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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平：高考考验追求知识的情怀
【人物档案】周建平，航天技术与航天工程管理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57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3月进入国防科技大学应用力学系学习。2006年起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宇航学会理事。
1977年10月21日，我已经回到湘西金矿当矿工，和往日一样，我六点半起床，一边听新闻广播，一边洗漱、吃早饭，忽然广播里传来了中央决定当年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整个人呆住了。之后尽管七点按时出门、上班，这一天怎么过的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但我很清楚地知道，我上大学的梦想要成为现实了，下班回家后该想办法找复习资料。
距离高考只剩下不到50天，小我两岁的胞弟也和我一起参加高考。我们俩每天晚上在家互相讨论着复习，这样更有针对性。那时一周工作6天，因为矿山生产国家当时换汇的重要物资——黄金，所以生产任务很重，周末我们也常常加班，这些原因都使我打消了请假复习的念头，只有下班后的一点时间可以用于复习。当时招工时那么多工种，父亲选择让我带头下井当矿工，一天工作下来很累，熬不到10点就想上床睡觉。我算是强打起精神复习吧，没有电的时候就点着煤油灯看书——除了一本借来可用三天就得还的数学习题集，就只有课本作为复习资料了。
当然，我还是全力以赴，信心满满，因为我知道，77级高考考的不是这一个多月的复习，而是我们过去那么多年对待学习的态度和追求知识的情怀，我没有理由担心自己。
12月10日，我骑车带着弟弟去考场，成为570万高考大军中的两分子。
陈政清：穿长筒胶鞋看书，考了“数学第一”
【人物档案】陈政清，工程力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47年10月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市;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3月进入湖南大学力学专业学习;现为湖南大学风工程试验研究中心主任、土木工程学院教授。
与很多荒废了学习的考生相比，我算得上是天性爱知识的人。一是因为我毕业于省重点高中，学习基础扎实;二是下乡后无论是参加劳动，还是任教，我也从未放弃过学习。一路走来，环境在变，年龄在变，唯一不变的是自己对自然科学的兴趣。无论是有学习条件还是没有条件，我都坚持看书学习。夏天的农村蚊子多，我就穿上长筒胶鞋看书——这曾被当成笑话在知青中流传。从历史的大背景下看，我的遭遇算不上坎坷，只是走了一段曲折而又漫长的道路而已。
1971年春，我被选拔到岳阳市钱粮湖农场的七分场中学当初中老师，1973年又被提拔到总场中学当高中教师。由于学校老师少，学校哪门课缺老师就安排我教哪门，所以高中的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我都教过。就这样，我利用教书的机会，阅读了大量书籍，不仅自学完成了大学的高等数学、无线电基础等课程。经过这么多年的知识储备，我自信高考绝对没问题。
那年的数学试卷中有一道几何题，我任教多年，偏偏没教过几何，所以有些生疏。最后我还是利用解析几何的方法做出来了，算是有惊无险。数学附加题是一道高等数学基础题，我自学过高等数学，因此很快就做出来了。记得考完数学后，考场上的人一场比一场少。高考停了这么多年，谁都不知道高考是怎么回事，很多人根本没来得及复习，多抱着这样的心理：今年先试一下，不行明年再考。成绩出来后，大家都知道那个农场老师的数学成绩考了岳阳地区第一名，这是连我自己也没想到的结果。
康绍忠：因招生广告与“农”结缘
【人物檔案】康绍忠，农业水土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62年11月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1978年7月参加高考，1978年10月进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现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农田水利工程系学习;现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业水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1978年我第二次参加高考，考了352分，是所在的桃源四中分数最高的两人之一。
那时信息比较闭塞，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无意间在学校墙上看到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招生广告，宣传广告上有一条高压输电线、一座水坝。由于我对这种场景十分熟悉，并抱着一种学成后为农村水利事业服务的朴素愿望，所以填报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就填报了这所学校唯一一个带“农”字的专业——农田水利工程。
