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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蔡元培的第二任妻子黄仲玉去世了。当时，蔡元培才53岁，还担任着北大校长，日常事务繁多，出于工作和家庭的需要，不得不考虑再娶。他提出的条件是：一、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二、年龄略大；三、熟谙英文而能成为研究助手。
这时，一位比蔡元培小22岁、名叫周峻的女子走进了他的生活。周峻是蔡元培先生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一名学生。这位学生对蔡先生一直抱有一种敬佩与热爱的情感，年过30还没有结婚。
1923年7月10日，55岁的蔡元培和33岁的周峻在苏州留园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礼完全是新式的，那天一大早，西装革履的蔡元培先到周峻下榻的宾馆迎接了身披白色婚纱的新娘，之后两人便一起到留园拍摄了结婚照片。婚后不久，蔡元培就和周峻一起携子女威廉和柏龄去了欧洲学习。
周峻在相夫教子之余，还给蔡元培塑了一个半身像，蔡元培则在上面题诗一首：“我相迁流每刹那，随人写照各殊科。惟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
张中行：门外有了长者的车辙
张中行是二十世纪末未名湖畔三雅士之一，与季羡林、金克木合称“燕园三老”。季羡林先生曾称赞他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张中行很敬重朱自清先生。虽然他没有听过朱自清先生的课，却敬佩朱自清先生的学识，更敬佩他的为人。
一天，张中行正在家中，忽然住西院的邻居来问张中行是否在家，说他家来了一位亲戚，要来看看张中行。张中行正感到奇怪，客人来了。他一看是又惊又喜，来的竟然是朱自清先生。对于朱自清先生的来访，张中行很是感动。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因为朱先生的来访，从此我家的门外就有了长者的车辙。
吴国桢妙解“成熟”
1923年，年仅20岁的吴国桢转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面试时，教务长看到一脸孩子气的吴国桢，就说：“年轻人，你还没有成熟。”不料，吴国桢竟立刻回敬道：“先生，依照年龄来判断一个人的成熟与否，本身就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教务长一听，顿觉此子不凡，立刻就录取了吴国桢。
毛姆的报复
一天傍晚，小说家休·沃尔波尔随手拿起一本印刷样，那是出版社寄来请他写书评的毛姆的长篇小说《寻欢作乐》的大样。毛姆在书中描写了一个名叫基尔的文坛小混混，这人野心勃勃，极其善于经营自己，用迎合大众的方式写小说，“一有机会就请人采访，请记者吃饭，把文学当作功名大餐”。沃尔波尔看得直冒冷汗一毛姆这分明是在用这个基尔嘲讽他嘛。
沃尔波尔一夜没睡，大清早就给毛姆的小说出版商打了电话，要求取消这本书的出版计划。出版商当然不会理睬他。他又给弗吉尼亚·伍尔夫打电话，说毛姆如何丑化他，说着说着居然哭了起来。伍尔夫本来就不喜欢他的做派，听他这样诉说，也只是微微地一笑，还有点幸灾乐祸。后来，他又直接打电话给毛姆，毛姆当然不承认，说他想多了，这个基尔不是他，让他大可不必对号入座。
实际上，毛姆写的正是沃尔波尔，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原来沃尔波尔在给英国当代作家排座次时，竟然没有给毛姆任何位置，可见在沃尔波尔眼里，毛姆是多么的不重要。毛姆表面上若无其事，心里却恨透了沃尔波尔，于是不声不响，在《寻欢作乐》中安排了这么一个丑角。沃尔波尔不甘示弱，也想把毛姆写进自己的小说中，给他一顶破帽子戴，无奈功力不够，始终未能写出一个像样的人物，让读者一看就能联想到毛姆。
拿破仑的鞭子
古斯塔夫·库尔贝是19世纪法国写实主义画家的杰出代表，但他的画作始终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
