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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艳玲，祖籍河北肃宁。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坐科于京剧，工演武生。她5岁登台，9岁挑梁，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成名。60年代初，因工作需要，改行河北梆子。90年代中期，重新回归京剧，并倡导“京、评、梆三下锅”的艺术形式。她嗓音高亢嘹亮，行腔如行云流水，文武皆备，武功出众，戏路宽广扎实，表演出神入化，她“唱、念、做、打”俱佳，“京、梆、昆、乱”不挡，以独特的表演艺术风靡海内外。代表剧目有：《宝莲灯》《哪吒》《八大锤》《夜奔》《武松》《翠屏山》《南北合》《闹天宫》《火烧连营》《钟馗》等。裴艳玲能把每个艺术形象都塑造得光彩照人，极具魅力，素有“活钟馗”“活林冲”“活武松”之称。曾荣获中国文联评选的“跨世纪之星”称号；两度荣获中国戏曲界的最高荣誉——“梅花奖”，并以卓越的艺术成就，被誉为“梨园国宝”。现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省戏剧家协会主席等职务。
2004年5月，裴艳玲从新加坡归来，她担任起了新的角色，这次扮演的不是钟馗、林冲、哪吒、武松，而是对她极为陌生的行政职务——河北省京剧院院长。
一、出国，激流勇退的谜团
裴艳玲，居住在石家庄市建华南大街一座狭小的寓所，那是一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修建的老房子，狭小、阴暗，比起她在国外的私人别墅，简直是霄壤之别。对于生活条件的变化，裴艳玲总是淡然一笑，说：“我就拿这套老房子当旅店了。如果为了养尊处优，还回来干什么？”十多年前，正是她处于演艺生涯高峰的时候，忽然做了出国的决定，很多人质疑她的动机：难道河北养育的名角，还要背井离乡，跑到国外赚大钱吗？
对于那段往事，裴艳玲不愿过多纠缠。出国，有两方面的考虑：“一个是外来的，一个是自觉的。外来原因，就是省梆子剧院的青年人才问题。的确，90年代初我挺红，但是，剧院要出新人、推‘梅花奖’，像我这样功成名就的演员会在无形之中给青年人造成障碍和压力。从主管部门和领导那儿考虑，他们必须开展工作，在人事上调配调配，也在情理之中。这个被动的因素使我考虑出国发展。”自身的原因也与这种外在气候不谋而合，她也想换个环境，检验一下自己的生存能力。
至于说赚钱，则想得很少。她这辈子都给了河北梆子和京剧。少年时代，艰苦的封闭训练使人与世隔绝。说出来，外人不信，直到18岁裴艳玲还不懂得怎么花钱。后来，也从不把钱看得很亲。如果像别的艺人那样追求暴富，无论是欧美还是日本，去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拔腿就走，而且能日进斗金。但是，她没有那样做，毕竟自己是父亲从家乡的戏窝窝儿里带大的，吃苦没有问题，只要有戏唱。其实，那次出国也是她寻找艺术生命新的发展点。
二、“改行”的苦恼
熟悉裴艳玲的人都知道，她坐科是京剧，父亲也是戏曲演员。既是“门里出身”，对自己的要求便非常严格。老父亲把全部的艺术希望都寄托到了自己的宝贝女儿身上。裴艳玲刚刚四五岁，就能演《追韩信》《徐策跑城》这样的“文戏”。长到七八岁，已经可以胜任《群英会》这样的全本大戏了。当时，她随父亲在河北、天津、山东一带闯码头，也算得上是标名挂号了。12岁那年，在天津演出，由于被有关领导看中，随即调入省河北梆子剧团。说良心话，就在提行李下车之前，少女时代的裴艳玲还不知自己要改行唱河北梆子。尽管自己不情愿、父亲强烈反对也无济于事，调入河北梆子剧团这个事儿，已是铁板钉钉了。
