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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岁的笛妈,认为自己4年前就“死”了。
2008年5月,她唯一的孩子——女儿笛尔,在公派美国读博期间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生命永远停在了25岁。
笛妈和丈夫随女儿一起“死”了——埋葬了女儿,也埋葬了自己。
他们,成了失独者。
失独者,特指当今社会失去独生子女的中老年父母。他们的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上,几乎失去生育能力,人到中年,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悲剧。
据专家估算,1975年到2010年出生的2.18亿独生子女中,有超过1000万会在25岁之前死亡。这意味着有2000万名父母,在中老年时期失去唯一的子嗣,成为老无所依的失独老人。
笛妈和丈夫的命运,是这2000万失独者命运的缩影。
“永远在一起”
没有女儿的消息,足足有3天了。
自从女儿去美国读博,每一天,不管到多晚,母女俩都要在网上聊上几句。只有听到女儿的声音,笛妈才觉得安心。
2008年5月初,女儿留学的第一个学期刚结束,她把改好的论文传回了国内,就相约几个同学去大峡谷玩,放松一下。
第二天,女儿没打电话来。笛妈给女儿老师打电话,老师宽慰她:“别想那么多,兴许年轻人玩高兴了,忘了一切。”
“我觉得心慌。”笛妈不知道干什么好,她记起在首都机场告别时,女儿抱着她说:“妈妈,别担心,以后家里有我呢。”当时,笛妈抱着女儿,压住打转儿的泪珠儿,说:“妈等你回来!”
笛妈的心刚稍稍安稳了些,大洋彼岸打来了电话,对方是美国警方,直接把电话打到了家里。笛妈内心惊恐,不敢接电话,丈夫也不敢接,最后是表妹接了电话——笛尔遭遇车祸,去世了,需父母来处理后事。
笛妈感觉自己一下子掉到了十八层地狱:“完了。”
丈夫身体不好,笛妈一个人去美国办理后事。两周后,笛妈从美国回到了沈阳的家,她“抱回”了女儿:一盒骨灰。
北京八达岭陵园,清幽静谧,庄重肃穆,笛妈要把女儿埋在这里。
“八达岭,寓意四通八达,不管从哪个方向回家,都方便,她会喜欢的。”笛妈抽泣起来。
墓碑上没有放女儿的照片,黑色大理石泛着冷光,从左到右,并排刻着丈夫、女儿和笛妈3个人的名字,右上角有一行小字:“永远在一起。”
“概率中的一个”
女儿是笛妈和丈夫唯一的人生寄托。
笛妈和丈夫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学历是小学四年级,1983年,他们的女儿出生。3年前,国家制定政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独生子女时代的序幕由此拉开。
女儿10个月时,笛妈必须向工厂交一份已经在体内装上节育环的医院证明,否则就不能上班。一旦被发现怀孕,会有人陪着去医院,强制堕胎。否则将被开除公职——那个时候,几乎所有企业都是国营的。
生第二个孩子,在当时的笛妈看来几乎不可能:准生证、出生证、户口……如果违规,什么证也办不下来。“没有证就不许你生。就是偷偷摸摸生了,你能带孩子去哪里?不给你发工资,不给孩子户口,怎么活?”笛妈自问自答,“不能活!”
笛妈从年轻时,就一直尽量理解国家。她还记得,当时有专家说计划生育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
“不计划生育,对国家有害,对民族有害;计划生育,对一部分家庭有害。”笛妈抬起双手,像一个天秤的两端,上下浮动,“它是有风险的,千分之一的概率,说不定就落在谁的身上。”笛妈的双手陡然垂下,“我就是概率中的一个。”
女儿上高中之前,笛妈和丈夫都在本溪工作,为了让女儿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他们把女儿放到沈阳,让爷爷奶奶照顾。这样一来,他们只能两个星期见一次女儿。
2001年,女儿考入了大连理工大学数学专业。毕业前,女儿说:“本科4年只是入门,根本不能算学数学,妈,我要读博士。”
笛妈得意之极:“这才是我女儿!”