一次，他举办了一个画展，拿破仑也来参观了。但当他看到库尔贝创作于1853年的《浴女》时，就觉得这幅画相当“粗俗”，一气之下，竟从随从手中拿过鞭子，狠狠地抽打了这幅画。拿破仑的这个举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
烈的反响，很多人都觉得他做得太过分了。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库尔贝的画
一下子就出了名，从此成为大家争相购买的对象。
巴尔扎克的强词夺理
巴尔扎克在一个短篇中，描写了一个名叫贞娜的年轻修女到巴黎办事，大城市的五光十色使她目瞪口呆，很快她又被一个男子销魂的情话弄得心旌摇荡，还在花园里和那个男子接了吻。后来，她便在巴黎住了下来，并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时髦的巴黎女郎，不到一个月就成了这个花花世界里的一个妓女。
在小说中，巴尔扎克使用了一个现实中存在的修道院的名字，不料这个修道院里也刚好有一个年轻的修女名叫贞娜。于是，事情麻烦了。修道院院长看到小说后，立即把贞娜叫来。严厉地对她说：“你知道巴尔扎克都写了你什么吗？！他侮辱了你，也诬蔑了我们修道院。你现在就去巴黎，找到他，要求他向全法兰西承认他这是在诽谤！如果你完不成这个任务，那你也就不要再回修道院里来了。”
贞娜来到巴黎，好不容易才找到巴尔扎克，并要求他为自己洗清不白之冤。然而，当巴尔扎克听明白了她的来意后，却说：“什么不白之冤！我只知道我所写的永远是神圣的真理。”贞娜十分可怜地再三请求，说如果他不答应她的要求，那她就无路可走了。巴尔扎克竟当即跳了起来，眼含愠色的对她喊道：“什么走投无路！我书中不都写得清清楚楚吗？”“难道您想要说，我应该留在巴黎吗？”贞娜惶惑地问道。“就是呀！你难道还想穿著这身黑道袍，永远都不懂得什么叫爱情。走吧！走吧！”巴尔扎克一边说，一边拉住贞娜的手，把她送出了门外。
贞娜果然没有再回到修道院。据说她后来在巴黎的一家酒馆里找到了一份工作，每天生活得很快乐。
甘地：请宽恕这个可怜的人
1948年1月30日，甘地在信徒们的陪同下，参加了一次祈祷会，当他步入会场时，早已隐藏在人群中的纳图拉姆走到甘地面前，一面弯腰向他问好，一面迅速地掏出手枪，抵住甘地枯瘦赤裸的胸膛连放三枪，殷红的鲜血染红了他洁白的缠身土布。甘地捂着伤口，发出了他最后的声音：“请宽恕这个可怜的人。”
这时，一位比蔡元培小22岁、名叫周峻的女子走进了他的生活。周峻是蔡元培先生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一名学生。这位学生对蔡先生一直抱有一种敬佩与热爱的情感，年过30还没有结婚。
1923年7月10日，55岁的蔡元培和33岁的周峻在苏州留园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礼完全是新式的，那天一大早，西装革履的蔡元培先到周峻下榻的宾馆迎接了身披白色婚纱的新娘，之后两人便一起到留园拍摄了结婚照片。婚后不久，蔡元培就和周峻一起携子女威廉和柏龄去了欧洲学习。
周峻在相夫教子之余，还给蔡元培塑了一个半身像，蔡元培则在上面题诗一首：“我相迁流每刹那，随人写照各殊科。惟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
张中行：门外有了长者的车辙
张中行是二十世纪末未名湖畔三雅士之一，与季羡林、金克木合称“燕园三老”。季羡林先生曾称赞他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张中行很敬重朱自清先生。虽然他没有听过朱自清先生的课，却敬佩朱自清先生的学识，更敬佩他的为人。
一天，张中行正在家中，忽然住西院的邻居来问张中行是否在家，说他家来了一位亲戚，要来看看张中行。张中行正感到奇怪，客人来了。他一看是又惊又喜，来的竟然是朱自清先生。对于朱自清先生的来访，张中行很是感动。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因为朱先生的来访，从此我家的门外就有了长者的车辙。
吴国桢妙解“成熟”
