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先后发布的《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行为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管理暂行办法》均对超标准购车、豪华办公场所、公款购宅、高消费娱乐活动和用公款支付个人费用等12种职务消费行为明文禁止。从颁发法令的步伐上，不难发现国家对于管理国企高管职务消费高度重视，但是《办法》具体实施后能达到怎样的效果，让人难以乐观。国企高管职务消费为何如此“欠收拾”、“难收拾”？
　　首先是因为高管职务消费具有隐秘性。国家发票种类繁多，而企业内部费用报销种类也是名目不清，这就给高管以可乘之机。而通过将个人消费转嫁到集团的做法也是屡禁不止，这些费用的报销往往由下属直接办理，表面上手续齐全，毫无痕迹。
　　其二，部分国企将薪酬与高管职务消费混同。有的国企高管工资看似不高，但各种个人费用报销实际充抵薪酬，公私界定不清，很难管理。
　　再者，国企会务费名目繁多，虽有规定，却难以界定。很多高企乘董事会、监事会等各种高层会议之机，以及以境内、境外考察的名义，大肆挥霍公款，奢侈浪费，满足个人享受，更有甚者，在赌场上拿国家财产一掷千金，令人发指。另外各种捐赠回扣、利用关联单位转移等情况，也使得高管职务消费管理困难重重，无论社会审计还是政府审计对其真实性、效益型、合法性均难以鉴定。
　　第四，监管不力导致高管职务消费无所顾忌。在企业监督方式中，最有效的是所有者监督，但是我国国企由于所有者监督不到位，如何有效监管往往成为难以解决的头疼问题。在部分国企内部官僚主义作风依然盛行，权力过于集中，“一把手”权力过大，致使没有足够强大对等的内部力量对其进行制约。有关统计显示，在国企腐败专案中，查处“一把手”违法违纪发生率为91%。“一把手”既是决策者，又是管理者，有的甚至还直接领导监督者，对于这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状况，其结果也不难想见，那就是在“一把手”巨大的权力阴影下，各级监督部门形同虚设，不敢管也管不了，空有制度却无法行动，想起到制约作用无异于痴人说梦。目前《暂行办法》规定让监事会对高管职务消费进行监督，但实际上监事会与国企高管往往就是“一家人”，一个鼻孔出气，监督沦为包庇。在查处的国企腐败专案中，高管与监督者串通、“群蛀”现象高发，国企监督部门被拉拢、腐蚀的情况相当严重：说到底还是自我监督模式成本高、效果差。
　　内部监督难以达到效果，外部监督情况又如何呢？
　　从国资委目前公布的资料来看，多数国企高管职务消费缺乏公开透明，外部监督根本无法得到有效信息，尤其是非上市国有企业，想要取得其财务信息更是难上加难。虽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早在2009年7月就印发《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要求国有企业将“职务消费情况作为厂务公开的内容” “以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向职工公开”。但是由于缺乏细则，无法量化，理解不一，施行情况并不良好。而且该规定更大程度上应算是内部监督，想要借助外部力量对高管职务消费进行监督，就需要向全社会公开企业信息。相比较，一些国外的国企有比较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比如瑞典政府要求所有国企都要披露季度财务报表，并在其公共主页上公开财务信息；新加坡政府对国企财务关键数据、目标计划、年报、半年报等都有披露要求。对我国国企来说，高管职务消费同样消耗的是公共财产，且非商业机密，没有理由不能披露。
　　最后，社会媒体对高管职务消费的关注程度、曝光强度也有所欠缺。“高管”“职务消费”这样的标题显然不如“高官贪腐落马”、曝光“三公”经费来得夺人眼球，报道力度不足，社会关注度不高，影响力自然也就微弱。动用公款给自己买房，甚至给情妇买房之类明显触及法律底线的案件屡有发生，为何虽有明文规定，却难以禁止？理应加强媒体曝光，引导社会监督，以加强对国企高管职务消费的管理。
　　要想“收拾”好国企高管职务消费，光用笔划线仍不够，刀子还必须动在“痛处”。 法规出台后如果想贯彻施行，不光要明文禁止，更要将着重点放在如何发现被禁止的行为并给予何种处罚。对此，笔者建议，首先，应将其按照高层名录纳入企业预决算，将个人消费与集团消费严格分开，不给高管浑水摸鱼的机会；其次，必要时应对高管职务消费预算及执行情况实行公告制度，增强透明度，便于社会监督，加强媒体报道，提高社会关注度；最后，高管职务消费，应经国资委汇总，向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报告，花掉的钱合不合理、合不合法，必须要接受人民的检查。
　　堵住国企高管职务消费的黑洞，这是国有资产管理者给人民的一个应有的交待。不要让高管职务消费成为滋生贪污腐败的温床，造成信任危机，阻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经济建设的进程。
　　（宋文阁系润地利集团高级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