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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力行哲学是蒋介石统治集团的官方哲学思想。蒋介石认为，“行”能创造一切，“诚”是推动社会进化和一切革命之“行”的原动力。因此，蒋介石希冀加强党员、干部、军队、普通群众的伦理道德建设来激发个人“为公”的天性，从而促使国民都能自觉自愿地参加革命力行建国，实现民族复兴。然而，走向了唯心主义的力行哲学不仅内在地削弱了国民革命的主体力量，滑向了精英主义，而且在政策层面上重道德、轻法治，动摇了国民政府制度化的行政基础。所谓的“精英”并没有起到蒋介石所预期的道德模范作用，反在法制真空的环境下为所欲为。由此，在内忧外患的情形下，蒋介石的政治文化根本不具备强大的统摄力，从而不得不诉诸军事独裁统治勉强维持政权。
〔关键词〕力行哲学；伦理道德；精英主义；独裁统
〔中图分类号〕K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7）05-0086-05
关于蒋介石国民政府建立一党军事独裁统治及其原因，学界有了较深的研究。其中学者王奇生认为蒋介石集团的统治是一种“弱势独裁”，并在《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从国民党的组织结构、政治录用体制、党政关系与阶级基础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论证。本文力图从蒋介石及国民党集团奉行为治党治国圭臬的哲学——力行哲学入手，分析力行哲学的理论缺陷、政策困境和实践困境，探究蒋介石集团最终建立一党军事独裁统治的政治文化原因，同时从政治文化层面进一步解释蒋介石集团是一种“弱势独裁”。
一、 力行哲学的理论缺陷
关于蒋介石的力行哲学思想，很多学者将着眼点放在与阳明心学的对比上，相关的著作非常丰富。①蒋介石自述早在他和孙中山流亡日本时，就受总理之托思考过“力行哲学”。1928年国民党实现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后，蒋介石为了加强思想上统治，就将力行哲学奉为国民党治国的圭臬，并且在1932年正式出版了《力行哲学——附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
蒋介石创立力行哲学，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他认为当时的国民党干部和民众存在着消沉、颓废和“虚浮”的缺点，希望通过提倡“力行”振奋精神，凝聚民心，复兴大业。二是，蒋介石本人对哲学非常重视，同时希望完善三民主义哲学体系。他认为，“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处在内外情势压迫之下，要想复兴起来，必须先有哲学作基础，必须他的哲学先要能够独立发扬起来。”[1]（262）但是，20世纪20、30年代，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观一直受到党内外的质疑。以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和精神事业的继承者自居的蒋介石，认为自己有责任完善三民主义的哲学体系。三是，对抗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体系，以此展开与中共的思想争夺战。20世纪20、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与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中影响日益扩大，直接挑战着国民党的统治思想。蒋介石创立力行哲学，从根本上讲是想构建国民党指导思想的理论体系和哲学依据，抗衡当时影响日益扩大的马克思主义。
何谓力行哲学？蒋介石认为，古往今来宇宙之间，只有一个“行”字才能创造一切。“行”不是人们的一般实践活动，而是有起点、有目的、有顺序、有系统、持久的道德践行过程。蒋介石指出，“行的本身应该是正轨的，就是要有顺序的，要有目的的，这种种的行为，就是革命之行，这种行的力量，就是革命的力量”。[2]（14）如何做到“行”？蒋介石认为，将“诚”作为“行”的原动力，作为“行”可以完成“致良知”目标的途径。“诚”即为“仁”（博爱）、“智”（知仁）、“勇”（行仁）三者的结合。“诚”是推动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有了动力就要付诸于实践，即由“诚”到“行”。蒋介石认为：“有了诚，就只知有公，不知有私，有了诚，就只是一心不乱地去行仁，不知道有什么艰难和危险，很平易地做去，做到成功为止。”[3]（151）关于行的主体，蒋介石认为，“依据我们革命的方略，就要有一个‘党’，一切革命的力量和行动都要从这个党放射出来。”[4]（146）至此，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最后的落脚点在于国民党是力行革命唯一的主体。也就是说，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党员是国家中最有觉悟的“先锋代表”，是力行哲学的行为主体，是由“诚”及“行”的典范。
