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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孕中期膳食炎症指数（DII）与妊娠期糖尿病（GDM）的关系。 方法 选择2020年4月-2020年10月产检的孕中期孕妇共310例，通过膳食问卷计算DII，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方法分析孕中期DII与GDM的相关性。 结果 根据 DII评分中位数将DII分为抗炎倾向组 （ DII<-0.76 ） 和促炎倾向组 （ DII ≥-0.76），GDM 发生率分别为13.41%、86.5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 4.643，P= 0.027）。抗炎倾向组抗炎营养素摄入较高，促炎营养素摄入较低。结论 DII评分可作为GDM患者的一个监测指标，通过调整饮食结构降低DII，或可降低GDM的发病率。
关键词：膳食炎症指数;妊娠期糖尿病;抗炎营养素;促炎营养素
【中图分类号】R15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026（2020）12-059-02
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是指在妊娠期发生或首次发现的不同程度的糖代谢异常。我国GDM的发病率为17.5%，且呈年轻化趋势[1]。GDM对母婴健康有很大危害，早期个体化的预防策略显得尤为重要[2]。GDM发病机制主要是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IR），目前认为IR是一个慢性亚临床炎症的过程[3]，而饮食因素在亚临床炎症的调节中起重要作用[4，5]。因此饮食治疗是所有糖尿病治疗的基础，也是GDM一级预防的重要策略[6]。目前，国内对于评价GDM患者膳食在调节炎症中的抗炎/抗炎倾向的研究还较缺乏，因此本研究拟对孕中期孕妇进行膳食调查，分析其每日膳食抗炎/促炎营养素的摄入量，并评价膳食炎症指数（dietary inflammatory index，DII）与GDM发病率的相关性。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收集2020年4月-2020年 10月于我院产科门诊定期产检的孕24～28 周孕妇，根据DII评分中位数分为促炎倾向组和抗炎倾向组，两组各105例。促炎倾向组平均年龄（31.29±6.20）岁，身高（161.36±5.70）cm，孕前BMI（22.89±2.44）kg/m2，初产妇47例（44.76%），经产妇58例（55.24%）。抗炎倾向组平均年龄（28.34±3.35）岁，身高（161.03±5.07 ）cm，孕前BMI（21.99±3.21）kg/m2，初产妇45例（42.86%），经产妇60例（57.14%）。两组比较年龄、孕前BMI、产次等一般資料，均无显著差异（P>0.05）。
纳入标准：单胎妊娠，表达和理解能力正常且知情同意者。
排除标准为：既往有糖尿病、高血压和甲状腺疾病等; 纳入队列时存在明显感染症状的急慢性感染性疾病; 罹患其他重大疾病。
1.2方法
由经过培训的调查人员以面对面访谈的形式进行膳食调查，采用膳食回顾法收集孕妇自怀孕以来的膳食摄入资料，涵盖谷类、杂粮类、畜禽类、动物内脏类、水产类、蛋奶类、豆制品类、蔬菜类、水果类、坚果类、零食饮料类等11大类含150种食品。
孕妇进行75g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任何一项血糖值达到或超过以下界值：空腹、1小时、2小时血糖值分别为5.1mmol/L、10.0mmol/L、8.5mmol/L，则诊断为GDM。
1.3 DII的计算方法
根据膳食问卷的结果计算出每日17种营养素的摄入量。DII计算方法为：DII=（Z值营养素总炎症得分），其中Z 值=（营养素日摄入量-营养素全球人均日摄入量均值）/营养素全球人均日摄入量标准差×营养素炎症效应指数，将Z值转换为百分等级，并乘以 2 减去 1，以减少离群点效应的影响，实现以“0”为中心的对称分布。其中n为17种营养素，将结果相加后获得个人DII评分，其范围为-1～1，数值越靠近1则代表促炎倾向越高，数值越靠近-1则代表抗炎倾向越高。
1.4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2.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样本独立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x2检验。分析孕妇DII 评分与发生 GDM的关系采用 Logistic 回归方法，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根据 DII评分中位数将DII分为抗炎倾向组 （ DII<-0.76 ） 和促炎倾向组（DII≥-0.76）二组，每组各105例，比较两组GDM的发生情况。抗炎倾向组、促炎倾向组GDM发生率分别为14.31%、85.7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4.534，P=0.023）。采用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调整混杂变量（年龄、孕前BMI、孕中期增重、孕次）后，与抗炎倾向组相比，促炎倾向组的GDM 发生风险OR（95% CI）值为1.334（1.132～1.564）。两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与促炎倾向组比较，抗炎倾向组孕妇抗炎营养素的摄入量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促炎营养素的摄入量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讨论
饮食治疗是GDM一级预防的重要策略。DII可综合评价膳食在调节炎症中的促炎/抗炎倾向[7]。DII是Nitin Shivappa等基于1950 -2010年间 1943 篇回顾性研究的文献报道开发，具体方法为将膳食中45种营养素的炎性因素从抗炎至促炎进行连续性分类，评价其在对炎症指数标志物（IL-1β/4/6、TNF-α、CRP）的影响，若能显著提高炎症指数标志物的水平，评分为“+ 1”分，相反则为“-1”分，最后相加得出DII值。 本次研究结果发现促炎倾向组DII评分明显高于抗炎倾向组孕妇，且促炎倾向组GDM发病率明显高于抗炎倾向组。比较两组每日营养素摄入量，发现与促炎倾向组比较，抗炎倾向组孕妇抗炎营养素的摄入量均较高，而促炎营养素的摄入量均较低。说明孕期亚临床炎症问题应予以重视，从膳食角度减少促炎营养素的摄入或是控制孕期亚临床炎症的有效方法。
成人的饮食习惯一般处于一个长期稳定的状态[8]，故本次研究以膳食问卷调查法收集孕妇自怀孕来膳食摄入的相关数据，最大程度地保证本次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但本研究亦存在一些不足：膳食问卷的形式为回顾性调查，可能会存在回忆偏倚。但本次研究发现随着膳食炎症指数的升高，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生率也随之增高。因此探讨膳食摄入与GDM的相关性，可为GDM的防治提供参考，也为围产期开展个体化的营养指导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俞巧稚，张文颖.妊娠期糖尿病发病相关因素的研究进展[J].中国妇产科临床杂志，2015，16（2） ：187-190.
