调指出，“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键靠支部。要原原本本把党的政策落实好，大家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一定要想法设法尽快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9]
（二）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选好配强组织队伍
2013年6月，习近平同志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10] “打好脱贫攻坚战，关键在人，在人的观念、能力、干劲。要突出抓好各级扶贫干部学习培训……培育懂扶贫、会帮扶、作风硬的扶贫干部队伍。”[11]
受地理区位偏远、文化教育落后、信息相对闭塞等不利因素影响，农民群众的思想传统、观念固化，对事物的认识、判断基本上处于感性认识层面，缺乏理性判断和深入思考。辨别是非人云亦云，缺乏主见和独立意向，或是凭借感觉和经验进行判断。推进贫困治理必须扭转农民群众的这种认识局限和经验判断，加强对他们的政治领导和思想引领。农村党组织是贴近农民群众的基层组织，是推动农村工作的“主心骨”，是带动农村各项事业发展的火车头;而每一个党员都是党组织“肌体”上的细胞，是党组织发挥核心作用的骨干力量，是带领农民群众脱贫致富的“先锋队”和排头兵。但是，倘若“没有一个过得硬的党组织，要想发挥核心作用，领导广大农民去战斗，那是不可想象的。”[3]162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否过得硬、战斗力是强是弱，关键是看“领头雁”。为此，深入推进农村贫困治理，迫切需要选拔一批素质过硬、事业心强、思维敏捷和有奉献精神的年轻人充实到组织队伍当中;同时选好带头人，以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影响力和战斗力。
四、重视群众力量，挖掘内源动力
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列宁在《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文中指出：“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就在这里”[12]247。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Stewart Deaton）认为，没有国家与积极活跃的公民的有效互动，就很难形成战胜全球贫困所需要的增长[13]。所以，求得贫困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着力拔掉穷根，想法开掘富源， 要树立正确的群众史观，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始终“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调动扶贫对象的积极性，提高其发展能力，发挥其主体作用”[14]，增强他们的自我“造血功能”。
（一）树立脱贫致富信心，去除“贫困意识”
造成贫困的原因是多样的。就主观方面来说，原因在于部分群众囿于传统观念影响，缺乏脱贫致富的信心，缺乏真抓实干的精神，没有穷不失志的信念，存在惰性、不思进取。思维惰性使他们在面临困难时，犹如泄气的皮球，缺乏战胜贫困的信心和勇气。落后观念将他们笼罩在贫困阴影中，无法从贫困中走出来。彻底扭转这种局面，一方面需要送给这部分群众温暖，另一方面需要帮助他们树立战胜困难、摆脱贫困的信心和斗志，转变“等靠要”、安于现状的守旧观念。为此，首先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和动力，解放思想是摆脱贫困的关键。任职宁德期间，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要拔掉思想上的穷根，摆脱头脑中的“贫困”，勇于开拓、积极行动。“我们不担心说错什么，只是担心‘意识贫困’，没有更加大胆的改革开放的新意;也不担心做错什么，只是担心‘思路贫困’，没有更有力度的改革开放的举措”[3]216;其次要克服畏难心理、树立治贫志向。“扶贫先要扶志，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3]7-8，扶志就是转观念、扶信心，要帮助贫困地区干部和群众改变精神面貌。培育出迎难而上、踏实肯干、奋勇争先的精神，脱贫致富也就有了持久的动力。 （二）重视教育培训，提升贫困群众整体素质
不可否认，贫困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等先天因素存在较大的相关性。但是，贫困人口的素质也是极其重要的一面。没有充足的优秀人才，很难把握发展机遇，“有钱也干不成事”，即便已有的优势也可能会慢慢流失。缓解贫困地区人才短缺的局面，外部人才引进可以解决暂时之需，对贫困治理有一定的助推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发展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阻止贫困代际传递。治贫重在治愚、扶贫必先扶智， “越穷的地方越难办教育，但越穷的地方越需要办教育，越不办教育就越穷。”[3]98夯实贫困地区教育基础，让适龄儿童接受良好教育，“要实行‘普及教育’与‘成人教育’并存的方针;要特别重视职业教育和农村扫盲教育;全社会都要为教育办件实事，多渠道、多形式办学”[3]99-100，进行智慧启迪和知识滋养。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参加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扶贫先扶智，绝不能让贫困家庭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坚决阻止贫困代际传递。”[15]“要加大对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16]
通过劳动技能的培训，拓宽农民群众视野，增强他们致富本领，才能将贫困地区劳动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
（三）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唤起群众参与热情
