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新民周刊》在这场新的认识西方的启蒙运动中正在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我已经记不得第一次为新民周刊撰稿是何年何月何日何时了；亦记不得是什么主题、什么题材、什么体裁、是哪篇文章了。
我为不少杂志撰稿。但我却非常明确一点：《新民周刊》是我最愿意合作的刊物之一。因为我在《新民周刊》上发表了大量在其他主流媒体上可能无法发表的文章，以及大量其他主流媒体很可能不愿意发表、而我却非常想表述的观点。从《新民周刊》创刊伊始，我一直为其长年撰稿，甚至一直到我结束在法国巴黎常驻记者任职后，我继续在为《新民周刊》撰稿，直至今朝。
我与《新民周刊》的友谊，是建立在真正的相互理解和彼此认可的基础之上的。
我在法国时，也经常为法国媒体、法国杂志撰稿。比如我曾经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是法国周刊《青年非洲》的特邀作者，为该周刊撰写了不少有关中国客观现实（而非如其他法国杂志经常发表的那类千篇一律的“负面中国文章”）的稿子。我也曾为一本题为《月刊》的杂志撰稿，是这本杂志上有关中国方面的文章的主要作者。在法国的汉学界有一定的影响。我甚至曾在法国一本非常著名的月刊《两个世界》（larevue des Deux Mondes）发表过文章。很多法国同行告诉我，能够在这份杂志上发文是作者们的一个“荣幸”。因为这是法国资格最老的杂志之一。《两个世界》创刊于1829年，是法国最严肃的文学性综合月刊之一。很多法国著名作家如大仲马、巴尔扎克、圣·波夫、波德莱尔、乔治·桑等都曾在该杂志上发表文章。不少法国作家听我说曾在这本刊物上发表过文章，都对我刮目相看：因为在法国，凡擅长舞文弄墨者，无不以有缘在该杂志上发表文章为荣。
有一个细节颇能说明问题：我在为《两个世界》杂志撰写第一篇有关中国如何看待欧盟的文章时，开始曾引用了不少国内名家的话语，以此来证明我之所言不虚。杂志总编米歇尔·克雷布把我的稿子退给我，让我去掉引言：“我们的杂志是让其他人来引用我们的，而不是我们去引用他人。”“我需要的就是你的观点。”后来文章发表后果然是他人来引用我的文章……
我感觉，《新民周刊》也是这样一份杂志。
我不知道针砭时弊是否应该成为一份伟大杂志的主要个性。但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来说，传递信息，总归是一份杂志的首要任务。而我所做的，就是在传递信息。与《新民周刊》合作的体会，就是周刊的同仁们能够接受我所传递的某些非常态的、非常规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着某种非“理性的”（对于不理解我的人而言）、打破所谓“常识”但却绝对真实、只是国内尚未了解的信息，这些信息以及我的评论都能够在周刊上一一发表，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要知道，一般读者都是保守的、不易接受真正新的、特别是与自己固有观念相悖的信息的。在网络时代，人们获得信息是那么的容易，人云亦云是那么普遍的现象，对于一份杂志来说，要争取尽可能多的读者，就不能总是“逆”着读者的心思而行。所以大多数杂志都是平庸的、随大流的。但《新民周刊》独具慧眼。
我相信，《新民周刊》的读者是认同和支持这一点的。
《新民周刊》在今天這个矛盾的、复杂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相当诡异的时代，正在起着一种坐标系的作用。要知道，今天这个时代，要获得人人皆知的信息实在是太容易了。只要打开手机，一切都在掌中。然而与此同时，想要获得真实的、深刻的、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信息，又是难乎其难。而且随着每天铺天盖地而来、塞满了我们头脑的种种新闻越来越多，我们对真正有意义的信息的鉴别能力却在日益下降。我们获得的信息越多，世界就变得越复杂；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不是越来越深入，而是越来越肤浅。信息爆炸时代使我们越来越有一种迈入对世界的“感知迷宫”的感觉。今天我们白问一句：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现实世界吗？恐怕很多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是会犹豫的。
然而，认识和了解这个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却是我们不可回避的一个历史性使命。“知彼”，更确切地说就是“知西方”，是正在伟大复兴征途上的中国所迫切需要的。