[2]杨桂莲，龚灿辉，陈霞，等.不同年龄妊娠合并糖尿病患者经营养治疗后妊娠结局的研究[J].实用预防医学，2018，25（3）：355-357.
[3]Saad MJA，Santos A，Prada PO.Linking Gut Microbiota and Inflammation to Obesity and Insulin Resistance[J]. Physiology，2016，31（1）：283-293.
[4]赵梅，于晓玲，王红菊，等.孕中期膳食抗炎指数、高敏C反应蛋白与妊娠期糖尿病关系的队列研究[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18，22（2）：113-116.
[5]Karen W，Della Corte，Ines Perrar，et al.Effect of Dietary Sugar Intake on Biomarkers of Subclinical Inflammation：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Intervention Studies[J].Nutrients，2018，10（606）：1-20.
[6]中国卫生部医疗服务专业标准委员会.WS331-2011妊娠期糖尿病诊断[S].中华围产医学杂志，2012，125（7）：1212-1213.
[7]Shivappa N，Steck SE，Hurley TG，et al.Designing and developing a literature-derived，population-based dietary inflammatory index[J].Public Health Nutr，2014，17（8）：1689-1696.
[8]Macdonald HM，New SA，Reid DM.Longitudinal changes in dietary intake in Scottish women around the menopause：changes in dietary pattern result in minor changes in nutrient intake [J].Public Health Nutrition，2005，8（4）：409-416.
基金項目：上海中医药大学校级课题（2019LK042）
作者简介：卢凌鹏，1983.6，男，汉，浙江临海，本科，主管技师，临床基础检验。
1.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七人民医院检验科 2.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七人民医院营养科 上海 200137
关键词：膳食炎症指数;妊娠期糖尿病;抗炎营养素;促炎营养素
【中图分类号】R15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026（2020）12-059-02
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是指在妊娠期发生或首次发现的不同程度的糖代谢异常。我国GDM的发病率为17.5%，且呈年轻化趋势[1]。GDM对母婴健康有很大危害，早期个体化的预防策略显得尤为重要[2]。GDM发病机制主要是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IR），目前认为IR是一个慢性亚临床炎症的过程[3]，而饮食因素在亚临床炎症的调节中起重要作用[4，5]。因此饮食治疗是所有糖尿病治疗的基础，也是GDM一级预防的重要策略[6]。目前，国内对于评价GDM患者膳食在调节炎症中的抗炎/抗炎倾向的研究还较缺乏，因此本研究拟对孕中期孕妇进行膳食调查，分析其每日膳食抗炎/促炎营养素的摄入量，并评价膳食炎症指数（dietary inflammatory index，DII）与GDM发病率的相关性。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收集2020年4月-2020年 10月于我院产科门诊定期产检的孕24～28 周孕妇，根据DII评分中位数分为促炎倾向组和抗炎倾向组，两组各105例。促炎倾向组平均年龄（31.29±6.20）岁，身高（161.36±5.70）cm，孕前BMI（22.89±2.44）kg/m2，初产妇47例（44.76%），经产妇58例（55.24%）。抗炎倾向组平均年龄（28.34±3.35）岁，身高（161.03±5.07 ）cm，孕前BMI（21.99±3.21）kg/m2，初产妇45例（42.86%），经产妇60例（57.14%）。两组比较年龄、孕前BMI、产次等一般資料，均无显著差异（P>0.05）。
纳入标准：单胎妊娠，表达和理解能力正常且知情同意者。
排除标准为：既往有糖尿病、高血压和甲状腺疾病等; 纳入队列时存在明显感染症状的急慢性感染性疾病; 罹患其他重大疾病。
1.2方法
由经过培训的调查人员以面对面访谈的形式进行膳食调查，采用膳食回顾法收集孕妇自怀孕以来的膳食摄入资料，涵盖谷类、杂粮类、畜禽类、动物内脏类、水产类、蛋奶类、豆制品类、蔬菜类、水果类、坚果类、零食饮料类等11大类含150种食品。
孕妇进行75g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任何一项血糖值达到或超过以下界值：空腹、1小时、2小时血糖值分别为5.1mmol/L、10.0mmol/L、8.5mmol/L，则诊断为GDM。
1.3 DII的计算方法
根据膳食问卷的结果计算出每日17种营养素的摄入量。DII计算方法为：DII=（Z值营养素总炎症得分），其中Z 值=（营养素日摄入量-营养素全球人均日摄入量均值）/营养素全球人均日摄入量标准差×营养素炎症效应指数，将Z值转换为百分等级，并乘以 2 减去 1，以减少离群点效应的影响，实现以“0”为中心的对称分布。其中n为17种营养素，将结果相加后获得个人DII评分，其范围为-1～1，数值越靠近1则代表促炎倾向越高，数值越靠近-1则代表抗炎倾向越高。