改行，改变了裴艳玲的人生走向，她这样总结那段阴差阳错的往事：“如果没有河北梆子这段插曲而始终学京剧的话，我的艺术成就远比现在要大。既然改学了梆子，也算有缘，我自认为，几十年的演艺生涯，凭借个人的努力，我为河北梆子是增添了光彩的。”
外界看来，不管是“梅花奖”“梅开二度”还是“世纪之星”，这些荣誉都是戏曲演员梦寐以求的，对于裴艳玲来说，获此殊荣却不费吹灰之力。应该说，河北梆子成全了她，可是，裴艳玲偏偏要在自己的艺术巅峰，出人意料地“回归”京剧。
对“改行”这件事，裴艳玲始终耿耿于怀，她毫不掩饰个人的情绪和成见：“别看我改行唱了梆子，但是，对京剧的痴迷和热爱一天也没间断过。可以说，对京剧的技艺全面、词曲讲究和它的典雅工致我是非常推崇的。说实话，如果当初我死心塌地做一个河北梆子演员，并赖此谋生，那么，我根本就适应不了也驾驭不了它——首先，我嗓音条件不适合；其次，我的心理成见根本就没消除。说来你不信，我唱梆子就是闹着玩儿，没有师父，也没有范本，顺从自己的性子表演，如果说裴艳玲的梆子戏还有些成就的话，那功劳不是我的，而是京剧的——她在冥冥之中召唤我、引导我，我所经营的艺术已经超越了一个地方剧种的狭小范畴。”
三、客居南洋的烦恼
丧失了母语的诗人就不会歌唱。所有的艺术家都是如此。据说，解放前后，马连良先生曾暂居香港，可惜当地的环境令他非常失望。热闹的舞台消失了，热情的观众稀少了。偌大的剧场，时常仅卖三四排座儿。生存环境恶化，大师的艺术生命也随之枯萎。裴艳玲定居新加坡之后，同样产生过水土不服的烦恼。她深有感触地说：“没有国内观众捧场、没有父老知音抬爱，我孤身海外，当然失落。这种思念故土的感觉非常强烈。但是，新加坡是华人聚居的国度，绝非什么‘文化沙漠’，那里的人很少围着电视机泡连续剧，而是安排了丰富的文化活动和夜生活，比如喝茶看戏听音乐……就连总理吴作栋都是个铁杆儿戏迷，他观摩戏曲不带保镖随从，就和普通观众一道，面向舞台，心驰神往地站立两个小时。”
对文化抱有强烈爱好是一方面，给文化经营以高度自由和公平的竞争空间则是另一个让人感叹的方面。裴艳玲在新加坡开设了两个艺术实体，新加坡裴艳玲艺术中心是纯商业性的、营利的；裴艳玲艺术学校是公益性的、不营利的，现在已经干了6年了，运行非常顺畅，不存在来自官方的任何干涉，当地政府也不会因为她是“外国人”而加以刁难。
国内的人文环境就没这么理想了，虽说观众不成问题，又热情，又内行；但文化的市场意识却很不够！一些地方演出团体习惯于伸手“要”，职能部门则习惯于“养”，文化产业的口号总是雷声大、雨点小，甚至口号与实际是南辕北辙。出任河北京剧院院长，也是裴艳玲的两难之选。她不愿意人家把院长理解为一个什么“官儿”，演出团体的“一把手”理所应当是业务带头人，而不仅仅局限于常规的行政管理——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对整个院团的人才储备和业务发展了如指掌，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有章有法、有尺有度地把演出院团推向崭新领域。国内讲专家领衔制、名家负责制，其实，多年以来始终停留在口头上。建国初期，中国京剧院的院长是李少春，北京京剧团的团长是马连良，两位艺术大家都是该院团的一面旗帜，所谓院长、团长之类的头衔，没有谁觉得不合适。看来，裴艳玲铁了心，要拿河北京剧院练一练身手。
四、60岁，女人的功夫
古人说“学无涯”，毕竟“生有涯”。对于裴艳玲这样的艺术家来说，年龄的压力越来越大。她的铁杆儿戏迷很想知道，裴艳玲究竟还能唱多久？