显然，力行哲学在理论上存在两个内在的缺陷：一是，用唯心主义的“诚”作为革命的原动力，作为“一切德性一切事业成功的基本条件”。[5]（179-199）蒋介石幻想每一个人，按照“诚”的标准，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主观唯心主义。二是，将力行革命的主体局限为主要由政治精英组成国民党。这不仅从理论上束缚了力行哲学实践主体的多样性，而且使得以力行哲学为主导的各项政策和政治实践失去了群众基础和社会力量，在实践中导致国民革命蜕化为一党革命，国民党最终走上了一党军事独裁的道路。
既然蒋介石将革命的主体限定为国民党，那么在实践层面他如何解决之前一贯宣扬的“国民革命”与此处一党革命的冲突呢？蒋介石引用孙中山的话说，全体国民“不但有入党的权利，还有入党的义务”，[6]（146）也就是说，蒋介石希望国民通过加入国民党，然后参加国民革命。显然，这只是蒋介石的一厢情愿而已，事实上国民党脱离普通群众的危险进一步加大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民众运动被禁止，民众团体受控制，国民党逐渐走上了脱离群众的上层路线。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撤销农民、工人、商人、青年、妇女五部，这五部是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设立的民众运动组织机构。五部的撤销，标志着国民党与民众的组织纽带被割断。[7]（104）实际上，从孙中山时代开始，国民党就没有理清自身阶级基础的问题，一方面由于国民党没有清晰的阶级概念，另一方面国民党认为自己代表全体国民，没有必要分得很清。正是因为没有清晰的阶级判断与取舍，国民党党员成分在人员流动的过程中，受党的领导人自身阶级立场和文化理念的影响，逐渐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国民党中军人、官员和知识分子占绝对的多数，工农党员比例骤减。因此，主张力行哲学的蒋介石，不仅没有解决“国民革命”与一党革命的内在矛盾，反而将占国民最大多数的工农群体排除在了革命队伍之外，这就大大削弱了国民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力量。 二、 重道德、轻法治：力行哲学
的政策困境在力行哲学理论中，蒋介石把“诚”作为革命的原动力，因此，蒋介石将“四维八德”的国民固有德性放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蒋介石读书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尤其在日本留学时看到整个日本民族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斗志昂扬，这对他十分重视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尤其推崇王阳明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强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他们窃取了‘致良知’哲学的唾余，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功了一个今日独霸的民族。”[8]（535）因此，力行哲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阳明心学，尤其注重伦理道德的培育。
蒋介石对伦理道德的看重导致他对法治的轻视。他认为道德先于法律，即“礼禁未然之前，法禁已然之后”[9]。1927年11月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后多次指出，“立国之要，在于仁德之有以深结人心，法度处置，不过为之辅耳。”蒋介石认为，法律不能“使人必行，推究至极，法律的最后根据仍在道德。”[10]（110）蒋介石在评价日本民族崛起时曾说：“伦理的教条，比较法制更积极，更自然，亦更能深入人心。”[11]（145）在《中国之命运》中，蒋介石详细阐述了贯穿于训政时期建国的五个要目，即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显然，蒋介石在建国方略上的逻辑，依然把心理建设和伦理建设放在首位。“故心理建设与伦理建设，实为各项建设的起点。”[12]他曾言：“天下只有治人，没有治法”。[13]（131）
因此，蒋介石的统治一方面表现为专攻道德教育，不注重法律建设；另一方面表现为推崇人治，架空规章制度。在道德建设方面，蒋介石是想依靠激发每个人的责任感与固有道德，然后无数个有觉悟的个人都朝着“为公”的目标奋斗，最终在客观上形成民族复兴的合力。他提出，“实行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一本我民族固有的德性，以情感道义，与责任义务，为组党的精神”。不管是教化民众还是教育国民党员，蒋介石的要求都是一致的：“个个人能够向上、爱国，个个人能够知道廉耻，到这时候，当然国家会有秩序。”[14]（606）由于国民党自身并没有明确的阶级属性，因此蒋介石的方法是笼统的、没有针对性的，仅用一种虚无的道德来激发党员、国民内在抽象的“人道”与“人性”。他强调，“整个的中国政治理想，综括一语以贯之，就是要把‘人’的品性提高起来，把‘人’的价值功用发挥出来”。