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帕尔马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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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赖恩·德·帕尔马(Brian De Palma)可能是当今美国在世的最伟大的导演,然而环绕于他的同侪如斯科西斯,斯皮尔伯格身边的荣誉却几乎与他绝缘。如今客居巴黎,帕尔马用他的新作,一部散发着欧洲阴郁气质的女性电影:《蛇蝎美人》(Femme Fatale),再次向冷落他的影评家们展示了没有了帕尔马的美国影坛失落了些什么。
   既然有理可辩,那么辩之何妨?——布赖恩·德·帕尔马是美国导演中最具侵略性格的导演, 可能是当今最伟大的电影工作者。无疑他也是最不受赏识的。布赖恩·德·帕尔马出生于1940年,在美国费城长大。他的父亲是一名整形外科医生,因此他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外科手术的过程。正是那些在手术台旁度过的时光,潜移默化地使帕尔马对将人体分解的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时,帕尔马的专业是物理,然而他却痴迷于电影,并开始涉足戏剧,还尝试拍摄十六毫米的电影短片。他第一部公映的影片是1967年的《Murder à la Mod》(他有部片子在这之前就已完成,但上映较晚)。从此之后,帕尔马开始探究人类最阴暗的秘密和梦魇,他用摄像机贪婪地捕捉面前的一切事物,并在高速运动中加以呈现。在一次电话采访中,德·帕尔马形容自己的处境是“成长于一个追求惊人视觉风格的时代”,到如今却为大众潮流趋向何方而彷徨。“很少有导演这样操作”,他说,而他所谓的“这样”指的是“纯粹的视觉叙事”。帕尔马在影片中大量运用分屏,即时重放,狂想曲般的慢镜,多视角等技术,还发掘了摄影稳定架可以像水翼飞船一般游弋的性能(这是一种能在空气中漂浮潜行的摄像机,可以追拍那些几乎呈气体状态的拍摄对象)。通过使用这些技术,帕尔马一次次地在他的电影中证明,事实仅为粗稿,还要受制于似是而非的记忆,模棱两可的证据和面目全非的改编。这位高产导演在三十三年间拍摄的二十五部影片诠释了那句古老的妙语:“你愿意相信哪个?我,还是你被蒙骗的双眼?”(影片《蛇眼》(Snake Eyes)对一组电视直播的暗杀镜头加以解构,从而揭发了大众遭受蒙骗的事实,也让人们得以看清这场狡诈的闹剧。)和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这位对他影响至深的电影大师一样,德·帕尔马喜欢恶作剧般地作弄一下那些相信宿命的观众。美丽的瞬间揭示繁花极盛时的萎谢。抒情的旋律啪的一声嘎然而止——《魔女嘉丽》(Carrie)结束时那只从坟墓中伸出的手引发了观众最后一声尖叫。
   尽管从他以前的作品中我们已了解到他的风格,然而他的新作《蛇蝎美人》中那灵光乍现的一瞬间仍然令人惊艳。只见女主角丽贝卡·罗闵·斯塔莫斯(Rebecca Romijn-Stamos)如一把匕首般刺入水中,她的衣服神奇地消失,赤裸的身体在蓝色的水泡中纠缠。手臂是舒展的,脚尖是绷直的,她在水中的姿态犹如安德里斯·塞拉诺(Andres Serrano)的《尿溺中的基督》(Piss Christ)中即将起飞的耶稣。这一场景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该片神圣与亵渎交织下洗礼,受难与复活的寓意。德·帕尔马这部无关道德的道德剧包罗万象,探讨的主题是救赎,而画面却拍得像流行时装目录。鲜血滴落在如香草奶油般润滑,衬着蕾丝的肌肤上,娇艳欲滴,宛如冰淇淋上诱人的草莓。这部作品出自一个兴致高昂、棱角分明的人之手。他是当今时代的一个异类。
