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光羲的《田家杂兴八首》（其二）收录在粤教版选修教材《唐诗宋词元散曲》一册。无论课文的注释，还是教案给出的解读，都把这首诗定位为“写自己归隐田园之乐”[1]。基于这样的理解，在梳理诗意的过程中，整首诗的意脉却显得颇不流畅，中间存在若干意义龃龊之处。
　　整首诗共十四句七十个字，在这样局促的空间中，“所乐在畋渔”“所愿在优游”二句无论从句式，还是文字的表面意义，都具有极强的相似性。如果仅是要通过句式和语意的重复来达到强调的目的，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而且几乎没有效果。另外，从人之常情和山水田园诗对山林景致的常规描写看，山泽往往是诗人理想的归隐之地，而且常常以沉静秀丽之态呈现，至少在陶渊明、王维、孟浩然等人的笔下是这样的。但诗人在“山泽”之后用了“晦暝”一词，把这写成了一处昏暗阴沉的所在，明显有违常理。再者，“归家暂闲居”句中，“归家”“闲居”都是山水田园诗中十分常见的词句，相对而言“暂”字的使用则少了很多。即使《题李凝幽居》的“暂去还来此”，“暂”指向的也不是山林闲居，而是俗世生活。归隐闲居的“暂”总是透漏出些诗人内心不甘不愿，这在山水田园诗里亦是极为少见的。
　　这么多有违常理，这么些语意龃龊，与其说是诗人不经意间留下的创作笔误，不如说是诗中个别词句的理解出现了偏差，整首诗的情感定位出现了问题。这首诗除了表达诗人仕途的决绝之态、山林归隐的无尽痴迷外，还有一种传统士大夫家国天下的庙堂之忧，以及归隐山林的江湖之愿在求庙堂之忧而不得后的萌发、强化和纠结的复杂情绪。储光羲置身江湖庙堂间的犹豫与迟疑不是教参中一句“平和恬淡的心态”就能说的清楚的！
　　整首诗中，最容易出现理解偏差是第四句中的“畋渔”一词。课本将其注释为渔猎，并顺势将其理解为田园劳作的闲适生活，这是导致前述语意龃龊的根源。除了依照“畋渔”的字面意思将其延伸理解为田园劳作，它的意义还可以从另一向度进行理解。《史记·越世家》中有云“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其中“良弓”“走狗”是打猎用具，意义上则是对奔走效劳之人的隐喻。“畋渔”本意是打猎围捕的行为，如果从奔走效劳这一层意思理解，这首诗意义则有峰回路转的新意。
　　从奔走效劳之意理解“畋渔”，可以使前四句的对比手法有了更为切实的落点。众人耻贫好富，贪慕功名利禄，而“我”是情怀坦荡的，要为国家君王奔走效劳。这里的对比不是把众人的追逐荣华富贵与“我”的看淡浮名、安贫乐道比较，而是将众人的自私自利与诗人家国天下的庙堂情怀形成对比。储光羲要在此给读者展现的不是一个避世的隐者形象，而是一个决绝的入世者形象。由“我”的坦荡与众人的耻尚宕开，让人看到的不只有储光羲士人理想的坚定，众人的卑劣恶俗，更有整个盛唐社会所折射出来的从上至下的深刻危机。进一步关注“乐”字的含义，表面上看，“所乐在畋渔”与“所愿在优游”的“乐”“愿”语义相近，但是“乐”的语义并不能通过“所愿在优游”这一相近句式对比实现，而应将其置于前四句构成的对比小语境中。众人对于贫贱的态度是“耻”，而“我”的态度是“浩荡”从容，众人追逐物质利益，“我”看重的则是个人的自我实现，“乐”与“尚”形成意义的对应。“乐”字指向的是宏大的庙堂大情怀，而非个人小情趣，是未来自我愿景的“崇尚”而非置身现实的“喜欢”。这其中可以看到储光羲对家国情怀的看重，却也无意间隐隐地露出一丝未来命运的不确定。相对而言，“优游”的意义指向比较明确，可以理解为悠闲自在的田园生活。与“乐”的宏大、抽象、难以确定相比，“愿”字是对置身田园生活真实感受的写照，是可以切实掌控的种植、饮乐的小生活，是真切的“喜欢”，而不是宏大的“崇尚”。
