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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的《驯悍记》揭示了近代早期妇女的教育与其主体构成的关系。通过妇女以驯与训的形式接受的教育在她们的身份构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折射出该剧女性角色的受教育问题。教育成为资本主义初期妇女的“职业”以及家庭身份的重要决定因素。该剧通过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妇女地位戏剧化的塑造过程，让我们看到了职业以及道德身份的流变性。即是说，妇女在新的社会分工中“贤妻”和“花瓶”两个角色同时得到了强化和挑战。换个角度讲，那个时代划分妇女职业的传统类别，既在某种范围内得以固化，又在其他方面遭到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