毛泽东在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一文中指出，正确的领导是“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17]53从方法论视角来看，推进贫困治理要坚持以人为本、奉民为师的理念，在与群众的接触交流中主动向他们学习，多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诉求，这样才能赢得民心、聚集民智、助推民富。
“依靠什么去战胜困难？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谈出不同的思路和方法。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3]14解决贫困问题、助群众脱贫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贫困症结及致贫因素究竟在哪，如何才能彻底摆脱贫困，群众看得最清楚、体会最真切，当然是最有发言权的。贫困治理坚持“从群众中来”，就是要求党员干部坚持群众主体地位，以群众关心的问题为工作导向，主动深入到群众当中，贴近群众、尊重群众，诚恳地拜群众为自己的老师，把广大群众在与贫困作斗争的实践中累积的经验和做法，所提出的愿望、要求和建议等集中起来，在细加推敲、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凝炼和升华，使相对零散、不成体系的东西逐步系统化、条理化，并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从而形成切合实际的指示、政策;贫困治理坚持“到群众中去”是一个理论付诸实践的过程，就是把经理论成果转化而形成的指示、政策运用到扶贫实践中，让群众遵循指示、政策去做，自觉地将其内化为与贫困作斗争的行动，并使之在群众的扶贫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群众受到尊重，民智得以迸发，社会力量都能积极地活跃于贫困治理的伟大实践中，扶贫攻坚、脱贫致富的目标又何愁不能实现呢？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2]王春树.摆脱意识和思路“贫困”—— 读习近平同志 《摆脱贫困》[J].政策，2016（7）：81-83.
[3]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4]习近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N].学习时报，2012-05-28（01）.
[5]新华社评论员.聚焦深贫地区打好精准之战——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2/14/c_1122419808.htm.
[6]习近平.开年首谈扶贫“七个强化”指引攻坚方略[EB/OL]. http：//cpc.people.com.cn/xuexi/n1/2017/0223/c385474-29103292.html.
[7]习近平.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7/21/c_1119259129.htm.
[8]唐秀玲.扶贫攻坚根本在基层[N].农民日报，2015-12-18（01）.
[9]习近平到河北阜平看望慰问困难群众时强调 把群众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 把党和政府温暖送到千家万户[N].人民日报，2012-12-31（01）.
[10]习近平出席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 http：//www.gov.cn/ldhd/2013-06/29/content_2437094.htm.
[11]习近平.提高脱贫质量聚焦深贫地区 扎扎实实把脱贫攻坚战推向前进[N].人民日报， 2018-02-15（01）.
[12]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3]刘彦随.人民日报新论：精准扶贫当依靠科学体系[N].人民日报，2015-10-19（05）.
[14]习近平出席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5-10-17（01）.
[15]央视网.习近平的“三扶”脱贫论[EB/OL].http：//news.cntv.cn/2015/09/11/ARTI 1441957870176699.shtml.
[16]习近平.就加快发展职业教育作出重要指示[N].人民日报，2014-06-24（01）
[17]毛澤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吴晓红]
关键词：习近平;贫困;贫困治理
中图分类号：D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 1101（2019）01- 0001- 05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最重要体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决胜阶段，完成消除贫困、实现富裕的政治任务尤显重要而急迫。在此关键时期，重温习近平同志《摆脱贫困》一书，仍是历久弥新，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习近平同志紧扣经济建设的主旨，围绕摆脱贫困、改善民生和促进发展、实现富裕的主题作出了富有哲理的系列重要论述。这些理论成果不仅为宁德加快发展、跨越赶超提供了科学指南，也为贫困治理思想的形成发展、丰富完善奠定了厚实的理论基础。
一、深入调查研究，把握贫困实情
蹲点实察、走访座谈是理清工作思路的先行步骤，而形成正确思路的前提是工作“接地气”。所谓“接地气”是指党员干部和名士贤达沉下身来、静下心去，深入到人民群众当中并与他们打成一片，通过“观察、座谈、倾听”等多种形式了解他们的生活样态，把握并反映基层群众的真意愿望和利益诉求。治贫思路的形成同样离不开深入基层、勘察真贫，唯有如此才能为贫困治理“通经把脉”。
（一）调查研究是开展贫困治理的先行步骤
调查研究作为贫困治理的重要环节，“千万省略不得，马虎不得”[1]154。而把握贫困实情的调查研究就是要深入基层、亲近群众。“不深入基层，不走村入户，不促膝长谈，就不可能掌握第一手资料，就不了解村情民意，就无法对症施策”[2]82。习近平同志宁德赴任之初，花了月余时间走遍了闽东九县，同时还对毗邻的浙南温州、苍南、乐清等地作了重点考察;宁德工作期间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深入农村、步入农家，与群众“拉家常”，了解群众疾苦，认真倾听群众意见。偏远山区交通闭塞、信息不畅、贫困落后等恶劣环境与贫困家庭缺衣少吃、“兄弟同衣”的艰难处境使他深有感触。基于贫困“实景”的深刻认识和把握，他在《弱鸟如何先飞》文中提出了“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3]2的科学论断。与贫困作斗争，萌生“先飞”意识、树立鸿鹄之志才能够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实现“至贫先富”的目标。
