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市政府名义召开的会议增设“迟到席”，部门主要负责人外出须履行请假手续……日前，陕西汉中市政府集中制定出台10项工作制度，旨在促进政府机关提高行政效率。(5月4日《成都商报》)
　　“迟到席”不是个新东西，小学时老师就常让我们在教室内外罚站，那估计是最早的“迟到席”。政府部门设“迟到席”也不是汉中市政府的首创，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湖北省财政厅为了整顿会风就设立过“迟到席”，从此以后，各地各政府部门的“迟到席”层出不穷。20年过去了，湖北省财政厅的会风是否好转我们不得而知，但整体而言，整个政府部门的会风似乎并未有多大改善：这不，开会打瞌睡的、看报纸的、嗑瓜子的、迟到的、缺席的现象仍然还是新闻，相关新闻甚至还出现在了一些地方的“两会”上。
　　设置“迟到席”看似一个不错的主意：官员们迟到了，坐在了“迟到席”上，成了“众矢之的”，官员们感觉“汗颜了”、“错了”，以后也就不会迟到了。这一逻辑推导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即使坐上“迟到席”，官员们是否会感觉“汗颜了”、“错了”呢?显然，没有这个前提，“迟到席”便会形同虚设。事实上，当个别官员连卖官买官、玩女人、贪污受贿都可以当成吹嘘的谈资，更何况小小的开会迟到呢!受贿几千万、追杀举报人、自认未引起民愤的湖南省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可谓此类官员中的典型代表。
　　2006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政协委员时强调，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八荣八耻”，可谓字字珠玑，不仅点出了中国社会的要害，也为重构中华民族的荣辱观、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华民族曾经是一个有着强烈耻感意识的民族，但改革开放至今，耻感意识却受到普遍地解构与腐蚀。在这种情况下，要重构社会公众特别是政府官员的荣辱观，显然不仅是呼吁倡导便能完成的任务，它必须有外在力量的推动与制约。
　　新加坡人大多能以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为耻，那是因为他们有残酷的鞭刑；我们大学的一个老师上课迟到10分钟，一个学期都抬不起头来，那是因为迟到5分钟要停课反省一学期……可见，没有外力束缚与震慑，问题便不会被重视，当事人也不会对此产生耻感，同样，没有严格的“问责”，官员们也不会对大事小事产生耻感。政府官员迟到可以看作是小事也可以看作大事，对一个经常迟到经常缺席的官员，我们怎能奢望他会重视会议，更遑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
　　只有在严格的行政问责和公众问责之下，官员才会形成耻感；只有官员们拥有耻感，才会把卖官买官、玩女人、贪污受贿当成耻辱，才会为开会打瞌睡、看报纸、迟到、缺席等“汗颜”。可惜，在汉中市政府设置“迟到席”举措中，我们似乎并没有看到类似的“配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