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对“调查式记者”这个特有名称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一些特大的新闻报道大都出自调查式记者之手,像纪实新闻片《伊拉克的军法审讯——伊拉克监狱美军虐待战俘报道》也是CBS调查式记者的杰作。还有“水门”事件,是《华盛顿邮报》的两名调查式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的典范之作,他们把舆论监督的矛头直指国家总统,最终导致美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的总统辞职。在中国,除了央视的《新闻调查》栏目明确告诉了受众“记者还可以调查”的概念外,调查式记者还鲜见于相关媒体上。具有新闻划时代意义的“首届中国调查式新闻记者研修班”,也没有在权威的新闻媒体上露面,仅在广东的《南风窗》作了有限幅的报道。然而,即便如此,广泛意义上的“调查式记者”群落在我国已经存在。在对我国调查式记者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很多调查式记者没有编制,没有户口,没有职称,甚至也没有新闻出版署颁发的记者证,当他们的调查侵害了“黑恶势力的权益范围”时,伤害就伴随而来。所以说,他们的生存状况并不乐观;还有,尽管不能否认调查式记者对中国新闻发展的贡献,但是,他们的存在也对相关新闻法律法规提出了挑战,出现了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