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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各大电视台和影视公司积极开展内容生产，努力创作优秀文艺作品，生动展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由张永新导演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一经推出，便引发了大量的社会话题讨论，迅速成为了一部“现象级”的影视作品，堪称红色题材电视剧的“典范”。
关键词：文艺;人民;创新;《觉醒年代》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电视剧《觉醒年代》上映后豆瓣评分高达9.3分，并且远超同时期上映的红色题材的电视剧，其根本原因就是在于它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能够再一次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同时，本剧对于镜头语言和后期的制作都极为“苛刻”，在技术水准上堪比电影。
一、文艺创作要把握好真善美的永恒价值
“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本剧以1915年《青年杂志》创办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刊物为线索，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样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对于这一段历史时期大家并不感到陌生，且对其中的重要历史节点都很熟悉，但是人们对于这其中的发展历程了解甚少，通过这一部电视剧，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加细致的了解这一段光辉历程，还能够让我们更加真切的感受到革命者们大无畏的奋斗精神，许多00后看完都表示这是一本“活的历史书”。
除此之外，《觉醒年代》还改变了大众对红色革命题材的“刻板印象”，没有刻意的说教和渲染，有的只是对历史事件的高度还原和对人物性格的生动描画，即便是剧中的好几场“演讲戏”，犹如身临其境，让人心生振奋。这主要得益于编剧对于人物性格的深挖，在史料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使《觉醒年代》中的人物既符合历史事实，又变得栩栩如生，一个个饱满而鲜活历史人物形象就呈现在了观众面前。在剧中，陈独秀出场时像是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后来成为《新青年》呕心沥血的领头人。此外，本剧还通过他人评价侧面展示人物形象，在蔡元培先生眼中的陈独秀是不可多得的文科奇才，在保守派眼中陈独秀又是“抢饭碗”的后来者。总之，《觉醒年代》在人物塑造上，既做到了对历史的真实还原，又让这一些革命者的形象变得活灵活现。
二、文艺创作需要内容和形式的深度创新
“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觉醒年代》在镜头语言的运用上可以与现在许多的优秀电影相媲美，导演对于镜头的运用已经超出了观众对电视剧的“期待视野”，每每出现这样的镜头都会被弹幕刷屏。
在《觉醒年代》中，导演对于象征手法的运用十分娴熟。蚂蚁，在剧中出现的镜头十分耐人寻味。蚂蚁第一次出现是在陈延年手上，当时延年、乔年正在码头做搬运工，中途休息时，一只蚂蚁掉进了延年喝水碗的里，延年看到后用食指把蚂蚁救了起来，然后小心翼翼地把蚂蚁放到了一朵野花上。小小的蚂蚁体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象征着延年乔年等青少年们顽强拼搏、奋发图强的优秀品格。蚂蚁第二次出现是陈独秀在上海震旦学院演讲的时候，镜头频频给到了话筒上的一只蚂蚁，镜头在陈独秀与蚂蚁身上来回切换，陈独秀在讲台上慷慨激昂的讲着，这只小蚂蚁就绕着话筒一圈一圈地爬着。蚂蚁虽然十分弱小，但它却相当坚定地走着自己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摸索和爬行，这也正是陈独秀等革命者们的真实写照。蚂蚁第三次出现是在李大钊的手上，当时的李大钊已经和陈独秀印好了《北京市民宣言》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就在这时一只蚂蚁爬到了《北京市民宣言》的宣传单页上，李大钊看到后用手掌轻轻地将其托起，此时，夕阳的余晖照在李大钊的手上，这只蚂蚁就在明暗之间来回爬行着，最后向着仅有的一点“光明”艰难地爬去。事实上，这只蚂蚁就象征着李大钊等革命者们当时所处的境遇，但即便历经磨难，也依旧要向着希望走去。
同时，剧中在很多细节的处理上也蕴含的非常深刻的哲理。“路”这个意象在剧中时常出现。新青年编辑部的门前就是一条充满泥泞的路，每次经过脚下都会沾满泥垢。有一次，蔡元培、陈独秀和和胡适三人在雨后走在这条路上，路面到处坑坑洼洼，充满积水，但很巧的是在旁边正好有几块砖头，胡适就随及捡起地上的砖头往前面铺路，颇有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而这也正象征着新文化运动所处的困境，在千年的桎梏下唤醒沉睡的人们，这必定是一条充满泥泞和挑战的路。