因为，只有“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对西方的认识极其有限。我们有必要发起一场重新认识西方的新启蒙运动。而《新民周刊》虽然不是一份专门介绍外国的杂志，但却很有可能在其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中国自1840年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后，我们却很少真正去追求“知彼”。我们更多的是努力去“知己”；我们更多的是去反省自身，去研究“为什么我们会输”，而很少去研究“为什么他们会赢”。多少年来，尽管我们在“知己”方面不断地取得越来越深刻的进步（也许是退步，我不得而知），但我们在对西方的认识方面，也就是在“知彼”的领域，几十年甚至可以说近百年来却几乎没有“质”的改变。
对此，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看法。有人会说，我们翻译了那么多的外国文学和学术作品、我们在国外派驻了那么多的记者、我们的学者跑遍了全世界……怎么你还说我们在“知彼”领域存在不足？我这么说当然是有着我自己的切身体验的。我自己就是驻外记者，而且常驻法同长达二十多年。我当然不是轻易下这个结论的。
我们对西方的认知，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都有着非常大的缺口。
比如我们到今天也不明白犹太、基督和伊斯兰三大一神教对整个西方文明、西方历史和西方精神的深刻的、绝对性的影响。因为我们从来都是对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特别是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东西和事务不感兴趣。最近我们开始讨论是否存在着一个“中国学派”的问题。所谓“中国学派”，广义而言，就是从中国人的视角来解释发生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事物，与中国没有太大关系的事物。为什么今天会提出“中国学派”问题呢？因为过去我们对“与中国没有太大关系的、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事务”，我们一点儿也没有兴趣。今天才刚刚出现一点儿变化。这是我们对“知彼”方面所存在的第一个缺口。
最愿意合作的刊物之一
我已经记不得第一次为新民周刊撰稿是何年何月何日何时了；亦记不得是什么主题、什么题材、什么体裁、是哪篇文章了。
我为不少杂志撰稿。但我却非常明确一点：《新民周刊》是我最愿意合作的刊物之一。因为我在《新民周刊》上发表了大量在其他主流媒体上可能无法发表的文章，以及大量其他主流媒体很可能不愿意发表、而我却非常想表述的观点。从《新民周刊》创刊伊始，我一直为其长年撰稿，甚至一直到我结束在法国巴黎常驻记者任职后，我继续在为《新民周刊》撰稿，直至今朝。
我与《新民周刊》的友谊，是建立在真正的相互理解和彼此认可的基础之上的。
我在法国时，也经常为法国媒体、法国杂志撰稿。比如我曾经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是法国周刊《青年非洲》的特邀作者，为该周刊撰写了不少有关中国客观现实（而非如其他法国杂志经常发表的那类千篇一律的“负面中国文章”）的稿子。我也曾为一本题为《月刊》的杂志撰稿，是这本杂志上有关中国方面的文章的主要作者。在法国的汉学界有一定的影响。我甚至曾在法国一本非常著名的月刊《两个世界》（larevue des Deux Mondes）发表过文章。很多法国同行告诉我，能够在这份杂志上发文是作者们的一个“荣幸”。因为这是法国资格最老的杂志之一。《两个世界》创刊于1829年，是法国最严肃的文学性综合月刊之一。很多法国著名作家如大仲马、巴尔扎克、圣·波夫、波德莱尔、乔治·桑等都曾在该杂志上发表文章。不少法国作家听我说曾在这本刊物上发表过文章，都对我刮目相看：因为在法国，凡擅长舞文弄墨者，无不以有缘在该杂志上发表文章为荣。
有一个细节颇能说明问题：我在为《两个世界》杂志撰写第一篇有关中国如何看待欧盟的文章时，开始曾引用了不少国内名家的话语，以此来证明我之所言不虚。杂志总编米歇尔·克雷布把我的稿子退给我，让我去掉引言：“我们的杂志是让其他人来引用我们的，而不是我们去引用他人。”“我需要的就是你的观点。”后来文章发表后果然是他人来引用我的文章……
我感觉，《新民周刊》也是这样一份杂志。