   德·帕尔马性格中极端的愤世嫉俗,享乐主义以及出其不意的幽默感使得他看起来严肃不足。尽管已是两鬓斑白,却缺少他这个年龄的人所惯有的庄重。也许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他一直无缘染指他同辈导演所获得的荣誉。他的确是个玩笑高手,而这却成了他的罪名。阴谋剧《凶线》(Blow Out)是德·帕尔马对人类感知最阴森的探索,在该片悲怆的结局中,以及另一部催人泪下的越战片《越战创伤》(Casualties of War)中,德·帕尔马对自己信念的狂热暴露无遗,然而这两部片子都遭遇票房惨败,受到操控电影奖项的权威们的冷落。和希区柯克一样,德·帕尔马从未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在所有冲击这一奖项的七十年代导演中,他是最默默无闻的一个,没人拿他的名字炫耀,缺少官方认可,甚至谈不上是个名流(除了他几十年来一直穿着的狩猎服已成为他的注册商标:叫我博瓦纳①)。马丁·斯科西斯(Martin Scorsese) 对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导演的方方面面都熟埝于胸,他对电影的保存所作的不懈努力,使他俨然成为电影界的艺术馆馆长;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和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作为电影界的技术精英和视效专家,将影片的专属放映权与它作为大众商品的特性合二为一(此外,斯皮尔伯格还称得上是个慈善家);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照料着他的葡萄园,是一个自豪的电影世家的家长,他的导演家族中包括他的女儿索菲亚(导演电影《处女自杀》(The Virgin Suicides))和儿子罗曼(导演电影《CQ》);罗伯特·奥特曼(Robert Altman)是电影界一个坏脾气的异类,而自从他指点演员们在电影《高斯福德庄园》(Gosford Park)中做出精湛演出后,就从此确立了自己电影界巨匠的地位;还有彼得·博格达诺维奇(Peter Bogdanovich),这个在彼得·比斯坎德(Peter Biskind)所著的关于七十年代电影史的著作《从容骑手和暴怒公牛》(Easy Riders, Raging Bulls)中被讥为是最大的傻瓜而被踢出局的导演,也因电影《猫咪喵》(The Cat's Meow)而赢得了电影人士的赞赏,以此作为向默片时代好莱坞的致敬。②只有德·帕尔马仿佛被倒进了污物桶里一般永远翻不了身。正如他在最近的一次访问中提到的那样,他的电影受到过世界各大电影节的邀请,却从未获得纽约电影节的提名。“说来有些讽刺,我从未受邀在我家乡的电影节上首映我的作品。”
  


   出于他无法揣测的原因(“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让他们如此愤怒,”他告诉我),布赖恩·德·帕尔马是所有同类艺术家中惟一一个仍为自己作品中的暴力而受到惩罚——被钉上耻辱柱——的导演。仿佛他继承了已故的萨姆·佩金法(Sam Peckinpah)①身上魔鬼的犄角。无可否认,德·帕尔马在他的电影创作中过于热衷于使用血浆。血腥的场面如,《魔女嘉丽》里,猪血劈头盖脸地倒向舞会中的嘉丽;在《狂怒》(The Fury)的高潮部分,约翰·卡萨维茨(John Cassavetes)像人体炸弹一样被引爆,整个银幕被血迹浸染成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疤面人》(Scarface)开场时肢解人体的画面以及结尾处巴罗克风格的屠杀(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Verdi)的歌剧伴随着武器的咆哮);《剃刀边缘》(Dressed to Kill)中剃刀的挥砍,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而所有这些都让人们把德·帕尔马看作是萨德(Sade)的忠实信徒。但是,如果每个在影片中设计出别具匠心的流血场面的导演都要因此而受到诅咒的话,那么在通往地狱的路上,德·帕尔马决不孤单。然而真实的画面却是只有他一个人形单影只地接受惩罚。马丁·斯科西斯在《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中把番茄酱涂满墙纸来制造血腥的场景,在《赌场风云》(Casino)中把人的脑袋像西瓜一样摔得稀烂,在重拍的《恐怖角》(Cape Fear)中让观众置身于一个充满痛苦,阴森恐怖的世界,而这一切都无损于他的声誉。