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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目前已经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挑战，中国在面对国际压力的时候如何决策关系到以后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稍有不慎，中国经济可能重蹈日本经济1980年代中期的覆辙。
中美之间不断加剧的政治紧张关系势将添加一项更为明显的经济成分。由于美国官员认为人民币估值偏低，美国向中国施压强度升级过程中，美国政府还能否把握国会的“民意”方向值得怀疑。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目前中美财经领域最为紧迫的政经难题。
“人民币被严重低估”?
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成为美国政客们武器库里的一根大棒，需要时即拿出来挥舞一番，尽管他们对问题的症结所在心知肚明。
今年以来，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刁难声越来越尖锐。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最近3个月内3次劝说人民币升值；3月15日130多名国会议员联名上书财长盖特纳和商务部长骆家辉敦促对中国汇率政策采取行动；3月24日的国会听证会上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桑德·莱文声称人民币被低估“没有争议”。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更是接连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上公开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称这使得美国丢掉140万个就业岗位，甚至拖累世界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作为研究国际贸易的权威，这样的表态自然很容易成为佐证政治家主张的工具。
长期关注中国经济的美国经济学家、摩根士丹利亚洲区董事长罗奇认为克鲁格曼的论调是“完全错误的”。在3月19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罗奇指出美国经济现在的确面临严重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超过10％的失业率，以及停滞的收入，而美国政客不想承担这样的责任。美国真正的问题在于自身储蓄不足，不能单单归咎于中国。中国成为美方最大贸易逆差国家的原因，则是因为美国企业的业务外包，以及消费者对低价商品需求的结果。“这是一个双输的局面，造成反全球化的结果。要求人民币升值是一个错误的方向。”
同为诺奖得主的斯蒂格利茨也指出：“即使人民币升值也不会缩小两国的贸易顺差，因为美国已经不会自己去制造纺织品这类东西。因此要求人民币升值从很大程度上讲已不是基于经济问题的分析，而是一个政治立场的问题。”
令人担忧的是，越来越多的美国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支持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一些国会议员将国内制造业工人失业和美国对中国庞大的贸易逆差归咎于人民币估值过低，鼓噪要提出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输美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议案。此举凸显华盛顿方面承受着巨大压力。然而长期以来，在有关中国人民币汇率的政策是否应对全球失衡负责这个问题上，中美彼此激烈指责对方。而国会上书事件，又将双方激烈的争辩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也有不少人对美方过激行动可能引发的中美经贸摩擦甚至“货币战争”表示担忧。在美国众议员凯文·布拉迪看来，如果就所谓人民币汇率问题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将与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义务相冲突。会使美国的出口商和工人面临被报复。此外，这些关税还会使美国的物价升高，导致通货膨胀。因此，美国必须考虑这种行为可能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更广泛影响。华盛顿智库、经济学家菲利普·利维指出，在美国的惩罚性威胁下，中国反而更不可能在汇率政策上作出调整，“作为明智举动，我们应该耐心”。
面对国会和美国各界的压力，奧巴马政府近期对汇率问题刻意保持低调。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3月24日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不能强迫其改变汇率。”他表示，相信中国会以自己的理由来决定结束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政策。
“汇率靴子”即将落地
“中国在6月召开G20会议之前很可能让人民币恢复浮动，避免出现在G20会议上其他国家一起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的被动局面。5月份应该是人民币汇率政策出现调整的一个比较理想的时间窗口。”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值得注意的是，继美国之后，联合国贸发会议也敦促人民币升值。随着中国对欧、美、日等国出口比例缩减，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也可能加入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阵营。
温家宝总理日前表示，中国高度重视5月份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将是一次解决中美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机会。虽然这被认为是中国释放的缓和信号，但鉴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仍然不排除美国政府走出险棋，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