　　基于“畋渔”一词的意义转向，“山泽”也不再是储光羲向往的隐居之地，而是他奔走驱驰，施展抱负的“畋渔”之所。它可以指的是官场，亦可泛指整个堂皇大气却已摇摇欲坠的王朝。展现在储光羲面前的山泽没有王维笔下“轻鲦出水，白鸥矫翼，露湿青皋，麦陇朝雊”清新秀丽之象，而是晦暗不明，不可卜测的寥落。由山泽的表层之意往深里看，这片山泽的晦暗不明不止来自杨国忠、李林甫、安禄山、史思明等众人的耻尚之间，更有当朝天子的“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意欲驰骋的“山泽”已是如此，那“畋渔”忧国忧民之心自然显得有那么点一厢情愿。在孔子时代的儒家价值观设计中，已经注意到了仕与隐的问题，形成了相应了的应对策略：“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2]。道是处置仕与隐的核心标准，当然也为储光羲指明了道路——归隐并非他的初心所愿，而是迫于家邦无道的无奈；绝仕是情非得已，有道驭宇便可复仕、复谷、复见。一个“暂”将他在入仕与归隐之间的犹豫与观望写得淋漓尽致，写到妙不可言。而这些与储光羲二十岁（开元十四年）中举入仕，却又仕宦失意，归隐山林再又出山，以至后仕伪朝的人生轨迹一致，又与传统士人出离在庙堂之仕与江湖之隐间的那种“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苏轼《临江仙》）的那种内心纠结一脉相承。对此诗而言，这些可视为它的历史与文化的双重支撑。
　　紧接四句是诗人真正的归隐生活中田园景致的描写，内蕴的情感依然由前置的情感基调承袭而来。园中种植的是葵、藿这样喜阳的菜蔬，房前屋后种满了高大的桑树榆树，禽雀翔集于茅檐之上。诗人以白描手法手法写出了自己置身田园之中的简单轻松愉悦，似乎又不止这些，至少诗人选取的意象具有太过丰富的意义可能。葵霍本性喜阳，向阳而生，古人遂喜借葵霍以明心志，如王维《责躬荐弟表》中“葵藿之心，庶知向日。犬马之意，何足动天”句；《旧唐书·倪若水传》中“草芥贱命，常欲杀身以効忠；葵藿微心，常愿隳肝以报主”句。这里的葵藿已经不是简单的菜蔬，而蕴含着臣下对君主忠诚无二的决心。从这个角度理解此诗，理解储光羲，意脉更加通畅。与之相比，桑榆的文化意味更加丰富，有日暮、晚年、归隐等不同的意义取向，从储光羲归隐后再次出山、以至入职伪朝的人生轨迹看，此处笔墨凭空多了一种“东隅已逝，桑榆非晚”的入世意味。禽雀知道诗人闲来无事，却也只是知道诗人空闲而已。说到底储光羲不是个陶渊明、王维一样的真隐士，他并非真正地倾心于田园，诗人的闲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赋闲，是身闲而心烦。储光羲时时置身于这些简单愉悦的田居生活，闲下来的是奔波的身体，闲不下来是时刻没有放下的庙堂之忧。这样的禽雀知闲也只是“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其中味道复杂。
　　也正因为此，他要强调他所愿的优游，这优游不是展示他的自得其乐，也不是向朝堂宣示了他的决绝，而是向州县小吏们宣告他“邦无道则隐”这样形而上的理据和自有优游之樂这样形而下的感受。无论从现实的仕途官位，还是理想的人格道德，储光羲尚未实现传统士大夫的生命完满，他自然没有，也不可能有李白那种“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性格决绝洒脱和文化自信霸道。这是他在庙堂与江湖之间纠结的最为根本的节点，以至于他在诗歌的结句依然难以超脱出来。面对轻松简单的山林田园生活，储光羲找不到王维“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那种放空自己的自得其中、轻松自在。他感受到的是有限人生中时光快速的流逝，是脆弱肉身与南山磐石同老的时间压力。面对此情此景，诗人自然不可能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无我的真闲适。他迅捷地举起酒杯，划然而尽。他饮下的何止于酒，还有他的人生期待，他的仕隐纠结，他的庙堂江湖冲突，他的愤愤不平与无可奈何。
　　短短几十字中，全然是储光羲庙堂之忧与江湖之愿的纠结，全然是他内心纠结的斗争史。他本可以写的堂皇超脱一些，他本可以用骗自己来骗世人，可他还是选择了真实地面对自己，真实地剖析自己。这样的储光羲，或许更为难得。
　　参考文献：
　　[1]参见粤教版《唐诗宋词元散曲选读》教师教学用书第31页对此诗的基本解读部分。
　　[2]参见《论语》中《卫灵公》《宪问》《泰伯》等篇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