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一滴水里见太阳。
　　作为中国作家队伍里的“一滴水”，我有幸以亲身经历见证了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1年，阳光所赋予这“一滴水”的明亮与温暖，让它从此走出了“文艺黑线人物”的阴影与坎坷，投身改革开放大潮，开始了新时代文学创作的中国梦。
　　严格地说，我这一生只能算是一名业余作家。1949年7月，只有14岁的我参军后，先在华东军大雪枫文工团学当演员，后又进三野通校学无线电报务，16岁就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63军电台的一名小报务员，随部队辗转于朝鲜中部前线和开城前线。因为喜爱文学，在战场上我天天偷偷写日记。停战回国后，在从事无线电训练之余，我以训练生活和日记上记载的朝鲜战场生活为素材，用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处女作长篇小说《银色闪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在出版此书时，称之为“一部反映我军训练生活的不可多得的好作品”。这使我增强了坚持业余创作的信心。不久后，又出版了反映铁路抗洪斗争的中篇儿童小说《雁鸿岭下》，并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了同名电影……
　　此时，厄运降临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被扣上“文艺黑线人物”的帽子，被下放在江西省奉新县农村一个贫穷的生产队，带着妻子和出生刚满月的小儿子，住进了一间曾经用于关牛的黑屋子……我和另一位作者应北影之约而写了一部作品，也因某种原因被某领导采取各种手段，进行了长达几年的批斗……
　　山重水复疑无路。我几陷绝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阳光，透过重重阴霾，终于照到了即将干涸的“一滴水”上。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的命运有了一次重大转折。我当时所在的宜春地区，新来了一位地委书记。上任伊始，他就让地委组织部的同志专程来告诉我：省委书记处两位书记指示，我和另一位作者遭受的批斗，纯属冤假错案，应立即纠正。希望我放下包袱，写出更多好作品，为江西争光！
　　我不禁热泪盈眶。从此，这“一滴水”重沐春风，得以在改革开放大道上奋力前行。
　　政治上的信任，让我对党的信念更加坚定。从前，因多年来常常挨批，我与党的大门无缘。此时，我的作品多次在《人民日报》和《文艺报》等报刊获得好评，不但如愿入了党，还出席了省党代表会议和全国党代表会议，有幸现场聆听了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因为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我先后被评为省优秀共产党员和省劳模。新华社为此发了专稿，多家报纸都发了此消息。党中央提出干部“四化”后，组织上又让我走上领导岗位，先后担任了宜春地委宣传部部长和江西省文联主席、党组副书记等职务。
　　同时，创作上获得的鼓励与支持，令我不但倾力去创作更多好作品，而且有勇气敢于不断创新。在挨批斗期间偷偷写的湘赣边土地革命斗争三部曲《霹雳》《旋风》《红尘》，陆续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拍成了电影《非常岁月》《仇侣》，后者还被中国京剧院改编为现代京剧《恩仇恋》。尤其是描写西施的长篇小说《浣纱王后》出版后，不但获得中国图书奖及其他奖项，而且在西施的家乡浙江诸暨引起轰动。
　　以上种种经历的前后对比，使我深感改革开放给了我新的生命，使我和跟我有同样遭遇的作家们有了安全感，更让大家感到用笔描绘新时代，是一种光荣的事业和崇高的使命！
　　政治上受到信任，创作上受到鼓励，生活上更令我倍感温暖。当年我受批判時，妻子也和我一起担惊受怕。她经常出差，每次回来都要担心地张望街道两旁，是否又有新的“打倒杨佩瑾，踏上一只脚”的大标语；还在读小学的两个孩子，也常常被同学追打，同学骂他们是“反革命的后代”。改革开放后，他们发奋学习，健康成长。40年间，他们先后大学毕业，老大成了清华大学博士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老二从事文学创作颇有成就，获得文学创作一级职称。大孙女成了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小孙女已是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
　　如今，我和妻子都年过八旬，已离退休多年，但深感正是伟大祖国的日新月异与繁荣昌盛，才让我们的晚年生活美好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