[15]（145）1948年张治中上书蒋介石，曾对他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钧座若干年来对国民对干部所发表之文告与训事，多偏重于抽象之说教，绝少关于具体之现实政策，与其他国家元首对国民宣示政见之态度迥异。”张治中呈蒋中正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1948年5月3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80114012008，台北“国史馆”藏。转引自：黄道炫， 陈铁健. 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M].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蒋介石反对按照阶级划分民众，倡导阶级调和，用同一種道德来启发文化水平、经济地位不同的人。显然这种模式无法达到因材施教，不符合近代中国社会阶层复杂的实际情况，实施效果必然很差。
蒋介石重道德、轻法治的另一个表现就是重人治，架空规章制度。蒋介石曾指出，“我们不好完全相信‘人治’，但是无论古今中外，尤其是现在的中国，我们要管理好一个机关，绝对不能否认‘人’是第一要紧的事。”主管机关和推行政令的要领[A].1940-05-14.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6卷[C].在人治的过程中，统治者的道德水准高低会直接影响治理的效果。由此，蒋介石选贤任能的工作就成为建设廉政的关键。然而，蒋介石过分重视人治的作用，导致制度建设滞后并失灵。张治中的批评切中要害：“钧座往往因干部不能悉如理想，则不惜躬亲代庖……久而久之形成只重事物不重政策，重个人而不重机构之弊端，与钧座平时所提倡之科学方法不符合。”张治中呈蒋中正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1948年5月3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80114012008，台北“国史馆”藏。转引自：黄道炫， 陈铁健. 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M].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137.由于没有制度的约束，下级官员办事总不能如他意，结果，蒋介石对所有事情必须亲自过问，这又导致大权集中到他一人身上。蒋纬国回忆起他和父亲的一次讨论：“我举了一个例子向父亲说明：有一群道德好但不学无术的人，带头者道德学术兼备。他带的这一群人虽然品德好，但不学无术，他自己虽然品学兼具，但是这也要帮忙，那也要帮忙，非常辛苦。我跟父亲讲：‘那就是您’。”[16]（276）蒋介石自己也在日记中抱怨过这种状态：“事物日繁，几无暇晷，惟总觉无头绪，无成就。自晨五时至晚十一时上不知忙碌为何也。”蒋介石日记，1932年4月26日。转引自：黄道炫， 陈铁健. 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M].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因此，重人治、轻制度的后果不仅导致政策的执行和落实无法得到保障，而且激化了领导集团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
综上可知，蒋介石重“治人”轻“治法”与重“人治”轻“法治”的执政理念，难以建立科学有效的行政体制，恰恰动摇了国家法律的威严与国民政府程序化的行政基础，不利于形成党内公开公平的竞争与监督机制，造成国民党组织松散。而他一直推崇的伦理道德建设由于没有配套法律规章的协助，也无法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仅仅停留在务虚的空谈。溯其根源，这一切正是蒋介石过分夸大伦理道德的作用而造成的，这也是国民党政治文化不具备强大统摄力的重要原因。
三、 令人失望的“精英”：力行哲学
的实践困境力行哲学注重个人的道德作用，直接导致蒋介石在用人上具有精英主义的偏见。他曾多次强调，“历史上圣哲英雄，没有一个不是有功于社会国家，然后受国人的崇敬的。他们的思想行为，就是社会上是非善恶的标准”。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往往是道德极为高尚、功劳极其突出的人，对普通人来说起到很好的榜样作用，他们理所应当会被蒋介石当作教育人民的典范。蒋介石认为具有高尚道德的人，就是他要重用的人。1936年6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告各省市党部，以下6类人无论对“党国”是否有贡献，均可以免除预备的程序成为正式党员：各级学校的校长、教员；各地县以下基层政权的行政人员，包括区长、县镇长即保甲长；公民训练中的各级干部；各类党政训练班的学员；各社会公益团体的负责人；各职业团体的各级负责人。中央组织部函各省市铁路党部[A].中央党务月刊1936（6）：第95期. 转引自：王奇生. 党员、党权与党争[M].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蒋介石认为，转移社会风气的责任“常系于少数政治家与学者的倡导和努力……这两种人对于学术与社会乃至于政治风气的改造，比一般国民，负有更密切更重大的责任”。