我不知道针砭时弊是否应该成为一份伟大杂志的主要个性。但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来说，传递信息，总归是一份杂志的首要任务。而我所做的，就是在传递信息。与《新民周刊》合作的体会，就是周刊的同仁们能够接受我所传递的某些非常态的、非常规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着某种非“理性的”（对于不理解我的人而言）、打破所谓“常识”但却绝对真实、只是国内尚未了解的信息，这些信息以及我的评论都能够在周刊上一一发表，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要知道，一般读者都是保守的、不易接受真正新的、特别是与自己固有观念相悖的信息的。在网络时代，人们获得信息是那么的容易，人云亦云是那么普遍的现象，对于一份杂志来说，要争取尽可能多的读者，就不能总是“逆”着读者的心思而行。所以大多数杂志都是平庸的、随大流的。但《新民周刊》独具慧眼。
我相信，《新民周刊》的读者是认同和支持这一点的。
《新民周刊》在今天這个矛盾的、复杂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相当诡异的时代，正在起着一种坐标系的作用。要知道，今天这个时代，要获得人人皆知的信息实在是太容易了。只要打开手机，一切都在掌中。然而与此同时，想要获得真实的、深刻的、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信息，又是难乎其难。而且随着每天铺天盖地而来、塞满了我们头脑的种种新闻越来越多，我们对真正有意义的信息的鉴别能力却在日益下降。我们获得的信息越多，世界就变得越复杂；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不是越来越深入，而是越来越肤浅。信息爆炸时代使我们越来越有一种迈入对世界的“感知迷宫”的感觉。今天我们白问一句：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现实世界吗？恐怕很多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是会犹豫的。
然而，认识和了解这个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却是我们不可回避的一个历史性使命。“知彼”，更确切地说就是“知西方”，是正在伟大复兴征途上的中国所迫切需要的。
因为，只有“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对西方的认识极其有限。我们有必要发起一场重新认识西方的新启蒙运动。而《新民周刊》虽然不是一份专门介绍外国的杂志，但却很有可能在其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中国自1840年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后，我们却很少真正去追求“知彼”。我们更多的是努力去“知己”；我们更多的是去反省自身，去研究“为什么我们会输”，而很少去研究“为什么他们会赢”。多少年来，尽管我们在“知己”方面不断地取得越来越深刻的进步（也许是退步，我不得而知），但我们在对西方的认识方面，也就是在“知彼”的领域，几十年甚至可以说近百年来却几乎没有“质”的改变。
对此，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看法。有人会说，我们翻译了那么多的外国文学和学术作品、我们在国外派驻了那么多的记者、我们的学者跑遍了全世界……怎么你还说我们在“知彼”领域存在不足？我这么说当然是有着我自己的切身体验的。我自己就是驻外记者，而且常驻法同长达二十多年。我当然不是轻易下这个结论的。
我们对西方的认知缺口
我们对西方的认知，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都有着非常大的缺口。
比如我们到今天也不明白犹太、基督和伊斯兰三大一神教对整个西方文明、西方历史和西方精神的深刻的、绝对性的影响。因为我们从来都是对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特别是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东西和事务不感兴趣。最近我们开始讨论是否存在着一个“中国学派”的问题。所谓“中国学派”，广义而言，就是从中国人的视角来解释发生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事物，与中国没有太大关系的事物。为什么今天会提出“中国学派”问题呢？因为过去我们对“与中国没有太大关系的、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事务”，我们一点儿也没有兴趣。今天才刚刚出现一点儿变化。这是我们对“知彼”方面所存在的第一个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