其实，早在她50岁时，外界就有这样的忧虑。为了答谢观众，裴艳玲特地在河北大戏院举办了专场演出，剧目是她的看家戏《钟馗》。尤其是她“下高”“劈叉”“拧旋子”的时候，舞台上下都为她捏着一把冷汗，唯恐一不小心，有什么闪失。裴艳玲艺高人胆大，每个动作都做得干净、潇洒。台下满堂彩。
常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作艺的艰难可见一斑。裴艳玲微笑着解释道：“下高、劈叉、拧旋子那些动作，我玩儿着都能做，而且天天做。我在新加坡的时候，一边遛狗，一边练功。我父亲弥留之际问，孩子，你还能一口气儿拧50个旋子吗？我立刻回答，能！别说50个，百八十个都没问题。一听这话，父亲满意地笑了。他这句话，激励我扎扎实实地干下去。”
裴艳玲并不回避自己所面临的年龄问题，她说：“无论男女，只要是演员就有艺术生命的极限，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逃脱的自然规律。如果非要我给自己的艺术生命列出一个时间表，还要看唱什么戏。像《乾元山》《蜈蚣岭》《钟馗》《夜奔》这样吃功夫的武戏，再演三五年没问题；比如《火烧连营》《哭灵牌》这样的文戏，得看嗓子，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恐怕唱到六七十岁也能胜任。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发挥自己最大的艺术潜能为观众服务。”
2006年8月9日至13日，中国台湾的台北市“国家剧院”人头攒动，掌声不绝。裴艳玲率团演出，倾倒了当地观众。其实，6月至9月，是各类艺术演出的淡季，由于消闲休假、外出旅游，几乎没人敢在这个档期组织演出。“国家剧院”的经纪人惊呼：“裴老板创造了奇迹！”裴艳玲刚到台湾，消息便不胫而走，远在中国香港的戏迷也纷纷订票。裴艳玲下榻四天之后，1800人的观众席票销售一空。首场演出，四层座位爆满，承办方不得不在乐池上临时搭建了两排座位。8月10日，“余派清唱”再度引起轰动，座无虚席。接下来的三场演出，观众上座率高达95%以上。观众掏钱看的是角儿，很多熟悉裴艳玲的行家强烈要求加演《钟馗》，他们要亲眼目睹这位年近六旬的女艺术家如何“下高”“劈叉”“拧旋子”。为了不让观众失望，裴艳玲爽快地答应了。这种岁数还演如此高难度的戏，还是那句话——背后下苦功，艺高人胆大。
五、好母亲，好妻子，好老师
裴艳玲的传奇人生曾被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黄蜀芹导演拍成电影《人·鬼·情》，那些起伏跌宕的故事令人难忘。多年以来，热爱她的观众都很关心裴艳玲的家庭生活，她不应该仅仅是舞台上“比男人还男人”的英雄好汉，还应该是好母亲、好妻子。观众渴望了解“素面朝天”“柴米油盐”的裴艳玲。
谈到生活问题，裴艳玲拊掌大笑，她坦言：“戏，是我生命中不可摧毁、无可取代的部分；婚姻与家庭，也是。我认为，自己的婚姻还是较为成功的，第一次婚姻虽说离异，但那20年是我作为妻子和母亲非常难忘的青春岁月。现在我与郭景春老师的婚姻更为幸福，在我最苦闷的时候，是他，给予了我师长般的教诲，大家所熟知的《宝莲灯》《八大锤》和《夜奔》等名剧，幕后英雄都是郭景春。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郭老师有什么不测，掩护他来挨刀的肯定是我。（一旁的郭景春先生也说，如果艳玲挨刀，替她的也一定是我！）女儿裴小玲现在新加坡，她已经是当地非常成功的电视人了。想想，她小学还没毕业就开始学戏，实在是吃了不少苦，对女儿如今的成就，我十分欣慰。不同时代孕育不同的情感，我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乐趣是任何东西都难以取代的。”