[17]而且，蒋介石认为他们有着极强的号召力，“行之于一乡，即可以转移一乡的习气，行之于一县，即可以转移一县的风尚；推之于一国，莫不皆然”。[18]因此，蒋介石对他所认可的各类精英和道德楷模寄予厚望，希冀他们成为力行的典范。 然而，事实却大相径庭，蒋介石寄予厚望的精英们并没有起到他所预期的道德模范作用，反倒在法制真空的环境下为所欲为，使得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在实践层面陷入困境。以官僚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城市国民党党员本已疏离于广大农村基层社会，他们不愿意深入群众接近人民。农村基层党员也失去了传统乡绅在民众中所具有的内在权威和个人魅力，地方党部未能成为国家权力向下扩张渗透的细胞，却为地方精英提供了一条向上爬升的管道。[19]（272-273）于是，在缺乏民众有效监督和规章制度的制约下，地方党员和官僚经常打着党的旗号为私人办事，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在民众心中的形象总是不光彩的。20世纪30年代初期，时任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的杨公达曾公开痛斥国民党党员的“四化”现象：“现在国民党党员的全体，大多是腐化，次多是恶化，再次多是软化，余则不问党事的消极化。”[20]活动在农村的国民党党员和军官更是频繁欺压百姓，群众对其疾恶如仇。结果，蒋介石一面宣扬礼义廉耻，勤政为民，一方面他的党员官僚队伍却在掠夺和欺压百姓。现实无情地暴露出力行哲学的黯淡，蒋介石自己也常常陷入无奈的苦恼中。殊不知，力行哲学的内在缺陷和精英主义倾向恰恰是蒋介石及国民党作茧自缚的源头。
蒋介石阻碍了农民群众进入国民党的通道，控制和打压农民运动，不光基于国民党本身是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还因为这个党固有的精英主义偏见。蒋介石以及国民党集团认为，农民没文化、觉悟低，只能是不知不觉的落后者，他们只要听从先知先觉的统治者指挥，跟着后知后觉者一起行动即可。除了上交粮食和参军打仗，农民和国民政府似乎没有一点关系。国民党的组织与最基层割断了联系，它的干部和军官没有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出来的，几乎都是上层任命的，所以它的干部、军队、人民并不能成为一个紧密的共同体。蒋介石注重伦理道德建设与树立英雄楷模的执政理念与制度设计，不仅没有达到如期的效果，结果却适得其反，所谓的“精英”成为了最令人失望的一群人，依靠“精英”力行革命的效果大打折扣。在实践上，国民政府的政策总是很难推行下去。这不仅在于精英主义意识使得政策与民众需求相脱节，而且由于国民党已经堵塞了底层民众自下而上的通道，国民党的组织与基层社会始终渐行渐远。
结 论
力行哲学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官方哲学，是蒋介石毕其心血构建的理论形态。但是，力行哲学的内在缺陷以及由此衍生的政策困境和实践困境，使得国民党的政治文化没有成为全民族的文化信仰，更没有形成强大的统摄力，反而成为国民党“弱势独裁”的一个表现。面对20世纪30年代内忧外患的压力，以及弱势文化指导下造成的日益失控的局面，蒋介石作为中国抗战建国的领袖，只能借鉴法西斯主义处理危机的办法，无奈地诉诸承载着民族主义的传统文化和威权主义的军事独裁统治来勉强维持政权。当各种社会力量间的矛盾超出了蒋介石的预设与控制，要想将各种不同价值诉求的阶层团结起来，唯一的方法就是找到他们都认同的价值，这就是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但是，蒋介石基于三民主义和阳明心学基础上创立的力行哲学，并没有让他找到凝聚民心的文化认同，相反，正是他推崇的传统伦理道德反过来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异化了这套执政理念的初衷。因为以伦理作为政治的基础，并不足以建立一个泛道德化的理想政治。伦理以家族为基础，扩及全国，伦理就会以等级尊卑的形式在社会政治中发挥作用。他越是强调伦理道德建設，就越加强了对国家的独裁统治，用近乎愚民式的忠孝观打压了党员和民众抗日救国的积极性。蒋介石集团过多地从传统政治文化中去摄取统治资源，事实上不仅不能成为民族精神的凝聚中心，反而注定了它难以整合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新型社会力量。
蒋介石很多理念进入到实践环节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仿佛国民政府掉进了塔西佗陷阱，做的越多错的越多。正是因为他重人治、重精神力量，所以在反思官僚队伍、军队和党员不作为时，从来不反思自己的执政理念和制度，而单纯认为是大家的精神面貌出了问题，接着再次加强伦理道德的灌输，从而陷入恶性循环，这就是唯心主义“力行哲学”投射到现实层面的悲剧。蒋介石的哲学思想偏向于形而上，从他阅读的书目和讲话内容中可以窥见，在经史子集中他读的最少的是史，同时他也很少引用历史事件来说明问题，这表明蒋介石在从外界获取信息时就有一种形而上的偏重和取舍。蒋介石这种形而上的哲学思维偏好，使得他在风云变幻的现实面前往往遭遇挫折、无奈和苦恼。当理想和现实不能有机统一时，掌握了国家强大机器的蒋介石集团只能走向依靠军队、警察、特务的独裁体制，用武力来统治和驾驭民众。这虽然实现了蒋介石对权力的维持，但这种法西斯式的权威缺乏科学的政治文化支撑和深厚的社会民意基础，因而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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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适存）