评论家们一直对斯皮尔伯格影片中描写的残忍诡计视而不见,任由他令观众恶心作呕,还认为这是为观众好。当看到吴宇森、罗伯特·罗德里格斯(Robert Rodriguez)或是大卫·芬奇(David Fincher)这些“杀人专家”走近时,人们都会望而生畏,害怕地躲到街道另一边。大卫·芬奇的《七宗罪》(Seven)就像一个拙劣的外科手术一样令人毛骨悚然。昆丁·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的名作《落水狗》(Reservoir Dogs)中有一场臭名昭著的酷刑审讯,像梵高一样割下耳朵,然而为纪念该片上映十周年而发行DVD时仍是盛况空前。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其间的区别在于以上这些描写暴力伤害的导演们主要反映的是男人间的勾心斗角,他们为了金钱,女人,赌博和地盘而斗得你死我活——为了争得愚蠢的上风而永无宁日。然而,在德·帕尔马的惊悚片中,女人成为了锁定的受害者。他用摄像机对那些女性受害者肆意的戏弄、爱抚,延长致命一击前折磨的过程。观看这些被大肆渲染的虐杀场景,使得观众从某种意义上成为影片中凶手的同谋,从而违背了美学上要保持距离的法则。德·帕尔马借鉴了希区柯克把谋杀拍成诱惑,把诱惑拍成谋杀的手法,然而却被指责为是糅合了暴力和窥阴癖,使低俗变为色情,色情变为低俗。对许多人来说,最令他们诧异的是德·帕尔马在《凶线》和《剃刀边缘》中如何将他当时的妻子南希·艾伦(Nancy Allen)像一道大餐般呈现在观众面前,仿佛要上演一场他自己的婚姻偷窥秀(而另一些人则赞赏他乐于分享的慷慨)。评论家维罗妮卡·金恩(Veronica Geng)则持有与普遍舆论不同的观点,在她看来,德·帕尔马在《剃刀边缘》中将性与暴力分离,把暴力描写成恶劣的,非自然的对性的入侵。然而更为普遍的观点是德·帕尔马将女性客体化,从而可以将女人们脱得一丝不挂,激怒她们,用钉子将这些芭比娃娃们刺穿。
   的确是庞大的钉子。刺穿是在德·帕尔马的影片中反复出现的意象。这种刺穿可以被理解为男性阴茎的入侵,一次象征性的强奸,把女人穿透而亡。当《替身杀手》(Body Double)公映时我也在场,那真是个悲剧。影片中,德·帕尔马用低角度俯拍一把电钻,如同一个钢的阴茎般,直插入一个仰卧女人的身体。这个臭名昭著的镜头让所有的观众都倒抽一口凉气。这个意象是如此直白地具有挑衅性,以至于让人怀疑德·帕尔马是有意要激怒女权主义者们。他甚至在影片中变本加厉地表达这样一个意思:“你以为这很糟糕?——事实上这能令你兴奋。”不出意料,女权主义者们果然愤而号召抵制这部电影。如果德·帕尔马真的是有意而为之,那么只能说他失算了(他事后也这样承认)。而当影片中,那把电钻把受害者的身体洞穿,直刺入到她身下的地板时,吸气的声音变成了嘘声。德·帕尔马成了众矢之的。媒体从此认定他为“好莱坞仇视女性的人中最邪恶的一个。”直到如今,这个被妖魔化的形象仍然与德·帕尔马如影随形。尽管著名的影评家波利娜·凯尔(Pauline Kael)对他的影片《越战创伤》赞誉有加,认为这部影片对越战中一名被俘越南妇女惨被奸污的遭遇进行了勇敢坚定的描述,从女性立场上讲,是对仁慈和公正的啼血呼唤。然而,观众却对《越战创伤》了无兴致。对他们来说,这部电影太过阴沉,令人沮丧。德·帕尔马也没能挽回他的声誉,敌视者仍把他和美国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相提并论,名列男权主义黑名单之中。
   德·帕尔马在《越战创伤》后拍的下一部片子,几乎令他被导演行业扫地出门。1990年,德·帕尔马开始拍摄由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的畅销书改编的电影《虚无的篝火》(th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这部影片从一个扭曲的视角剖析了各种社会现象,如贪婪的社会钻营,庸俗小报的狂热,艾滋时代曼哈顿赌博式的机会主义,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这样的巨富之人①,以及女人气的塔夫绸裙子。