小学、初中、高中,每一次升学考试,女儿都是想考哪所学校就能考上哪所,可是笛妈的脸上几乎不会流露出任何的兴奋:“压着,怕孩子骄傲。”她想等女儿博士毕业归来,把这么多年攒着的表扬一下倒出来。
然而,她再也没有机会了。
“没了脊梁骨”
笛妈和丈夫的生活完全被摧毁了。现在,他们不敢跟邻居说话。笛妈下楼前,总要先悄悄打开房门,竖起耳朵仔细听楼道里有没有人,没动静时,飞一样跑到楼下,买完菜,再赶紧跑回来,像做贼一样。
在大街上,她遇到一个年轻时的工友,对方热情地和她拉家常。自然聊到了孩子,笛妈一下子就懵了,甩开工友,掉头就走。
“没了孩子,就没了脊梁骨。”笛妈惧怕接触原来生活里的一切人,“我现在看人不敢看别人的脸,只看别人下半截。”
她换了家里的电话号码,换了手机号码,几乎切断了与之前所有认识人的联系。她觉得自己已经“死”了,跟孩子一起死了,没有了灵魂,生活是孤立无援的,心态是苟且偷生的。
2010年,笛妈和丈夫更以一种决绝的姿态与过去告别——卖掉房子,搬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
有时,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心态“不健康”,可她确信这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保护。曾经,上海一个失独者的团体相约一起吃年夜饭,去酒店订桌时,老板知道了他们的情况后,拒绝了这群抱团取暖的人进门,因为他觉得这样“触霉头、断子绝孙的人,影响生意”。
断——子——绝——孙!这几个字,像刀子一样扎进笛妈的心里,疼得她无法喊出一字一句。
“死了算了。”笛妈不止一次地想要死。
坐在屋子里,看着熟悉的家具,她想起女儿;到女儿睡过的床上躺一会儿,她又想起女儿。偶尔看电视,不小心碰上一个娱乐节目,她在心里骂自己:你怎么能看娱乐节目呢,怎么能看招笑的节目呢?你应该去死! “眼泪一水缸都装不下”
笛妈去美国处理女儿后事时,接到了丈夫从沈阳家里打来的电话。“我差点死了。”电话里,丈夫哭出声来。
这天,独自在家难过的丈夫突然就晕过去了,不知什么时候醒了,全身都是汗。他挪到沙发上,躺下,又昏过去了。醒过来时,他发觉浑身上下水淋淋的,想去卫生间擦洗一下,再次昏倒了,这次昏过去的时间更长。
笛妈一下子觉得特别恐惧:“无助,一个是老无所依,精神上的;还有一个是生活上的——人得活啊。”
自从女儿去世,笛妈的头发基本上变白了,丈夫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以前丈夫很少做家务,现在,笛妈有意地让丈夫买菜、做饭、洗衣服。她得为那一天做好准备,防着那一天冷不丁地到来。
每次说到这事,丈夫就说:“你死了,一分钟之内,我也死!”
丈夫曾经对她说:“这几年,我们俩的眼泪能用缸装了,一水缸都装不下。”
“放心,我们永远在一起。”笛妈说。
自女儿走后,过年时,笛妈和丈夫从不吃饺子,炒个大头菜或者大白菜就过去了。
第一个春节,笛妈在美国处理女儿的后事,丈夫一个人在沈阳,两人忘了还有过年这回事。
第二个春节,临近年关,鞭炮声渐渐多起来,笛妈听着鞭炮声,“像炸自己的心一样”,看着别人家欢天喜地,“真的要疯了”。
她和丈夫仿佛是被鞭炮惊着了的动物,需要一个地方躲起来。
“我们恨这些年啊、节啊,怎么现在节越来越多了?”
没有希望的愿望
经别人介绍,笛妈知道了有这样一个QQ群,群里都是和自己遭遇一样的家长。死亡,是这个群里并不避讳的话题。
“不怕死。”一个75岁的失独者说,“我怕的是死得不痛快,生病需要人伺候,没人啊!我祈求和儿子得一样的病,一下就没了。”40岁的儿子,在他70岁那年因为心脏病猝然离世。
笛妈想把自己饿死在床上。“失独家庭的问题,就像身上长的瘤子,越掩盖,越腐烂。你要给它治疗,开刀手术。”笛妈担心自杀对国家形象影响不好,“它落下一个疤,但是它不会侵害到你的健康肌体。”她又提高了声调:“政府不帮我们,谁帮我们?”
包括笛妈在内的失独者,最怕的是老无所养。
笛妈每个月有2000多元的养老金,丈夫还没退休,两人的钱加起来,能够维持他们在那个辽北小城的基本生活。
不过,笛妈说,失去了一个孩子,就等于失去了一群孩子,他们的养老成本要比普通人高。“女儿在,她就会有工作单位的同事,有同学,以后她还会找对象,结婚,她给我们带来的人脉资源,会给我们带来帮助。比如看个病,只有钱不认识人也不行啊!”