其实，这样的选择还与我从小的生活环境有关。桃源县是当时全国有名的水利建设和水利管理先进县，具有丰富的水资源，水库、水电站、排灌等水利设施星罗棋布。小时候我经常拿着镢头、钢钎，和老人们一起修水库、修水渠、建排灌站，这种体验使我从幼年开始便对水利工程有了最直接和感性的认知，也切身感受到家乡的丰饶物产得益于水，只有把水用好，农作物才能长得一年旺胜一年。
被录取后，我才知道这个专业极其冷门，很多人不愿意选择，因为它带“农”字，特别是有些城里来的学生认为好不容易上了大学，却又走进了“农门”。我们专业有些同学去校医院看病时就怕大夫问起学习什么专业，因为专业带“农”字怕被别人瞧不起。然而我对这个专业并没有偏见，因为我当时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就是学习水利知识，为发展农业生产贡献力量。
罗安：学习来不得半点骄傲
【人物档案】罗安，电力电子变换与控制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57年7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进入湖南大学工业企业电气自动化专业学习。现任国家电能变换与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大学校学术委员会主任。
参加完1977年的高考进入湖南大学就读，我如愿以偿地学了自己第一志愿的专业。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又是一次新的开始。那时每个专业只有一个班，全班42个人。我发现每一个人都在玩命地学习，恨不能弥补所有被耽误的时光。在我们这一代人看来，学习带有一种抱负感、使命感、责任感。大家都满怀着雄心壮志，觉得一定要学有所成、学有所用，以后要为社会多做贡献，否则，就对不起国家对我们的培养，对不起父母为我们的无私操劳。
我的大学生活完全是典型的“三点一线”，白天到教室上课，晚上在图书馆自习，还有就是去实验室做实验。晚上11点宿舍熄灯后，我就点煤油灯看书。由于用眼过度，不到半年，我的眼睛就近视了。
那时父亲的业余爱好是组装收音机和黑白电视机，他花了不少钱买了很多元器件在家里。我耳濡目染，从小也跟着父亲玩起了无线电，把元器件组装成收音机。得益于此，上大学后我的数学、模电等科目成绩都很好，数学成绩基本是满分，上课时老师讲的模电知识我都懂，一时有了骄傲的情绪，有些课我都不去上了。结果有一次期末考试，我的模电成绩只考了70多分，这给我敲响了警钟——学习来不得半点骄傲。有了那次学习上的教训，在我的学习生涯中再没走过弯路。
（摘自《两院院士忆高考——77、78级大学生的高考故事》湖南大学出版社 2019年4月出版）
【人物档案】周建平，航天技术与航天工程管理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57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3月进入国防科技大学应用力学系学习。2006年起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宇航学会理事。
1977年10月21日，我已经回到湘西金矿当矿工，和往日一样，我六点半起床，一边听新闻广播，一边洗漱、吃早饭，忽然广播里传来了中央决定当年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整个人呆住了。之后尽管七点按时出门、上班，这一天怎么过的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但我很清楚地知道，我上大学的梦想要成为现实了，下班回家后该想办法找复习资料。
距离高考只剩下不到50天，小我两岁的胞弟也和我一起参加高考。我们俩每天晚上在家互相讨论着复习，这样更有针对性。那时一周工作6天，因为矿山生产国家当时换汇的重要物资——黄金，所以生产任务很重，周末我们也常常加班，这些原因都使我打消了请假复习的念头，只有下班后的一点时间可以用于复习。当时招工时那么多工种，父亲选择让我带头下井当矿工，一天工作下来很累，熬不到10点就想上床睡觉。我算是强打起精神复习吧，没有电的时候就点着煤油灯看书——除了一本借来可用三天就得还的数学习题集，就只有课本作为复习资料了。
当然，我还是全力以赴，信心满满，因为我知道，77级高考考的不是这一个多月的复习，而是我们过去那么多年对待学习的态度和追求知识的情怀，我没有理由担心自己。
12月10日，我骑车带着弟弟去考场，成为570万高考大军中的两分子。
陈政清：穿长筒胶鞋看书，考了“数学第一”
【人物档案】陈政清，工程力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47年10月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市;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3月进入湖南大学力学专业学习;现为湖南大学风工程试验研究中心主任、土木工程学院教授。
与很多荒废了学习的考生相比，我算得上是天性爱知识的人。一是因为我毕业于省重点高中，学习基础扎实;二是下乡后无论是参加劳动，还是任教，我也从未放弃过学习。一路走来，环境在变，年龄在变，唯一不变的是自己对自然科学的兴趣。无论是有学习条件还是没有条件，我都坚持看书学习。夏天的农村蚊子多，我就穿上长筒胶鞋看书——这曾被当成笑话在知青中流传。从历史的大背景下看，我的遭遇算不上坎坷，只是走了一段曲折而又漫长的道路而已。