德·帕尔马作为好莱坞公认的恐怖大师,执导沃尔夫这部贺加斯(William Hogarth)②风格的张狂作品,令人疑窦丛生也引发了不少争议。的确,德·帕尔马的两部早期作品,《祝福》(Greetings)和《嗨, 妈妈!》(Hi, Mom!)是两部粗糙的反体制讽刺剧(“《祝福》肯定是最早坦然接受涂鸦一代青年的电影之一”威尔弗里德?席德(Wilfrid Sheed)在《君子》杂志中这样指出。);《天堂魅影》(Phantom of the Paradise)极为大胆地脱离常规;他影片中大部分的惊悚时刻都包含着带刺的幽默。然而过于“直接”的喜剧将德·帕尔马局限于就事论事。尽管他的视觉效果堪称出神入化,然而在世俗世界中却缺乏城府。他不具备一种被称为“刘别谦式触动” ③的技巧,无法驾驭沃尔夫这部包括了甜蜜通俗剧和对深刻社会透视的车子,从容地在熙攘的人群中穿梭,而在这个高危地段,偶有失足就可能促发连锁反应,引起轩然大波。这部影片的演员阵容同样令人担忧。汤姆·汉克斯(Tom Hanks)在饰演谢尔曼·麦科伊(Sherman McCoy)这个狡诈的华尔街证券商人和“宇宙主宰者”时显得太过殷勤正常了。此外,德·帕尔马还把那个受雇用的英国记者的角色改写一番,交给布鲁斯·威利斯(Bruce Willis)饰演,他的傻笑有些装疯卖傻的味道。为了避免种族摩擦,制作人还对沃尔夫小说中执拗的犹太法官进行了身份移植,把他变成了一个黑皮肤的所罗门王式的人物,由黑人影星摩根·弗里曼(Morgan Freeman)饰演,讲着适合他身份的冠冕台词。然而这些处理都不足以安抚那些反对者们,他们认为,沃尔夫这个经营种植园的南方白人花花公子,是在兜售一些幼稚的脸谱化的概念,错误地以为对布朗克斯①贫民区的描写可以迂回地反映非洲大陆最深处的境况。这部戏的制作成了一个警戒标志密布,地盘争夺激烈的战场 。同时该片制作成本昂贵:这部戏中最蔚为奇观的镜头之一是一架协和式飞机在橙色的天际朦胧地现身,如同是从未来世界翩然而至。光拍摄这一个镜头所花的金钱就抵得上德·帕尔马早期三部电影成本的总和。   


   历史表明一部伟大的电影可能在纷繁世事中受到前后极为不同的评价(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影片《成功的滋味》(Sweet Smell of Success)②曾被认为是垃圾,然而不久后又成为公认的爵士经典)。然而,这并非靠点石成金的玄术得来。关键是影片原本的质素。《虚无的篝火》的票房竟如此惨淡,就连那些早就预言了这部影片前途堪忧的评论家都大跌眼镜。这部影片受到洗礼,“浴血伊斯坦”(Ishtar)则被召唤。各方评论中众口一词的负面评价把德·帕尔马批得体无完肤。即使是一向对他青眼相加的评论家,如凯尔,也对这部影片有诸多不满,并将之作为德·帕尔马的失蹄之作,宁愿搁置不理。这部影片一上档就成了票房毒药。朱莉·萨拉蒙(Julie Salamon)在《魔鬼的糖果》(The Devil's Candy)中以一个局内人角度记录了这次失败影片的制作过程,正如她所指出的,《虚无的篝火》是当年圣诞档期中惟一败走麦城的影片。“尽管《棒球新秀》(TheRookie)中有影星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俄罗斯大厦》(The RussiaHouse)③中有肖恩·康纳利(Sean Connery)和米歇尔·菲弗(Michelle Pfeiffer),《哈瓦那》(Havana)中有罗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d),然而这些大牌明星都没能说服观众走进电影院,观看他们的作品。事实上,如果讲票房,《哈瓦那》比《虚无的篝火》更加惨不忍睹。”然而,只有德·帕尔马的失败被人揪住不放,批评之声犹如盘旋于尸首身旁的秃鹫,驱之复来。除此之外,尽管萨拉蒙在她的书中是以同情的笔触对德·帕尔马进行描写,然而,这本书的出版构成了对德·帕尔马士气、地位的 双重打击,再次让人们想起他是如何在探索中跌得头破血流,使这次给他带来羞辱的失败留下了案底。