1.4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2.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样本独立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x2检验。分析孕妇DII 评分与发生 GDM的关系采用 Logistic 回归方法，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根据 DII评分中位数将DII分为抗炎倾向组 （ DII<-0.76 ） 和促炎倾向组（DII≥-0.76）二组，每组各105例，比较两组GDM的发生情况。抗炎倾向组、促炎倾向组GDM发生率分别为14.31%、85.7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4.534，P=0.023）。采用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调整混杂变量（年龄、孕前BMI、孕中期增重、孕次）后，与抗炎倾向组相比，促炎倾向组的GDM 发生风险OR（95% CI）值为1.334（1.132～1.564）。两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与促炎倾向组比较，抗炎倾向组孕妇抗炎营养素的摄入量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促炎营养素的摄入量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讨论
饮食治疗是GDM一级预防的重要策略。DII可综合评价膳食在调节炎症中的促炎/抗炎倾向[7]。DII是Nitin Shivappa等基于1950 -2010年间 1943 篇回顾性研究的文献报道开发，具体方法为将膳食中45种营养素的炎性因素从抗炎至促炎进行连续性分类，评价其在对炎症指数标志物（IL-1β/4/6、TNF-α、CRP）的影响，若能显著提高炎症指数标志物的水平，评分为“+ 1”分，相反则为“-1”分，最后相加得出DII值。 本次研究结果发现促炎倾向组DII评分明显高于抗炎倾向组孕妇，且促炎倾向组GDM发病率明显高于抗炎倾向组。比较两组每日营养素摄入量，发现与促炎倾向组比较，抗炎倾向组孕妇抗炎营养素的摄入量均较高，而促炎营养素的摄入量均较低。说明孕期亚临床炎症问题应予以重视，从膳食角度减少促炎营养素的摄入或是控制孕期亚临床炎症的有效方法。
成人的饮食习惯一般处于一个长期稳定的状态[8]，故本次研究以膳食问卷调查法收集孕妇自怀孕来膳食摄入的相关数据，最大程度地保证本次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但本研究亦存在一些不足：膳食问卷的形式为回顾性调查，可能会存在回忆偏倚。但本次研究发现随着膳食炎症指数的升高，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生率也随之增高。因此探讨膳食摄入与GDM的相关性，可为GDM的防治提供参考，也为围产期开展个体化的营养指导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俞巧稚，张文颖.妊娠期糖尿病发病相关因素的研究进展[J].中国妇产科临床杂志，2015，16（2） ：187-190.
[2]杨桂莲，龚灿辉，陈霞，等.不同年龄妊娠合并糖尿病患者经营养治疗后妊娠结局的研究[J].实用预防医学，2018，25（3）：355-357.
[3]Saad MJA，Santos A，Prada PO.Linking Gut Microbiota and Inflammation to Obesity and Insulin Resistance[J]. Physiology，2016，31（1）：283-293.
[4]赵梅，于晓玲，王红菊，等.孕中期膳食抗炎指数、高敏C反应蛋白与妊娠期糖尿病关系的队列研究[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18，22（2）：113-116.
[5]Karen W，Della Corte，Ines Perrar，et al.Effect of Dietary Sugar Intake on Biomarkers of Subclinical Inflammation：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Intervention Studies[J].Nutrients，2018，10（606）：1-20.
[6]中国卫生部医疗服务专业标准委员会.WS331-2011妊娠期糖尿病诊断[S].中华围产医学杂志，2012，125（7）：1212-1213.
[7]Shivappa N，Steck SE，Hurley TG，et al.Designing and developing a literature-derived，population-based dietary inflammatory index[J].Public Health Nutr，2014，17（8）：1689-1696.
[8]Macdonald HM，New SA，Reid DM.Longitudinal changes in dietary intake in Scottish women around the menopause：changes in dietary pattern result in minor changes in nutrient intake [J].Public Health Nutrition，2005，8（4）：409-416.
基金項目：上海中医药大学校级课题（2019LK042）
作者简介：卢凌鹏，1983.6，男，汉，浙江临海，本科，主管技师，临床基础检验。
1.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七人民医院检验科 2.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七人民医院营养科 上海 200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