在失独者QQ群里,有家长说,全国的独生子女家庭都在走钢丝,就看谁掉下来,我们就是从钢丝上掉下来的人。
此话一出,活跃的群聊顿时静下来。
他们通过网络商议,希望得到来自国家的帮助。最近一次寻求帮助是在2012年6月5日,全国各地的失独者从各省市联合来京,向国家计生委申请补偿。
“希望国家为我们建一个统一的养老院,我们拿出工资和退休金的80%作为经费,剩下20%零花。”
“国家要把‘常回家看看’列入法律,可是对于失独老人来说,‘谁回家看看’是政府的责任,我们不能被当做空气一样。”
“最主要的,我们希望相关部门出台相应的制度和法规,明确管理失独群体的机构,让我们知道出了问题该去找谁——我们没了孩子,不能让我们再成为没有妈妈的孩子……”
在跟国家计生委领导座谈时,一个年纪最大的失独父亲说:“我71岁时就来找你们谈过这个问题,你们没有解决;现在我又来谈,我不想3年后这个事情还是没解决,到那时候我可能就是一张相片了……”
笛妈很少梦到女儿,4年多时间里,“梦到过三四次”。
一次是在2010年5月22日,转天,她要和全国各地的失独者代表去国家计生委。梦里,女儿还是高中时的模样,参加体操比赛拿了冠军。女儿一手举着奖牌一手握拳,冲她喊:“妈妈,加油!”她一下子就醒了,黑暗里,瞪着眼睛,泪淌了下来。
2012年7月10日傍晚,北京下起了瓢泼大雨。赶去和失独朋友聚会的笛妈,撑一把白底蓝花的伞,一个人站在马路边上。一辆、两辆、三辆……一个多小时里,二十多辆出租车呼啸而过。笛妈的手,抬起,又落下,雨水几乎打湿了她整条裤子。她一手举着雨伞,半蹲着,挽起裤腿,又一阵雨随着风直接浇到了她的半边身子上。
她不放弃这次聚会,继续在雨里等车。
“只有和他们在一起,我才会感到快乐。”笛妈的话,盖过了雨声,“我们这些年,其实都在大雨里,雨不停,没太阳,裸露又无助。”
编辑 乐天
2008年5月,她唯一的孩子——女儿笛尔,在公派美国读博期间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生命永远停在了25岁。
笛妈和丈夫随女儿一起“死”了——埋葬了女儿,也埋葬了自己。
他们,成了失独者。
失独者,特指当今社会失去独生子女的中老年父母。他们的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上,几乎失去生育能力,人到中年,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悲剧。
据专家估算,1975年到2010年出生的2.18亿独生子女中,有超过1000万会在25岁之前死亡。这意味着有2000万名父母,在中老年时期失去唯一的子嗣,成为老无所依的失独老人。
笛妈和丈夫的命运,是这2000万失独者命运的缩影。
“永远在一起”
没有女儿的消息,足足有3天了。
自从女儿去美国读博,每一天,不管到多晚,母女俩都要在网上聊上几句。只有听到女儿的声音,笛妈才觉得安心。
2008年5月初,女儿留学的第一个学期刚结束,她把改好的论文传回了国内,就相约几个同学去大峡谷玩,放松一下。
第二天,女儿没打电话来。笛妈给女儿老师打电话,老师宽慰她:“别想那么多,兴许年轻人玩高兴了,忘了一切。”
“我觉得心慌。”笛妈不知道干什么好,她记起在首都机场告别时,女儿抱着她说:“妈妈,别担心,以后家里有我呢。”当时,笛妈抱着女儿,压住打转儿的泪珠儿,说:“妈等你回来!”