  “你想象不出那是怎样的一个灾难,”德·帕尔马在2002年早些时候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说道,“我电影的原著是一本备受赞誉的畅销书,是美国文学的里程碑,然而影片却遭受了票房惨败。在大家眼中我始终是那个把汤姆·沃尔夫的小说改编得荒诞不经的人,为此,影评界的权威们永远不会宽恕我。”尽管德?帕尔马在接下来的片子《碟中谍》(Mission: Impossible)中赋予了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超常的能力,把他幻化成一个做着令人屏息的软体体操的英雄(这是一部我一直很喜欢的电影,片中的克里斯汀·斯科特·托马斯(Kristin Scott Thomas)和凡内莎·瑞德葛瑞夫(Vanessa Redgrave )谦和高贵的气质给影片带了一阵优雅的气息,而这是吴宇森导演的续集所没有的)。然而,他和他的作品仍颇受冷遇。他所拍摄的太空探险片《火星任务》(Mission to Mars)再次惨遭恶评,由《虚无的篝火》的惨败造成的创伤再次隐隐作痛。在《晚霞:与波利娜·凯尔的最后一次谈话》(Afterglow: A Last Conversation with Pauline Kael)中,那位退休赋闲的著名评论家对为什么人们会对这部影片的优点视而不见而感到百思不得其解(“这部影片中大约有一半内容都妙不可言,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能承认这一点。”)。《火星任务》这次代价昂贵的失败让德·帕尔马终于醒悟,原来他的狩猎夹克上已被缝上了那个耻辱的红字“L”,代表失败者(Loser)。
   两年前,德·帕尔马转战巴黎。那里是艺术孤儿的难民营,对德?帕尔马来说也是个不必担心在街上被孩子们嘲笑他拍的电影不赚钱的地方。大多数美国评论家都会先留意别人说了些什么然后再考虑自己该如何对这部片子做出回应,然而法国的影迷则会欣赏有个人风格的作品。在巴黎庞毕度艺术中心举行的德·帕尔马作品回顾展上,观众爆满,法国热衷说唱的时髦青年也纷纷以模仿《疤面人》中的对话为时尚。然而与此同时,在家乡美国,德·帕尔马却被认为是绝对过时的。“在美国,我已经被洗刷出局了,”他这样告诉《世界报》的记者,“我是继杰里·刘易斯(Jerry Lewis)①之后最大的笑柄。”
   洗刷出局”并不只是个随口说出的词,它还提供了某种精神分析的线索。《蛇蝎美人》是德?帕尔马在与美国影坛决裂后(他的生活在巴黎和纽约公寓间一分为二)的第一部作品。这部电影浸淫于一种水的意象之中:一场诡异的大雨,在浴缸长时间的浸泡,一个水满四溢的大鱼缸,向冥河的飞身一跃。这部影片为深入布赖恩·德·帕尔马的内心世界提供了一个平台,它是一个寓言,表现出一个艺术家由沉没,到几近溺死,到最后扑腾着再次浮出水面的过程。影片一开场首先入镜的是一个女人赤裸的身影映在一间酒店客房里的电视屏幕上,电视上正在放映老片《双重保险》(Double Indemnity),于是看电视的这个女人的身影就和电影中女主角芭芭拉?史坦威(Barbara Stanwyck)的身影重叠在一起(这是本片中第一次出现人魂相映,这种手法在片中还会出现多次)。一个叫黑领带(艾瑞克?伊伯尔尼(Eriq Ebouaney)饰)的黑帮分子刷地拉开窗帘,楼下铺展开来的是为戛纳电影节庆典准备的红地毯,正是这一幕让本片导演的创作意图展露无疑。当一位位法国名流缓缓踏上红地毯,摄影记者的闪光灯交相辉映,闪烁不停时,银幕上打出这样的字幕:导演:布赖恩·德·帕尔马。这是德·帕尔马用他独特的方式宣布:“看吧,这就是我现在的舞台。”
  


  那个勉强从床上爬起的女人是一个珠宝盗贼,她的名字叫劳蕾·阿什(Laure Ash)(丽贝卡·罗闵·斯塔莫斯饰,同时她还饰演莉莉,一个自杀的女人,劳蕾后来就冒充她的身份)。她和她的同伙策划盗窃一件价值一千万美元、镶满钻石的纯金蛇形身体饰品。这件珠宝就包裹在一位出席戛纳电影节的导演所携女伴的娇躯上。作为嘉宾女伴出席的维罗妮卡 (名模丽·拉丝姆森(Rie Rasmussen)饰)步态婀娜,象征着被禁止的欲望,仿若一个限制级的夏娃身缠伊甸园里的诱惑之蛇。劳蕾和维罗妮卡这两个娇俏佳人踏着高跟鞋,行走间那清脆的韵律把电影院的走廊变成了行猫步的T台。卡蜜儿·帕格里亚(Camille Paglia)①对女人所拥有的性的魅惑力的歌颂在此刻熠熠生辉。一个金发女神,另一个浅淡青丝,天性使然,她们做爱。劳蕾将维罗妮卡引诱进女洗手间,甩掉尾随她的男保镖,然后仿佛旁边什么人一声令下,这两个女人还来不及说句你好什么的,就急不可耐地把身体紧紧粘在了一起。