1971年春，我被选拔到岳阳市钱粮湖农场的七分场中学当初中老师，1973年又被提拔到总场中学当高中教师。由于学校老师少，学校哪门课缺老师就安排我教哪门，所以高中的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我都教过。就这样，我利用教书的机会，阅读了大量书籍，不仅自学完成了大学的高等数学、无线电基础等课程。经过这么多年的知识储备，我自信高考绝对没问题。
那年的数学试卷中有一道几何题，我任教多年，偏偏没教过几何，所以有些生疏。最后我还是利用解析几何的方法做出来了，算是有惊无险。数学附加题是一道高等数学基础题，我自学过高等数学，因此很快就做出来了。记得考完数学后，考场上的人一场比一场少。高考停了这么多年，谁都不知道高考是怎么回事，很多人根本没来得及复习，多抱着这样的心理：今年先试一下，不行明年再考。成绩出来后，大家都知道那个农场老师的数学成绩考了岳阳地区第一名，这是连我自己也没想到的结果。
康绍忠：因招生广告与“农”结缘
【人物檔案】康绍忠，农业水土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62年11月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1978年7月参加高考，1978年10月进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现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农田水利工程系学习;现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业水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1978年我第二次参加高考，考了352分，是所在的桃源四中分数最高的两人之一。
那时信息比较闭塞，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无意间在学校墙上看到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招生广告，宣传广告上有一条高压输电线、一座水坝。由于我对这种场景十分熟悉，并抱着一种学成后为农村水利事业服务的朴素愿望，所以填报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就填报了这所学校唯一一个带“农”字的专业——农田水利工程。
其实，这样的选择还与我从小的生活环境有关。桃源县是当时全国有名的水利建设和水利管理先进县，具有丰富的水资源，水库、水电站、排灌等水利设施星罗棋布。小时候我经常拿着镢头、钢钎，和老人们一起修水库、修水渠、建排灌站，这种体验使我从幼年开始便对水利工程有了最直接和感性的认知，也切身感受到家乡的丰饶物产得益于水，只有把水用好，农作物才能长得一年旺胜一年。
被录取后，我才知道这个专业极其冷门，很多人不愿意选择，因为它带“农”字，特别是有些城里来的学生认为好不容易上了大学，却又走进了“农门”。我们专业有些同学去校医院看病时就怕大夫问起学习什么专业，因为专业带“农”字怕被别人瞧不起。然而我对这个专业并没有偏见，因为我当时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就是学习水利知识，为发展农业生产贡献力量。
罗安：学习来不得半点骄傲
【人物档案】罗安，电力电子变换与控制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57年7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进入湖南大学工业企业电气自动化专业学习。现任国家电能变换与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大学校学术委员会主任。
参加完1977年的高考进入湖南大学就读，我如愿以偿地学了自己第一志愿的专业。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又是一次新的开始。那时每个专业只有一个班，全班42个人。我发现每一个人都在玩命地学习，恨不能弥补所有被耽误的时光。在我们这一代人看来，学习带有一种抱负感、使命感、责任感。大家都满怀着雄心壮志，觉得一定要学有所成、学有所用，以后要为社会多做贡献，否则，就对不起国家对我们的培养，对不起父母为我们的无私操劳。
我的大学生活完全是典型的“三点一线”，白天到教室上课，晚上在图书馆自习，还有就是去实验室做实验。晚上11点宿舍熄灯后，我就点煤油灯看书。由于用眼过度，不到半年，我的眼睛就近视了。
那时父亲的业余爱好是组装收音机和黑白电视机，他花了不少钱买了很多元器件在家里。我耳濡目染，从小也跟着父亲玩起了无线电，把元器件组装成收音机。得益于此，上大学后我的数学、模电等科目成绩都很好，数学成绩基本是满分，上课时老师讲的模电知识我都懂，一时有了骄傲的情绪，有些课我都不去上了。结果有一次期末考试，我的模电成绩只考了70多分，这给我敲响了警钟——学习来不得半点骄傲。有了那次学习上的教训，在我的学习生涯中再没走过弯路。
（摘自《两院院士忆高考——77、78级大学生的高考故事》湖南大学出版社 2019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