笛妈的心刚稍稍安稳了些,大洋彼岸打来了电话,对方是美国警方,直接把电话打到了家里。笛妈内心惊恐,不敢接电话,丈夫也不敢接,最后是表妹接了电话——笛尔遭遇车祸,去世了,需父母来处理后事。
笛妈感觉自己一下子掉到了十八层地狱:“完了。”
丈夫身体不好,笛妈一个人去美国办理后事。两周后,笛妈从美国回到了沈阳的家,她“抱回”了女儿:一盒骨灰。
北京八达岭陵园,清幽静谧,庄重肃穆,笛妈要把女儿埋在这里。
“八达岭,寓意四通八达,不管从哪个方向回家,都方便,她会喜欢的。”笛妈抽泣起来。
墓碑上没有放女儿的照片,黑色大理石泛着冷光,从左到右,并排刻着丈夫、女儿和笛妈3个人的名字,右上角有一行小字:“永远在一起。”
“概率中的一个”
女儿是笛妈和丈夫唯一的人生寄托。
笛妈和丈夫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学历是小学四年级,1983年,他们的女儿出生。3年前,国家制定政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独生子女时代的序幕由此拉开。
女儿10个月时,笛妈必须向工厂交一份已经在体内装上节育环的医院证明,否则就不能上班。一旦被发现怀孕,会有人陪着去医院,强制堕胎。否则将被开除公职——那个时候,几乎所有企业都是国营的。
生第二个孩子,在当时的笛妈看来几乎不可能:准生证、出生证、户口……如果违规,什么证也办不下来。“没有证就不许你生。就是偷偷摸摸生了,你能带孩子去哪里?不给你发工资,不给孩子户口,怎么活?”笛妈自问自答,“不能活!”
笛妈从年轻时,就一直尽量理解国家。她还记得,当时有专家说计划生育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
“不计划生育,对国家有害,对民族有害;计划生育,对一部分家庭有害。”笛妈抬起双手,像一个天秤的两端,上下浮动,“它是有风险的,千分之一的概率,说不定就落在谁的身上。”笛妈的双手陡然垂下,“我就是概率中的一个。”
女儿上高中之前,笛妈和丈夫都在本溪工作,为了让女儿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他们把女儿放到沈阳,让爷爷奶奶照顾。这样一来,他们只能两个星期见一次女儿。
2001年,女儿考入了大连理工大学数学专业。毕业前,女儿说:“本科4年只是入门,根本不能算学数学,妈,我要读博士。”
笛妈得意之极:“这才是我女儿!”
小学、初中、高中,每一次升学考试,女儿都是想考哪所学校就能考上哪所,可是笛妈的脸上几乎不会流露出任何的兴奋:“压着,怕孩子骄傲。”她想等女儿博士毕业归来,把这么多年攒着的表扬一下倒出来。
然而,她再也没有机会了。
“没了脊梁骨”
笛妈和丈夫的生活完全被摧毁了。现在,他们不敢跟邻居说话。笛妈下楼前,总要先悄悄打开房门,竖起耳朵仔细听楼道里有没有人,没动静时,飞一样跑到楼下,买完菜,再赶紧跑回来,像做贼一样。
在大街上,她遇到一个年轻时的工友,对方热情地和她拉家常。自然聊到了孩子,笛妈一下子就懵了,甩开工友,掉头就走。
“没了孩子,就没了脊梁骨。”笛妈惧怕接触原来生活里的一切人,“我现在看人不敢看别人的脸,只看别人下半截。”
她换了家里的电话号码,换了手机号码,几乎切断了与之前所有认识人的联系。她觉得自己已经“死”了,跟孩子一起死了,没有了灵魂,生活是孤立无援的,心态是苟且偷生的。
2010年,笛妈和丈夫更以一种决绝的姿态与过去告别——卖掉房子,搬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
有时,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心态“不健康”,可她确信这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保护。曾经,上海一个失独者的团体相约一起吃年夜饭,去酒店订桌时,老板知道了他们的情况后,拒绝了这群抱团取暖的人进门,因为他觉得这样“触霉头、断子绝孙的人,影响生意”。
断——子——绝——孙!这几个字,像刀子一样扎进笛妈的心里,疼得她无法喊出一字一句。
“死了算了。”笛妈不止一次地想要死。
坐在屋子里,看着熟悉的家具,她想起女儿;到女儿睡过的床上躺一会儿,她又想起女儿。偶尔看电视,不小心碰上一个娱乐节目,她在心里骂自己:你怎么能看娱乐节目呢,怎么能看招笑的节目呢?你应该去死! “眼泪一水缸都装不下”
笛妈去美国处理女儿后事时,接到了丈夫从沈阳家里打来的电话。“我差点死了。”电话里,丈夫哭出声来。
这天,独自在家难过的丈夫突然就晕过去了,不知什么时候醒了,全身都是汗。他挪到沙发上,躺下,又昏过去了。醒过来时,他发觉浑身上下水淋淋的,想去卫生间擦洗一下,再次昏倒了,这次昏过去的时间更长。
笛妈一下子觉得特别恐惧:“无助,一个是老无所依,精神上的;还有一个是生活上的——人得活啊。”
自从女儿去世,笛妈的头发基本上变白了,丈夫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以前丈夫很少做家务,现在,笛妈有意地让丈夫买菜、做饭、洗衣服。她得为那一天做好准备,防着那一天冷不丁地到来。
每次说到这事,丈夫就说:“你死了,一分钟之内,我也死!”