   剧场内,名流们,其中包括女演员桑德琳·波奈儿(Sandrine Bonnaire),各自落座准备观看影片《东方/西方》(East/West)的放映,片头的一组镜头所呈现的荒凉色调,是对电影节上展映影片惯有的那种氛围一个非常聪明的提炼。而与此同时,洗手间里,那两个身材修长的火辣美女如同跳一曲性感,狂放的肚皮舞般紧紧地交缠在一起。(据罗闵·斯塔莫斯说,她本来对拍摄这一场戏颇有顾虑,不过当德·帕尔马“答应我的请求,请了我的一个好朋友来和我搭档”时,她就放下了包袱。这就是做超级名模②的好处之一,你可以找到一个做超级名模的死党来和你配合完成女同性恋间的亲热镜头。)在爱抚的过程中,娇喘连连的劳蕾把同样喘息着的维罗妮卡身上那件价值连城的金蛇衣一段一段地剥下,每一段都被躲在厕所隔间外面的黑领带,从隔板下的空隙中悄悄拿出,再狸猫换太子地放回一个外形相似的赝品。这场以幽会为掩护的盗窃戏看似颇为荒诞,也缺乏可行性,然而这丝毫无损于它给观众带来的兴奋感(德·帕尔马已在影片《替身杀手》中已证明了被撩起的性欲有着超越理智的狂放节奏)。镜头在戏院的每一个角落切换,逐渐聚焦到那个雾气腾腾的洗手间小隔间里,快感与紧张一同疯长。此时的配乐是柔和版的拉威尔(Ravel)①的波雷罗舞曲,而片中节奏如脱缰野马般越来越快,仿佛等不及配乐渐强,就要直奔高潮。《蛇蝎美人》中这十五分钟的戏包括了许多戏剧元素,引诱、盗窃、欺骗以及惊险逃脱,能给影迷们带来绝对的满足。这个片断堪称经典,它是如此引人入胜,以至于你会想把片子暂停,倒带,再把这一段重看一遍。
   正如希区柯克拍《西北偏北》(North by Northwest),霍华德?霍克斯(Howard Hawks)拍《夜长梦多》(The Big Sleep),以及佩德罗·阿尔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拍他早期的色情闹剧时一样,德·帕尔马在情节逻辑方面比较随意,肆意追随自己的邪恶的兴致。他把每一幕都拍得美轮美奂,带给影迷们视觉上的享受。用德·帕尔马的话说,《蛇蝎美人》是“一个镶嵌于梦境框架中的黑色故事”,她仿佛是一个脑中镶嵌有返航装置的金发女子,悄然无声地穿梭在街道上,出入于巴黎这座喷涂着游客和面目模糊人群的城市,整个过程漫长而又悄然无痕。这是对巴黎这座城市的抽象概括,就如同伍迪?艾伦的曼哈顿。张贴在墙上或街旁小亭上的不再是来自世界各地喧嚣的广告和标志,而是对那个梦想的虚构,思想的诡计。整部电影是一幅详细、有趣的幻境画。安东尼奥?班德拉斯(Antonio Banderas)在片中饰演一个懊悔的狗仔队摄影记者,利用分屏技术,他从阳台上拍的照片被组合成了霍克尼②风格的拼贴画。德·帕尔马将摄影拼贴画和真实的场景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劳蕾从她自己的照相机镜头中走出的幻觉。《蛇蝎美人》不同于一个精确冷漠、暗设视觉机关的赌盘的地方就在于罗闵·斯塔莫斯所彰显的没落欧洲孤芳自赏的气焰。她在每一幕中都占据支配地位,仿佛留连于她自己的私人公寓中一样。她果断精确的作风,阴郁而又有趣,除了她所扮演的角色中难缠的一面外,她有一种奇怪的讨人喜欢的吸引力。班德拉斯的摄影师和她在台球桌上做爱,他在她的身后,贴在她耳边喃喃细语地倾诉爱意,她回答道:“真甜蜜……很浪漫。”她那毫无语调的声音仿佛是个正在倒数秒数准备抽身离开的应召女郎,就如同芭芭拉·史坦威在《双重保险》中扮演的那样。劳蕾是个冷酷无情地利用他人的人--她很坏,真的很坏,坏透了——然而罗闵·斯塔莫斯带给这个举止阴沉人物一种宿命般多变的特质,从而具有了一种闪耀的光泽。这部电影中最具圣像意味的时刻是当劳蕾用丝质头巾将头发包起来,戴上一幅太阳眼镜来掩饰眼部的淤青的那一幕,她看起来像是个融合了葛丽丝?凯莉,杰奎琳·肯尼迪,奥黛莉?赫本和戴安娜王妃的气质,而造就出的献身女神般的封面女郎。然而,她眼角的淤青是假的。这个象征受害者的标志只是一场诡计,女性是《蛇蝎美人》最终的赢家,而这部电影堪称欧洲大陆首屈一指的女性电影。
  