美国前贸易代表施瓦布称，美国财政部很有可能在报告中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该举措将基本上是“象征性的而非实体性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介绍，从程序上讲，如果美国财政部将一个国家列为汇率操纵国，美国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行动，在60天之后将禁止从该国进行联邦政府采购。如果该国经过360天仍未采取行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向WTO进行投诉。虽然WTO机制对汇率争议没有直接的“话事权”，但这将不可避免地波及中美贸易。
如果美国视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它绝不限于货币领域，必将促使美国对中国实施严厉的贸易制裁。从1979年到2008年，中美贸易额从不足25亿美元迅速增长到3337.4亿美元，增长了130多倍，年均增长18.5％。目前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第六大进口来源地；而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中美贸易已经成为双方人民的巨大需要，一旦开打贸易战，将是一场影响广泛的双输格局。
到2010年2月底，美国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到58362个，美方实际投入达到了628.2亿美元。到目前为止，美国仍然是中国外资最大的来源地之一，投资跨越实业和金融领域。如果双边经济关系恶化冲击到双方投资，这将是两国经济关系中深刻的伤痕。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记者以“美国对人民不‘动武’”来形容中美两国这场人民币汇率大战。巧合的是，美国财政部4月15日发布汇率政策报告的时间，正与广交会开幕同一天。“人民币汇率无论升值与否，都要尽快给出清晰的信号，不要让市场来猜哑谜。否则，广交会和上海世博会也会因为汇率问题而受到影响的。”郭田勇表示，无论美国学者还是官员，如此热衷于人民币升值，不仅着重刺激美国出口，更不仅在于重振美国产业发展，而在于刺激美国国内流动性泛滥，从而导致美国名义GDP增长，哪怕是1％的增长，也会给美国政府带来巨大的好处。
巴曙松也认为中国要正视人民币汇率对美国经济乃至政治的刺激作用。在美国今年中期选举的大背景下，“软硬两手都要准备好”。
央行货币委换血有玄机
针对美国乃是国际社会的咄咄逼迫，中国在谨慎应对的同时，也在听取方方面面的不同意见。从央行货币委员会大换血就可见一斑。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季度例会召开前夕的3月29日，央行出人意料宣布委员会大改组，专家委员由1位增加至3位。由于新人局的3位专家委员，都曾公开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应有所调整，令外界关注此次的改组，是否为退市铺路。按惯例，此前每届都只有1位外部金融专家委员。
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责，是依据国家调控目标，讨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控制目标、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简单而言，委员会就是中央考虑货币政策方针的大脑。“专家委员的遴选和确定绝不是央行就能拍板的，国务院甚至中央一致认可才可以的。”郭田勇表示，央行此次委任3大委员的经济背景同样深厚，观点表达却大相径庭，同属强硬派。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曾称，去年中国为刺激经济付出不少代价，既然中国是全球第一个经济复苏，当然有理由第一个退市。“中国应非常主动、坚定地实行退出政策，同时结构性改革要进入、要加快。”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调整汇率并非核心议题，关键是要掌握调整的主动权，不能屈服于美国的政治压力。甚至用政治闹剧形容美国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問题上对中国不断施压。“中国应不断根据通胀形势和通胀预期来调整货币政策，用加息来应对通胀，但加息时机要看下一轮的经济数据，CPI如果超过3％(2月份是2.7％)就可能加息，加息时间点可能在第二季度。但是否较美国更早加息并不重要，因相比热钱，调控贷款量对防经济过热更重要。”
现任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则显示学者风范，坦言货币委员会并非决策机构，而是咨询机构，与美国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不同。他表示去年的货币政策过于宽松，今年则是回归正常的适度宽松状态，“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美国的贸易问题，美国主流学界也心知肚明，中国应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当前全球经济的复苏仍然脆弱。一旦中美两个大国间爆发贸易战，将经贸关系政治化，必将戕害全球经济复苏进程，这对谁都不利。”郭田勇认为越是在矛盾一触即发的时候，越应当保持冷静头脑，这亦是对政治智慧的考验。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界，都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世界经济和贸易问题，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汇率影响经济结构。特别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如何渐次使用升值工具的主动权一定要把握好，决不能被美国间接调控。”
中美之间不断加剧的政治紧张关系势将添加一项更为明显的经济成分。由于美国官员认为人民币估值偏低，美国向中国施压强度升级过程中，美国政府还能否把握国会的“民意”方向值得怀疑。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目前中美财经领域最为紧迫的政经难题。
“人民币被严重低估”?