〔关键词〕力行哲学；伦理道德；精英主义；独裁统
〔中图分类号〕K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7）05-0086-05
关于蒋介石国民政府建立一党军事独裁统治及其原因，学界有了较深的研究。其中学者王奇生认为蒋介石集团的统治是一种“弱势独裁”，并在《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从国民党的组织结构、政治录用体制、党政关系与阶级基础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论证。本文力图从蒋介石及国民党集团奉行为治党治国圭臬的哲学——力行哲学入手，分析力行哲学的理论缺陷、政策困境和实践困境，探究蒋介石集团最终建立一党军事独裁统治的政治文化原因，同时从政治文化层面进一步解释蒋介石集团是一种“弱势独裁”。
一、 力行哲学的理论缺陷
关于蒋介石的力行哲学思想，很多学者将着眼点放在与阳明心学的对比上，相关的著作非常丰富。①蒋介石自述早在他和孙中山流亡日本时，就受总理之托思考过“力行哲学”。1928年国民党实现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后，蒋介石为了加强思想上统治，就将力行哲学奉为国民党治国的圭臬，并且在1932年正式出版了《力行哲学——附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
蒋介石创立力行哲学，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他认为当时的国民党干部和民众存在着消沉、颓废和“虚浮”的缺点，希望通过提倡“力行”振奋精神，凝聚民心，复兴大业。二是，蒋介石本人对哲学非常重视，同时希望完善三民主义哲学体系。他认为，“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处在内外情势压迫之下，要想复兴起来，必须先有哲学作基础，必须他的哲学先要能够独立发扬起来。”[1]（262）但是，20世纪20、30年代，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观一直受到党内外的质疑。以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和精神事业的继承者自居的蒋介石，认为自己有责任完善三民主义的哲学体系。三是，对抗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体系，以此展开与中共的思想争夺战。20世纪20、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与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中影响日益扩大，直接挑战着国民党的统治思想。蒋介石创立力行哲学，从根本上讲是想构建国民党指导思想的理论体系和哲学依据，抗衡当时影响日益扩大的马克思主义。
何谓力行哲学？蒋介石认为，古往今来宇宙之间，只有一个“行”字才能创造一切。“行”不是人们的一般实践活动，而是有起点、有目的、有顺序、有系统、持久的道德践行过程。蒋介石指出，“行的本身应该是正轨的，就是要有顺序的，要有目的的，这种种的行为，就是革命之行，这种行的力量，就是革命的力量”。[2]（14）如何做到“行”？蒋介石认为，将“诚”作为“行”的原动力，作为“行”可以完成“致良知”目标的途径。“诚”即为“仁”（博爱）、“智”（知仁）、“勇”（行仁）三者的结合。“诚”是推动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有了动力就要付诸于实践，即由“诚”到“行”。蒋介石认为：“有了诚，就只知有公，不知有私，有了诚，就只是一心不乱地去行仁，不知道有什么艰难和危险，很平易地做去，做到成功为止。”[3]（151）关于行的主体，蒋介石认为，“依据我们革命的方略，就要有一个‘党’，一切革命的力量和行动都要从这个党放射出来。”[4]（146）至此，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最后的落脚点在于国民党是力行革命唯一的主体。也就是说，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党员是国家中最有觉悟的“先锋代表”，是力行哲学的行为主体，是由“诚”及“行”的典范。
显然，力行哲学在理论上存在两个内在的缺陷：一是，用唯心主义的“诚”作为革命的原动力，作为“一切德性一切事业成功的基本条件”。[5]（179-199）蒋介石幻想每一个人，按照“诚”的标准，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主观唯心主义。二是，将力行革命的主体局限为主要由政治精英组成国民党。这不仅从理论上束缚了力行哲学实践主体的多样性，而且使得以力行哲学为主导的各项政策和政治实践失去了群众基础和社会力量，在实践中导致国民革命蜕化为一党革命，国民党最终走上了一党军事独裁的道路。
