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近代银行产生较西方社会晚了半个世纪，新意识的萌生、社会经济层面的需求、清政府挽救统治的政治需求、挽回利权的社会舆论以及商人的逐利本能都是其产生的原因和条件。
在西方，近代银行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有着与生俱来的依附关系，几乎同时产生。但同时期的中国，新式银行并没有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同步产生，直至19世纪末，中国第一家近代银行才姗姗来迟，可谓来之不易，其破茧而出的过程是艰难的，也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
一、上层社会创办近代银行思想的萌生和尝试
鸦片战争后，知識分子和洋务派、维新派都曾萌生创办近代银行的意愿。英国丽如银行进入中国的第二年，主张“师夷长技”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介绍了英国的银行制度，提到“列强中惟英国银局最信，各国之商俱寄资利焉” ，这便是中央银行的雏形与职能，虽没有立意创立新式银行，但流露出对近代银行的向往与赞美。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最早在《资政新篇》中提出“兴银行”的主张并附以细则，肄业于耶鲁大学的中国首批留学生容闳向太平天国上呈改革建议七条，第五条就是创立银行制度。太平天国不久覆亡，洪、容二人之建议自然付诸空谈。
洋务派在兴办近代经济的过程中深感新式银行于国于民之利，“西人举聚国之财为通商惠工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所以“中国亟宜仿办，毋任洋人专我大利”。1885年，李鸿章计划聘请英国怡和银行的洋人经办中国银行，但京中官僚群起反遂搁浅。与洋务派的行动相呼应，资产阶级改良派也在理论上探讨了创办新式银行的必要性。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中分析了兴办银行的“十大便”，指出“洋务之兴，莫始于商务；商务之本，莫始于银行”。
二、社会经济层面的强烈要求
清末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经常遭遇资金周转不利的困难，特别面对一些大宗贷款，中国的票号、钱庄能力有限，爱莫能助，而民族资本家们又不愿投怀于外国银行以免受压制。为摆脱掣肘和困境，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尝试自行开办银行。1876年，唐廷枢向福建巡抚丁日昌提出要在华南由中国自己办一家大银行的计划，这一提议受到了诸多热心工商业人士的支持，一些广东商人甚至还凑齐开业所需的30万两资本，后期由于受到多方面挟制而作罢。
《马关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大肆挺进大清国民经济部门，甚至铁路、矿冶等命脉行业，同时还向清政府提供巨额借款以偿还战后赔款。此时的清政府迫切需要一个能代表自身利益、有协商能力的新式金融机构出现，以便与外国银行进行斡旋和沟通。
外加币制混乱。清末社会流通的货币主要有银两和铜钱，后期又有银元、铜元。梁启超在《各省鉴造通元小史》中有言，中国的铜元“数年之间，骤增十倍”。钞票发行业也日益发达，市场上流通的纸币不仅有外国银行发行的，还有票号、钱庄、官银号发行的。混乱的币制体系和冗沉的货币体量，迫切需要新式华资银行的出现来代替旧式金融机构。
三、晚清政府维护统治的需要以及挽回利权的舆论压力
鸦片战争后，为应付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西征阿古柏等一系列内忧外患，清廷开始大量举借外债。伴随外国银行介入，债台也日益高筑，甲午战后，清政府对日赔款达2.3亿两，几近三年财政收入总和，回天乏术的清政府又不得不大量举借内外债务，票号和钱庄实力堪弱，遂又不得不向外商银行借款。此时的清廷财政已经逐渐被西方银行执起牛耳，严重的财政危机直接危及到清政府的统治，为维护统治权威，设立银行以建立新的金融体系已势在必行。
甲午战后，清廷先后三次向外国银行借款达3亿多两，且条件非常苛刻：“1.借款的利息很高，年利4.5—7%，2.有很大折扣，一般在9.5—8.3折；3.带有政治性的条件，如规定到期不能还本付息时，借权国有直接往各通商口岸征税的权利，最严重的甚至以官盐税做担保”。洞悉此厉害的社会各界亦纷纷表示开办银行，以“杜洋商之挟持，使利不外溢” 。1895年，顺天府尹胡燏棻上奏朝廷请求开设银行以挽回利权收归己用。至此，挽回利权的社会舆论也给近代银行的出现增添了很大动力。
四、商人的逐利本能和外国银行的高额利润刺激
伴随西方列强在华贸易的扩大，外国银行长时间控制着中国的金融市场，国际汇兑业务已被其完全垄断，获利甚巨。1896年上海一个商人推算汇丰银行所获利润数目，在其进入中国30年来，除去历年分利，“实存公积500万元，保险25万元，发出通商银票999万元，各处绅商寄存在汇丰银行的洋银7365.4万元，存金3064641镑，此外，汇单项内尚存银2233.4万余元” 。此后，此人深发感慨：“夫以千万之资本，而所发钞票之数将及千万，是钞票与资本相妥矣” 。
1897年5月27日，上海外滩广东路6号，中国通商银行挂牌成立，此后，华资银行接踵建立，1905年大清户部银行成立，为中国银行前身，1907年邮传部设立交通银行。20世纪初还出现了私人资本银行，如信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至此，中国近代银行在历史上开始以群体性力量出现。（作者单位为烟台市福山区王懿荣纪念馆）