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成为美国政客们武器库里的一根大棒，需要时即拿出来挥舞一番，尽管他们对问题的症结所在心知肚明。
今年以来，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刁难声越来越尖锐。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最近3个月内3次劝说人民币升值；3月15日130多名国会议员联名上书财长盖特纳和商务部长骆家辉敦促对中国汇率政策采取行动；3月24日的国会听证会上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桑德·莱文声称人民币被低估“没有争议”。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更是接连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上公开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称这使得美国丢掉140万个就业岗位，甚至拖累世界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作为研究国际贸易的权威，这样的表态自然很容易成为佐证政治家主张的工具。
长期关注中国经济的美国经济学家、摩根士丹利亚洲区董事长罗奇认为克鲁格曼的论调是“完全错误的”。在3月19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罗奇指出美国经济现在的确面临严重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超过10％的失业率，以及停滞的收入，而美国政客不想承担这样的责任。美国真正的问题在于自身储蓄不足，不能单单归咎于中国。中国成为美方最大贸易逆差国家的原因，则是因为美国企业的业务外包，以及消费者对低价商品需求的结果。“这是一个双输的局面，造成反全球化的结果。要求人民币升值是一个错误的方向。”
同为诺奖得主的斯蒂格利茨也指出：“即使人民币升值也不会缩小两国的贸易顺差，因为美国已经不会自己去制造纺织品这类东西。因此要求人民币升值从很大程度上讲已不是基于经济问题的分析，而是一个政治立场的问题。”
令人担忧的是，越来越多的美国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支持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一些国会议员将国内制造业工人失业和美国对中国庞大的贸易逆差归咎于人民币估值过低，鼓噪要提出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输美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议案。此举凸显华盛顿方面承受着巨大压力。然而长期以来，在有关中国人民币汇率的政策是否应对全球失衡负责这个问题上，中美彼此激烈指责对方。而国会上书事件，又将双方激烈的争辩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也有不少人对美方过激行动可能引发的中美经贸摩擦甚至“货币战争”表示担忧。在美国众议员凯文·布拉迪看来，如果就所谓人民币汇率问题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将与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义务相冲突。会使美国的出口商和工人面临被报复。此外，这些关税还会使美国的物价升高，导致通货膨胀。因此，美国必须考虑这种行为可能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更广泛影响。华盛顿智库、经济学家菲利普·利维指出，在美国的惩罚性威胁下，中国反而更不可能在汇率政策上作出调整，“作为明智举动，我们应该耐心”。
面对国会和美国各界的压力，奧巴马政府近期对汇率问题刻意保持低调。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3月24日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不能强迫其改变汇率。”他表示，相信中国会以自己的理由来决定结束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政策。
“汇率靴子”即将落地
“中国在6月召开G20会议之前很可能让人民币恢复浮动，避免出现在G20会议上其他国家一起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的被动局面。5月份应该是人民币汇率政策出现调整的一个比较理想的时间窗口。”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值得注意的是，继美国之后，联合国贸发会议也敦促人民币升值。随着中国对欧、美、日等国出口比例缩减，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也可能加入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阵营。
温家宝总理日前表示，中国高度重视5月份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将是一次解决中美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机会。虽然这被认为是中国释放的缓和信号，但鉴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仍然不排除美国政府走出险棋，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