既然蒋介石将革命的主体限定为国民党，那么在实践层面他如何解决之前一贯宣扬的“国民革命”与此处一党革命的冲突呢？蒋介石引用孙中山的话说，全体国民“不但有入党的权利，还有入党的义务”，[6]（146）也就是说，蒋介石希望国民通过加入国民党，然后参加国民革命。显然，这只是蒋介石的一厢情愿而已，事实上国民党脱离普通群众的危险进一步加大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民众运动被禁止，民众团体受控制，国民党逐渐走上了脱离群众的上层路线。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撤销农民、工人、商人、青年、妇女五部，这五部是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设立的民众运动组织机构。五部的撤销，标志着国民党与民众的组织纽带被割断。[7]（104）实际上，从孙中山时代开始，国民党就没有理清自身阶级基础的问题，一方面由于国民党没有清晰的阶级概念，另一方面国民党认为自己代表全体国民，没有必要分得很清。正是因为没有清晰的阶级判断与取舍，国民党党员成分在人员流动的过程中，受党的领导人自身阶级立场和文化理念的影响，逐渐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国民党中军人、官员和知识分子占绝对的多数，工农党员比例骤减。因此，主张力行哲学的蒋介石，不仅没有解决“国民革命”与一党革命的内在矛盾，反而将占国民最大多数的工农群体排除在了革命队伍之外，这就大大削弱了国民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力量。 二、 重道德、轻法治：力行哲学
的政策困境在力行哲学理论中，蒋介石把“诚”作为革命的原动力，因此，蒋介石将“四维八德”的国民固有德性放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蒋介石读书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尤其在日本留学时看到整个日本民族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斗志昂扬，这对他十分重视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尤其推崇王阳明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强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他们窃取了‘致良知’哲学的唾余，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功了一个今日独霸的民族。”[8]（535）因此，力行哲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阳明心学，尤其注重伦理道德的培育。
蒋介石对伦理道德的看重导致他对法治的轻视。他认为道德先于法律，即“礼禁未然之前，法禁已然之后”[9]。1927年11月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后多次指出，“立国之要，在于仁德之有以深结人心，法度处置，不过为之辅耳。”蒋介石认为，法律不能“使人必行，推究至极，法律的最后根据仍在道德。”[10]（110）蒋介石在评价日本民族崛起时曾说：“伦理的教条，比较法制更积极，更自然，亦更能深入人心。”[11]（145）在《中国之命运》中，蒋介石详细阐述了贯穿于训政时期建国的五个要目，即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显然，蒋介石在建国方略上的逻辑，依然把心理建设和伦理建设放在首位。“故心理建设与伦理建设，实为各项建设的起点。”[12]他曾言：“天下只有治人，没有治法”。[13]（131）
因此，蒋介石的统治一方面表现为专攻道德教育，不注重法律建设；另一方面表现为推崇人治，架空规章制度。在道德建设方面，蒋介石是想依靠激发每个人的责任感与固有道德，然后无数个有觉悟的个人都朝着“为公”的目标奋斗，最终在客观上形成民族复兴的合力。他提出，“实行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一本我民族固有的德性，以情感道义，与责任义务，为组党的精神”。不管是教化民众还是教育国民党员，蒋介石的要求都是一致的：“个个人能够向上、爱国，个个人能够知道廉耻，到这时候，当然国家会有秩序。”[14]（606）由于国民党自身并没有明确的阶级属性，因此蒋介石的方法是笼统的、没有针对性的，仅用一种虚无的道德来激发党员、国民内在抽象的“人道”与“人性”。他强调，“整个的中国政治理想，综括一语以贯之，就是要把‘人’的品性提高起来，把‘人’的价值功用发挥出来”。[15]（145）1948年张治中上书蒋介石，曾对他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钧座若干年来对国民对干部所发表之文告与训事，多偏重于抽象之说教，绝少关于具体之现实政策，与其他国家元首对国民宣示政见之态度迥异。”张治中呈蒋中正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1948年5月3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80114012008，台北“国史馆”藏。转引自：黄道炫， 陈铁健. 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M].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蒋介石反对按照阶级划分民众，倡导阶级调和，用同一種道德来启发文化水平、经济地位不同的人。显然这种模式无法达到因材施教，不符合近代中国社会阶层复杂的实际情况，实施效果必然很差。
