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就是一个地方最本土的声音，也最能体现一个地方最本土的魅力和特色。”这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长篇小说《繁花》的作者金宇澄在一篇访谈文章中的话。小说中随处可见的沪语词汇，连缀起了一幅幅极具地域文化色彩的生活场景，独特的方言叙事令这部长篇小说大放异彩。而据此改编的苏州弹词版《繁花》，则可能是较话剧、电影改编外更能贴近原作精髓的一种舞台呈现样式，只因，方言的魅力恰恰也是苏州弹词的特色之一。
　　众所周知，曲艺的曲种之所以多达数百种，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各地方言的差异，而“依字行腔”的基本规律正是根据不同方言的字音谱唱旋律，也就有了不同曲种各具特色的唱腔音乐。可见，方言在曲艺作品的创作、演出乃至传播方面皆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方言对地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方言同时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是体现地域文化特色的一种标志。我们所熟知的唐代诗人的七绝《回乡偶书·其一》：“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就写出了人事更迭、乡音如故的感慨，在这里，“乡音就是方言”。①
　　作为当地人们日常传播信息、交流思想的工具，方言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将地方的文化精神、风土民情与社会习俗融于一炉。正如西方人类学家的论点：“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②“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礼记·王制》）有道是“十里乡俗不同”，不同的方言，体现了不同地域人民的生活日常与社会生产，自然也体现了人们的审美观念与生活情趣。早在司马迁撰写“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不朽名著《史记》时，便大量运用了关中方言来描写人物的性格、风度与日常生活习俗，使全书顿生锦上添花、通俗引人之妙，关中方言中所蕴涵的“古色古香之风和凝重典雅之貌”③彰显无遗。
　　方言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诸多学者早有论述，尤其当下，随着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普通话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方言的生存空间却变得越来越狭小，因此，方言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记忆又重回公众的视野，保护和传承地方方言的呼声亦日渐成为共识。留住方言，就是留住了文化的多样性和民俗风情多样化的根。
　　除了日常生活交际和沟通，方言在大量文艺作品中的运用最显而易见，也最能直观地体现“一方水土育一方人”的文化烙印，因而，当方言所代表的地域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发展、融合中逐渐消隐时，保护和传承方言理应成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二、方言在曲艺作品中的重要作用

　　没有了方言，方言曲艺亦即地方曲种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和地域文化的丰富性一样，地方曲种的多样性也离不开各地方言的运用。
　　例如在南戏发源地的浙江瑞安，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曲种便是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瑞安鼓词，有着极其深厚的群众基础，不仅是瑞安当地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更是在外的瑞安游子寄托情思的最佳载体。瑞安鼓词的魅力和特色，方言的运用是重要因素之一。瑞安方言属于瓯语体系，其最为突出的特点便是保留了古汉语的声调体系，至今仍有着古音中的全部入声字，瓯语因此被称作华夏古汉语的“活化石”。④而主要使用瑞安方言中的瑞安话进行说唱的瑞安鼓词，轻盈流畅，温情活泼，有着浓浓的乡情、乡音和乡韵，其中所涵含的文化底蕴更是值得我们倍加珍惜。
　　再如兰州鼓子词的传统曲目之一《骂鸡》，尽管同类题材的曲艺作品在许多地方都有存在，但又都因各地方言和民间习俗的不同而各有千秋，尤其是在曲调的地域性、唱词的内容、表达的方式和语气等方面，体现出各具鲜明的地方特色。由对兰州鼓子词《骂鸡》的考察及对同类题材曲艺作品的横向比较，学者发现：其故事内容是“随着历史上东部人口的迁徙而传入的舶来品。这个题材在移植过程中一旦与兰州地方方言相遇，并且经过了聪慧的兰州鼓子艺人的传承与改造，就使得《骂鸡》成为了兰州方言的承载物之一。”⑤如果从曲艺学的角度再进一步地深入研究，从这个作品中方言的运用，亦能管窥兰州鼓子词与来自北京的满族八角鼓之间的承续关系，以及某个地方曲种在流布过程中所发生的诸多变异等现象。