除了现实当中的“路”以外，思想上“路”在剧中也时有表现，“君子和而不同”是劇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新文化运动时期掀起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各种思想“针锋相对”，即便是在同一个团体下也会有不同的想法，但大家的最终目标还是一致的，只是实现的道路不同。五四运动之后，曾经并肩作战的陈独秀和胡适在思想上产生很大的分歧，陈独秀当时正逐渐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对于北洋政府的出卖国家主权的行为感到非常痛恨，随后便和李大钊等人商议拟写了《北京市民宣言》，在街上分发传单抗议。胡适虽然没有陈独秀激进，但他并不否认北洋政府的罪行，参与了传单的英文翻译和印刷等工作。总之，这一些隐喻和象征手法的运用，既做到了形式上的创新，也使得画面内容变得更加饱满和充实。
三、文艺创作要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觉醒年代》之所有能够获得如此高的口碑，与其高水平的制作水准是分不开，真正做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上的统一。
后期制作为了使画面更符合剧情要求，采用了暖黄色的色调，使人物和环境都充满了一种“复古”的气息，让画面更加丰富、细腻。同时，为了增强观众的沉浸式体验，《觉醒年代》追求细节上的真实。整部戏拍下来一共搭建了三百四十多个场景，前门大街、韩文公祠、中西旅社、长辛店棚户区……甚至由于北大红楼属于文物保护单位，不能用于拍摄，导演张永新便按照1：1.2的比例进行原版复刻，只为达到最真实的视觉效果。
另外，为了更贴近民国时期的时代气质，剧中在公共场合频频出现鞠躬礼和拱手礼，仿佛又将人们重新拉回了那个年代，很多年轻人在弹幕中都纷纷表示“受益良多”。纵观全剧，例如以上细致的画面随处可见，让观众达到了内容和视觉上的双重享受。
四、结语
“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电视剧《觉醒年代》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其受众人群涵盖了老中少三代人。并且在本剧播出之后，全国各地青年不断自发到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缅怀陈延年、陈乔年等烈士，毋庸置疑这就是优秀文艺作品的力量。总之，作为一部优秀的主旋律电视剧，《觉醒年代》在内容和形式的呈现上都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值得广大文艺工作者们学习和借鉴，只有坚持以人民为核心的创作导向，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参考文献：
[1]张彪.电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视听语言分析[J].新闻传播，2016（05）
[2]安莉.《我和我的祖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J].电影文学，2019（24）
[3]梁玉洁.《人民的名义》：文艺与时代同行[J].昭通学院学报，2017，39（06）
[4]赵路平，周晗，王婷.《觉醒年代》的多重审美维度分析[J].现代视听，2021（02）
简介：詹雄禹（1999.10.24），男，汉族，籍贯：湖南长沙，本科，单位：长沙学院，主要研究方向：广播电视编导
关键词：文艺;人民;创新;《觉醒年代》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电视剧《觉醒年代》上映后豆瓣评分高达9.3分，并且远超同时期上映的红色题材的电视剧，其根本原因就是在于它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能够再一次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同时，本剧对于镜头语言和后期的制作都极为“苛刻”，在技术水准上堪比电影。
一、文艺创作要把握好真善美的永恒价值
“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本剧以1915年《青年杂志》创办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刊物为线索，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样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对于这一段历史时期大家并不感到陌生，且对其中的重要历史节点都很熟悉，但是人们对于这其中的发展历程了解甚少，通过这一部电视剧，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加细致的了解这一段光辉历程，还能够让我们更加真切的感受到革命者们大无畏的奋斗精神，许多00后看完都表示这是一本“活的历史书”。
除此之外，《觉醒年代》还改变了大众对红色革命题材的“刻板印象”，没有刻意的说教和渲染，有的只是对历史事件的高度还原和对人物性格的生动描画，即便是剧中的好几场“演讲戏”，犹如身临其境，让人心生振奋。这主要得益于编剧对于人物性格的深挖，在史料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使《觉醒年代》中的人物既符合历史事实，又变得栩栩如生，一个个饱满而鲜活历史人物形象就呈现在了观众面前。在剧中，陈独秀出场时像是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后来成为《新青年》呕心沥血的领头人。此外，本剧还通过他人评价侧面展示人物形象，在蔡元培先生眼中的陈独秀是不可多得的文科奇才，在保守派眼中陈独秀又是“抢饭碗”的后来者。总之，《觉醒年代》在人物塑造上，既做到了对历史的真实还原，又让这一些革命者的形象变得活灵活现。
二、文艺创作需要内容和形式的深度创新