丈夫曾经对她说:“这几年,我们俩的眼泪能用缸装了,一水缸都装不下。”
“放心,我们永远在一起。”笛妈说。
自女儿走后,过年时,笛妈和丈夫从不吃饺子,炒个大头菜或者大白菜就过去了。
第一个春节,笛妈在美国处理女儿的后事,丈夫一个人在沈阳,两人忘了还有过年这回事。
第二个春节,临近年关,鞭炮声渐渐多起来,笛妈听着鞭炮声,“像炸自己的心一样”,看着别人家欢天喜地,“真的要疯了”。
她和丈夫仿佛是被鞭炮惊着了的动物,需要一个地方躲起来。
“我们恨这些年啊、节啊,怎么现在节越来越多了?”
没有希望的愿望
经别人介绍,笛妈知道了有这样一个QQ群,群里都是和自己遭遇一样的家长。死亡,是这个群里并不避讳的话题。
“不怕死。”一个75岁的失独者说,“我怕的是死得不痛快,生病需要人伺候,没人啊!我祈求和儿子得一样的病,一下就没了。”40岁的儿子,在他70岁那年因为心脏病猝然离世。
笛妈想把自己饿死在床上。“失独家庭的问题,就像身上长的瘤子,越掩盖,越腐烂。你要给它治疗,开刀手术。”笛妈担心自杀对国家形象影响不好,“它落下一个疤,但是它不会侵害到你的健康肌体。”她又提高了声调:“政府不帮我们,谁帮我们?”
包括笛妈在内的失独者,最怕的是老无所养。
笛妈每个月有2000多元的养老金,丈夫还没退休,两人的钱加起来,能够维持他们在那个辽北小城的基本生活。
不过,笛妈说,失去了一个孩子,就等于失去了一群孩子,他们的养老成本要比普通人高。“女儿在,她就会有工作单位的同事,有同学,以后她还会找对象,结婚,她给我们带来的人脉资源,会给我们带来帮助。比如看个病,只有钱不认识人也不行啊!”
在失独者QQ群里,有家长说,全国的独生子女家庭都在走钢丝,就看谁掉下来,我们就是从钢丝上掉下来的人。
此话一出,活跃的群聊顿时静下来。
他们通过网络商议,希望得到来自国家的帮助。最近一次寻求帮助是在2012年6月5日,全国各地的失独者从各省市联合来京,向国家计生委申请补偿。
“希望国家为我们建一个统一的养老院,我们拿出工资和退休金的80%作为经费,剩下20%零花。”
“国家要把‘常回家看看’列入法律,可是对于失独老人来说,‘谁回家看看’是政府的责任,我们不能被当做空气一样。”
“最主要的,我们希望相关部门出台相应的制度和法规,明确管理失独群体的机构,让我们知道出了问题该去找谁——我们没了孩子,不能让我们再成为没有妈妈的孩子……”
在跟国家计生委领导座谈时,一个年纪最大的失独父亲说:“我71岁时就来找你们谈过这个问题,你们没有解决;现在我又来谈,我不想3年后这个事情还是没解决,到那时候我可能就是一张相片了……”
笛妈很少梦到女儿,4年多时间里,“梦到过三四次”。
一次是在2010年5月22日,转天,她要和全国各地的失独者代表去国家计生委。梦里,女儿还是高中时的模样,参加体操比赛拿了冠军。女儿一手举着奖牌一手握拳,冲她喊:“妈妈,加油!”她一下子就醒了,黑暗里,瞪着眼睛,泪淌了下来。
2012年7月10日傍晚,北京下起了瓢泼大雨。赶去和失独朋友聚会的笛妈,撑一把白底蓝花的伞,一个人站在马路边上。一辆、两辆、三辆……一个多小时里,二十多辆出租车呼啸而过。笛妈的手,抬起,又落下,雨水几乎打湿了她整条裤子。她一手举着雨伞,半蹲着,挽起裤腿,又一阵雨随着风直接浇到了她的半边身子上。
她不放弃这次聚会,继续在雨里等车。
“只有和他们在一起,我才会感到快乐。”笛妈的话,盖过了雨声,“我们这些年,其实都在大雨里,雨不停,没太阳,裸露又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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