（二）贫困实情是研究贫困问题的出发点，是治贫决策的基本依据
习近平指出：“要了解客观实际，就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实践进行调查研究，把客观存在的事实搞清楚，把事物的内部和外部联系弄明白，从中找出能够解决问题、符合群众要求的办法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也没有决策权。”[4]总体而言，中国贫困面积广、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且贫困根源、致贫症结和贫困对象特征等又千差万别。针对贫困多态复杂的状况，需要运用贫困和贫困治理的基础理论，通过实地调查摸清贫困底数，在研究中就致贫因素给予客观全面分析、找准致贫根源和贫困症结、搞清贫困对象特征，进而在此基础上把握并遵循贫困发展及其治理规律，做出科学决策。2015年6月18日，习总书记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时强调，要“做到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不搞大水漫灌、走马观花、大而化之”。2018年，习近平再次强调，“必須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等六个精准……把扶贫扶到点上扶到根上。”[5]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离京前往湖南湘西、贵州毕节、甘肃定西等贫寒苦瘠地区开展持续深入调研，走访棚户区居民和山区贫困农牧民并与他们座谈、交流。 通过亲临贫困区一线、用脚“丈量”的方式真正地了解并切实地认识到中国贫困的真实情况，从而为理清治贫思路、把准治贫方向、做出治贫决策提供了最基本依据。
二、着力发展经济，夯实治贫基础
不可否认，贫困是一种复杂而综合的社会现象。作为一个多维概念，除了经济收入外，还存在非货币的多向维度，譬如住房条件、健康状况、教育权利、获得的公共服务及主观感受等。但经济收入与群众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息息相关，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也是最大的政治。
（一）树立整体战略意识，提倡“经济大合唱”
贫困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牵涉到各层级、各部门。因此，贫困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推进这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犹如表演一场“大合唱”，做到同向发力、异口同声，既离不开总指挥，亦需要参与部门和单位密切配合、相互协调。党委、政府就是这个“合唱团”的总指挥，参与其间的每个部门、每个单位不能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必须围绕脱贫致富目标，树立整体作战意识，服从党委、政府的统一指挥，“心朝一处想，劲朝一处使，声朝一处发，那就可以唱出一支悠扬、嘹亮、动听的好歌来。”[3]12 2014年10月在首个“扶贫日”之际，习近平作出重要批示：全党全社会要继续共同努力，形成扶贫开发工作强大合力。要“强化领导责任、强化资金投入、强化部门协同、强化东西协作、强化社会合力、强化基层活力、强化任务落实”[6]。从整体入手，以战略思维谋全局，以系统思维聚合力，构建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指导。
（二）立足区域资源优势，推动特色产业发展
在致贫的众多因素中，产业结构层次偏低，尤其是二、三产业发展滞后，产业体系不完善，增产增收渠道贫乏是颇为重要的因素。因此，要立足地方实际，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处理好资源开发与行业结构的关系”[3]72。第一，发展具有市场优势和品质优势的特色农业。贫困地区基本上在偏远农村地区，农民群众主要靠农业吃饭，要富在“农”上，想方设法做好大农业这篇文章。立足现有农业基础，发展特色产业，“无论是种植、养殖还是加工业，都要推广‘一村一品’（即每个村都要抓一种有特色的产品）”[3]8，促进产业特色化发展，增强产业集聚能力;第二，延长产品加工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含量及产业化发展水平。推动贫困治理要善于发掘潜在优势，依托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加快产业基地培育，着力打造特色农产品、绿色有机食品加工产业基地;第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贫困地区要有“弱鸟先飞”意识，掌握飞洋过海艺术，积极而主动地承接产业转移，大力引进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鼓励企业优先使用贫困家庭的剩余劳动力，促进困难群众增收致富。习近平指出，“加大产业带动扶贫工作力度，关键是要激发企业到贫困地区投资的积极性，使企业愿意来、留得住。”[7] （三）扶持乡村集体经济实体，增强脱贫后劲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基础上，农村生产力总体发展较快。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已普现农民专业合作社、租赁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实现形式，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成为农村基本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的强弱，直接关系着贫困治理的绩效，关系到百姓生活水平的高低。因此，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基于我国国情决定的不可避免的农村现代化发展道路，是增强脱贫后劲、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不仅不能动摇、削弱而且需要加强。习近平同志在谈到农村集体经济时指出：“在扶贫中，要注意增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否则，整个扶贫工作将缺少基本的保障和失去强大的动力，已经取得的扶贫成果也就有丧失的危险”[3]191，明确了发展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对消除贫困的重要性。