蒋介石重道德、轻法治的另一个表现就是重人治，架空规章制度。蒋介石曾指出，“我们不好完全相信‘人治’，但是无论古今中外，尤其是现在的中国，我们要管理好一个机关，绝对不能否认‘人’是第一要紧的事。”主管机关和推行政令的要领[A].1940-05-14.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6卷[C].在人治的过程中，统治者的道德水准高低会直接影响治理的效果。由此，蒋介石选贤任能的工作就成为建设廉政的关键。然而，蒋介石过分重视人治的作用，导致制度建设滞后并失灵。张治中的批评切中要害：“钧座往往因干部不能悉如理想，则不惜躬亲代庖……久而久之形成只重事物不重政策，重个人而不重机构之弊端，与钧座平时所提倡之科学方法不符合。”张治中呈蒋中正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1948年5月3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80114012008，台北“国史馆”藏。转引自：黄道炫， 陈铁健. 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M].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137.由于没有制度的约束，下级官员办事总不能如他意，结果，蒋介石对所有事情必须亲自过问，这又导致大权集中到他一人身上。蒋纬国回忆起他和父亲的一次讨论：“我举了一个例子向父亲说明：有一群道德好但不学无术的人，带头者道德学术兼备。他带的这一群人虽然品德好，但不学无术，他自己虽然品学兼具，但是这也要帮忙，那也要帮忙，非常辛苦。我跟父亲讲：‘那就是您’。”[16]（276）蒋介石自己也在日记中抱怨过这种状态：“事物日繁，几无暇晷，惟总觉无头绪，无成就。自晨五时至晚十一时上不知忙碌为何也。”蒋介石日记，1932年4月26日。转引自：黄道炫， 陈铁健. 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M].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因此，重人治、轻制度的后果不仅导致政策的执行和落实无法得到保障，而且激化了领导集团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
综上可知，蒋介石重“治人”轻“治法”与重“人治”轻“法治”的执政理念，难以建立科学有效的行政体制，恰恰动摇了国家法律的威严与国民政府程序化的行政基础，不利于形成党内公开公平的竞争与监督机制，造成国民党组织松散。而他一直推崇的伦理道德建设由于没有配套法律规章的协助，也无法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仅仅停留在务虚的空谈。溯其根源，这一切正是蒋介石过分夸大伦理道德的作用而造成的，这也是国民党政治文化不具备强大统摄力的重要原因。
三、 令人失望的“精英”：力行哲学
的实践困境力行哲学注重个人的道德作用，直接导致蒋介石在用人上具有精英主义的偏见。他曾多次强调，“历史上圣哲英雄，没有一个不是有功于社会国家，然后受国人的崇敬的。他们的思想行为，就是社会上是非善恶的标准”。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往往是道德极为高尚、功劳极其突出的人，对普通人来说起到很好的榜样作用，他们理所应当会被蒋介石当作教育人民的典范。蒋介石认为具有高尚道德的人，就是他要重用的人。1936年6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告各省市党部，以下6类人无论对“党国”是否有贡献，均可以免除预备的程序成为正式党员：各级学校的校长、教员；各地县以下基层政权的行政人员，包括区长、县镇长即保甲长；公民训练中的各级干部；各类党政训练班的学员；各社会公益团体的负责人；各职业团体的各级负责人。中央组织部函各省市铁路党部[A].中央党务月刊1936（6）：第95期. 转引自：王奇生. 党员、党权与党争[M].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蒋介石认为，转移社会风气的责任“常系于少数政治家与学者的倡导和努力……这两种人对于学术与社会乃至于政治风气的改造，比一般国民，负有更密切更重大的责任”。[17]而且，蒋介石认为他们有着极强的号召力，“行之于一乡，即可以转移一乡的习气，行之于一县，即可以转移一县的风尚；推之于一国，莫不皆然”。[18]因此，蒋介石对他所认可的各类精英和道德楷模寄予厚望，希冀他们成为力行的典范。 