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即将推行的稳健财政政策，需要经历一个渐进过程。财政付出一定的代价来支持税制、社会保障制度和农村改革，将打开一条双赢的通道，即各项改革目标和稳健财政政策目标的双重实现。
　　简历：高培勇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审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财政学会副会长等多种社会职务以及十几所高等学校兼职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财政税收理论。曾分别于1997年4月和2000年1月为国务院领导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作税法专题讲座和公共财政理论专题讲座。代表性著述有《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财政运行机制》等。
　　
　　2005年，中国政府将财政政策转向中性，并在正式的文件中以"稳健"表述。这意味着自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认为，实际上，2004年已经是以积极之名行稳健之实，2005年不过是稳健财政政策"名实合一"的一年。
　　
　　把钱花在改革上
　　
　　对于稳健财政政策的实际内容，中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的解释是16个字：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高培勇认为，这16个字通篇浸透着推进改革的精神，实际上是要以推进改革作为主线来实行的。从推进改革入手，通过着眼于推进改革的一系列渐进性安排，逐步地降低现实财政收支安排的扩张力度，逐步地逼近稳健财政政策的效应境界。
　　高培勇说，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中国财政一直是整体改革的开路先锋，始终扮演着为推进整体改革"铺路搭桥"的角色。改革启动初期，它通过"放权让利"，以财政上的减收、增支为代价，调动了各方面的改革积极性，为各项改革举措的出台创造了条件。进入到改革攻坚阶段，又是1994年的财税改革为整体改革步入制度创新之路打下了基础。改革的启动和攻坚时期如此，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新任务，无疑仍要依赖于财政的推动。
　　高培勇认为，在财政支出总规模难以控制甚至急剧增长的条件下，把增加的"钱"尽可能用到推进改革的支出项目上，通过支出结构的调整尽可能减少它所带来的扩张力度，显然是可以着手的一个适当策略。
　　
　　以收入增量为新一轮税改"买单"
　　
　　高培勇认为，以推进改革为主线来整合有关稳健财政政策的一系列举措安排，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财政自身的改革以及由财政支持推进的改革。具体包括推进税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及农村改革。
　　税制改革无疑是当下最受关注的。早在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已对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内容做了比较全面的安排。但是，除了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和农业税改革之外，其他的方面至今迟迟未能正式启动。高培勇认为，制约新一轮税制改革启动的原因，主要是"收入震荡"--担心税收收入因此而减少，以及"逆向调节"--担心已经过热的固定资产投资因税收减收而呈现更热的势头。如何且能否破解这两大难题，是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关键所在。
　　对于这两大难题，高培勇提出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跳出"税改→减收"的局限而放眼整个财政收支流程，可以发现两件互为关联的事情：一件是，从1994年开始，中国税收始终处于高速增长的状态。而且，增幅越来越大。持续10年的高增长，已经大大抬高了税收基数盘子。2003年的税收规模，是1993年的4.7倍。另一件是，伴随着税收的高增长，财政支出规模表现出更快、更猛的增长势头。10年间，财政支出的盘子已经在税收高增长的支撑下迅速膨胀起来。2003年的支出规模，是1993年的5.7倍。也就是说，在过去的10年中，税收增长和支出膨胀之间是一列几乎没有任何路障的"直通车"。
　　进一步看，持续了数年的中国税收高增长，目前已经到了巅峰阶段。过去，中国一直用所谓"三因素"论来解释税收的高增长--经济增长、政策调整和加强征管。2004年的情形虽有些变化--政策调整因素为物价上涨所替代了，但仍是三个因素支撑了税收的增长势头。在三因素中，除了经济增长尚可掌握之外，其余的两个因素绝对是不可持续的。且不说物价上涨具有周期性，单就加强征管而言，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测算，从1994年实行现行税制至今，它已提升了税收实际征收率大约20个百分点。不过，税收实际征收率的提升，终归有个限度。由1994年的50%多一点提升至目前的70%上下，再往前走，它的空间已经变小，收益递减规律肯定会产生作用。
　　高培勇说，"既然目前正是税收收入增幅最大的时期，并且如果不在此时做出相应安排，税收高增长将肯定引发政府支出的不适当膨胀，那么，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抓住眼下的收入增长'旺季'，将超预算增长的税收用于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
　　至于"逆向调节"，高培勇说，如果将税制改革放置于税收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并且，从减税和增支的效应比较中加以透视，便可发现，如果不对税收高增长形势下的财政收支做出特意的安排，在当前的各种体制性缺陷的作用下，数千亿元的税收增长额肯定会"直通"为财政支出的膨胀额，甚至"激活"本就旺盛、只是限于压力而稍稍减缓的政府部门固定资产投资膨胀热情。由此带来的扩张性效应，恐怕是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
　　比较减税和增支可能带来的财政扩张性效应，后者的扩张效应肯定比前者来的大。所以，高培勇说："利用税收收入高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增量为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买单'，就是一个同稳健的财政政策相协调的'正向调节'之举。"
　　
　　财政支持的两大"瓶颈"项目
　　
　　高培勇认为，需要财政支持推动的两大瓶颈项目就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农村改革。
　　在中国的改革中，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瓶颈"项目。鉴于财政方面的制约是障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主要因素，在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中，腾出一部分精力来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花费一部分代价来提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目标的层次，也是一件情理之中的事情。而且，同样的道理，花在支持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改革事项上的"钱"，较之花在其他政府支出上的"钱"所带来的扩张性效应要小。在当前的形势下，它同稳健财政政策所致力的方向是一致的。
　　自从新一届政府组建以来，农村改革一直放在首位，并且在2004年获得了极大的进展。继宣布一次性取消除烟叶之外的农业特产税并在三至五年内取消农业税之后，最近又出现了加快取消农业税的势头。而且，在财政支出领域给农民的诸如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医疗救助制度试点也已启动，公共财政的阳光正在逐步普照农村大地。所有这些，都是在财政付出了相當的代价，并且，税收收入高增长又使得这种代价的付出成为可能的背景下发生的。
　　高培勇说，中国政府现在的任务就是乘势而上，搭乘稳健的财政政策这列难得的火车，全面而系统地推进农村改革，将其引向更深层次。它所带给我们的收益亦是双重的：农村改革目标的实现和稳健财政政策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