如今，裴艳玲主持河北京剧院的日常事务，还先后收了十多个徒弟。社会传言，裴艳玲有旧艺人作风，艺不轻传，保守谨慎。其实，这是误解。裴艳玲把长春艺术学院的弟子集中到自己家里，悉心供养他们的饮食起居，像母亲那样照顾学生们。见到那种场面的人都说：“裴艳玲简直是无原则地爱人。”如果说，裴艳玲是好演员、好母亲、好妻子，那么，她还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好老师。
2004年5月，裴艳玲从新加坡归来，她担任起了新的角色，这次扮演的不是钟馗、林冲、哪吒、武松，而是对她极为陌生的行政职务——河北省京剧院院长。
一、出国，激流勇退的谜团
裴艳玲，居住在石家庄市建华南大街一座狭小的寓所，那是一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修建的老房子，狭小、阴暗，比起她在国外的私人别墅，简直是霄壤之别。对于生活条件的变化，裴艳玲总是淡然一笑，说：“我就拿这套老房子当旅店了。如果为了养尊处优，还回来干什么？”十多年前，正是她处于演艺生涯高峰的时候，忽然做了出国的决定，很多人质疑她的动机：难道河北养育的名角，还要背井离乡，跑到国外赚大钱吗？
对于那段往事，裴艳玲不愿过多纠缠。出国，有两方面的考虑：“一个是外来的，一个是自觉的。外来原因，就是省梆子剧院的青年人才问题。的确，90年代初我挺红，但是，剧院要出新人、推‘梅花奖’，像我这样功成名就的演员会在无形之中给青年人造成障碍和压力。从主管部门和领导那儿考虑，他们必须开展工作，在人事上调配调配，也在情理之中。这个被动的因素使我考虑出国发展。”自身的原因也与这种外在气候不谋而合，她也想换个环境，检验一下自己的生存能力。
至于说赚钱，则想得很少。她这辈子都给了河北梆子和京剧。少年时代，艰苦的封闭训练使人与世隔绝。说出来，外人不信，直到18岁裴艳玲还不懂得怎么花钱。后来，也从不把钱看得很亲。如果像别的艺人那样追求暴富，无论是欧美还是日本，去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拔腿就走，而且能日进斗金。但是，她没有那样做，毕竟自己是父亲从家乡的戏窝窝儿里带大的，吃苦没有问题，只要有戏唱。其实，那次出国也是她寻找艺术生命新的发展点。
二、“改行”的苦恼
熟悉裴艳玲的人都知道，她坐科是京剧，父亲也是戏曲演员。既是“门里出身”，对自己的要求便非常严格。老父亲把全部的艺术希望都寄托到了自己的宝贝女儿身上。裴艳玲刚刚四五岁，就能演《追韩信》《徐策跑城》这样的“文戏”。长到七八岁，已经可以胜任《群英会》这样的全本大戏了。当时，她随父亲在河北、天津、山东一带闯码头，也算得上是标名挂号了。12岁那年，在天津演出，由于被有关领导看中，随即调入省河北梆子剧团。说良心话，就在提行李下车之前，少女时代的裴艳玲还不知自己要改行唱河北梆子。尽管自己不情愿、父亲强烈反对也无济于事，调入河北梆子剧团这个事儿，已是铁板钉钉了。
改行，改变了裴艳玲的人生走向，她这样总结那段阴差阳错的往事：“如果没有河北梆子这段插曲而始终学京剧的话，我的艺术成就远比现在要大。既然改学了梆子，也算有缘，我自认为，几十年的演艺生涯，凭借个人的努力，我为河北梆子是增添了光彩的。”
外界看来，不管是“梅花奖”“梅开二度”还是“世纪之星”，这些荣誉都是戏曲演员梦寐以求的，对于裴艳玲来说，获此殊荣却不费吹灰之力。应该说，河北梆子成全了她，可是，裴艳玲偏偏要在自己的艺术巅峰，出人意料地“回归”京剧。
