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纫兰年长李大钊6岁，作为邻居，她几乎是看着他长大的。虽然没有上过学，但善良的她喜欢他的聪慧好学，像姐姐一样怜惜他的苦难。进入李家后，小脚的赵纫兰扛起了全部家庭重担。有她进进出出，沉寂的屋子有了鲜活的生气，李大钊得以安心学习，六年后考入县城的永平府中学堂。
　　可好景不长，祖父母相继病故，出嫁的姑姑为了家产大闹——李大钊的父亲是过继来的，让过继孙子继承家产，她早就怀恨在心。
　　家业被折腾一空，求学的希望也变得渺茫，18岁的李大钊非常难过。赵纫兰没有气馁，鼓励他继续上学，其他的事，她来考虑。
　　1907年，李大钊考取了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就在这年，赵纫兰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不幸的是，孩子夭折了。饱受巨大悲痛，她仍支持他外出求学。天津六年，全靠她“辛苦经营，典当挪借”，李大钊“始得勉强卒业”。正值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中华民国成立，接受了新思想的李大钊对国家命运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萌生了改造社会的宏愿。当他向赵纫兰表明要去日本留学时，她没有过分吃惊，只平静地问：“需要多少钱？我去想办法。”那时，他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日子本已艰难无比，可他要做的，她都无条件地支持。带着妻子千辛万苦凑来的钱，1913年，李大钊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本科，临行前，他作诗明志：“去国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
　　李大钊去日本三年，赵纫兰对他无限牵挂，经常彻夜难眠。当小儿子被天花夺去生命时，她独自承受着极大的打击，也没有动过让他回国的念头。李大钊终于回来了，他在北京创办报纸杂志，才华逐渐显露，经章士钊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荐，担任了北大图书馆主任。生活安定后，一家人终于团聚。那是1918年，她嫁给他已经近二十年了。
　　他需要她。就像需要空气
　　他是留学归来的学者、教授，刚刚而立，风华正茂，而她大字不识还裹着小脚，长期的辛苦劳作让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老，经常被来家里的客人误认为是保姆。怕给他丢人，客人来时，赵纫兰就偷偷躲起来。而她多年的付出，李大钊一直铭记在心。他大方地把她拉出来，介绍给客人。当着女同学的面，他帮她换衣服，系扣子，还细心地拉了拉她的衣襟。为了让她适应环境，他甚至在家里盘了个和老家一模一样的大土炕。闲暇时，他帮她做饭，看孩子，教她读书认字。在他的帮助下，她能够写简单的信，能够读懂《红楼梦》。
　　1921年，李大钊成为共产党在北方的领导人，开会没有场地，租住的小院就是开展活动的据点；经费不够，他拿出了收入的一大部分；困难学生找他帮助，他慷慨解囊，最后交到她手里时，当教授换来的丰厚月薪已经所剩无几。
　　在他的影响下，她懂得了革命道理，没有任何怨言，只精打细算，可即使这样，家里也经常无米下炊。蔡元培得知后，破例“干涉”，让会计科每月给李大钊发薪时先给赵纫兰留一部分，以保证生活。因各地青年慕名而来，正常的家居生活常常被打破，可赵纫兰从来不烦不躁，热情接待，看到有学生衣裳单薄，她还把刚为长子葆华做好的棉衣送给他。她的深明大义让李大钊非常感动，从妻子身上，他看到女性的平和之美、慈爱之美，认识到一个和睦家庭中女性的重要性。他开始关注妇女解放问题，写了《废娼问题》《现代的女权运动》等许多文章，为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
　　为着他的理想，她唯有坚强
　　因为李大钊频频南下，参加革命活动，领导工人运动，家门口多了不三不四的人转悠；有流氓大白天闯进书房里乱翻；夜里，院子里还落下了威胁、恐吓的大石头。赵纫兰担惊受怕，顾不上长期忧患导致疾病缠身的自己，一颗心完全系在奔忙在外的李大钊身上。小女儿钟华不幸因病离世后，她没有责怪李大钊置家庭于不顾，而是自责没有为他守护好孩子。
　　名气越来越大的李大钊受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不得不避难于昌黎五峰山。随后，党组织派他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临行前，他给已经带着孩子们回到老家河北乐亭的赵纫兰写信：“现在，我的工作很忙，今后再也没有空闲的时间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而焦急，应当振作起精神抚养和教育子女。目前统治者的这种猖狂行为，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人的天下！”读着这些，赵纫兰热泪盈眶，为着他的理想，她没有理由怯弱。
　　随着冯玉祥发动政变，时局变化，李大钊的通缉令被取消，他从苏联回来后，一家人迎来了难得的团聚。然而，他更加忙碌了。轟轰烈烈的“首都革命”，使得段祺瑞政府惶惶不可终日。张作霖攻入北京，赶走段祺瑞后，又对李大钊发出了逮捕令。
　　李大钊放不下北方的工作，拒绝了党组织让他避走南方的安排。1927年4月6日，军警和宪兵世围了他的家，李大钊和赵纫兰以及两个女儿均被捕入狱，只有去郊外春游的大儿子和出生才几个月、寄养在别处的小儿子，幸运地躲过了牢狱之灾。十几天后，他们在法庭上相见，他的眼镜没有了，头发乱蓬蓬的，她忍不住哭了。他很平静，望了望她和女儿，对法官说：“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我的孩子年纪还小，她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她们没有关系。”最后时刻，他尽力保护她们。可那一面，竟成永诀。李大钊被害的当晚，母女三人被释放回家。第二天一早，看到报纸上的“李大钊等昨已执行绞刑”时，赵纫兰当即昏了过去。随后到来的《晨报》记者这样记述：“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奠不泪下。”
　　遇难时，李大钊年仅38岁，除了病妻幼子，什么都没留下。棺材是友人筹款买的，因无钱送回老家安葬，只好寄放在宣武门外的寺庙中。遭此重创，赵纫兰身体日渐赢弱，然而李大钊还没有入土为安，儿女尚年幼，心事未了，她不能倒下。原想着革命成功就能安葬李大钊，然而一年又一年，胜利遥遥无期。赵纫兰预感到她的身体等不下去了，1933年春天，她拖着病体来到北京，请求北大出面为李大钊操办葬礼。当校长蒋梦麟提出别把声势搞大，走较近的西门出城时，一向柔顺的赵纫兰坚持要从城里走，“李先生生前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又死得这么悲惨，马马虎虎地出殡，我于心不忍！”终于，就义六周年后，李大钊的灵柩被安放在了香山东麓的万安公墓。耗尽所有心力，了却了最后的心愿，仅仅一个月后，赵纫兰就倒下了。想着就要与他相见，她的脸上，浮现出难得的笑容。临终前，她唯一的遗愿是：陪在他的身旁。
　　据《莫愁》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