1923年，年仅20岁的吴国桢转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面试时，教务长看到一脸孩子气的吴国桢，就说：“年轻人，你还没有成熟。”不料，吴国桢竟立刻回敬道：“先生，依照年龄来判断一个人的成熟与否，本身就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教务长一听，顿觉此子不凡，立刻就录取了吴国桢。
毛姆的报复
一天傍晚，小说家休·沃尔波尔随手拿起一本印刷样，那是出版社寄来请他写书评的毛姆的长篇小说《寻欢作乐》的大样。毛姆在书中描写了一个名叫基尔的文坛小混混，这人野心勃勃，极其善于经营自己，用迎合大众的方式写小说，“一有机会就请人采访，请记者吃饭，把文学当作功名大餐”。沃尔波尔看得直冒冷汗一毛姆这分明是在用这个基尔嘲讽他嘛。
沃尔波尔一夜没睡，大清早就给毛姆的小说出版商打了电话，要求取消这本书的出版计划。出版商当然不会理睬他。他又给弗吉尼亚·伍尔夫打电话，说毛姆如何丑化他，说着说着居然哭了起来。伍尔夫本来就不喜欢他的做派，听他这样诉说，也只是微微地一笑，还有点幸灾乐祸。后来，他又直接打电话给毛姆，毛姆当然不承认，说他想多了，这个基尔不是他，让他大可不必对号入座。
实际上，毛姆写的正是沃尔波尔，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原来沃尔波尔在给英国当代作家排座次时，竟然没有给毛姆任何位置，可见在沃尔波尔眼里，毛姆是多么的不重要。毛姆表面上若无其事，心里却恨透了沃尔波尔，于是不声不响，在《寻欢作乐》中安排了这么一个丑角。沃尔波尔不甘示弱，也想把毛姆写进自己的小说中，给他一顶破帽子戴，无奈功力不够，始终未能写出一个像样的人物，让读者一看就能联想到毛姆。
拿破仑的鞭子
古斯塔夫·库尔贝是19世纪法国写实主义画家的杰出代表，但他的画作始终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
一次，他举办了一个画展，拿破仑也来参观了。但当他看到库尔贝创作于1853年的《浴女》时，就觉得这幅画相当“粗俗”，一气之下，竟从随从手中拿过鞭子，狠狠地抽打了这幅画。拿破仑的这个举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
烈的反响，很多人都觉得他做得太过分了。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库尔贝的画
一下子就出了名，从此成为大家争相购买的对象。
巴尔扎克的强词夺理
巴尔扎克在一个短篇中，描写了一个名叫贞娜的年轻修女到巴黎办事，大城市的五光十色使她目瞪口呆，很快她又被一个男子销魂的情话弄得心旌摇荡，还在花园里和那个男子接了吻。后来，她便在巴黎住了下来，并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时髦的巴黎女郎，不到一个月就成了这个花花世界里的一个妓女。
在小说中，巴尔扎克使用了一个现实中存在的修道院的名字，不料这个修道院里也刚好有一个年轻的修女名叫贞娜。于是，事情麻烦了。修道院院长看到小说后，立即把贞娜叫来。严厉地对她说：“你知道巴尔扎克都写了你什么吗？！他侮辱了你，也诬蔑了我们修道院。你现在就去巴黎，找到他，要求他向全法兰西承认他这是在诽谤！如果你完不成这个任务，那你也就不要再回修道院里来了。”
贞娜来到巴黎，好不容易才找到巴尔扎克，并要求他为自己洗清不白之冤。然而，当巴尔扎克听明白了她的来意后，却说：“什么不白之冤！我只知道我所写的永远是神圣的真理。”贞娜十分可怜地再三请求，说如果他不答应她的要求，那她就无路可走了。巴尔扎克竟当即跳了起来，眼含愠色的对她喊道：“什么走投无路！我书中不都写得清清楚楚吗？”“难道您想要说，我应该留在巴黎吗？”贞娜惶惑地问道。“就是呀！你难道还想穿著这身黑道袍，永远都不懂得什么叫爱情。走吧！走吧！”巴尔扎克一边说，一边拉住贞娜的手，把她送出了门外。
贞娜果然没有再回到修道院。据说她后来在巴黎的一家酒馆里找到了一份工作，每天生活得很快乐。
甘地：请宽恕这个可怜的人
1948年1月30日，甘地在信徒们的陪同下，参加了一次祈祷会，当他步入会场时，早已隐藏在人群中的纳图拉姆走到甘地面前，一面弯腰向他问好，一面迅速地掏出手枪，抵住甘地枯瘦赤裸的胸膛连放三枪，殷红的鲜血染红了他洁白的缠身土布。甘地捂着伤口，发出了他最后的声音：“请宽恕这个可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