对“改行”这件事，裴艳玲始终耿耿于怀，她毫不掩饰个人的情绪和成见：“别看我改行唱了梆子，但是，对京剧的痴迷和热爱一天也没间断过。可以说，对京剧的技艺全面、词曲讲究和它的典雅工致我是非常推崇的。说实话，如果当初我死心塌地做一个河北梆子演员，并赖此谋生，那么，我根本就适应不了也驾驭不了它——首先，我嗓音条件不适合；其次，我的心理成见根本就没消除。说来你不信，我唱梆子就是闹着玩儿，没有师父，也没有范本，顺从自己的性子表演，如果说裴艳玲的梆子戏还有些成就的话，那功劳不是我的，而是京剧的——她在冥冥之中召唤我、引导我，我所经营的艺术已经超越了一个地方剧种的狭小范畴。”
三、客居南洋的烦恼
丧失了母语的诗人就不会歌唱。所有的艺术家都是如此。据说，解放前后，马连良先生曾暂居香港，可惜当地的环境令他非常失望。热闹的舞台消失了，热情的观众稀少了。偌大的剧场，时常仅卖三四排座儿。生存环境恶化，大师的艺术生命也随之枯萎。裴艳玲定居新加坡之后，同样产生过水土不服的烦恼。她深有感触地说：“没有国内观众捧场、没有父老知音抬爱，我孤身海外，当然失落。这种思念故土的感觉非常强烈。但是，新加坡是华人聚居的国度，绝非什么‘文化沙漠’，那里的人很少围着电视机泡连续剧，而是安排了丰富的文化活动和夜生活，比如喝茶看戏听音乐……就连总理吴作栋都是个铁杆儿戏迷，他观摩戏曲不带保镖随从，就和普通观众一道，面向舞台，心驰神往地站立两个小时。”
对文化抱有强烈爱好是一方面，给文化经营以高度自由和公平的竞争空间则是另一个让人感叹的方面。裴艳玲在新加坡开设了两个艺术实体，新加坡裴艳玲艺术中心是纯商业性的、营利的；裴艳玲艺术学校是公益性的、不营利的，现在已经干了6年了，运行非常顺畅，不存在来自官方的任何干涉，当地政府也不会因为她是“外国人”而加以刁难。
国内的人文环境就没这么理想了，虽说观众不成问题，又热情，又内行；但文化的市场意识却很不够！一些地方演出团体习惯于伸手“要”，职能部门则习惯于“养”，文化产业的口号总是雷声大、雨点小，甚至口号与实际是南辕北辙。出任河北京剧院院长，也是裴艳玲的两难之选。她不愿意人家把院长理解为一个什么“官儿”，演出团体的“一把手”理所应当是业务带头人，而不仅仅局限于常规的行政管理——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对整个院团的人才储备和业务发展了如指掌，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有章有法、有尺有度地把演出院团推向崭新领域。国内讲专家领衔制、名家负责制，其实，多年以来始终停留在口头上。建国初期，中国京剧院的院长是李少春，北京京剧团的团长是马连良，两位艺术大家都是该院团的一面旗帜，所谓院长、团长之类的头衔，没有谁觉得不合适。看来，裴艳玲铁了心，要拿河北京剧院练一练身手。
四、60岁，女人的功夫
古人说“学无涯”，毕竟“生有涯”。对于裴艳玲这样的艺术家来说，年龄的压力越来越大。她的铁杆儿戏迷很想知道，裴艳玲究竟还能唱多久？
其实，早在她50岁时，外界就有这样的忧虑。为了答谢观众，裴艳玲特地在河北大戏院举办了专场演出，剧目是她的看家戏《钟馗》。尤其是她“下高”“劈叉”“拧旋子”的时候，舞台上下都为她捏着一把冷汗，唯恐一不小心，有什么闪失。裴艳玲艺高人胆大，每个动作都做得干净、潇洒。台下满堂彩。
常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作艺的艰难可见一斑。裴艳玲微笑着解释道：“下高、劈叉、拧旋子那些动作，我玩儿着都能做，而且天天做。我在新加坡的时候，一边遛狗，一边练功。我父亲弥留之际问，孩子，你还能一口气儿拧50个旋子吗？我立刻回答，能！别说50个，百八十个都没问题。一听这话，父亲满意地笑了。他这句话，激励我扎扎实实地干下去。”