三、方言在当下曲艺创演实践中的困境

　　文化和语言是共生的，保护方言，既是传承地域文化，也是维护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努力。不得不说，在方言使用普遍式微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年轻群体对原生方言的认同感和情感因素大大减弱的情况下，方言竟也成为了地方曲种向外传播的主要受限原因。普通话的大力推广，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沟通越来越便捷且毫无障碍，与此同时，各地方言的逐渐“隐没”，也让地方曲种的生存境遇变得越来越艰难。
　　“好听是好听，就是听不懂！”在许多场合，但凡有地方曲艺节目的演出，常能在观众席中听到这样的评价。于是，我们经常会注意到，许多参加全国性比赛的曲艺节目，或者是在晋京演出的舞台上，一些地方曲艺节目会有意弃用乡音，而改用普通话来说唱，首要的目的显而易见是为了争取更多的观众。这样的改动自然也产生了许多争议，赞之者主要是从“听懂了”的角度考虑，认为可以藉此扩大传播范围，让该曲种“走向全国”；而反对者则认为：如此改动令曲种独特的地方韵味顿失，实不足取。
　　写到这里，不妨可以用福建的南平南词这样一个地方曲种在说唱语言运用上的变化来举例说明。南平南词的语言流变经历了土官话、土官话改普通话和改回土官话这样的3个阶段⑥，由于特殊的方言环境，南平南词这个福建的曲种一度成为少有的以普通话演绎的地方曲种。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入，普通话的南平南词亦成为了争议的焦点。在从业者的努力下，如今，继《铁膝海瑞》（2012）、《应老汉修桥》（2015）、《印度来的准亲家》《国系九零后》（2019）等用土官话进行说唱表演的南词节目的相继获奖，“从一个侧面体现出社会对语言回归的期待和好评”。⑦
　　方言不仅是一种地方性的语言、乡土性的语言，更是一种母语文化。母语，在现代人文中的角色和定位是相当重要也是无可替代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有“国际母语日”，其主旨就在于“为了帮助人们了解世界各民族母语文化的现状，推动语言及文化的多元发展。在理解、宽容与对话的基础上帮助人们进一步加深对语言传统及文化传统的认识”⑧。那么，就曲艺来说，方言承载着地方曲种的特性，地方曲种的艺术魅力则有利于方言的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如何让下一代记住方言、传承方言，这可以说是地方曲艺的历史重任。”⑨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当下曲艺作品中的方言运用，一方面保证了曲种的本体特征；另一方面，其在文化传播和影响力上的群众性、普及性、娱乐性对方言的保护和传承有着不可轻视的重要作用。

注释：

　　①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修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4页。
　　② 周振鹤、游汝杰： 《方言与中国文化（修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3页。
　　③ 蒋宝德、李鑫生主编：《中国地域文化》，山东美术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1215页。
　　④ 沈克成、何克识编著：《瑞安方言曲艺韵书》，宁波出版社，2017年10月版，第1-2页。
　　⑤ 雷岩岭、张彦丽：《兰州鼓子<骂鸡>中的兰州方言和民俗现象分析》，《甘肃高师学报》，第20卷第6期（2015），第22页。
　　⑥ 张慧：《乡音乡情——刍议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南平南词”说唱语言的前世今生》，《戏剧之家》，2020年第24期，第32-33页。
　　⑦ 同上，第33页。
　　⑧ 参见百度百科词条“国际母语日”https：//baike.baidu. com/item/%E5%9B%BD%E9%99%85%E6%AF%8D%E8%AF%AD%E6%97%A5/1835253？fr=aladdi
　　⑨同⑦，第33页。
　　（作者：中国藝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责任编辑/邓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