然而，事实却大相径庭，蒋介石寄予厚望的精英们并没有起到他所预期的道德模范作用，反倒在法制真空的环境下为所欲为，使得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在实践层面陷入困境。以官僚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城市国民党党员本已疏离于广大农村基层社会，他们不愿意深入群众接近人民。农村基层党员也失去了传统乡绅在民众中所具有的内在权威和个人魅力，地方党部未能成为国家权力向下扩张渗透的细胞，却为地方精英提供了一条向上爬升的管道。[19]（272-273）于是，在缺乏民众有效监督和规章制度的制约下，地方党员和官僚经常打着党的旗号为私人办事，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在民众心中的形象总是不光彩的。20世纪30年代初期，时任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的杨公达曾公开痛斥国民党党员的“四化”现象：“现在国民党党员的全体，大多是腐化，次多是恶化，再次多是软化，余则不问党事的消极化。”[20]活动在农村的国民党党员和军官更是频繁欺压百姓，群众对其疾恶如仇。结果，蒋介石一面宣扬礼义廉耻，勤政为民，一方面他的党员官僚队伍却在掠夺和欺压百姓。现实无情地暴露出力行哲学的黯淡，蒋介石自己也常常陷入无奈的苦恼中。殊不知，力行哲学的内在缺陷和精英主义倾向恰恰是蒋介石及国民党作茧自缚的源头。
蒋介石阻碍了农民群众进入国民党的通道，控制和打压农民运动，不光基于国民党本身是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还因为这个党固有的精英主义偏见。蒋介石以及国民党集团认为，农民没文化、觉悟低，只能是不知不觉的落后者，他们只要听从先知先觉的统治者指挥，跟着后知后觉者一起行动即可。除了上交粮食和参军打仗，农民和国民政府似乎没有一点关系。国民党的组织与最基层割断了联系，它的干部和军官没有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出来的，几乎都是上层任命的，所以它的干部、军队、人民并不能成为一个紧密的共同体。蒋介石注重伦理道德建设与树立英雄楷模的执政理念与制度设计，不仅没有达到如期的效果，结果却适得其反，所谓的“精英”成为了最令人失望的一群人，依靠“精英”力行革命的效果大打折扣。在实践上，国民政府的政策总是很难推行下去。这不仅在于精英主义意识使得政策与民众需求相脱节，而且由于国民党已经堵塞了底层民众自下而上的通道，国民党的组织与基层社会始终渐行渐远。
结 论
力行哲学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官方哲学，是蒋介石毕其心血构建的理论形态。但是，力行哲学的内在缺陷以及由此衍生的政策困境和实践困境，使得国民党的政治文化没有成为全民族的文化信仰，更没有形成强大的统摄力，反而成为国民党“弱势独裁”的一个表现。面对20世纪30年代内忧外患的压力，以及弱势文化指导下造成的日益失控的局面，蒋介石作为中国抗战建国的领袖，只能借鉴法西斯主义处理危机的办法，无奈地诉诸承载着民族主义的传统文化和威权主义的军事独裁统治来勉强维持政权。当各种社会力量间的矛盾超出了蒋介石的预设与控制，要想将各种不同价值诉求的阶层团结起来，唯一的方法就是找到他们都认同的价值，这就是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但是，蒋介石基于三民主义和阳明心学基础上创立的力行哲学，并没有让他找到凝聚民心的文化认同，相反，正是他推崇的传统伦理道德反过来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异化了这套执政理念的初衷。因为以伦理作为政治的基础，并不足以建立一个泛道德化的理想政治。伦理以家族为基础，扩及全国，伦理就会以等级尊卑的形式在社会政治中发挥作用。他越是强调伦理道德建設，就越加强了对国家的独裁统治，用近乎愚民式的忠孝观打压了党员和民众抗日救国的积极性。蒋介石集团过多地从传统政治文化中去摄取统治资源，事实上不仅不能成为民族精神的凝聚中心，反而注定了它难以整合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新型社会力量。
蒋介石很多理念进入到实践环节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仿佛国民政府掉进了塔西佗陷阱，做的越多错的越多。正是因为他重人治、重精神力量，所以在反思官僚队伍、军队和党员不作为时，从来不反思自己的执政理念和制度，而单纯认为是大家的精神面貌出了问题，接着再次加强伦理道德的灌输，从而陷入恶性循环，这就是唯心主义“力行哲学”投射到现实层面的悲剧。蒋介石的哲学思想偏向于形而上，从他阅读的书目和讲话内容中可以窥见，在经史子集中他读的最少的是史，同时他也很少引用历史事件来说明问题，这表明蒋介石在从外界获取信息时就有一种形而上的偏重和取舍。蒋介石这种形而上的哲学思维偏好，使得他在风云变幻的现实面前往往遭遇挫折、无奈和苦恼。当理想和现实不能有机统一时，掌握了国家强大机器的蒋介石集团只能走向依靠军队、警察、特务的独裁体制，用武力来统治和驾驭民众。这虽然实现了蒋介石对权力的维持，但这种法西斯式的权威缺乏科学的政治文化支撑和深厚的社会民意基础，因而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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