裴艳玲并不回避自己所面临的年龄问题，她说：“无论男女，只要是演员就有艺术生命的极限，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逃脱的自然规律。如果非要我给自己的艺术生命列出一个时间表，还要看唱什么戏。像《乾元山》《蜈蚣岭》《钟馗》《夜奔》这样吃功夫的武戏，再演三五年没问题；比如《火烧连营》《哭灵牌》这样的文戏，得看嗓子，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恐怕唱到六七十岁也能胜任。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发挥自己最大的艺术潜能为观众服务。”
2006年8月9日至13日，中国台湾的台北市“国家剧院”人头攒动，掌声不绝。裴艳玲率团演出，倾倒了当地观众。其实，6月至9月，是各类艺术演出的淡季，由于消闲休假、外出旅游，几乎没人敢在这个档期组织演出。“国家剧院”的经纪人惊呼：“裴老板创造了奇迹！”裴艳玲刚到台湾，消息便不胫而走，远在中国香港的戏迷也纷纷订票。裴艳玲下榻四天之后，1800人的观众席票销售一空。首场演出，四层座位爆满，承办方不得不在乐池上临时搭建了两排座位。8月10日，“余派清唱”再度引起轰动，座无虚席。接下来的三场演出，观众上座率高达95%以上。观众掏钱看的是角儿，很多熟悉裴艳玲的行家强烈要求加演《钟馗》，他们要亲眼目睹这位年近六旬的女艺术家如何“下高”“劈叉”“拧旋子”。为了不让观众失望，裴艳玲爽快地答应了。这种岁数还演如此高难度的戏，还是那句话——背后下苦功，艺高人胆大。
五、好母亲，好妻子，好老师
裴艳玲的传奇人生曾被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黄蜀芹导演拍成电影《人·鬼·情》，那些起伏跌宕的故事令人难忘。多年以来，热爱她的观众都很关心裴艳玲的家庭生活，她不应该仅仅是舞台上“比男人还男人”的英雄好汉，还应该是好母亲、好妻子。观众渴望了解“素面朝天”“柴米油盐”的裴艳玲。
谈到生活问题，裴艳玲拊掌大笑，她坦言：“戏，是我生命中不可摧毁、无可取代的部分；婚姻与家庭，也是。我认为，自己的婚姻还是较为成功的，第一次婚姻虽说离异，但那20年是我作为妻子和母亲非常难忘的青春岁月。现在我与郭景春老师的婚姻更为幸福，在我最苦闷的时候，是他，给予了我师长般的教诲，大家所熟知的《宝莲灯》《八大锤》和《夜奔》等名剧，幕后英雄都是郭景春。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郭老师有什么不测，掩护他来挨刀的肯定是我。（一旁的郭景春先生也说，如果艳玲挨刀，替她的也一定是我！）女儿裴小玲现在新加坡，她已经是当地非常成功的电视人了。想想，她小学还没毕业就开始学戏，实在是吃了不少苦，对女儿如今的成就，我十分欣慰。不同时代孕育不同的情感，我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乐趣是任何东西都难以取代的。”
如今，裴艳玲主持河北京剧院的日常事务，还先后收了十多个徒弟。社会传言，裴艳玲有旧艺人作风，艺不轻传，保守谨慎。其实，这是误解。裴艳玲把长春艺术学院的弟子集中到自己家里，悉心供养他们的饮食起居，像母亲那样照顾学生们。见到那种场面的人都说：“裴艳玲简直是无原则地爱人。”如果说，裴艳玲是好演员、好母亲、好妻子，那么，她还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好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