   我仍然保存着波利娜·凯尔给我的一个装有对《魔女嘉丽》这部电影早期的一些影评的文件夹。重读这些影评,颇能看出些世道。反观当初,一个又一个著名评论家(除了凯尔自己还有弗兰克·瑞奇(Frank Rich)③外)对这部影片大肆鞭挞,然而谁曾想,如今《魔女嘉丽》已成为公认的流行经典,后来的《僵尸终结者》(Buffy the Vampire Slayer) 也是与这部影片一脉相承。而当时那些大泼冷水的影评人却统统对这部片子中的幽默、煽动力、形式设计以及对青少年焦虑心理的刻画视而不见。这些已经泛黄的剪报的空白处还有波利娜·凯尔批注,那些大大的感叹号无声地传达出她的呐喊,眼前这一切实在令她无法置信。这是我的预言:在未来的岁月里,布赖恩·德·帕尔马最出色的电影作品(《凶线》、《越战创伤》、《蛇蝎美人》、《狂怒》中最好的那部分,《情枭的黎明》(Carlito's Way)、《蛇眼》)将会和《魔女嘉丽》一样成为经典。法国人并不是总是错的。杰里·刘易斯是个天才。那个穿着狩猎服的家伙也是。
  
  注:
  ①bwana, 意为主人,老板,先生。主要用于东非,作为表示尊敬的称呼语。
  ②该片的背景是二战前的好莱坞黄金年代,讲述的是一艘载满电影界人士的游轮上发生的一起神秘的谋杀。
  ①美国六,七十年代著名暴力导演,曾导演影片《日落黄沙》(The Wild Bunch)(1969)等。
  ①美国地产大王,已成为巨富的代名词。
  ②1697-1764,英国第一位获得世界声誉的画家、雕刻家。他的画用笔泼辣大胆,常具讽刺意味。
  ③the Lubitsch touch,恩斯特·刘别谦(Ernst Lubitsch,1892-1947),德国导演,他的喜剧风格独树一帜,成为后代导演模仿的范本。"刘别谦式触动"被用于形容他在喜剧创作中所呈现的风格,葛瑞格·费勒(Greg S. Faller)曾这样概括这一风格:"'刘别谦式触动'很明显地是来自于典型默片的叙事手法:以插入对焦在某物件或小细节的画面作为戏剧的转折,并以表示慧黠、风趣或事实被揭露的诧异。"
  ①Bronx, 纽约市最北端的一区。
  ②1957年出品,导演埃尔默·伯恩斯坦(Elmer Bernstein)。
  ③港译《红场谍恋》。
  ①美国喜剧片导演。
  ①美国当代女评论家,女性主义作家。著有《性的神秘面貌》(Sexual Personae)等作品)
  ②影星罗闵·斯塔莫斯是名模出身。
  ①Maurice Ravel (1875-1937),浪漫乐派时期法国作曲家。
  ②指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1937~),英国当代波普艺术家,以摄影拼贴画著称。
  ③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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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南京条约》签定后,中国开放了!聚集在澳门、香港和广州的外国商人,欢欣鼓舞,急着要进入上海。“五口通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上海是他们所能得到的最北方的港口。据说当地气候温和,物产丰饶;男人比广东人和气,女人也是皮肤更白皙,更勤快;食物更便宜,河流更宽阔。无论是开拓更大的市场,还是寻找更适宜于欧洲北方人的环境,英国人都认为:澳门、广州更适合南欧的葡萄牙人,我们北方人则应该到上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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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里,数得上名的荧幕小生也有不少,我个人比较关注的是:休·格兰特(Hugh Grant)、布拉得·彼特(Brad Pitt)和里奥那多·迪卡普里奥(Leonardo DiCaprio)。三人各自有一部旧作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莫里斯》和休·格兰特    根据英国小说家E.M.Foster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莫里斯》(Maurice,1987)是一部著名的同性恋题材电影。