“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觉醒年代》在镜头语言的运用上可以与现在许多的优秀电影相媲美，导演对于镜头的运用已经超出了观众对电视剧的“期待视野”，每每出现这样的镜头都会被弹幕刷屏。
在《觉醒年代》中，导演对于象征手法的运用十分娴熟。蚂蚁，在剧中出现的镜头十分耐人寻味。蚂蚁第一次出现是在陈延年手上，当时延年、乔年正在码头做搬运工，中途休息时，一只蚂蚁掉进了延年喝水碗的里，延年看到后用食指把蚂蚁救了起来，然后小心翼翼地把蚂蚁放到了一朵野花上。小小的蚂蚁体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象征着延年乔年等青少年们顽强拼搏、奋发图强的优秀品格。蚂蚁第二次出现是陈独秀在上海震旦学院演讲的时候，镜头频频给到了话筒上的一只蚂蚁，镜头在陈独秀与蚂蚁身上来回切换，陈独秀在讲台上慷慨激昂的讲着，这只小蚂蚁就绕着话筒一圈一圈地爬着。蚂蚁虽然十分弱小，但它却相当坚定地走着自己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摸索和爬行，这也正是陈独秀等革命者们的真实写照。蚂蚁第三次出现是在李大钊的手上，当时的李大钊已经和陈独秀印好了《北京市民宣言》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就在这时一只蚂蚁爬到了《北京市民宣言》的宣传单页上，李大钊看到后用手掌轻轻地将其托起，此时，夕阳的余晖照在李大钊的手上，这只蚂蚁就在明暗之间来回爬行着，最后向着仅有的一点“光明”艰难地爬去。事实上，这只蚂蚁就象征着李大钊等革命者们当时所处的境遇，但即便历经磨难，也依旧要向着希望走去。
同时，剧中在很多细节的处理上也蕴含的非常深刻的哲理。“路”这个意象在剧中时常出现。新青年编辑部的门前就是一条充满泥泞的路，每次经过脚下都会沾满泥垢。有一次，蔡元培、陈独秀和和胡适三人在雨后走在这条路上，路面到处坑坑洼洼，充满积水，但很巧的是在旁边正好有几块砖头，胡适就随及捡起地上的砖头往前面铺路，颇有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而这也正象征着新文化运动所处的困境，在千年的桎梏下唤醒沉睡的人们，这必定是一条充满泥泞和挑战的路。
除了现实当中的“路”以外，思想上“路”在剧中也时有表现，“君子和而不同”是劇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新文化运动时期掀起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各种思想“针锋相对”，即便是在同一个团体下也会有不同的想法，但大家的最终目标还是一致的，只是实现的道路不同。五四运动之后，曾经并肩作战的陈独秀和胡适在思想上产生很大的分歧，陈独秀当时正逐渐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对于北洋政府的出卖国家主权的行为感到非常痛恨，随后便和李大钊等人商议拟写了《北京市民宣言》，在街上分发传单抗议。胡适虽然没有陈独秀激进，但他并不否认北洋政府的罪行，参与了传单的英文翻译和印刷等工作。总之，这一些隐喻和象征手法的运用，既做到了形式上的创新，也使得画面内容变得更加饱满和充实。
三、文艺创作要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觉醒年代》之所有能够获得如此高的口碑，与其高水平的制作水准是分不开，真正做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上的统一。
后期制作为了使画面更符合剧情要求，采用了暖黄色的色调，使人物和环境都充满了一种“复古”的气息，让画面更加丰富、细腻。同时，为了增强观众的沉浸式体验，《觉醒年代》追求细节上的真实。整部戏拍下来一共搭建了三百四十多个场景，前门大街、韩文公祠、中西旅社、长辛店棚户区……甚至由于北大红楼属于文物保护单位，不能用于拍摄，导演张永新便按照1：1.2的比例进行原版复刻，只为达到最真实的视觉效果。
另外，为了更贴近民国时期的时代气质，剧中在公共场合频频出现鞠躬礼和拱手礼，仿佛又将人们重新拉回了那个年代，很多年轻人在弹幕中都纷纷表示“受益良多”。纵观全剧，例如以上细致的画面随处可见，让观众达到了内容和视觉上的双重享受。
四、结语
“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电视剧《觉醒年代》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其受众人群涵盖了老中少三代人。并且在本剧播出之后，全国各地青年不断自发到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缅怀陈延年、陈乔年等烈士，毋庸置疑这就是优秀文艺作品的力量。总之，作为一部优秀的主旋律电视剧，《觉醒年代》在内容和形式的呈现上都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值得广大文艺工作者们学习和借鉴，只有坚持以人民为核心的创作导向，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参考文献：
[1]张彪.电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视听语言分析[J].新闻传播，2016（05）
[2]安莉.《我和我的祖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J].电影文学，2019（24）
[3]梁玉洁.《人民的名义》：文艺与时代同行[J].昭通学院学报，2017，39（06）
[4]赵路平，周晗，王婷.《觉醒年代》的多重审美维度分析[J].现代视听，2021（02）
简介：詹雄禹（1999.10.24），男，汉族，籍贯：湖南长沙，本科，单位：长沙学院，主要研究方向：广播电视编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