在西方，近代银行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有着与生俱来的依附关系，几乎同时产生。但同时期的中国，新式银行并没有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同步产生，直至19世纪末，中国第一家近代银行才姗姗来迟，可谓来之不易，其破茧而出的过程是艰难的，也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
一、上层社会创办近代银行思想的萌生和尝试
鸦片战争后，知識分子和洋务派、维新派都曾萌生创办近代银行的意愿。英国丽如银行进入中国的第二年，主张“师夷长技”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介绍了英国的银行制度，提到“列强中惟英国银局最信，各国之商俱寄资利焉” ，这便是中央银行的雏形与职能，虽没有立意创立新式银行，但流露出对近代银行的向往与赞美。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最早在《资政新篇》中提出“兴银行”的主张并附以细则，肄业于耶鲁大学的中国首批留学生容闳向太平天国上呈改革建议七条，第五条就是创立银行制度。太平天国不久覆亡，洪、容二人之建议自然付诸空谈。
洋务派在兴办近代经济的过程中深感新式银行于国于民之利，“西人举聚国之财为通商惠工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所以“中国亟宜仿办，毋任洋人专我大利”。1885年，李鸿章计划聘请英国怡和银行的洋人经办中国银行，但京中官僚群起反遂搁浅。与洋务派的行动相呼应，资产阶级改良派也在理论上探讨了创办新式银行的必要性。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中分析了兴办银行的“十大便”，指出“洋务之兴，莫始于商务；商务之本，莫始于银行”。
二、社会经济层面的强烈要求
清末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经常遭遇资金周转不利的困难，特别面对一些大宗贷款，中国的票号、钱庄能力有限，爱莫能助，而民族资本家们又不愿投怀于外国银行以免受压制。为摆脱掣肘和困境，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尝试自行开办银行。1876年，唐廷枢向福建巡抚丁日昌提出要在华南由中国自己办一家大银行的计划，这一提议受到了诸多热心工商业人士的支持，一些广东商人甚至还凑齐开业所需的30万两资本，后期由于受到多方面挟制而作罢。
《马关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大肆挺进大清国民经济部门，甚至铁路、矿冶等命脉行业，同时还向清政府提供巨额借款以偿还战后赔款。此时的清政府迫切需要一个能代表自身利益、有协商能力的新式金融机构出现，以便与外国银行进行斡旋和沟通。
外加币制混乱。清末社会流通的货币主要有银两和铜钱，后期又有银元、铜元。梁启超在《各省鉴造通元小史》中有言，中国的铜元“数年之间，骤增十倍”。钞票发行业也日益发达，市场上流通的纸币不仅有外国银行发行的，还有票号、钱庄、官银号发行的。混乱的币制体系和冗沉的货币体量，迫切需要新式华资银行的出现来代替旧式金融机构。
三、晚清政府维护统治的需要以及挽回利权的舆论压力
鸦片战争后，为应付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西征阿古柏等一系列内忧外患，清廷开始大量举借外债。伴随外国银行介入，债台也日益高筑，甲午战后，清政府对日赔款达2.3亿两，几近三年财政收入总和，回天乏术的清政府又不得不大量举借内外债务，票号和钱庄实力堪弱，遂又不得不向外商银行借款。此时的清廷财政已经逐渐被西方银行执起牛耳，严重的财政危机直接危及到清政府的统治，为维护统治权威，设立银行以建立新的金融体系已势在必行。
甲午战后，清廷先后三次向外国银行借款达3亿多两，且条件非常苛刻：“1.借款的利息很高，年利4.5—7%，2.有很大折扣，一般在9.5—8.3折；3.带有政治性的条件，如规定到期不能还本付息时，借权国有直接往各通商口岸征税的权利，最严重的甚至以官盐税做担保”。洞悉此厉害的社会各界亦纷纷表示开办银行，以“杜洋商之挟持，使利不外溢” 。1895年，顺天府尹胡燏棻上奏朝廷请求开设银行以挽回利权收归己用。至此，挽回利权的社会舆论也给近代银行的出现增添了很大动力。
四、商人的逐利本能和外国银行的高额利润刺激
伴随西方列强在华贸易的扩大，外国银行长时间控制着中国的金融市场，国际汇兑业务已被其完全垄断，获利甚巨。1896年上海一个商人推算汇丰银行所获利润数目，在其进入中国30年来，除去历年分利，“实存公积500万元，保险25万元，发出通商银票999万元，各处绅商寄存在汇丰银行的洋银7365.4万元，存金3064641镑，此外，汇单项内尚存银2233.4万余元” 。此后，此人深发感慨：“夫以千万之资本，而所发钞票之数将及千万，是钞票与资本相妥矣” 。
1897年5月27日，上海外滩广东路6号，中国通商银行挂牌成立，此后，华资银行接踵建立，1905年大清户部银行成立，为中国银行前身，1907年邮传部设立交通银行。20世纪初还出现了私人资本银行，如信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至此，中国近代银行在历史上开始以群体性力量出现。（作者单位为烟台市福山区王懿荣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