三、建强党的组织，发挥核心作用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量的基础。农村党组织作为基层组织的核心，需要在“指导思想上、组织上使党组织在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真正能站到‘前台’，真正能居于‘第一线’，而不是名不副实。”[3]161-162在推进贫困治理进程中，基层党组织尤其是农村党组织处于第一线，能否“带领群众壮大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力，向贫困和落后作战”[3]160-161，直接关系到贫困治理的成败，关系到脱贫致富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一）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键靠支部
推动贫困地区农民群众增收致富，“核心在领导，关键在落实，根本在基层”[8]，基层党组织是推进农村各项事业发展的坚强领导核心，是使农村贫困地区走向富裕道路的组织保证。“贫困地区发展靠什么？千条万条，最根本只有两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人民群众的力量。”[3]13推动贫困地区全面发展、促进群众增收致富，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和扶贫政策的全面落实，否则再好的政策也是空谈，并没有实际意义。1990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加強脱贫第一线的核心力量》一文中“讲凝聚力，必须讲核心，农村脱贫致富的核心就是农村党组织”“要想脱贫致富，必须有个好支部”“党对农村的坚强领导，是使贫困的乡村走向富裕道路的最重要的保证”[3]159-165等系列论断，进一步明确了党组织在脱贫致富中的地位和作用。2012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河北阜平考察时再次强调指出，“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键靠支部。要原原本本把党的政策落实好，大家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一定要想法设法尽快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9]
（二）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选好配强组织队伍
2013年6月，习近平同志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10] “打好脱贫攻坚战，关键在人，在人的观念、能力、干劲。要突出抓好各级扶贫干部学习培训……培育懂扶贫、会帮扶、作风硬的扶贫干部队伍。”[11]
受地理区位偏远、文化教育落后、信息相对闭塞等不利因素影响，农民群众的思想传统、观念固化，对事物的认识、判断基本上处于感性认识层面，缺乏理性判断和深入思考。辨别是非人云亦云，缺乏主见和独立意向，或是凭借感觉和经验进行判断。推进贫困治理必须扭转农民群众的这种认识局限和经验判断，加强对他们的政治领导和思想引领。农村党组织是贴近农民群众的基层组织，是推动农村工作的“主心骨”，是带动农村各项事业发展的火车头;而每一个党员都是党组织“肌体”上的细胞，是党组织发挥核心作用的骨干力量，是带领农民群众脱贫致富的“先锋队”和排头兵。但是，倘若“没有一个过得硬的党组织，要想发挥核心作用，领导广大农民去战斗，那是不可想象的。”[3]162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否过得硬、战斗力是强是弱，关键是看“领头雁”。为此，深入推进农村贫困治理，迫切需要选拔一批素质过硬、事业心强、思维敏捷和有奉献精神的年轻人充实到组织队伍当中;同时选好带头人，以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影响力和战斗力。
四、重视群众力量，挖掘内源动力
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列宁在《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文中指出：“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就在这里”[12]247。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Stewart Deaton）认为，没有国家与积极活跃的公民的有效互动，就很难形成战胜全球贫困所需要的增长[13]。所以，求得贫困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着力拔掉穷根，想法开掘富源， 要树立正确的群众史观，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始终“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调动扶贫对象的积极性，提高其发展能力，发挥其主体作用”[14]，增强他们的自我“造血功能”。
（一）树立脱贫致富信心，去除“贫困意识”