故事发生在一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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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轻人在英国受聘后被派往中国工作四年。他们在上海的贸易商会和协会中领到了美差。这些人有才华有教养,不知不觉就通晓了这座城市的政治机密。他们在上海开始了高贵的职业生涯。如今他们已年过八旬,而远东的点点滴滴依旧装点着他们在英格兰的乡间别墅;一块取自中式长袍的绣花饰条,一张歌川广重所作的富士山风景画,或者是一幅十八世纪姨太太摆着弗拉戈纳尔画中牧羊女姿势的肖像画。我刚到时坐在一堆火前,他们用雪利酒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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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读了苏珊·桑塔格一部短篇小说集,很替这位优秀的美国女作家感慨。因为她小说写得相当不错。若不是由于她先锋学者的名声,她大概早就在中国拥有许多知音了。可是,她的学者名声却使打算翻译介绍她的编辑和出版者怯步。因为除了那些炒得很红的先锋派,一般的先锋作家受众面都很小,出版者担心书出版后销路不好也是自然的。当初我在《世界文学》工作时,曾想编辑一个桑塔格小辑,但终究没有实现,原因之一就是她既先锋又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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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滋病留下的教训是,对于一种危险的病毒,真正令人恐惧的是它不在乎感染什么人。好人、坏人,老人、孩子,美人、丑八怪,成功者、失败者,名人、无名之辈,信教的、不信教的,同性恋、异性恋,已婚的、单身的,有权的、无权的,富人、穷人,黑人、黄种人、白人,女人、男人,健全人、残疾人,聪明人、傻瓜。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区别,我们十分当真,但HIV病毒从不在乎,也决不在乎。HIV决非历史上头一个令人们改变生活方式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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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一部未完成的纪录片,属于历史上最令人兴奋的同类影片之列,这儿有谁想得到它的独家美国版权?完全免费。我知道能从哪儿得到,外加独家全球版权、一架全新的名牌摄影机、一只导演哨、一张帆布折叠椅(可以用油漆涂掉我的名字写上你的,悉听尊便)、一条白色马裤和一个向演员发号施令的大话筒。事实上,要是有谁愿意从我家公寓里搬走上述物品,我甚至愿意帮手,还会添上某一期《纽约时报》,整桩事情都是由它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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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最恨美国的,也正是他们最想买的……     文学季刊《格兰塔》的春季版刊登了二十四位外国作家关于美国的文章。其中大部分作家都在长期不断思考关于美国的问题。几乎每一个作家都写道,他们初次接触美国时那种新奇赞叹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我至今还记得美国是怎样进入家家户户的,那时我还是个孩子,”黎巴嫩作家哈南·阿尔夏克(Hanan alShaykh)写道。“月亮也是美国的圆,”杨炼记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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