美国前贸易代表施瓦布称，美国财政部很有可能在报告中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该举措将基本上是“象征性的而非实体性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介绍，从程序上讲，如果美国财政部将一个国家列为汇率操纵国，美国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行动，在60天之后将禁止从该国进行联邦政府采购。如果该国经过360天仍未采取行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向WTO进行投诉。虽然WTO机制对汇率争议没有直接的“话事权”，但这将不可避免地波及中美贸易。
如果美国视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它绝不限于货币领域，必将促使美国对中国实施严厉的贸易制裁。从1979年到2008年，中美贸易额从不足25亿美元迅速增长到3337.4亿美元，增长了130多倍，年均增长18.5％。目前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第六大进口来源地；而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中美贸易已经成为双方人民的巨大需要，一旦开打贸易战，将是一场影响广泛的双输格局。
到2010年2月底，美国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到58362个，美方实际投入达到了628.2亿美元。到目前为止，美国仍然是中国外资最大的来源地之一，投资跨越实业和金融领域。如果双边经济关系恶化冲击到双方投资，这将是两国经济关系中深刻的伤痕。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记者以“美国对人民不‘动武’”来形容中美两国这场人民币汇率大战。巧合的是，美国财政部4月15日发布汇率政策报告的时间，正与广交会开幕同一天。“人民币汇率无论升值与否，都要尽快给出清晰的信号，不要让市场来猜哑谜。否则，广交会和上海世博会也会因为汇率问题而受到影响的。”郭田勇表示，无论美国学者还是官员，如此热衷于人民币升值，不仅着重刺激美国出口，更不仅在于重振美国产业发展，而在于刺激美国国内流动性泛滥，从而导致美国名义GDP增长，哪怕是1％的增长，也会给美国政府带来巨大的好处。
巴曙松也认为中国要正视人民币汇率对美国经济乃至政治的刺激作用。在美国今年中期选举的大背景下，“软硬两手都要准备好”。
央行货币委换血有玄机
针对美国乃是国际社会的咄咄逼迫，中国在谨慎应对的同时，也在听取方方面面的不同意见。从央行货币委员会大换血就可见一斑。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季度例会召开前夕的3月29日，央行出人意料宣布委员会大改组，专家委员由1位增加至3位。由于新人局的3位专家委员，都曾公开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应有所调整，令外界关注此次的改组，是否为退市铺路。按惯例，此前每届都只有1位外部金融专家委员。
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责，是依据国家调控目标，讨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控制目标、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简单而言，委员会就是中央考虑货币政策方针的大脑。“专家委员的遴选和确定绝不是央行就能拍板的，国务院甚至中央一致认可才可以的。”郭田勇表示，央行此次委任3大委员的经济背景同样深厚，观点表达却大相径庭，同属强硬派。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曾称，去年中国为刺激经济付出不少代价，既然中国是全球第一个经济复苏，当然有理由第一个退市。“中国应非常主动、坚定地实行退出政策，同时结构性改革要进入、要加快。”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调整汇率并非核心议题，关键是要掌握调整的主动权，不能屈服于美国的政治压力。甚至用政治闹剧形容美国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問题上对中国不断施压。“中国应不断根据通胀形势和通胀预期来调整货币政策，用加息来应对通胀，但加息时机要看下一轮的经济数据，CPI如果超过3％(2月份是2.7％)就可能加息，加息时间点可能在第二季度。但是否较美国更早加息并不重要，因相比热钱，调控贷款量对防经济过热更重要。”
现任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则显示学者风范，坦言货币委员会并非决策机构，而是咨询机构，与美国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不同。他表示去年的货币政策过于宽松，今年则是回归正常的适度宽松状态，“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美国的贸易问题，美国主流学界也心知肚明，中国应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当前全球经济的复苏仍然脆弱。一旦中美两个大国间爆发贸易战，将经贸关系政治化，必将戕害全球经济复苏进程，这对谁都不利。”郭田勇认为越是在矛盾一触即发的时候，越应当保持冷静头脑，这亦是对政治智慧的考验。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界，都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世界经济和贸易问题，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汇率影响经济结构。特别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如何渐次使用升值工具的主动权一定要把握好，决不能被美国间接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