造成贫困的原因是多样的。就主观方面来说，原因在于部分群众囿于传统观念影响，缺乏脱贫致富的信心，缺乏真抓实干的精神，没有穷不失志的信念，存在惰性、不思进取。思维惰性使他们在面临困难时，犹如泄气的皮球，缺乏战胜贫困的信心和勇气。落后观念将他们笼罩在贫困阴影中，无法从贫困中走出来。彻底扭转这种局面，一方面需要送给这部分群众温暖，另一方面需要帮助他们树立战胜困难、摆脱贫困的信心和斗志，转变“等靠要”、安于现状的守旧观念。为此，首先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和动力，解放思想是摆脱贫困的关键。任职宁德期间，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要拔掉思想上的穷根，摆脱头脑中的“贫困”，勇于开拓、积极行动。“我们不担心说错什么，只是担心‘意识贫困’，没有更加大胆的改革开放的新意;也不担心做错什么，只是担心‘思路贫困’，没有更有力度的改革开放的举措”[3]216;其次要克服畏难心理、树立治贫志向。“扶贫先要扶志，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3]7-8，扶志就是转观念、扶信心，要帮助贫困地区干部和群众改变精神面貌。培育出迎难而上、踏实肯干、奋勇争先的精神，脱贫致富也就有了持久的动力。 （二）重视教育培训，提升贫困群众整体素质
不可否认，贫困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等先天因素存在较大的相关性。但是，贫困人口的素质也是极其重要的一面。没有充足的优秀人才，很难把握发展机遇，“有钱也干不成事”，即便已有的优势也可能会慢慢流失。缓解贫困地区人才短缺的局面，外部人才引进可以解决暂时之需，对贫困治理有一定的助推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发展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阻止贫困代际传递。治贫重在治愚、扶贫必先扶智， “越穷的地方越难办教育，但越穷的地方越需要办教育，越不办教育就越穷。”[3]98夯实贫困地区教育基础，让适龄儿童接受良好教育，“要实行‘普及教育’与‘成人教育’并存的方针;要特别重视职业教育和农村扫盲教育;全社会都要为教育办件实事，多渠道、多形式办学”[3]99-100，进行智慧启迪和知识滋养。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参加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扶贫先扶智，绝不能让贫困家庭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坚决阻止贫困代际传递。”[15]“要加大对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16]
通过劳动技能的培训，拓宽农民群众视野，增强他们致富本领，才能将贫困地区劳动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
（三）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唤起群众参与热情
毛泽东在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一文中指出，正确的领导是“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17]53从方法论视角来看，推进贫困治理要坚持以人为本、奉民为师的理念，在与群众的接触交流中主动向他们学习，多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诉求，这样才能赢得民心、聚集民智、助推民富。
“依靠什么去战胜困难？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谈出不同的思路和方法。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3]14解决贫困问题、助群众脱贫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贫困症结及致贫因素究竟在哪，如何才能彻底摆脱贫困，群众看得最清楚、体会最真切，当然是最有发言权的。贫困治理坚持“从群众中来”，就是要求党员干部坚持群众主体地位，以群众关心的问题为工作导向，主动深入到群众当中，贴近群众、尊重群众，诚恳地拜群众为自己的老师，把广大群众在与贫困作斗争的实践中累积的经验和做法，所提出的愿望、要求和建议等集中起来，在细加推敲、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凝炼和升华，使相对零散、不成体系的东西逐步系统化、条理化，并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从而形成切合实际的指示、政策;贫困治理坚持“到群众中去”是一个理论付诸实践的过程，就是把经理论成果转化而形成的指示、政策运用到扶贫实践中，让群众遵循指示、政策去做，自觉地将其内化为与贫困作斗争的行动，并使之在群众的扶贫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群众受到尊重，民智得以迸发，社会力量都能积极地活跃于贫困治理的伟大实践中，扶贫攻坚、脱贫致富的目标又何愁不能实现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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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习近平到河北阜平看望慰问困难群众时强调 把群众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 把党和政府温暖送到千家万户[N].人民日报，2012-12-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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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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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习近平出席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5-10-17（01）.
[15]央视网.习近平的“三扶”脱贫论[EB/OL].http：//news.cntv.cn/2015/09/11/ARTI 1441957870176699.shtml.
[16]习近平.就加快发展职业教育作出重要指示[N].人民日报，2014-06-24（01）
[17]毛澤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吴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